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演变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趋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演变的主要趋势是：1.从注重物的发展到强调人的发展；2.发展观念不断更新，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综合发展；3.从强调欧洲中心到主张发展道路多样化；4.重视发展负效应的探索。
关键词 西方 发展理论 人的发展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明确提出发展问题，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大批亚非拉国家相继宣告独立。独立了的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不发达国家提供资源和市场，但亚非拉一大批国家由于经济落后，难以满足其要求。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势必拖发达国家的后腿。所以二战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发达与不发达关系的研究，把发展作为理论热点，各种发展模式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以佩鲁为代表的新发展观以及弗兰克的依附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等等。模式不断更迭，新模式否定、修正旧模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但往往因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又陷入困境，引出了新的争论。应该肯定，每一种模式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为后人的深入思考、研究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思想材料。总体上说，经过西方学者几十年的艰辛探索，不断转换视角，更新观念，其演变的趋势愈来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当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有它的局限性，其世界观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有些学者出于阶级偏见和世界观的对立、分歧，肆意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同时，他们比较侧重于发展机制的运行和操作方面的研究，忽视发展哲学理论的研究。现就其演变过程的启示作如下分析：
一、转换视角，从物到人，把人的发展确定为发展的根本目标。
早期发展理论如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物、产品。他们只看到人必须消耗一定的产品方可维持生命有机体的持续存在，从而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把储蓄、投资的增加以及科技进步、知识增长等视为发展动力。70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理论家对早期发展理论进行反思，转换视角，从物转向人。法国著名学者佩鲁批评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经济主义）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认为，经济增长论“是由那些忽视甚至排除活动者及其活动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①]。这些人不明白增长的目的和目标，忽视人类的行为和历史，他们只讲投资、储蓄、工资这类经济活动，但对行为者的态度、他们的志向和对待特定情境作出反应的能力却不加说明。佩鲁强调要从“人的活动及其能力”来研究发展问题，明确提出发展的目的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②]，“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③]
在人的需要的观念上也发生重大变化，从满足人的物质要求转换为人的自我实现，侧重于人的能力、要素、个性的自由发展。M·A西纳索说：“发展远远超出了满足人类需要这一简单的道德要求。”[④]人是沉浸于一定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有精神文化的需要，同时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即自我实现。已故罗马俱乐部主席贝切伊认为，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发展除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这个低层次的要求外，还有更高的层次即自我实现，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发掘人的潜力，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有的论者还提出发展必须优化人的心理素质，健全人的心理状态。1971年，在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行的“发展中的选择”讨论会上，智利学者萨扎·班迪博士深刻地指出，落后的和不发达不只是一堆社会经济图景的统计数字，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美国现代化专家阿历克斯·英格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也认为，国家落后也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社会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心理素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以及创造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优化人的心理素质，健全人的心理状态，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发展观念不断更新，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综合发展。
按早期西方传统发展观念，发展即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被等同于经济增长。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持这种观念。在他看来，发展即是经济增长，亦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佩鲁批评刘易斯一再重申他的研究与产品的使用无关，只涉及产品和经济增长，因此，“他的著作只与增长有关，除增长外概不涉及其他问题：在他的笔下竟然偶尔也露出发展或进步的字样，但这只是为了使叙述有所变化而已。”[⑤]
实践证明，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没有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实现西方发展理论家所设计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相反地，还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了经济失衡、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恶果。发展论者对此进行反思，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虽有一定联系，但两者不是同一的概念，不容混淆。经济增长是指人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经济发展还包括经济结构、经济组织、宏观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结构等方面的变革和调整。经济增长只是量的方面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结构的优化、素质的提高，因而不一定就是经济的发展。美国学者西尔斯在《发展的含义》一文中，区分了“增长”与“发展”两个不同的范畴，认为增长不一定意味着发展，发展除了经济增长外，在减少不平等、失业和贫困方面都要取得进展。他说：“问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如何，应当指出：贫困情况有何变化？失业情况有何变化？不平等情况有何变化？”[⑥]
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忽视社会改革和进步，就谈不上真正的发展。到了80年代，西方学者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性、总体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提出综合发展观。例如，佩鲁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重新认识发展问题，认为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⑦]。托达罗认为，“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品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的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⑧]美国学者伊利奇和巴加瓦说：“一些经济学家至今提出的那些主要战略只是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下才有实用价值。而且，这种环境并不是单由经济因素来决定的。它们还决定于重大的政治、社会和行政因素。……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是有政治家在其中起作用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产物。”[⑨]发展不能只局限于经济收入和产品的提高，而且应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所以，必须多方位地研究发展问题，不仅从经济还要从政治文化、管理结构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可见，跨学科地对发展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是当代发展理论研究的特点和必然趋势。
综合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核心，充分考虑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发展观。美国学者基思·格里芬提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术语正面临过时的危险，正在逐渐被“人类发展”这一术语所取代，他强调把人作为综合发展的落脚点。佩鲁申明“我个人的信念是，对发展问题的注意预示着经济学及其所应用的分析工具领域中的各种根本变革。其要点在于，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一旦接受了发展的观念，就可望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继变革，在历史上，这些价值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行为和活动。”[⑩]综合发展观从人出发，以人为目标，把人的价值引入发展活动和行为中，说明只有人的价值观念的变革、更新，才能有人的活动和行为的创造性的业绩。
三、突破欧洲中心论，强调发展道路多样化。
从50～70年代，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家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法出发，认为美国社会是整合最高的“一般社会”、“现代社会”，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属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传统社会未来追踪的发展模式。他无视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国情的不同，把美国社会现代化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现代特征视为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必须仿效、照搬的一般特征，认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正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所要解决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道路正是不发达国家要重复的道路。在帕森斯看来，现代化即是西化、美国化。艾森斯塔德在《社会进化与发展》一书中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十七至十九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11)]
70年代以后，欧洲中心论受到多方的批判。例如，佩鲁指出：“人民曾受到愚弄，消极地接受那些不仅从未以其自身经验为基础而获得的，而且是由西方人向他们灌输的思想、公式和战略。”[(12)]不少学者主张放弃追踪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模式，从不发达国家的实际出发来考虑发展问题。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指出：“现代化不再意味着美国化或者西方化，虽然还可从西方学到许多东西。……每个国家将寻求自己的道路。”[(13)]弗兰克指出：“不曾先了解清楚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地区居民过去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如何造成他们现在的不发达状态，就不能指望为他们制订适当的发展理论和政策。”[(1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西里尔·布莱克在《现代化动力》一书中否定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美国化的观点，极力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每个国家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及其演变过程所形成的独特的历史遗产，因而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具有自身特色。他还认为，不发达国家要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有益的符合自己具体情况的经验，要使外国的模式适应自身的需要、习俗和能力，不能盲目照搬、机械模仿。
从不发达国家的国情出发来探索发展问题，这是对欧洲中心论的重大超越、突破，拓开了探索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新途径，改变了一系列传统的陈旧观念。例如，在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刘易斯根据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提出把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中去是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农业发展。6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约翰·C·H费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在《劳动过剩经济的发展》中，转换了研究视角，着眼于不发达国家的实际，纠正了帕森斯忽视农业的倾向，认为农业对工业的贡献除了向工业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外，更重要的是向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所以必须重视农业与工业的同步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甚至认为农业的发展是“构成一国经济的任何真正持续扩大的基础”和“发展的原动力”。他们合理地提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15)]，肯定农业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关键。这个观点切合不发达国家的实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也说明这一点。
四、研究发展与代价的关系，探索发展的负效应。
西方发展理论家把价值范畴引入发展理论，探讨发展与代价的关系，拓展了发展研究的新维度。佩鲁说：“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社会和个人都曾沉浸于定性价值中。”[(16)]又说：发展“发生于各种活动和相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于人类行为者彼此冲突的评价中”。[(17)]既然发展过程充满着冲突、矛盾，那么发展就免不了付出代价。M·A·西纳索把发展定义为“既指发展的活动，又意味着发展的状态”。[(18)]从价值的角度看，发展的结果和状态有正负效应两方面，既要考察其正面效应，即进步方面，又要考察其反面效应，即人们所付出的代价。这就要求人们在发展探索中改变那种直线性的、理想主义的观念，克服那种认为发展似乎是平稳的进化过程、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不必付出代价的形而上学观点。把价值范畴引入发展理论，研究代价问题，使发展理论研究沿着辩证思维的道路前进，这是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关于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早已作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性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19)]。恩格斯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表述了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发展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观点。他们曾尖锐地批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有些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持续300多年的英国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以产生殖民主义和殖民地、剥削压迫第三世界人民为代价的。几十年来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一定增长，但这是以大量的“经济剩余”转移到殖民主义的腰包为代价的。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10年（1960～1970年）”遭到失败，人们曾付出极大的代价，作出极大的牺牲。发展论者对这十年所奉行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罗马俱乐部成员提出“人类困境”、“世界性难题”，看到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失衡、酿成生态危机，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安全，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于是人们开始把发展与生态联系起来考察，认识到生态危机是发展的负效应，不解决生态危机就谈不上持续、健全的发展。例如，第44届联大主席加尔巴在联合国纪念4月22日“地球日”大会致词中说：今天，全人类面临着威胁，如果地球生态平衡不能得以保持，生物系统不能够得以保护，任何发展理论和发展计划都等于零。
如何扬弃代价以寻求再生之路，西方学者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由于观点不同，出现了悲观派和乐观派的争论。罗马俱乐部成员梅多斯提出“增长的极限”，认为如果当前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的增长趋势和耗尽资源的趋势继续下去而不加改变，将会在100年内的某个时刻达到“增长的极限”，只有以遏制和停滞经济增长的办法来实现全球均衡，才能解决人类的困境。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主张“零增长”。这种消极无为的态度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康恩把梅多斯的“零增长”观点斥之为新马尔萨斯主义。我们不赞同对社会发展持悲观消极的态度，但我们认为，悲观派们注意到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客观上为深入探索发展理论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它给人们的启发是，对发展理论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发展本身的意义，即正面效应，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当前，对于我们来说，尤其要研究社会主义改革以及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代价问题，力求把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
西方学者不仅从生态平衡角度考察代价问题，而且还从人的异化角度来考察发展与代价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的人”的描述、萨特的存在主义等，都以不同方式从异化角度探讨发展代价问题。例如，马尔库塞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描述成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增长的社会财富（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扩大的奴役。”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使人失去人性，人成为物、工具，人与产品的关系被颠倒了，产品不是为了人而生产，反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的面前，成为物的奴仆。马克思早就批评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②⑩]。劳动的消极方面就是劳动异化。西方学者从异化角度来探讨发展与代价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西方发展理论演变的趋势愈来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研究、借鉴。但他们的发展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有些西方学者否认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斯宾塞的发展理论的区别，混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西方学者宣扬的欧洲中心主义，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歪曲为单线论。另外，有些学者如佩鲁还没有摆脱抽象人性论、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倾向。我们评价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应持科学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中错误的东西要加以分析、批评，对有价值的东西则要认真研究、借鉴。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⑩ (12) (16) (17) (18)[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22、108、11、57、2、2、11、38、21、3页。
⑥转引自高清海、刘少杰：《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化趋向及其面临的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⑧[美]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⑨ (14)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45页。
(11) (13)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15)参阅[美]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动力剩余价值经济的发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124～125页。
(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