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认同与接受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作为一种外来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其无可比拟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同与接受。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人们思想趋于多元，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逐渐感到遥远和陌生，对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淡化态度，出现了信仰危机问题。因此，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课题。当前我们在探讨和解决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认同和接受的历程做一回顾，以总结经验，得到启示。
一、革命时期
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一种反映，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体，处在20世纪的中国，与西方特点迥然不同，然而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由一种普通的理论观念转变为了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最后为全民所接受，这可以说是我党努力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需要。人的思想的获得不是外部的强制，而是内部的需要。像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1](P426-427)一种理论学说为人们所接受，在于它总是以提供满足人的某一方面需要的内容而形成自身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时期被接受，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满足了人们强烈的救国需要。
中国近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使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论与实践，为此，中国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天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虽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进步，但均未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惨痛的教训中人们看到封建思想、小农思想、资产阶级的改良及其革命和立宪思想都不可能是拯救危亡的先进思想，中国必须寻求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于一体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中国人在寻求救亡道路上的种种失败，“在观念意识和价值信仰上动摇和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动摇了国民心理上的自我中心意识和华夏本位主义意识，直接威胁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本身的存亡。民族生存的危机与文化危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最严重的现实危机。”[2](P84)这样，迫使人们把目光转向西方，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扫清了道路，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此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抨击资本主义秩序、张扬革命精神，这极易让饱受列强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引起共鸣。马克思主义广阔的视野、先进的理念对追求进步的中国人有更大的吸引力。更为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回答的基本问题恰好是中国人民企盼和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和批判，阐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指明无产阶级肩负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指出落后的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解放的前途，这些正是深陷困境中的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马克思主义很快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人们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予以认同。
（二）俄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在西方土壤中生成的理论，它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有很大不同。它之所以为中国人认同和接受，是与俄国的理论和实践分不开的。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国的落后状态、社会矛盾、文化特征等等。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人易于认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推动了他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3](P1470-1471)“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此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主要限于欧洲，”“那时我们中国除了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快传递到了中国。[4](P3－5)
这次象征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革命，充分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超越以往任何思想而居于时代前列的现实价值。所以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很快就在各种新思潮中变为热门，人们对它从学理性认识转变为救国方案，认为它能够为中国的出路提供指导。此后，马克思主义渐渐获得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的认同。
（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结合不断推进其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有零星传播，五四后，人们了解它的愿望变得迫切，初步开始了有组织地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毕竟传播还是在一个极小的范围之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普通理论变为了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如何使群众认可党的宗旨并服从党的领导呢？人民群众不会自发产生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人民群众能自觉地产生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愿望。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占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任何政治理论的传播，一般地只是在知识精英或社会政治家中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同样如此。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比较选择中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加上党成立后创办刊物，发表宣传文章等介绍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如何使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走向革命道路呢？恽代英曾对这一问题有过论述：“可是怎么使他们觉醒呢？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诚然应该把什么叫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进化原理等过细地研究一番，以作我们努力的指南针；可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介绍给他们，完全要不得！”[5](P511)由于认识水平较低和小农意识局限，对农民的宣传，从形式看，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高度提炼之后，用通俗的语言，向他们灌输最易接受的内容。如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等就是有效的宣传途径。当然，最根本的，是要把握农民的心理。农民是最讲实惠的，他们在观念上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都取决于实际利益。因此，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并不是马上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而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础上去宣传的，用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经过“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实惠，得到了自己最关心的土地。所以也就从内心慢慢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四）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胜利逼近，马克思主义自然获得广泛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最有说服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充分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从夺权到执政使得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获得统治地位。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P98)一般来讲，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会借助于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来再生产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为自己的统治地位辩护。但这种意识形态能否真正为社会中全体人民所接受，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在以计划经济和政治运动为主导的大背景下，确立了大一统的绝对优势地位。此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达到顶峰，但繁荣背后也暗藏危机。
（一）实践的有力证明，加上群众翻身获解放的激情，使得人们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共在领导革命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的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践有力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压迫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终被推翻，翻身获解放的人们怀着百倍的热情，对新中国充满美好憧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高度坚定。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为人们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制度条件。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三大经济纲领的实施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探求。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把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的伟大社会变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对它们实行和平赎买。由于这种政策减轻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抗拒和破坏，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生产力得到了发展，而且资产阶级也成了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针对农民在土改后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工商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到1956年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使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工业化建设、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制度保障。
（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思想平台。1950年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著作的选编、注释和出版工作，从1951到1953年，“毛选”三卷陆续出版。1953年，中央组建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统一规划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工作。相继出版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苏联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专著和教科书等，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央在全国掀起了思想改造整风学习运动。同时，设立各级党校，建立干部轮训制度；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设立研究和学术专业机构，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学术队伍的培养等等，大大提高了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四）“左”的错误步步升级，削弱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1956年起，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相继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的积极的正确的思想。但不久，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后来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致使正确路线中断，使国家经济、科技、文化、党政等遭到巨大破坏。从此，政治运动、批判等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无限制提高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给人们造成了隐性的政治压力，使社会显现出高度统一的表象。”[7](P71)但这种表象只能达到对显性话语的控制，而不能达到对人们思想意识的真正统摄，反而导致人们思想上空前混乱和对马列信仰的严重削弱。
三、改革开放时期
1978年后改革开放被定为我国基本国策，从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重心也发生了从政治到经济、从斗争到发展、从对抗到和谐的变化。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增强，人们接受事物的途径增多，选择余地和空间变大，一定程度上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在复杂多元的情况下，我党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注重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统领着整个社会意识形态。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思想路线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文革”时，政治生活不正常，人们的思想被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反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1978年，要求解放思想的呼声日益强烈。“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8](P14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行工作重心转移，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此后，经过全面拨乱反正，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二）改革开放的实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彰显勃勃生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9](P5)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对整个世界也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强大感召力，使我们党焕发出新的强大战斗力。这自然极大增强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三）中共一直以践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民利益至上为价值追求，从而赢得了人民。马克思主义最注重人民利益，《共产党宣言》就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必须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根本保证。邓小平一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0](P257)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界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并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检验一切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之一。江泽民在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党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经过多年努力，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得到了切实的权益，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四）中共注重与时俱进，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用其最新理论成果武装群众，教育人民。时代变了，新问题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难免跟不上时代步伐，给群众理解与接受造成一定困难，这就需要在坚持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可以说，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毛泽东多次强调：“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1](P408)靠老祖宗不行。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立足国情，根据实践变化，相继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这些也都可以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系统回答，是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仅内容而且在理论的传播方式上，我们也随时代进步做了改进，使之更易接近群众。
四、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认同与接受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回首以往，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从简单语境到复杂语境、从高度一统到复杂多元、从以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为社会生活中心到政治社会环境多样转变的背景下，需要我们总结历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立足发展变化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建设工作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发展。
（一）理论只有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本性，才会具有最终的权威。一个理论是否具有权威，首先是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其次要与国家权威相结合，因为理论与国家权威结合，才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理论要获得最终的权威，就必须熔铸到民族灵魂、群众心理中，与民生相结合，体现人本性。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成为当前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之所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更在于，在它指导下的革命使人民翻身做主人，在它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人民生活日益富裕、步入小康，真正体现了人本性。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常博大精深的理论，一般群众由于受条件和环境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掌握它。当然，他们也不需要完全掌握，他们所关心的是在生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所以理论要赢得群众除了内容真理性、宣传大众化以外，必须从理论层面回答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而且要指导实践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真正做到为群众服务，为群众谋利益，这样才能使群众有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并逐步付诸实践。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的彻底，就是想群众之所想，正确回答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自然，一味地服从现实，丧失其本质或导向性，当然也不可取。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指引群众在实践中前进。
（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取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它向我们揭示了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当我们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设想一步步向前迈进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一部分是我们未来的奋斗目标，一部分是我们当前的奋斗目标，只有让马克思主义不断地转化为现实，让人们尽享现实生活带来的好处，才能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才能让人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极大优越性的社会，它的本质不是“一大二公三纯”，而是比资本主义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优越性发挥得越充分，越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越是能坚定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要不断解放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它要求，无产阶级夺权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敌人大规模入侵，否则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一百年不动摇。
（三）必须正确处理群众、政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党以一定意识形态为指导，因夺权而使其指导思想占统领地位。然而这种思想不能只靠强权外在存在，如当前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官方理论，宣传非常强势，但对普通群众却有些难以发挥应有的教导作用，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感到晦涩和遥远。这种现象长此以往必将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真正走进群众，内化到民族的血液、精神和灵魂中，成为本土的意识形态，否则只能导致失败。像葛兰西所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各民族的意识形态，因此，文化领导权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那么如何融入？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意识形态、大众社会心理、思维方式、民族文化与特有的民族精神等等相结合，在实践基础上再生出先进文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下，以文化传统的精华为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只有包容和整合多样才能使其生命之树常青。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各种亚文化不断产生出来，旧的价值体系主导地位衰落，新旧价值观念、中外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社会意识形态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采用过去政治命令方式统一思想认识已显然不可能。建构能够适应复杂的意识形态语境，体现不同阶层利益诉求，包容多样、整合不同思想文化，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这首先需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分清其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灵魂和核心，或者说可以凝结为最高理念和终极价值的东西，具有终极性和稳定性，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的要坚持的基本原则。至于具体结论，应当给以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增强其与现实的契合性。另外，还可以借鉴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甄别吸收其他亚文化中的合理思想，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这样才会使理论之树常青。
（五）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中会使之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公民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宣传中，会强化公民的情感认同，进而会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感染力。其实，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强调爱国主义是内在统一的。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就是服务于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振兴中华这一崇高的民族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同时，也把爱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明确提出要为民族独立和中华振兴而奋斗，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指导思想也得到传播和认同。今天我们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运用，其目的也是为了让中国更加富裕和强大，也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应该更好地更有感染力地把爱国主义情操融入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之中，激发人们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定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建设应随时代主题的变换实现重心转移。一般来讲，战争年代需要斗争型意识形态。特别是在阶级社会的革命转折时期，没有革命的阶级斗争，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激励，就不可能推翻旧制度，实现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但是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总是处于激化状态。当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它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也就进入和平建设与发展时期。新中国建立，三大改造完成，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还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继续沿用过去的斗争经验和思想认识来指导新的实践，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然会造成思想严重混乱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大损失。因为中共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使命也已从破坏一个旧世界转到建设一个新世界上来。这种地位和使命的转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建设应从斗争型向和谐型转变。即要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功能，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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