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政治与社会
论当代埃及的社会结构与发展困境∗
毕健康 陈 勇
摘 要 ：本文借鉴社会学理论，依据统计数据和学术文献，对当代埃及社会结构进行研究，得出的基本判断是，当代埃及社会依然是中间层及以上30%的人口与其余70%的人口二元对峙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普遍贫困，造成了埃及三大发展困境，即人口与人力困境、储蓄与投资困境、治理与政治困境。埃及必须有力地推进社会结构转型，促进社会结构现代化，即埃及政府需要大幅度地提升中间层人口所占比率，降低中下层特别是底层人口比率，从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亦即供给侧等方面进行有效改革，方能破解埃及发展困境。
关 键 词 ：当代埃及；社会结构；人口与人力困境；储蓄与投资困境；治理与政治困境
1952年“七月革命”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埃及的社会结构经历了纳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时期的艰难转型。这种转型使当代埃及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普遍贫困，进而造成了埃及三大发展困境，即人口与人力困境、储蓄与投资困境、治理与政治困境。本文在借鉴经典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埃及阶层的划分标准，着重分析处于缓慢转型过程中的当代埃及社会结构，考察埃及发展困境，力图为深化人们对埃及社会变革与发展困境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社会结构分析与埃及社会阶层划分标准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加速进行，社会结构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峙的二元结构，逐渐演化成多阶层融合共生的现代阶层结构。虽然阶级仍然存在，而且阶级与不平等、支配与被支配依然是洞悉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不可或缺的视角。不过，多视角、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分析，对于深入剖析日益复杂多元的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 阶级、阶层与社会结构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只要私有制存在，阶级就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列宁进一步指出了统治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及其占有生产资料的本质。[注] 列宁：《伟大的创举》，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造成社会分层加速进行，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多元，对阶级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斯·韦伯承认“‘财产’和‘无财产’就是所有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是他强调阶级的形成以市场为前提。没有自由交换和自由流动的市场，就只有等级，没有阶级。因此，韦伯以阶级、身份和政党(权力)三个维度分析社会结构，事实上解构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占有为基础的阶级理论。[注]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虽然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散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管理权)的分离淡化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学家并没有否定植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及雇佣劳动的阶级。比如，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以对金钱资本或投资的控制权、对物质资本或物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对劳动控制权等划分阶级。他把资本家界定为拥有生产资料和雇佣许多劳动力的人，经理人则是为资本家工作、控制他人劳动的人，工人指仅仅向资本家出售劳动力的人，小资产阶级指拥有生产资料却雇佣很少工人的人。赖特的阶级分类模型，以雇佣10人及以上者为资本家，雇佣2人至9人为小雇主。[注]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2版)，第194、205-208页。[美]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上海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相反，功能主义学派奠基人涂尔干聚焦社会分工与社会整合问题。当代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帕森斯虽然注意到社会成员财富和权力的差异，但是特别强调分层的主观性，“共同价值体系在功能上确保最重要的角色由最有能力的人通过他们的地位努力来担当”。他认为地位或荣誉是社会分层最重要的维度，其逻辑链条为社会的特定制度→共同价值体系→道德评判→个人在社会分层体系(亦即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注] [美]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第132-133页。 然而，“制度”如何产生，由谁主导？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权力密切关联，他人的评判处于次要地位。在遭到猛烈抨击而进行修正后，功能主义学派的实证研究仍然聚焦职业声望主题，比如邓肯的社会经济指数由经过加权的教育水平和收入组成。
西方社会结构理论同时存在融合与斗争的博弈趋势。一方面，当代西方社会冲突或阶级冲突理论，仍然重视社会中的剥削与支配现象。韦伯主义学派认为，个人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决定其阶级地位，不平等主要是由市场机会阻隔造成。对此，赖特针锋相对地驳斥说：“机会阻隔的关键效应是剥削和支配，而不简单地只是市场优势。”赖特更不苟同西方主流的社会结构理论之“个人属性”路径，后者以个人获得职业和收入的决定因素为重心，构建“地位获取模型”。相反，赖特紧紧抓住人们占据的职位本身的不平等的决定因素。[注] 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及社会经济后果》，第4-6页。 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的实证研究上融合的趋势也极为明显。冲突理论代表人物、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达仁多夫(Ralf Dahrendorf)认同马克思的两个阶级模型(社会中存在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但却受到韦伯的影响，极为重视权力的冲突。他认为不平等无非是社会权力结构的结果，权力和权威是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的因素，权力和权威比财产地位、经济地位更为普遍，财产只不过是权力和权威的一种特殊形式。[注]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2版)，第56页。 因此，冲突理论或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或功能主义在具体构建社会结构模型时，事实上趋于融合。赖特划分阶级的标准，除了生产资料占有或对劳动的控制，还有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
2. 中上层
(二) 当代埃及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
上述阶级、阶层与社会结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变革的土壤上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有助于我们认识埃及社会结构及发展困境。然而，埃及的国情与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差距甚大，特别是纳赛尔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纳赛尔政权，呼唤社会公正，“融合阶级差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推行缓和阶级差别、缩小收入差距的重大社会改革，如1952年、1961年和1969年三次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国有化运动。这些改革打击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比如实施累进税，对超过1万埃镑的收入征税90%。同时，纳赛尔政权还采取了扶植、壮大中间阶层的措施。因此，纳赛尔时期埃及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为主的上层与中下层二元社会结构。
第三，10～50费丹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是纳赛尔政府加强对农村社会经济干预的主要受益者，他们逐步取代农村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实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为这个阶层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1971年政府取消对土地的监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自由化取向的农业结构调整，1992年启动地租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这一切壮大了10～50费丹土地所有者阶层。他们利用银行中长期贷款和各种有利政策，发展面向市场的资本主义农业。该阶层可进一步分成两个次级阶层：20～50费丹土地所有者利用资本优势，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农场，其人数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保持稳定；10～20费丹土地所有者多生活在农村，为农村实权人物，其人数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有所增长，从1977年4.4万人增加到1990年6万人，但是占有的土地面积占可耕地的比率有所下降，从1977年的10.3%降到1990年的9.8%。[注]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185页。
据介绍，在质量责任方面，明确了农村公路建设工程实行质量责任终身制；在监管机制方面，明确了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建立健全上下协调、控制有效、覆盖全面的农村公路建设质量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在质量管控方面，根据农村公路建设特点和薄弱环节，强调严把设计关、材料关、施工首件关、质量公示关、过程把控关、工程验收关、质量考核关、信用评价关等“八大关口”，增强实践操作性；在监管措施方面，明确了发挥当地群众的质量监督作用，建立质量约谈和挂牌督办制度，督促落实农村公路质量责任。
本文划分埃及社会阶层的标准包括：第一，组织资源(权力)是当代埃及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早在纳赛尔时期，人数很少的执政精英就日趋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高级官员享有行政权力或国企决策权，间接控制生产资料，或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第二，经济资源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或实际占有，或拥有巨额财富，是阶层划分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包括地主或农业资本家占有耕地的数量和私有部门企业主雇佣人员的数量等指标。与职业地位直接相关的收入也是重要考量因素，因此行政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人员的职级是划分阶层的重要依据。同时，埃及石油劳工移民由于收入较快提升，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位列中间层。就其教育水平、生活方式与文化资源而言，原本属于下层或中下层。第三，职业声望与文化资源在当代埃及分层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普通职员的相对收入愈益下降，仅就收入而言，已经沦落到中下层。但是，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占有一定的文化资源，因此划为中间层。第四，教育资源与技术资产是阶层划分的新的重要依据。自由职业者以这方面的优势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收入，位列中间层。
二、 当代埃及的社会结构
(一) 纳赛尔时期埃及的社会结构
为规范ERAS在前列腺癌手术中的应用，本指南撰写组由泌尿外科专家与麻醉科专家联合，在阅读大量文献并结合我国临床实践基础上，撰写出前列腺癌根治手术围术期ERAS管理相关处理意见。
据统计，纳赛尔时期占总就业人口不到20%的非体力劳动者可以视为上层。1960年埃及管理人员8.5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1%；技术人员和办公人员均为28.5万人，各占3.7%；商人62.6万人，占8.1%。这些非体力劳动者共占16.6%。1966年，管理人员增加到1.5万人，占1.8%；技术人员40万人，占4.8%；办公人员45.8万，占5.5%；商人52.5万，占6.3%。非体力劳动者占比略有上升，为18.4%。社会中下层即体力劳动者，包括手工业者、服务人员、务农人员，还有不确定职业者。1960年三类体力劳动者628.2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81.3%；1966年的同类数据分别为663.2万人和79.5%。不确定职业者的占比1960年为2.2%，1966年2.4%。[注]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一）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微课内容要遵从小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照顾他们的注意力、思维、习惯和兴趣特点，切不可盲目灌输高深知识，让微课成为知识点的枯燥集合体。这也要求我们在制作微课时，尽量将内容做到生动，素材更加广泛，争取图文结合、声情并茂。在微课与前后教学内容的衔接上，要尽量做到自然。如在讲授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矛和盾的集合》时，可在导入环节后，加入《自相矛盾》成语故事，从而引出“矛”和“盾”两种事物，进行识字教学，也为接下来的课文内容埋下伏笔等到坦克的发明过程，结合“矛”和“盾”的特点逐步分析，使学生容易接受，又让课文免于科学课方式的教学。
纳赛尔时期埃及社会上层的核心由高级官员和高级经理、占地50费丹以上的地主和资本家组成：一是高级官员和高级经理。省长及以上的行政事业单位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数很少，二者相加占比不超过2%，但是他们大权在握，执掌政权并控制了绝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资源，工资薪金高，还享有各种特权。二是地主或农业资本家。1952年和1961年两次土改消灭了占地200费丹以上的大地主，但是占地50-200费丹的地主1961年有0.4万人，1965年仍有0.3万人。[注] 同上，第184页。 由于土地改革，地主基本上转变为农业资本家，发展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园艺种植。三是资本家。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国有化运动，埃及消灭了大资本家，个人最高收入上限为1万埃镑，但是仍然存在一定份额的私有部门或公私合营公司，工商资本家成为上层的一部分。
纳赛尔时期的中下层由小土地占有者、无地贫农及农业工人、国企工人、手工业者及服务人员组成。在这个阶层中，国企工人工作稳定，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境遇较好，或可视为中层，他们是纳赛尔式社会主义的直接受益群体。据估计，1952年至1968年，埃及国企工人从30万人增加到80万人。国企工人占工人规模的比率从1959～1960年的10%增至1971年的12.5%。小农与无地贫农受益于土地改革，占有的耕地比1952年增加了157万费丹，1971年其人数增加到303.3万，占土地所有者的95%，却只占有57%的耕地。由于行政资源和农业资源均掌握在富农和中农手中，处于下层的小农和无地贫农的命运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虽然政府规定了农业工人最低工资与最长工时，且收入略有提高，但依然处于社会底层。据国际劳工组织对埃及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埃及25%的农村家庭为赤贫家庭，严重缺衣少食。这25%的农村赤贫家庭当为无地贫农或农业工人。[注]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75-78页。
(二)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社会的五大阶层
萨达特总统实行的“开放政策”从根本上逆转了纳赛尔“融合阶级差别”的基本国策，造成社会分层加速进行，社会分化提速，阶层差别急剧扩大，大致形成五大社会阶层。
1. 顶层
第二，雇员10～100人的中等资本家的上层。他们在纳赛尔时期遭到了严格限制，仅存在于部分建筑承包业、零售业、批发业、运输业和中小型制造业。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愈益鼓励私人资本和私有部门，不断放宽对私人企业的限制，大批中小规模的埃及私人承包商、供应商和批发商利用公有部门的次级订单发展壮大。1976年10～100人私人企业3,700多家，1986年增至16,200多家，以1999年达到25,100多家，雇佣员工人数与私有部门总员工数之比率保持稳定。然而，如果1999年人口以6,000万人计算，那么中等资本家上层占总人口比率仅0.04‰。[注] Heba Ahmad Handoussa and Nivine El Oraby, Civil Service Wages and Reform :The Case of Egypt ,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2004, p. 14.
第一，上层管理人员。1971-1972年行政事业单位上层管理人员仅1905人，占行政事业单位总人数的0.14%，1977年占0.12%，1988年占0.29%，1996年占0.34%。1975年国企高级经理1,860人，占国企员工总数的0.96%。县级以上(不包括县级)上层管理人员，包括总理、部长、军队司令与警察总长和各省省长，1977年为2,761人，1980-1981年为3,476人，1996年增加到8,150人。[注] 同上，第99页。 虽然包括军队、警察、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广义)政府部门机构(公有部门)和人员不断膨胀，1996年政府人员(公职人员)占总劳动力的1/3，但是上层管理人员占(广义)政府部门人员的比率很低，位居社会顶层。
第二，大资本家。遭到纳赛尔政权打击的大资本家，在萨达特的开放政策下得到复苏和发展。穆巴拉克总统继续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04年推进私有化进程，使大资本家得到进一步发展。据估计，大资本家占正规私有部门企业主的1/4左右，包括爆发户与商业资本家、承包商、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1976年，埃及雇员100人以上的私有企业只有288家，1986年增至580家，1996年为1,324家。[注]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 A Report of an Inter-agency Team Financed by the UNDP and Organised by the ILO, 1982, p. 65.私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也从1991年经济改革前夕的58.1%上升到2006～2007年的86%，[注] 埃及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编：《2007年埃及年鉴》，2008年版，第151页。 由此可以推定，埃及大资本家人数增长较快，但是占1996年总人口的比率仍然不到万分之一。
第三，农业资本家。埃及农业资本家脱胎于大地主，他们投资商业、金融业和工业，在农村发展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逐渐与大资本家合流。纳赛尔农业改革打击了地主阶级，却促进了农业资本家的发展。据统计，占地100费丹以上的地主，1977年、1990年均占耕地所有者总数的0.1%，但是同期其人均占地从165费丹增加到212.49费丹。同期占地50～100费丹的富农，均占耕地所有者的0.2%，但是人均占地反而从78.83费丹减少到51.63费丹。[注] [埃]艾哈迈德·扎耶德和萨米耶·赫萨卜主编：《埃及结构调整政策的社会方面》(开罗大学社会学系第二届年度论坛文集)，第77页。 可见，处于顶层的地主或农业资本家得到了发展，富农则遭到挤压。
结果，赖特阶级分类的具体标准是生产资料资产和劳动力资产(雇佣10人及以上为资本家)、组织资产(直接参与为组织制定决策和对下属具有实际监督权)和技术资产(技术职位、教育证书和工作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向韦伯社会分层的三个维度阶级(财富与收入)、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靠近。原本与生产资料占有直接关联的“阶级”，便与“阶层”大同小异。哈罗德·克博以个人在职业结构中的地位、个人在权威结构中的地位和个人财产(资产结构)为标准，将美国社会划分为上层阶级、公司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四个阶层。下面，我们在批判地借鉴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划分当代埃及社会阶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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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中上层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10～50费丹的土地所有者和中等资本家上层，约占埃及总人口的10%，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直接受益群体，正处于向上社会流动过程中。同时，中上层成员之间联系密切，存在广泛的水平流动。
第一，中下层管理人员。1965年以来埃及为大中专毕业生提供公职岗位，公职人员急剧膨胀，其数量从1962～1963年的70多万人增加到1971～1972年的1,200多万人。其中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增长较快，年均增长率超9%。[注]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42.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该群体人数稳步上升，1976年埃及行政事业单位中下层管理者和国有企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人数约17万，约占当年埃及总人口的5‰。[注] Ibid., p. 248. 1996年埃及行政事业单位中下层管理者占470多万行政事业人员的16.5%。[注]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98页。
在纳赛尔时期，埃及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大地主阶层遭到打击，大资本家被取缔。埃及社会阶层结构逐渐从上层、中层和下层分别占人口的2%、5%和93%的三层结构，演变为上层约占20%，中下层约占80%的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注] [埃]阿卜杜·穆尼阿木·朱迈伊：《稳定与变化间的埃及社会》(阿拉伯文)，开罗：文化宫总局2008年版，第38-41页。 以自由军官为核心的行政事业单位、军方及公有部门(国有企业)高级官员、高级军官和高级经理，占地50费丹(1费丹合6.3市亩)以上的地主，构成社会上层，即统治阶层。
埃及社会的顶层由行政事业单位、军方、国企享有决策权、掌握资源的上层管理人员、大资本家和新型地主(农业资本家)等构成。粗略估计，顶层占总人口比率在1%以内。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否定纳赛尔式的社会主义，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被埃及左翼学者称为“资本主义重构”。[注] [埃]艾哈迈德·扎耶德和萨米耶·赫萨卜主编：《埃及结构调整政策的社会方面》(开罗大学社会学系第二届年度论坛文集)(阿拉伯文)，1996年版，第77页。 新自由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埃及两极分化缓和的趋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因此本文着力考察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社会阶层。
3. 中间层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两极分化加剧，中间层的小部分进入了中上层，大部分沦落到中下层。中间层主要由行政事业单位的办事人员、中等资本家的下层、5～10费丹的土地所有者、石油劳工和自由职业者组成。
政府支出与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一定的冲突。在开展预算编制的时候，国家政策对其具有较大的约束性，政府财政预算管理的主动权不足。另外，相关工作者只是精通财务方面的工作，对管理方面的内容并不熟悉，所以就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项目来说，很难按照现有的经验与现实状况提出有效的审核建议，在对全部项目展开考量的时候，难以作出精准的判断。
第一，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普通办事人员，包括行政级别四级至十级，1977年占公职人员的61.2%，1988年占62.6%。[注] 同上，第99页。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急剧膨胀，埃及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基本满员，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急剧膨胀的公职人员绝大多数是普通办事人员。这使得办事人员群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仅1971～1972年到1980年就新增100多万，1996年他们占470多万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63.7%，1996年普通办事人员占埃及总人口的约8%。但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物价高企，普通办事人员赖以养家糊口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难以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造成办事人员的整体阶层地位下滑。
第二，雇员5～10人的中等资本家的下层，包括中等规模的作坊主、小型承包公司老板和服务业主等。纳赛尔式社会主义改革对中等资本家下层冲击有限，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对私有经济的鼓励，使这一群体得到发展。[注] Heba Ahmad Handoussa and Nivine El Oraby, Civil Service Wages and Reform :The Case of Egypt , p. 14.他们雇佣员工人数占私有部门总员工数的比率维持稳定，大约11%～12%之间。1976年雇员5～10人私有企业25,995家，1986年增至41,005家，1999年达到82,646家。以1999年人口6,000万人计算，当年中等资本家的下层约总人口的比率不到1.4‰。
学生的生活大体相同，素材大多类似，但是同样写母爱，有些感人至深，有些矫揉造作，有些索然无味。除了学生对于写作语言缺乏掌控力外，还少了一些韵味，也就是古诗词中的意境。所谓意境，是指文艺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艺术境界。简单点说，就是我们在写作时，将人物或者事情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其实，当下许多流行歌曲都颇具古风，仿若穿越时空的古诗词，我们大可在歌词中找寻灵感，学会营造意境。
第三，5～10费丹的土地所有者在村内多担任村长和长老等职位，该群体与10～20费丹土地所有者同为埃及政府统治农村的基础，特别是1969年第51号法令将农村管委会成员可拥有的土地从5费丹提到10费丹后，该群体在农村中的政治权威进一步巩固。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的农业改革使5～10费丹的土地所有者受益巨大，1978年5～10费丹土地所有者人均贷款额是5费丹以下土地所有者的近6倍。[注]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 , p. 289.同时，该群体拥有更多的土地种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由于埃及建筑业发展迅猛，对建筑工人的需求扩大，许多村长和长老利用传统的宗法关系召集农村劳工，成为小包工头。5～10费丹的土地所有者阶层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极其稳定，1965～1990年间其人数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比率介于2.3%～2.7%之间，户均占地面积约6费丹。[注]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185页。
结构优化原理对标准化实践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即不仅要重视标准的数量，更要重视标准之间的结构。标准结构不同，其效应也会不同。因此，当企业标准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应加强对标准系统结构的研究和调整，通过标准结构优化，提升标准的系统效应和标准化效果。
第四，石油劳工。20世纪七十年代埃及石油劳工迅速增长。相比过去，埃及石油劳工的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少人原为农村贫困人口，归国后带回大量财产，修缮或新建房屋，购买家电等耐耗品、投资土地和商业等，成功地实现了向上流动。
埃及社会底层人数众多，生活艰辛。粗略估计，近40%的埃及人为食不果腹的贫困人口，主要包括私有企业的工人、占地1费丹以下的贫农、少地或无地的农业工人和城乡失业人员。
4. 中下层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中下层处于向下流动的险境，主要由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小业主和1～5费丹土地所有者组成，约占总人口的30%。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府私有化政策的影响下，他们或者从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下滑，或者收入难以赶上埃及高企的通胀，生活条件不断恶化。
第一，国企普通员工。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政府实行国有化政策，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企成为埃及经济的支柱，吸纳了当时全国近一半工人。同时，政府扩大了国企员工诸如职工分红和参与企业管理等权利，国企工人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成为当时埃及的中间层和纳赛尔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萨达特时期，国有企业有近96万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普通工人，虽然国企工人的工资在70年代翻了一番，[注]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 p. 15.但是当时物价飞涨，普通工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开始沦为中下层。穆巴拉克政府的经济改革与私有化政策，造成大批国有企业改制，不少国企员工不得不离开国企，转入私有企业，仅1988～1998年间就有近30万员工离开国企。[注]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Egypt: Conventional Problems, Unconventional Remedies,” The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70, August 2002, p. 7.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高企的物价、僵化的升职机制以及不断下降的待遇使国企普通员工的社会阶层地位普遍下滑，从中间层跌落到中下层。
第二，聚集在非正规部门的微型企业主(企业雇员少于5人或10人)。埃及小业主绝大多数为自主雇佣者，大多为个体工商业者。1992年埃及城市非正规部门吸纳了40%的非农就业人口，约占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注] 毕健康、陈勇：《当代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与工业化问题评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6期，第8页。 长期以来，非正规部门是埃及私有部门的主体，1～4人的私人企业一直占私营企业的90%以上。1976年雇员1～4人私营企业70多万家，1986年增至104万家，1999年达到153万家。[注] Handoussa, Heba Ahmad, and Nivine El Oraby, Civil Service Wages and Reform :The Case of Egypt , p. 14.小业主主要来源于社会底层，教育水平不高，很少有再向上流动的机会，徘徊在社会中下层，但仍然是归国后的部分石油劳工和国内移民的主要选择之一。
第三，1～5费丹土地所有者。该群体在1990年占耕地所有者的95.8%。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大量农村男性劳工涌向海湾国家和埃及的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农业生产，提高了女性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得益于纳赛尔的土地改革和耕地开垦政策，该阶层曾在1961年至1974～1975年期间新增耕地86万费丹。[注] Mohaya A. Zaytou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gyptian Agriculture and Its Main Determinants,” in Gouda Abdel-Kbaiek and Robert Tigno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gypt ,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82, p. 281.但是由于埃及人口不断增加，新增耕地又十分有限，该群体的人均土地所有量不断下滑。由于埃及物价不断上涨，1～5费丹土地所有者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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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底层
最后，自由职业者。他们人数很有限，却是埃及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会计、文艺工作者和高科技信息工作者等，1996年占埃及总人口的5%以内。他们一般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通过专业技术和脑力劳动赚取合法收入，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有利位置。我们可以从埃及同业公会的会员增长，管窥自由职业者的快速发展。同业公会从1976年的15个增加到1986年的17个，1996年为19个。规模最大的是教育公会、商人公会、农业公会、工程师公会、律师公会等，成员从1976年的5.6万，增加到1996年的230万。[注] 同上。
第一，私有企业工人。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私有部门发展迅速，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口。1976年私有部门员工73万多人，1988年增至111多万人，1998年达140万人，[注]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 p. 62;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Egypt: Conventional Problems, Unconventional Remedies”, p. 7约占1998年埃及总人口的2.4%。埃及私有部门可分为两部分，正规私有企业(10人以上)和非正规私有企业(10人以下)。正规部门的私有企业发展较快，其产品附加值占制造业总附加值的份额从1974年的9%上升到1983～1984年的17%。[注] Heba Handousasa and Gillian Potter, Employ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Egypt in the 1990s , Cari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rio Press, 1991, pp. 98-99.但正规部门的私有企业吸收就业有限，1976年仅有工人17万，[注]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 p. 63.绝大部分私有部门工人集中在非正规部门，1990年吸收埃及总就业的51%。[注]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 这部分人口聚居埃及城市的贫民区，生活条件恶劣。
第二，占地1费丹以下贫农、少地或无地的农业工人和城乡失业人员。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土地不断向中上层集中，1965年1费丹以下的土地占有者占总土地占有者的28%，1977～1978年增至48.8%。[注]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 p. 109.1费丹以下的土地所有者生活艰辛，初期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劳工投入到家禽养殖业，男子还经常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
农业工人大多是占地极少或无地的农村劳工，1976年和1986年分别为442万人和456万人。[注] Alan Richards, “The Egyptian Farm Labor Market Revisit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p. 244..1973年以后，石油劳工数量增长迅速，农业劳工的供给偏紧，农业工人工资上涨，埃及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973～1990年间增长了三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工人的贫困。但是由于埃及政府长期忽视农业，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仍远低于其他行业，1975年农业工人平均工资不及建筑业的一半。[注]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 p. 74.农业工人在埃及农村处于社会最底层。1997年的调查显示，从事农林业的男性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30.89%，远高于其他行业。[注] Gaurav Datt, Dean Jolliffe and Manohar Sharma,“A Profile of Poverty in Egypt: 1997,”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Division Discussion Paper 49, 1998, p. 51. 同时，少地或无地农业工人的子女营养不良的比例在所有职业中最高，占总数的25.4%。[注] Amr Mohie-Eldin,“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e of Agricultural Wage Labor in the National Income of Egypt,” in Gouda Abdel-kbaiek and Robert Tigno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gypt , p. 262.
第三，失业人口处于埃及社会最底层。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主要由于地租性经济部门远远超过工农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近乎同步上升。据统计，1970年埃及失业率仅1.55%，1976年猛增到7.7%，1986年14.7%，1992年达17.5%，1993年为10.6%，2001年为9%，2004年为9.9%，2009年为8.8%。[注] 艾迈勒·萨迪格·阿菲菲：《埃及私有化》(阿拉伯文)，开罗：埃及图书出版总社2003年版，第325页；戴晓琪：《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179页。 不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而且失业人口逐渐趋向年轻化，集中在15～29岁之间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埃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缺乏就业岗位，其失业率要高于城市，农村占总失业人口的52%。[注]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Egypt: Conventional Problems, Unconventional Remedies,” p. 10. 埃及城乡失业人口生活极度贫困，2000年户主失业家庭占埃及贫困家庭总数的19.69%。[注] Heba El-Laithy, Michael Lokshin and Arup Banerji, “Pover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gypt, 1995-2000,”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068, 2003, p. 25
三、 埃及社会结构与发展困境
当代埃及社会结构转型相当缓慢，既是埃及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动力不足的产物，又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造成发展困境。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及政治发展，总的来讲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相适应。当代埃及国家治理不善，政府效率低，与埃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又严重掣肘埃及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下文作者从人口与人力、储蓄与投资和治理与政治三个方面，探究埃及发展困境。
周围神经阻滞技术最开始是麻醉医生对各神经解剖位置有全面了解后进行的一类盲探性操作，穿刺入路的正确与否对阻滞成功率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要求患者能及时说出异感存在的方位，但若面对肥胖及解剖位置变异等患者，阻滞效果与成功率就很难以保障。
(一) 埃及的人口与人力困境
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也是长期制约埃及发展的重要问题。穆巴拉克曾经指出，埃及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增长过快，愈益膨胀的人口规模对埃及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压力。1897年埃及人口971.7万人，1917年1,275.1万，1937年1,593.3万，1947年1,896.7万,1960年2,608.5万，1976年3,662.6万，1996年5,931.3万，2017年9,479.9万。[注]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23页；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埃及统计年鉴(1992—1998)》(阿拉伯文)，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1999年版，第11页；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2017年埃及人口普查》(阿拉伯文)，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2017年版，第31页。 1897年至1947年埃及人口第一次翻番，用了50年时间。埃及人口第二次翻番，只用了30年时间(1947～1976年)。1986年埃及人口4,825.4万人，31年后几乎再次翻番。埃及目前的人口是120年前的近10倍。
2.1 一般情况 两组新生儿中，27例由于镇静效果欠佳，未进行1H-MRS检查或1H-MRS基线欠稳被剔除。HIE组早产儿HIE的常规MR主要表现为：皮质下及深部白质多发点状异常信号，T1WI稍高信号，T2WI稍低信号；基底节区、丘脑在T1WI上呈均匀或不均匀高信号；可伴有脑室积血、蛛网膜下腔出血；2例早产儿可见脑室周围白质软化(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 PVL)。
为了缓解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人地矛盾和粮食供给紧张，埃及政府一直重视拓荒垦地，比如设立农业与农垦部。据统计，1952年至1997年，埃及共开垦荒地3,095,000费丹，约占1997年耕地总面积的24.4%。[注] 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埃及统计年鉴(1992-1998)》，第45-46页。 埃及荒地开垦速度与效率较高，但是仍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埃及的粮食安全问题。埃及粮食过度依赖进口并受到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波动的冲击，危及民众生活水平及社会稳定。
人口增速过快还是造成埃及人力资源发展困难的重要因素。根据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埃及人力发展指数1990年为0.547，2000年上升到0.612，2010年0.671，2011年0.673，2013年0.686，2015年0.689。可是埃及人力发展指数在全球的位序反而下降了3名，2015年在世界各国中排在第111名。2015年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埃及分别为71.3岁和7.1年。2005～2015年，埃及成人识字率仅为75.2%，埃及高等教育入学率仅32%。[注] Ui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March 27,2017,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dr/2016-human-development-report.html,登录时间，2018年6月13日。需要指出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埃及在扫除文盲、普及中小学教育方面成绩斐然，但教育的不平衡发展严重制约了埃及人力资源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几乎停滞不前。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长期在31%上下徘徊。[注] 毕健康、陈勇：《当代埃及教育发展与社会流动问题评析》，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第11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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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口与人力困境，既指人口快速增长，又包括人口快速膨胀下人力资源发展的不足，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失误，使本应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宝贵财富的青年人没有用武之地。埃及是高度年轻化的社会，2015年年龄中位数只有24.7岁，为数甚多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中学和大学毕业后，需要找寻优质的就业机会一展宏图，却遭遇国民储蓄率低下和经济增长失去动力的困境。
(二) 埃及的储蓄与投资困境
经济要发展，投资是关键；资本要积累，储蓄是关键。占埃及总人口40%的底层食不果腹，遑论储蓄。占埃及人口约30%的中下层，储蓄能力极为有限。处于顶层的1%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其拥有的巨额财富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资本运作。埃及国民储蓄主要来源于占比19%的中间层和占比10%的中上层，二者仅占埃及总人口的29%。两极分化和大众的普遍贫困，造成埃及国民储蓄率低下。
据统计，1977年埃及国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24.9%，1980年21.0%，1984年为23.6%，1988年为29.2%，1992年为34.2%，1996年为18.9%，2000年为18.0%，2004年为21.1%，2008年为23.6%，2012年为12.9%，2016年为9.33%，2017年为9.69%。[注] The World Bank, “Egypt, Arab Rep.,”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egypt-arab-rep?view=chart, 登录时间：2018年6月18日；http://www.8pu.com/country/egy/,登录时间：2018年6月13日。 虽然埃及居民储蓄率上下波动，但是相对较低。1981年是第一个低谷，储蓄率为16.5%。1986年是第二个低谷，跌到12.9%。2000年为第三个低谷，为18.0%。2010年以来直线下降，直到2015年跌破10%，这清楚地反映出埃及人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生活艰辛、无力储蓄的事实。1992年埃及储蓄率最高，也只有34.2%。
埃及国民储蓄率低，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如图1所示，埃及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具有几个特点：第一，总体上看，埃及吸引外资数量少。2006年是埃及吸引外资最成功的年份，外资净流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只有9.34%。1979年是埃及吸引外资的第二个高峰年，外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6.70%。但绝大多数年份该数字均低于4%，2011年甚至出现了0.20%的负数。统计数据表明，近六年埃及吸引的外资绝对数量大大低于土耳其，但是多于受到严厉制裁的伊朗。第二，埃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波动幅度大，这既说明埃及投资环境差，又对埃及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无助于埃及经济稳健增长。
资料来源： The World Bank, “Egypt, Arab Rep.,” World Bank ,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egypt-arab-rep?view=chart, 登录时间：2018年6月18日。
国民储蓄率低，外资流入少而且波动幅度大，意味着埃及资本积累缓慢而艰难。投资乏力，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埃及的治理与政治困境相互关联，相互强化。
(三) 埃及的治理与政治困境
埃及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政府机构臃肿，腐败和官僚主义严重，存在严重的治理困境。在埃及投资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投资软环境亟待改善。埃及法律环境缺乏透明性和稳定性，对法律的解释不清晰，不同的政府部门或官员有不同的解释。虽然包括塞西总统、投资部、投资总局等高层非常重视外资，但具体到办事人员，观念不开放，认为外国投资者到埃及就是来赚埃及的钱，因此对投资者帮助和欢迎不够积极。其次，行政效率低下，在埃及注册企业、办理劳工签证相当困难。“在埃及办理工作签证需要经过劳工、内务和安全三个部门的审查，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规定。而内务和安全的审查没有对外公开的标准，很多中国公司在注册时遇到了问题，甚至几次注册都被拒绝，理由就是安全审查没通过，至于为什么没通过，不会给出详细说明。”[注] 王云松：《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商务参赞接受本报专访时称 埃及国家战略蕴含巨大商机》，载《环球时报》2016年2月29日，第6版。 第三，埃及严苛的外资企业用工比率和解雇政策让外国投资者望而生畏。埃及劳工部门要求外国人与本国人的雇佣比为1∶9，这对于一些高科技企业来说有一些难度。如此高的当地人用人比例对业务会产生影响。第四，埃及外汇短缺和外汇管理政策让外资望而却步。外汇短缺促使埃及采取了限制进口以及限制外汇存款和汇出的措施。[注] 同上。
如果说埃及腐败泛滥，在埃及经商需要与政府机构保持非正式联系，依赖代理人和“好处费”才能办成事，凸显埃及治理困境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冲击，那么埃及的政治困境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对埃及发展的掣肘更加突出。比如，埃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治和政策出发点是通过市场机制和市场资源，特别是引进国际市场资源，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倒逼埃及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实现技术升级，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然而，埃及私有化进程最终演变成官商勾结、侵吞国家财富的一幕幕大戏。这种形似而神不似的伪市场化改革，在穆巴拉克政权后期加强了政治精英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后果极为严重。在政治上，埃及民众对穆巴拉克政权日益绝望，认为当局只是为一小撮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效命的腐朽政权。从社会层面看，埃及中间层和中下层、底层的经济空间受到更加严重的挤压，发展机会遭到阻隔，生活越来越艰难。在经济层面，市场严重扭曲，遭到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双重打压的私有部门，本来是经济和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也是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最强劲最持久的力量，如今却日益萎缩和凋敝。因此，埃及落后的社会结构，尤其是二元化的阶层结构趋于固化与埃及的发展困境，互为因果相互强化，仿佛成了解不开的死结。
四、 结 语
当代埃及社会结构转型艰难，转型动力不足，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幅度小。相对而言，纳赛尔时期埃及社会结构趋于合理，从前一个时期的上层、中层和下层分别占2%、5%和93%演变为上层约20%、中下层约80%，下层人口比率下降了13%。这是纳赛尔政权“融化阶级差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治国方略的产物，然而它同时也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欠发达社会“共同贫穷”。纳赛尔政权劫富济贫式的改革，对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积极效果。然而，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40年间，埃及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幅度小：顶层和中上层11%左右，中间层(中产阶层)仅19%，中下层和底层70%。中间层规模太小，埃及社会实际上依然是广义的中上层(含中间层，30%)与广义的下层(70%)并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广义的下层可以说是贫困人口，差别在于占人口40%的底层为绝对贫困人口，占30%的中下层则处于随时沦落底层的危险。可见，埃及社会依然是一个两极分化和高度贫困化的传统社会，离中间阶层占主体地位、普遍富裕的现代福利社会相距遥远。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及相关研究，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不高于15%，城市化率60%以上，中间阶层占比不低于40%。1996年埃及农、牧、林、渔业就业人员4,880,871人，占总劳动力的31%。[注] 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埃及)统计年鉴(1992-1998)》，第34-35页。 埃及城市化率1980年44%，1998年为45%，2008年回落到43%，[注] 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2010年版，第148页，第194页。 2015年为43.1%。[注]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UNDP , March 27, 2017,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hdr/2016-human-development-report.html,登录时间，2018年6月13日。可见，埃及第一产业就业占总劳动力的比率是发达国家门槛的2倍，城市化率长期徘徊在45%以内，不仅低于发达国家门槛至少15个百分点，而且远低于伊朗和土耳其。埃及城乡人口比率与就业结构(广义的社会结构)与埃及阶层结构(狭义的社会结构)演变趋势基本一致，即变化幅度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过去的四十年无疑是“失去的四十年”，由此可以理解“阿拉伯之春”中埃及民众游行示威、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口号是“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
由于剪力墙是建筑中使用较多的承重结构，在建筑结构的优化设计过程中，需要合理优化剪力墙结构，将剪力墙进行合理的布置，使每层建筑结构的重心与平面刚度中心相吻合，减少地震以及风荷载对建筑整体的影响。
本文认为，要打破埃及社会结构不合理与发展困境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局面，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埃及需要加强政治引领和顶层设计，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一切工作围绕经济快速增长、优质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而展开。近年来，深受动荡之苦的埃及民众已经在求稳定谋发展上达成了共识，塞西政权已经制订出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与计划。[注] 赵军：《埃及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75-89页。
樱桃熟了，果粒红得发紫。给院子增添一道靓丽风景线，大楼里的人舍不得摘。这天，来了三个骑摩托车自称是种樱桃树的园林农工，理直气壮地进园就摘樱桃。门卫经警好言相劝，走时还是摘了半塑料袋樱桃。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里的樱桃树是她们栽的，果子理应她们吃。
其次，埃及的发展必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工业化为龙头，在内部改革挖潜、外部竞争驱动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发展质量。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国内私人资本与外国投资的引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关键，也是社会结构向合理化均等化方向演进的强劲动力。可喜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埃及在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合作方面无缝接轨，有利于推动埃及的工业化进程。
再次，埃及需要进行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竭力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府效力，为壮大私有部门和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和政治环境。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行政效率、政策环境和法制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成本，至关重要。
最后，塞西政府需要从政治的高度彻底解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这个根本命题。唯有使最广大人民分享发展红利，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力促进社会结构向着合理化、均等化方向迈进，着力扩大中间阶层，才能从国民储蓄和资本积累亦即供给侧方面，破解埃及发展困境。同时，埃及社会结构转型，中间阶层壮大，必将培育出为数众多敢打敢拼的新型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增强社会活力，促进埃及发展。换言之，社会结构转型反过来会成为不可遏制的强大结构性力量，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现代化，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作者简介 ： 毕健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10)；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2016级博士生(北京 102488)。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9)02-0003-1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当代埃及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章 远)
标签：当代埃及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人口与人力困境论文; 储蓄与投资困境论文; 治理与政治困境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