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与重构：“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兼与罗骞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理论文,世界论文,处境论文,中为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0)01-0032-06
真正的思想者必须在思想中切中他的时代和他自身，必须在生活实践中生成他的时代和他自身，必须切实领会自身时代的根本问题及生成机制，必须克服面对根本问题时的集体失语现象，必须从现实生活原则出发为现实生活阐发新原则，并在现实生活中践行此种原则。只有如此，其阐释实践活动才不沦为现实生活中的外在游离，沦为与现实生活毫无干系的概念活动，方能生成真正的本真生活，也只有如此，思想意义才会在现实中绽露其基础，思想才能成为“现实的”思想。
但思想自身不能为自己提供充实的地基，思想的地基扎根于思想所归属的特定时代的社会，尤其在于这种社会的自我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本身决定了思想的实质及其限度。在生产方式中，生产不仅是“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而且是整个社会生产，是“人的生产”，是生产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生产方式的实质是“人”的生产方式，是生产“人”的方式，即人的存在方式，是以“物”的生产为基础与中介而实现的“人”的生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即人之存在对物之存在的生成，也是人之存在的自身生成，此一生成的境域是人之“世界性”。资本社会生产方式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它在“人”与“物”分离的基础上实现“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物”的生产就是“人”的生产)，是以“物”与“人”分离的基础上来实现“人”与“物”的聚合的“人的生产”，也就是“人的本质”[人的现实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主体际性的实践的社会关系”(广松涉语)]与“现实的人”分离的人之存在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物”的生产实现了对“人”的生产的全面宰制(“物”指生产“物”的人的存在活动)，“人”的生产成为“物”的生产，人在自身与自身对抗的基础上实现“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人”只有在对“物”的占有中才能占有自身，而这种占有又是通过人与“物”的分离作为基础的，即它以“现实的人”与“人的本质”(“社会存在物”、共在、生产关系)之分离为基础。①在这个“人的本质”不断自我对抗的时代，资本社会的生产方式已经培育了自身的正当性机制并全面展开。人类日益全面依附于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原则构成形而上学的当代“现实存在”，是游离在地球每个角落的现代“幽灵”。这是任何意识形态和审美实践都无法遮掩的当代人类处境。
其次，随着资本原则的完全展开与实现，它以抽象化形式(幽灵)穿透任何“密不透风的墙”。在它面前，任何地缘的、血缘的、民族的或宗教的、审美的、观念或实践的反抗都尽数失效，它已经浸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每根血管与神经中，成为刺穿一切的现实力量(罗著，P71、94、113、122、151、154、300、302)。
“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现实历史的基本建制，那么，其他任何领域的变革，政治领域也好，意识形态领域也好，心理结构方面也好，都只具有局部的意义；但是，反过来说，生产方式的变革，比如说通过一种暴力的强制性方式取消资本及其生成的条件，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就能走出现代性的困境。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是走出现代性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基础’和‘决定’概念的真实意义。”(罗著，P293-294)
伴随着资本原则的全方位凯旋(罗著，P21-25)，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开，人类充分享受了技术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福利”。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聚集物与人的能力全面提升，它不再是供人类随意摆弄的“无意识”对象；相反，人类愈发成为供技术摆弄的“无人身”对象。人类生活愈发陷入技术与技术激发的能量袋中，不是人们在“摆置”技术，而是技术在“摆置”人，②而人类只能采取技术反对技术的方式来克服技术的“摆置”。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征服”自然的领地跃出了自身千百年的栖身地，这个布满蜉蝣的“星球”，而“外太空”也只不过是等待着人类去占有、去消费的另一个“星球”，它(们)见证了“主体”的“对象性力量”。人的本质是技术的真正本质，现实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的本质归属。在资本社会，资本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活动，从而决定了技术的需要及其实现。技术力量不过是作为“主体”之“对象性力量”的展开，但这种对象性力量并不属于“主体”，相反，技术日益成为人类自己反对自己的中介力量，人类脱离技术力量就无法生存，技术力量的缺席使人们在面对现实生活时不知何以自处。
而资本与技术姻亲关系的确定与完善标志着人类“世界历史”时代的真正来临，也就是说，当今任何民族、地区的事务不再属于特定的民族、地区——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它注定自始就是“全球性”事务，而这种“全球化”说到底是资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全球化”。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们最终具有一个共同身份——劳动者，除了成为雇佣别人的劳动者、被别人雇佣的劳动者，或者整个社会教养系统不遗余力地培育的“资产者”之外，人们别无他途。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完全有“权利”将一切据为己有，而这使人们的普遍交换、普遍中介成为现实③。个人的特殊性只有在与一切人的普遍中介中才能实现，特殊性被淹没在作为“普遍物”的“交换价值”中，而“交换价值”的本质是个人不能居有的社会劳动。④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技术]的存在基础是劳动抽象化，劳动抽象化的实质是劳动时间的抽象化，后者直接体现为人类的“剩余欲望”，“剩余欲望”不是个人必需的欲望，因为满足社会必需的社会生产早就一去不返，资本社会的生产是以交换价值(货币)为直接目标的生产。⑤资本时代是为满足社会“剩余欲望”，从事“剩余劳动”，创造并获取“剩余价值”的时代(其经典表达是：A=A＋A’)。人们不再为获取并实现物的“有用性”(“使用价值”)而从事生产活动，人们为获取“交换价值”而从事“抽象劳动”。
在这个时代，个人与个人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共在)是“毫不相干又互相全面依赖”，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无历史的物与物的关系，而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根据在于他能否生产“交换价值”，生产“普遍物”，在此基础上，个人的社会生活表现为反抗自己的异己力量，而个人除了完全从属于这些“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关系”之外，无事可为。个人受自己无法触摸得到的“社会存在”的宰制，个人的能力愈强，它创造出反对自己的力量也就愈强。⑥
从根本上来说，在资本社会占核心地位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基础在于商品的双重存在，因为后者同时存在于“自然的直接形式”(使用价值)与“货币的间接形式”(交换价值)中。而商品的双重存在的基础在于劳动的双重存在，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如果在资本社会还有“个别劳动”存在的话——的双重性，在于劳动时间的双重性，而且劳动时间的双重性在这里对抗着，从现实性上而言，这是由于个人社会身份的双重存在：作为国家中公民与作为市民社会中的市民的对抗[这也是马克思为何选择批判黑格尔国家-市民社会关系作为自己批判开端的真正原因(如果这一批判真正成立的话)，而在更深层次上，克服对抗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关键内容，同时这也是对现代与古代对抗的最深刻洞见，只不过后来马克思发现了这种对抗的基础——“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属于“主体”的劳动时间与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之间的对抗。⑦
而从本质上来说，劳动是人的对象性力量的体现与确证，是人的本质规定(社会存在或共在)。但在现实劳动中，从属于个人的具体劳动直接存在于特殊产品中，也就是说，具体劳动时间始终只存在于特殊产品中，但如果它只停留在这个阶段，它就无法实现自己，而只是没有现实性的“私人劳动”，它必须依赖于“劳动的一般性”，从而个人只有成为“社会存在物”(社会存在，共在)，他才能得到承认并实现自身。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劳动自身没有独立性，它只有在一切人的消费和占有中才能成为现实的劳动。劳动的一般性使劳动产品成为交换价值并决定着交换价值，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轴心与灵魂。由此可见，克服这种对抗的关键是劳动的社会化，即劳动时间的社会化，也就是劳动的一般性即“社会性的对象化”，这就是说，个人的劳动不仅属于个人而且还必须属于一切人(社会性)。⑧
在这种现实境地中，马克思哲学的意义何在，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人类生活中何事可为？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不但必须遭遇并切入当代生活，必须回应当代人类生活的生存境况，必须展示自身的当代意义，而关键之处在于马克思哲学如何切中当代生活并对当代生活做出积极的担当性回应。
近来，罗骞先生刊行了自己运思多年的论著《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文中称罗著)。但出于学理的考量，笔者将力图本着把握“事情根本”与“根基”的原则，就时代处境及罗骞先生著作中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形成的阐释内容及其资本批判的实质表达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期与同道商榷。
从整体上来看，罗著第1篇与第3篇构成全书的两个支架，第1篇从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形成来阐发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资本批判，罗著合理地强调资本不仅具有“专业化”的意义，而且还奠定了资本社会的存在基础，具有“总体性”意义，尤显重要。第3篇是在与当代现代性话语的批判性对话中生成并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当代意义，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的重构不能绕过当代现代性话语，必须在与当代现代性话语相互诠释的空间中，重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需要从当今的具体语境提出贴切的问题域和视角，以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性和总体性(整体性)……马克思的基本论域就是现代性问题，并且恰恰是马克思清晰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存在论状况。……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基本历史建制，或者说，是现代之为现代在存在论上的本质规定，而不只是一种现代的‘世界观’，只有在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中才能揭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基础。”(P5)
罗著依托明暗两条线索(“以现代性批判重构马克思思想阐释”与“马克思如何展开现代性批判”)(P343)来展开论述，以期重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具体来说，罗著的核心首先并主要通过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形成历程来展开自己的阐发(P35-128、P110-112)。
用罗骞先生的话来说，马克思哲学现代性批判的起点是从“自我意识”到“政治解放”(P35-60)。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开始的，他深刻地领会了黑格尔理性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成果及其限度，揭示了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国政治哲学同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之间的同构关系。”(P325)
但罗骞先生在此并未明确而具体地论证“黑格尔理性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成果与限度”，这无形中为罗著后来关于现代性批判作为贯穿诸领域的“总体性批判”的真正贯穿(贯穿全部人类生活领域)的阙失埋下了隐患。在此，罗骞先生依托的经典文本是博士论文、《莱茵报》政治评论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中：
“博士论文的动机是捍卫和阐释现代的‘理性原则’，为启蒙哲学寻求哲学上的论证和辩护……《莱茵报》时期的政治评论不过是博士论文现代原则的贯彻。……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很快就揭示了晚年黑格尔以绝对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法来克服现代性困境的思辨性质，指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而不是相反。”(P43)
笔者认为，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告别一切形而上学的关键，因为黑格尔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当代最丰富的成果。从整体上而言，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自我展开、自我认识的方式近乎完美地演绎了自己晦涩而丰富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展示了人类历史的整体生成及最终目的，人类历史变成了绝对精神自身的辩证运动。尽管它是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但无论如何，他的确以观念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整体生成及现代世界本身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他以观念的方式揭示了自己的时代及人类的生存境况，在形而上学内部完成了思想史上的存在论转向。⑨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哲学并冲破观念论的界限的基础上，不再以观念来把握自身的时代，而是将人们的视线从神秘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实体-主体”、“类存在”转向人们的真实存在——社会生活、现实的生产活动，⑩将思想-实践(哲学-政治)的统一(生产活动)作为思想的存在根据，要求人们关注社会生活，洞悉社会生活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革新社会生活，改变自己的时代并走向本真生活之道。在克服现代世界原理的生活实践中阐发新的世界原理——历史唯物主义。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力图克服法国大革命的“想象的理性”原则，以“具体的普遍性”克服“抽象的普遍性”。(11)这种对“现代性困境”的克服最终在国家领域内得以实现。从力图克服“现代性困境”的思想目的而言，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原则是高度一致的。但根据马克思的批判，黑格尔无法在“客观精神”中找到“具体的普遍性”的存在基础，或者说，这种“具体普遍性”不过是“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概念表达，即“具体的普遍性”不过是思辨的概念，而不是现实的普遍性，它不能在自身找到自身的存在基础，而真正的基础存在于“市民社会”中。从而，马克思在市民社会中找到了克服“现代性困境”的存在基础。也只有在批判这个基础的基础上，才能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私人”与“社会存在物”的对抗，实现真正的“主观特殊性”与“客观普遍性”的统一——“具体的普遍性”，实现人的本质——社会存在(共在)。也就是说，马克思站在克服黑格尔哲学的地基上来展开自己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本质和全部真相(P21-25)。
罗骞先生认为，马克思哲学真正“开端”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客观精神”中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存在论批判。通过对《法哲学原理》的批判，马克思告别缺乏反思性的现代启蒙主义，预示了现代性批判的开端，是马克思哲学转变的“枢纽”(罗著，P44)。笔者认为，在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中，作为现代事件的法国大革命属于第一个阶段，即缺乏主观性的“直接抽象性”阶段，还没有抵达“主观自由”现实化的市民社会阶段，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能使用“缺乏反思性的现代启蒙主义”，它是直接性的，如何要求它“反思”？第二个阶段是只有主观性环节的反思阶段，即“道德”(市民社会)阶段，而这两个阶段都是抽象与片面的。只有第三个阶段即伦理才是现实的，它使第二个阶段的内在目的现实化。(12)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现代启蒙主义的克服还只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开端，而不是现代性批判的开端。
尽管如此，在罗骞先生看来，通过批判《法哲学原理》，马克思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揭示了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基础性地位，揭示了现代“政治原则”，看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进而暗示了现代解放(政治解放)的限度(P52)。
这样一来，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批判使他开始觉察到必须将自己的视线转向“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转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P52)，必须着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从世界本身的原理(资本原则)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历史唯物主义。
在罗骞先生看来，马克思对现代解放的实质与局限的揭示——仅仅是“政治解放”，它无法克服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与作为“私人”之间的对抗——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构成了马克思在法哲学视域中批判现代性的基本成果，标志着马克思“正式实现了从追求现代性向批判现代性的彻底转变(P53)。
按照罗骞先生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进程的理解，罗著接着应当阐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且论证“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专业化”而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并藉此阐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罗著为了凸显现代性批判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原则，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置换到第3章(P103-128)，转而探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全面展开(P66)。
罗骞先生认为，体现这一时期的具体文本是1843年马克思旅居巴黎之后的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在手稿中，马克思藉由国民经济学批判了“市民社会”，获得了“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坚实基础，并展开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P74)
就这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被阐释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笔者将在后面指出，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哲学原则，真正创立自己的原则的文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而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且，令人困惑的是，罗著指出而并未论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坚实基础”，而正是在这个“坚实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与古典哲学之间的批判性的相互克服，相互扬弃，”形成了总体性思想视域——历史唯物主义(P76)。
可以看出，尽管罗骞先生力图克服对马克思哲学的“学科化”肢解，但令人遗憾的是，罗骞先生的论证仍然“不由自主地”沿袭了前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判断，并未越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划分；不同的是，罗骞先生试图证明在这三个领域中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罗著为了论证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的思想视域”，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的这种“总体性视域”；另一方面，罗著又力图摆脱“三块说”，力图说明“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哲学之间批判性的相互克服”，但按照罗著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来看，这一“总体性批判”远没有实现。在罗著中，他仅仅抓住“抽象劳动”并对《手稿》中的“异化”问题进行了些许梳理(P68-72)，除了在第74页稍微提到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并接着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国家学说)的批判(P74-76)之外，罗著并未详细论证“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哲学之间批判性的相互克服”，从而给人们留下了只“判教”而不做具体论证的印象。
足见罗骞先生并未向我们阐明资本原则、政治制度及形而上学之间的同构关系，人类现实生产活动如何生成这种同构关系，即这种同构关系的历史机制如何，人类在这种生成中的生存处境如何。如果这样的话，罗骞先生揭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部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资本批判——最本质的东西就有可能被遮蔽，而这种遮蔽又是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性揭示来完成的。而且，资本作为贯穿现代社会的“基础”原则而非局限于特定的活动领域(经济活动)就成为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最本质的内容(海德格尔称之为“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就有可能被“现代性批判”遮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著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他并未对资本原则的生成机制作出切合当代人类生活的阐发。
笔者认为，日本当代马克思主义左翼哲学家广松涉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形成的阐释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广松涉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能超越整个黑格尔学派，创立“新的世界观”，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马克思经历了对“古典哲学的辩证扬弃”、对“人本主义的超越与新地平”、对“异化论的扬弃与物象化论”三个阶段(详见氏著，《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6，尤其参见第10、11、15、16、27、28、36页)。
由此可见，为了揭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罗骞先生遗漏并误读了马克思哲学辩证形成的丰富内容与具体契机。而且在关于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基础与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释中，罗骞先生仅仅在第3章第3节(P114-122)的简短篇幅中给予阐发，这不由得令人怀疑罗骞先生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地基的领会。
资本社会批判的确构成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批判和社会实践，但它并不能穷尽马克思哲学整体，而且马克思批判资本社会的基础并不是资本原则，而是超越资本原则的更高原则，他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哲学构图中揭示了这一原则，没有这种哲学构图，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批判将失去他的地基。因此，马克思哲学中的人类历史构图显得尤其重要，罗骞先生准确地把握到了这种重要性。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理性”现代概念，将资本阐发为“现代的本质范畴”，从而揭示了“现代的内在规定、基本机制和本质特征”，而这些都建立在“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理论的基础”(P114-115)。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第3节，罗骞先生首先只是粗泛地阐述五大社会形态与三大社会形态的表面问题(P115-116)，并未向我们呈现马克思哲学这一完整的历史图构中的构成机制与决定性机制(尤其是P117第一段)，而通过对《资本论》第1卷“并不深刻”的泛泛阅读(P118-120)，只是泛泛而论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批判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P117)这样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最本质的部分就被随便带过了。
从整体上来看，罗骞先生力图克服从“思想史意义”层面来重构马克思哲学的尝试，在“现代性批判”这一“原则高度”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形成的本质内容，将马克思哲学与人类当代处境关联起来(尽管这种关联很不充分)，真正洞察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维度——“革命的理论”而非“理论的革命”，这无疑就在根基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重构。但是本质内容必须得到具体呈现，倘若仅仅停留于论断而不具体论证，过于强调“原则高度”，就会严重削弱对马克思哲学当代重构的具体阐发。
注释：
①《法哲学原理》(第44、47、48节)，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7：52、54-55、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131。
②“唯物主义的本质隐藏在技术的本质中……技术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滥竽充数。……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决不是纯粹的人的行为，它摆置着人，逼促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384、937。
③黑格尔在其“客观精神”的第三个环节“伦理”部分之“市民社会”阶段中也阐释了人类的社会性生存处境。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7：197、198。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7：113。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7：173-174。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7：105-107。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7：121。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7：118、119。
⑨“黑格尔学说是本体论，本体论无论其如何玄乎其玄，归根结底研究的是人的存在和本质，离不开人类历史，离不开人的社会性。”谢遐龄：《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75。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7：13-19、255。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7：19、43、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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