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反思——拒斥“名辩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梁启超于20世纪初在诸子学领域开创“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的研究风尚以来，西方逻辑便成了我国“名辩”研究的最重要工具，“名辩”也因此而变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时至今日，“名辩即是逻辑”，在许多中国逻辑史研究者看来，似乎已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常识。然而，如果对一百年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作一实事求是的反思，我们就不难看出，所谓的“名辩逻辑”，不过是20世纪中国逻辑史界人为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
一
我国古代有对名、辩的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更无“名辩逻辑”之说。“名学”、“辩学”、“名辩逻辑”诸术语之被作为学术名称提出并广泛使用，只是最近一百余年的事情。
最初，“名学”和“辩学”都是用作西语"Logic"的汉译。1824年，乐学溪堂刊行了一本译名为《名学类通》的西方逻辑著作，这可能是“名学”一词的首次出现。但此书在学术界鲜为人知，无甚影响。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逻辑大规模输入我国，以“名学”作译名的西方逻辑译著亦日渐增多，如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等。“辩学”一词的出现，始于传教士利玛窦所作《辩学遗牍》。该书记录的是来华传教士与我国佛、道教徒进行辩论的具体情况，因而，它与我国“名辩”研究并不关涉。与“名学”一样，“辩学”一词起初也是用作西语"Logic"的汉译名称，如王国维翻译的《辩学》等。
随着西方逻辑的不断输入、传播和诸子学的兴起、推动，以逻辑参证、诠释先秦诸子思想之风亦由兴而盛。在“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的过程中，“名学”、“辩学”由最初用作"Logic"的汉语意译，转而变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等，其中的“名学”和“辩学”都是对“中国古代逻辑”的指称。
与“名学”、“辩学”并列用作指称“中国古代逻辑”的另一术语，是“名辩”或“名辩学”，如赵纪彬的《名辩与逻辑》。作者指出，在中国特殊的古代思想史上，名辩即是逻辑，二者是实质上的同义语。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先秦逻辑以名辩为中心”，“先秦几乎所有的逻辑家都讨论名和辩”，因此，“把中国古代逻辑称为名辩学比叫名学或辩学更合理、更恰当些”（注：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正因为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名辩”解释为“名学和辩学的合称。主要指先秦诸子关于名和辩的逻辑思想和理论，泛指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
显然，“名辩逻辑”之登台亮相，主要的还不是几个新的名称的提出和使用，而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
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伴随着硝烟、炮声，西学也被强制性地输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海禁大开”，西学输入的内容也从制船造炮、练兵制械，扩展到包括逻辑在内的广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清廷的腐败无能，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日益觉醒。一些进步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和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于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对外求索之欲日炽”，要求改革国内政治和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呼声日高。
西学的东移，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及其固有文化来说，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击。由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所决定，当具有不同特质的异域文化相接触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冲突。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一种文化总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所改变。文化的时代性也就决定了文化的包容性。因此，当西方科学文化移植中土之后，其中某些先进的思想和方法，给努力寻求“经世致用之学”以治世救国，而又对传统儒学倍感失望的先进学人以极大震动，使他们感到世界之大，已远远超过自己心目中的“天下”。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感悟到学习西方科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引发了他们对于西方新学的求索与吸收。
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首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的民族性也就决定了一种文化必然具有保守性、排他性。近代以前的中国，虽发生过多次封建王朝更迭，但无论是什么方式的改朝换代，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从未发生过根本变化。作为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虽几经演变，但自秦汉以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和核心的传统文化，依然代代相沿不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对外文化交流，但这种交流，往往是以中国为轴心的单向辐射。久而久之，便在中国人中形成了一种“华夏中心主义”文化心态。因而，当明朝万历年间，天文、历算等西方科学伴随洋教士传教传入我国时，中国人仍被古老的文化屏障遮住眼睛。由于中国固有文化在人们观念中已根深蒂固，因而，当鸦片战争后，西方科学文化大规模涌入国门，这时要人们马上突破“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自然就难以为传统思想所容忍，至少为具有这种传统观念的人们心理所难以接受。当时，即使像梁廷楠那样倾向于革新自强的有志之士，也不得不对“师夷长技”有所保留，认为西洋并不比中国高明多少，西洋火炮“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西方舰船不过是依据郑和绘制的图形制造的，所谓算学的“东来之借根法”，也得自中国。明明是因为落后而挨打，却又不敢承认落后，这显然是受“天朝至上”的传统观念所束缚。这样，民族文化的保守性、排他性与文化本质的包容性，相互冲突，形成了一种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又要维护民族文化“尊严”的文化矛盾心态。在这种情况下，“认同”自然是调和矛盾、缓解冲突的最恰当方式，即一方面宣扬西学中源，把西学的优长看作中国古已有之，借以消除或减少人们接受异质文化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利用这种古已有之的文化心理，诱导人们接受和吸收外族文化。栾调甫在总结晚清至民国年间二十年之墨学时指出：“盖其始也，当国家极盛之日，又值经学极盛之时，学人以子通经，原为经学附庸。逮至国势日衰，外侮日乘。学人埋首穷经之余，辄有经世致用之概。自知所业无以应时世之亟变，思采西学之长辅所弗逮，而又耻于步武后尘，不得不谬其辞，以为斯皆古先所尝有，西学盖得其传而未绝。故其言曰：海外几何传自冉有，泰西工艺出于墨子，斯已足为墨学张目，一洗异端害道之诬。”（注：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页。）正是带着一种矛盾的文化心态，一些学人虽然认识到逻辑“在中国之发达，固甚幼稚”，却仍要宣称，“《墨经》殆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也。欧洲之逻辑，创自亚里士多德，后墨子可百岁”（注：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本文所引梁著均载于《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而“吾东方之培根，已生于二千年以前”（注：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71页。），“逻辑、因明、墨辩当鼎足并峙”（注：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后记》，中华书局1981版。）。在一些学者心目中，“认同”既是一种“国民之责任”，也是“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注：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55页。）。
反映到学术研究中，“认同”即是“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1904年，国学大师梁启超撰写的《墨子之论理学》，开创了以西方逻辑比勘“名辩”的研究格局。他指出：“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详”，并“引而释之”，“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尽管梁启超对“所论墨子之论理，其能否尽免于牵合附会之诮，盖未敢自信”，但经胡适、伍非百、章士钊、谭戒甫等一大批学人的加盟和用力推动，竟使得20世纪上半叶的“名辩”研究，蔚为一时风尚。三人成虎，和者日众，“名辩即是逻辑”，遂成“公论”。于是，先秦有关“名”的研究变成了概念论，“辞”被解作命题（判断），“说”成了推理（论证）的代名词；而“名学”、“辩学”和“名辩”诸术语，变成了用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的专用名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先秦逻辑”、“中国逻辑”和“名辩逻辑”为标榜的“名辩”研究，更将梁启超所开创的“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推向了极盛，以致于在今日中国逻辑史界，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名辩即是逻辑”，而除此之外的“看不起先秦逻辑的任何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所谓的“名辩逻辑”，实际上并非中国古代原本之所有，而只不过是20世纪一些“名辩”研究者，“举凡西人今日所有之学，而强缘饰之，以为吾古人所尝有”的结果。这种受制于“耻于步武后尘”的狭隘民族文化心态、借助简单“认同”方式而得到的“名辩逻辑”，其真实性如何，可信度怎样，当不言而喻。
二
在20世纪“名辩即是逻辑”的一片唱和、鼓噪声中，“名辩”成了“形式逻辑的世界三大源流之一”。由于陶醉于“中国古代名辩逻辑足以与亚氏逻辑和印度因明相媲美”之中，对于籍以实证“名辩逻辑”之本貌，也就少有人“顶真”，而可存而弗论、无须详考了。然而，“民族情结”并不能代替科学研究，“名辩逻辑”之是否存在，必须要有事实根据来支撑，它并不是说“有”就存在、说“无”就消失的。
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先秦已建立一个以《墨辩》和《荀子正名》篇为代表的“名辩逻辑学”体系。那末，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名辩逻辑”体系，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有研究者指出，“先秦逻辑关于名的理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主要表现在：揭示了名的本质、名的属种关系，提出了正名思想、名的约定俗成原则和逻辑分类，以及有关名的定义和划分的思想等（注：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学过传统逻辑的人都知道，内涵与外延是概念最基本的逻辑特征，也是概念论的两个最重要术语，概念论中的其它问题都以它为基础、由它而展开。请问：对于“内涵”和“处延”，我国先贤是怎样表述、如何认识的？如果没有对内涵与外延的正确认识，那末，有关名的属种关系、名的逻辑分类、名的定义和划分，从何谈起？又怎能把它们归于概念论？“正名”与概念论中相应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概念论中有“约定俗成”之说吗？概念可以约定俗成吗？概念外延间关系是概念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区分了同一关系、属种关系、交叉关系、全异关系（分为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在“名辩逻辑”中，相应的内容又究竟有多少？在传统逻辑中，定义是用以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其内容包括定义的组成、下定义的方法和定义的规则。而在“名辩逻辑”中，却只是列举了先秦典籍中一些具体概念的定义，并不见有关定义本身问题的一般性论述。既如此，那又怎能说提出了定义的思想呢？实际上，使用定义再多，也不足以表明就有了关于定义的理论。《墨经》的“偏有偏无”，被解为划分的原则和标准。事实又是怎样呢？《经说下》云：“牛与马惟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之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可否将这里的“偏有偏无”解作划分的标准呢？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第一，划分是以对概念外延的认识为基础的，划分的作用在于明确概念的外延。既然《墨经》对“概念的外延”尚未有认识（至少研究者未予论及），那又怎能将“偏有偏无”往划分理论上去套？第二，划分是按照某一标准将一个大类区分为若干小类的方法，从构成上说，它包括划分的母项、划分的子项和划分的根据（标准）。既然《墨经》对“什么是划分”这一问题都不清楚（研究者也未予论及），那又怎能断言“偏有偏无”是论划分原则和标准？第三，用划分理论来解读上述引文，明显是行不通的。如果把“偏有偏无”理解为划分的标准，把“牛”和“马”当作划分的子项，那末，划分的母项是什么？既然“牛”和“马”是从哪划分出来的都不清楚（实际上也无法说清楚），怎能说它是讨论划分问题呢？又怎能说“偏有偏无”是关于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呢？
有研究者认为，先秦逻辑在命题（判断）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揭示了辞的本质，总结出了辞的一些形式，讨论了辞与辞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辞中名的周延性问题等（注：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308页。）。实际情形怎样呢？西方逻辑告诉我们，命题之所以成其为命题，就在于它是有真、假的，没有真、假的语句，是不能称之为命题的。如果说，“辞”即“命题”，那末，先秦思想家是如何阐述这一问题的？既然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至少研究者未予论及），就不能简单地将“辞”等同于“命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墨经》中的“尽”即“全称命题”，“或”即“特称命题”，“必”即“必然命题”，“假”或“使”即“假言命题”。我们暂且不说“名辩逻辑”所列举的命题种类，远不及传统逻辑所论，只向研究者讨教一个问题：上述命题的形式在《墨经》中是如何表述的？逻辑研究命题，主要是研究命题形式；不是对命题形式的研究，就不能将它们归为逻辑问题。可迄今为止，真正属于“名辩逻辑”的命题形式，一个都见不到。有研究者指出，《墨经》“揭示了单称肯定和单称否定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在于，既然在《墨经》“辞”的分类中，并未区分出单称肯定命题与单称否定命题，却又说它揭示了这两种命题之间的矛盾关系，这叫人如何相信其真实性。在《墨经》中，有论“周爱人”一段文字。有研究者认为，它“精辟地讨论了辞中名的周延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见”。事实是，不仅《墨经》论“周爱人”不是什么周延理论，甚至用逻辑周延理论去解构它也不可通（注：详见林铭钧、曾祥云《墨经疑义辨析》，载《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
有研究者认为，在先秦已总结出许多具体推理形式，如《墨经》的“假”、“或”，相当于假言推理、选言推理。该研究者指出：“《小取》篇把‘假’定义为‘今不然也’，这似乎是仅仅定义了一个假言命题的性质。其实，定义了一个假言命题的性质也就等于定义了一个假言推理的性质，因为理解了假言命题中前后件的条件关系，也就等于理解了这个假言推理的推出关系。”（注：周云之：《墨经校注·今译·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显然，这里除了《墨经》以“今不然”定义“假”是可信的，余则尽属“戏说”，当不得真。传统逻辑假言命题有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和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之分，相应地，假言推理亦分为三种。“今不然”所定义的“假言命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物体摩擦，则物体会生热”，这是教科书中常见的用于分析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个案实例，但这是“今不然”吗？仅凭“今不然”三字，就能界定假言命题的性质，并由此演绎出假言推理的推出关系，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在论及“辞”的种类时，《墨经》“或也者，不尽也”中的“或”，被解作特称直言命题、选言命题。到这里，“或”又变成了选言推理，而其主要根据是，“或”“主要是用来表述选言命题的”。诚然，逻辑以“或（或者）”作为相容选言命题的联结词，但它所研究的并不是如“时或有久，或无久”这样的命题，而是这类命题所共同具有的形式，即“p或q”，并考察“或”的逻辑性质。《墨经》不仅没有提出类似“p或q”这样的命题形式，而且，它的“不尽”意义上的“或”，与逻辑用作联结词的“或”根本就不同义，不能混为一谈。
无需赘言，以上所述，已足以表明，所谓的“名辩逻辑”，实则研究者牵强附会的强加和发挥。如果这样一些东西也可称为“名辩逻辑”，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叫“名辩逻辑”的了。正如所看到的，在“名辩逻辑”旗帜下，不仅西方逻辑理论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而且，我国“名辩”的本性被歪曲，“名辩”的义理遭曲解，“名辩”的个性风格被抹煞殆尽。由此可见，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赐予土生土长的“名辩”理论，既不是弘扬，也不是发展，而是一场浩劫，一种灾难。
三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行的“金禧讲座”上发表的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中指出，西方“近代科学跟传统中国文化一个主要的分别”，就在于它“是推演，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所没有的”，“推演的方法需要逻辑，逻辑是希腊人为研究几何学所发展出来的思维方法”，“中国古时候没有发展出这个逻辑系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名辩”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存在，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既不会因“拔”而变高，因“捧”而变大，亦不会因诋诽而消匿，因损抑而贬值。因此，拒斥“名辩逻辑”，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理论，更不意味着抹煞“名辩”固有的成就和价值。相反，在我们看来，还“名辩”以本来面目，才是对“名辩”地位和价值的真正确立。
马克思曾经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真正科学的方法能够使研究者循着正确的途径，达到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目的。方法，对于“名辩”研究来说，同样十分重要。可以说，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最大失误，就在于研究方法的不科学，即把“触类比量”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机械的“据西释中”，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对固有“名辩”理论本身问题的深入考察和对西方逻辑的深刻把握。其结果，自然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应当看到，“名辩”首先是中国的。“名辩”理论的发生发展，是以广博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为依托的，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化的滋润和催育。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名辩”，在回答“名辩”是什么，即确定“名辩”学术属性之前，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名辩”，弄清其原生形态，辨明其本来面目。我国古代有对“名”、“辩”的研究之实，并无“名学”、“辩学”之名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名学、辩学？它们提出和探讨了哪些问题？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其次要弄清楚：名学与辩学是否同一种理论？在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既非名学、亦非辨学的独立的“名辩学”？能否简单地将名学和辩学相加合称为“名辩学”？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有关“名辩”研究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揭示“名辩”学术性质、全面评估“名辩”科学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这些问题都未弄清楚，就盲目地去追求用西方某种既成的理论相附会，就侈谈什么“名辩逻辑”，则必然要沦于主观武断，张冠李戴，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名辩”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对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仅局限于某一特定民族文化的狭隘视域来审查它，就无法显示其特点，展现其风格，评判其优劣，衡断其价值，也无法确立它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对于“名辩”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们只有用一种现代的眼光和世界的见识，来审视“名辩”，认识“名辩”，研究“名辩”，把中国“名辩”置于世界现代科学文化体系的坐标之中，才能揭示其本质，评估其价值，才能凸现研究“名辩”的现实意义，也才能使“名辩”真正为世人所认识、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名辩”研究采取“触类比量”的方法，并非没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可以说，正是在这种“触类比量”研究方法的牵引和促动下，“名辩”理论才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并在史料的挖掘、整理和校勘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从而为“名辩”的更深入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肯定。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触类比量”即比较研究方法，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由于比较研究通常是把被比较的对象置于一个空间架构上，对象的时间位区多少是被忽略的，它不可能对比较对象的产生和发展，作出详尽深入的历史分析，因而，也就不能深刻理解历史上各种思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背景对它们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现实命运。这样，要达到对比较对象的深刻把握，并作出科学的价值评估，就可能存在困难，甚至会因某些表面现象的蒙蔽，而得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结论。因此，在“名辩”研究中，必须坚持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即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开展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融入历史分析方法。比较研究的难度在于知此又要知彼，比较研究的过程也即主体对比较对象的认知过程。因此，比较研究之是否富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比较对象的认知程度。如果对比较对象的真实情况知之不多，或把握得不准，或理解得不透，那末，仓促的比较研究中，也就包含了某种主观随意性，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后面，也自然带着一个大问号。因此，开展比较研究，必须以对比较对象的历史分析为前提。另一方面，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也要有机地融入历史分析的方法，要深刻认识到，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产生、形成、发展、特点和命运，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总之，只有将两种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才能使我国的“名辩”研究真正富有成效，并获得健康、深入的发展。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人们科学地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印证我国固有“名辩”思想时，必将使得一些尚不被世人所理解甚至为人们所误解的东西“复活”，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名辩”理论的科学价值，也将因之而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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