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社会资本分析思路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思路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为什么制度相似的国家经济绩效迥异？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困难重重？的确，没有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如何共同塑造制度和影响经济绩效，也就是没有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关系的性质理论，关于制度效应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其实，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公民参与的影响，制度的绩效受制于公民社区与公民生活特征。由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宗教必然导致国家（地区）的公民生活特征的巨大差异。社区网络，如果赋有公民活动的规范，就会充满活力，而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是导致制度变革失败的原因。
为了把经济发展的根源追溯到更深的层次，最近几年来，发展经济学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前沿研究领域——社会资本理论，把发展经济学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关系至关重要”。在美国社会学家J.S.Coleman于1988年发表了一篇可称为经典的社会资本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才迅速成为学术界趋之若鹜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政治家和研究机构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的社会和制度领域来寻找答案。在经济学领域，尤其是以道格拉斯·诺斯（North，D.）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产权、市场结构、民主决定程序、制度安排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斯蒂格里茨（Stiglitz，J.）、阿玛蒂亚·森（Sen，A.）和奥尔森（Olson，M.）各自代表的不完全信息、福利和制度刚性理论影响也甚广。从政治学角度，普特南（Putnam）认为地区公民参与社团的范围与密度为广泛的社会信任和信息传播提供基础，因而为增强政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社会学家艾文斯（Evans）指出，一个国家是“发展型”还是“掠夺型”的决定因素是公共机构的能力和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关于国家能力、社会网络和社区参与的发展文献以社会资本构造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尽管发展经济学领域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和使用这一术语，而且这些观点还未像早期理论那样模型化，但它的结论具有普遍的政策含义，因而，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社会资本一词频频出现在最有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到2000年，在经济学文献中的引用率高达所有“资本”一词引用率的7.4％。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能够对高质量增长起积极作用的力量来自于强化一个国家里的非正式机构，即所谓的社会资本”（世界银行，200la）。
二、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分析
像当初人们对待人力资本概念一样，对很多人来说还很陌生的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学是一个充满希望而且富有挑战性的引入。由于各自知识背景差异，不同的研究者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描述，因而尚没有形成一个权威性的定义。普特南将社会资本视为水平协会集，包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民间承诺网络和社会规范。根据Haddad和Maluccio提供的一些研究者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的定义可总结为：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尽管社会资本的相互影响发生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能产生潜在的外部性同时，群体以外的个体（包括其他家庭成员，社区人员和国家）有时会承担这些群体为了私人利益而强加的成本，这便是所谓的扭曲的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资本的机制与信息传递，信任的建立和合作规范的发展相关。
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将在社会学领域已被公认的社会资本嫁接到经济学领域。关于社会资本的经济分析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社会资本看做效用函数的偏好；二是作为一种资本来对待：三是弥补基于不完全信息或风险的市场失灵机制。从微观经济学框架来看，社会资本的外部性产生经济绩效：首先，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的知识传播，通过重复交易建立信任与声誉机制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其次，社会资本有利于技术与市场知识的传播，从而减少信息传递的市场失灵。知识的传播既可以通过网络和俱乐部中共享信息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模仿；最后，依照规范和准则，社会资本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促进集体行动。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的共识是：如果社会资本被看做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同等意义的资本的话，它的重要性应当体现在增长核算的统计中，成为“索洛余值”的一部分。正如索洛认为，如果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过程产生作用的话，它将在增长核算的余值中有所表现。目前的宏观研究主要强调社会资本从宏观上有利于制度有效地实施、提高公共物品的效率。从解释“余值”角度对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大，因为它没有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况，达斯古谱塔断言“增长核算的余值的问题解释的缺乏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没有影响”。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面临三个难题：一是局部最优难题，即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同质问题。一个社会包含各式各样的可能促进合作的规范、准则和价值观，如果其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话，哪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呢？福山（Fukuyama）比较了美国、日本、德国与韩国、中国。新加坡两种社会信用的不同点，福山认为普遍社会信用相对应的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大公司的长期经济绩效要优于家族信用结构的家族企业。事实上，时尚，高技术工程设计、制药和软件开发等行业的小公司比大公司更有效率（例如微软经常从小公司引入创新）。这说明不同的社会资本在与其相适宜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并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认为一些社会资本比另一些社会资本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样便存在一个什么类型的社会资本能为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问题，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和网络能形成正确而且有益的社会资本，正如普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的黑暗面。理论上的难题便是如何找到一个概念清晰地区分“好的、坏的、丑陋的”社会资本。二是动态难题，特定的社会资本是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环境里同样适用？例如，日本的管理和工作态度成为西方国家大公司仿效的对象，而一个世纪以前西方国家对日本文化不屑一顾，如果日本的文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是否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日本式”的社会资本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具体地说，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是最优的，是否对工业发展同样适用；在农业向工业转化过程中，社会资本自身是否改变。非线性难题是动态问题的延续，社会资本是否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社会资本可降低交易费用，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消除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如果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历史上技术领先的中国和伊比利亚人的衰落是较好的例证，“亚洲价值观”在20世纪中期可谓东亚经济的狄纳莫（发动机），而20世纪末又造就了“多米诺骨牌式”效应。更一般地说，社会需要的不是最大化社会资本的数量，而社会资本的数量应是最优的。
正如当初人力资本也受到攻击一样，社会资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资本的隐喻；与经济理论的融合问题；社会资本的测度。资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来说，资本代表的是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或者自然的生产因素的存储。这种存储被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能够产生效益。主流经济学家索洛、阿罗等对社会资本表示过怀疑，甚至不屑一顾。阿罗曾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并呼吁抛弃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是资本，因为它不能及时扩张，不能通过有意识的投入以获取未来的收益，而且不可剥夺”（Arrow，2000）。
三、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目前的研究者除了关注更一般的理论研究外，许多学者应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作实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公司结构，以及社会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有较大的影响，如对增长、公平和减轻贫困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与19世纪80年代乃至14世纪的发展与社会资本都保持着高度的相关性。这种特殊“资本”的功能被很多学者作为增长之源，没有它，社会将四分五裂，更遑论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人类福利增进。像索马里、南斯拉夫、卢旺达便是我们身边惨痛的教训。相反东亚奇迹可以用社会资本的作用来解释，传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只能部分地解释东亚的高增长率，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创造社会资本为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为提供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有说服力的研究必须先规范社会资本的度量指标，如何度量社会资本这一种无形资本，也是有争议的研究之一。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信任，共同的规范、准则和习俗，协会。社会资本具有可行性的关键是发现了可衡量的测度标准——信任。信任有益于经济活动是因为它可增强对企业活动的信息流动，促进了合作。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信任是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共同规范、准则和习俗是所有人相互认可或代代相传的行为准则。它们给予投资者进行投资的信心，相互认可的习俗保证他们不会违规，否则将遭到惩罚。这些术语有时被称为博弈规则、社会内在道德体系，反映的是个人控制他们自己行为的程度，正式规则由政府当局制定。诸如法律条例，而非正式规则用于规范每个人自身的行为。社会资本的另一主要衡量指标为协会活动。普特南认为几乎任何协会的活动（保龄球协会、合唱团）都能产生信任。Grootavert和Bastelaer为社会资本提供了三类替代性指标：地区网络或团体的会员，信任和规范指标，集体行动指标。福山（2000）还提供了一种间接度量法：通过观察一个工厂在被接管前后的市场价值变化。因为接管者会考虑工厂的无形资产，包括市场品牌价值（代表诚信资本）、良好的销售网络（代表社会关系网）等。
莱克和基费（Knack & Keefer）利用世界价值调查（1980-1994），从宏观层面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考察的指标是信任，合作准则与协会，他们运用29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第一，信任与民间合作对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第二，与普特南研究意大利地区经济差异得到结果相反，协会活动与经济绩效没有太多联系；第三，信任与民间合作较强的国家拥有正式制度，有效保护产权和契约权力，并发现信任对贫穷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法制和金融部门更加脆弱。当然，建立正规的法制和信贷机构在那些低信任度的国家是特别重要的。扎克与莱克（Zak & Knack）提供了一个异质群体交易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低的信任环境减少投资率和增长，高信任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他们通过跨国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该模型的结论。世界银行（2001b）从微观角度指出了社会资本对发展的影响：在教育中，在学生的父母及公民对孩子的教育福利有积极兴趣的社区，教师更为尽职，学生的成绩更好，学校的设施更好地用于该社区；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受民间团体支持和监督的医务人员工作更为认真；在农村发展中，有较高社会资本的村镇会更多地使用信贷和农业化肥，在道路修建中有更多的村级合作。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社会资本测度方法的差异导致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恩斯明格（Ensminger，2003）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探讨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对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表示怀疑，并认为不能将经济发展视为一个社会中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支持的普遍化的信任水平的结果，我们也许应当看到政府制度作为高水平的普遍化信任和合作的发动机的作用。德劳夫（Durlauf）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对经济学产生有益的影响，但关于社会资本实证分析受到了社会资本概念模糊、数据缺乏和可供替代的指标等问题的限制而缺乏说服力，而经济实验可能是实证研究社会资本的方向之一。
四、发展经济学的社会资本分析
经济学很大程度上集中研究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社会资本的关注最初也是对发达工业经济国家（意大利等）而不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防碍我们利用社会资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社会资本已经变成发展词汇中的重要名词。有关的理论和实践已将发展思维从寻求一种单一的、主导性的政策处方中扩展开来，发展的思维在转变。“……程序和政策同样重要。依靠协商参与和具有透明度的程序制定出来的政策其结果更容易持久，包含这些程序的良好的治理制度对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还应该包括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世界银行，2001b）。在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看来，社会资本是发展经济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Meier在一篇发展经济学回顾性文章中指出：在相继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之后，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又把“社会资本”加到增长的源泉中。当社会相互交往产生外部效应和促进为市场之外的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时，社会资本就会产生经济收益。信任、互惠、人际网络、合作和协调可以被看做是调节人们的交往和产生外部性的“民间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理论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回顾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结构主义主导地位的衰落到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的复兴”。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产主义的没落，种族冲突，转型国家构造市场经济的艰难，东亚、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资源过度利用，贫困等问题，而正统的理论没有预见也不能为此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国家和区域制度（政治、法律和社会）的作用被发展经济学家遗忘的同时，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学不能被独立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之外的纯粹学科。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突破性的发展，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大量引入和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使经济发展理论不断地得到充实。在过去五十多年里，发展经济学演进经历了从“计划至关重要”到“市场至关重要”，再到“制度至关重要”的历程。
但是，为什么制度相似的国家经济绩效迥异？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为何困难重重？的确，没有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如何共同塑造制度和影响经济绩效，也就是没有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关系的性质理论，关于制度效应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拓宽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发展经济学家面临的现实选择，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的根源追溯到更深的层次。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围绕选择、权利与福利而建立起来的有关发展的理论体系。按照森的观点，“自由的扩张”既被视为发展的主要目标，也被视为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制度也不是附着在发展之外的一些既定因素，而是通过传导、保障个人的选择权利，进而推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阿玛蒂亚·森的自由视角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20世纪如年代后期，在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和奥尔森各自代表的不完全信息、福利和制度刚性理论影响影响下，在结合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研究国家能力、社会网络和社区参与的发展文献以社会资本构造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强调“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矫正社会关系”是发展手段和结果的关键。社会资本理论的引入为拓展发展的内涵，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提供了诱人的前景。
彼得·艾文斯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指出，通过把规范和网络称为社会资本，作为推动市场交易的社会资本在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增长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6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则引入了人力资本概念，人们之间的社会资本形成的彼此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罗伯特·卢卡斯也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性的社会活动，各种人群都牵涉于其中，但是其积累方式又无法从物质资本的积累中找到参照。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虽各有优势，但都忽视了对社会本身、文化、理性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往往对这些重要问题看做是研究框架中的外生变量或置于分析框架之外。实际上，这些以前被视为既定的、应然的因素通常是制度变化和革新力量发挥作用的中介。正如格雷夫所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禀赋，技术和偏好的函数，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社会组织自身反映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进程。
（二）构造市场、政府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发展体系
对于政府究竟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经济学家常常来回徘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的鼎盛时期，受当时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的影响，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尤其是实践中的计划与理论上的计划之间在结果上严重背离，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对计划的狂热平息下来，转而迈向市场经济开放模式下的出口导向战略。“政府失灵”一度取代“市场失灵”成为一个新流行语，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使一些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全面崩溃，更被某些发展经济学家视为“彻底地将全面计划化打死在棺材里”。以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题为《东亚奇迹》一书为代表，在系统总结东亚经验的基础上，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东亚奇迹是政府科层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触发了对政府作用的新争论，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并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传统理论主要分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替代关系）。其实，政府与市场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两种基本制度安排，各自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最宝贵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只有当政府与市场协调一致运行时，才最有可能成功地促进经济发展。政府支持的而不是取代竞争性市场的战略为迎接发展的挑战带来了最光明的希望。青木昌彦等学者提出的“市场增进论”，主张政府的作用不是为了替代，而是为市场机制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制度框架，促进市场的协调功能，正是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世界银行在谈到发展思维转变中强调“政府在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一套简单的规则告诉它们要做什么，除了普遍接受的规则，政府的能力、国家的发展水平、外部条件等诸多因素决定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世界银行，2001b）。
社会资本理论深化了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认识，在社会资本理论中政府的作用问题存在两种思路。一种观点持有者称之为“非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主导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相反有时对经济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会资本只能在非政府领域内产生，政府支持的活动与社会资本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政府行为可以破坏却不能创造社会资本。持有另一种相对立的观点的人称之为“国家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正和博弈，非国家主义者的观点不合历史逻辑。事实上，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去培养与呵护，政府与社会自发团体是一种共生的、协同关系，公民参与巩固国家制度，有效的国家制度为公民参与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公共机构的参与推动了普通公民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稳定与发展，促进这些规范和网络运用于发展目标。两者争论的焦点是社会资本能否通过政府政策来构建。
其实，国家不仅能够做一些积极的事情来创造社会资本，而且也能够通过阻止一些事情来减少社会资本储备的消耗。弗兰西斯·福山（2003）从四个方面论述政府如何培育社会资本：（1）在创造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方面，国家并没有太多显而易见的手段。社会资本常常是宗教、传统、共享历史经验及其他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的副产品。（2）在生产社会资本方面，政府可能拥有最强能力的领域是教育。（3）国家通过有效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特别是通过保护财产权和公共安全，间接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4）当国家开始从事那些本该由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来承担的活动时，国家将会给社会资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大量事实已证明有效的政府与社会资本是可以协调的，佩特罗（Petro）在考察自然资源匮乏、农村人口众多而且缺乏老工业基地的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地区时发现，该地区之所以能吸引仅次于莫斯科的大量海外投资，是因为在前苏联解体后培育了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并认为政府在建立社会规范和提供共同文化框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公民参与的影响，制度的绩效受制于公民社区与公民生活特征。社区网络，如果赋有公民活动的规范，就会充满活力，而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是导致制度变革失败的原因。好的社会资本可以使政府更加有效，如果人们愿意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合作，将使政府行为具有稳定器功能，并减少政府财政压力。国家既是由一套统治规则组成的制度，又是按照规则组织实施的功能性实体。同样，市场是在价格机制控制下自发交易的规则组成的制度。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不充分，造成了普遍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从理论上讲，市场失灵可依赖有效的法律强制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较小，履行法律的司法成本又很高，政府失灵的存在需要普遍信任的社会资本来促进政府的效率，客观上需要群体的社会网络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支持现代经济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应该包括社群在内的国家、市场和社群三者有机结合的经济发展机制。正如速水佑次郎所说：在经济体系中如何结合社区，市场和国家，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的议事日程。
（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不仅是资本的载体，而且也是思想，观念和文化的载体。罗默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最主要的障碍不在于有形资产，而是思维意识的差距。全球化可带来新的观念，习惯和实践，这些东西包括从管理的会计标准到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全球社会资本是否对全球社会文化和经济产生影响？它们与各国社会资本的关系是怎样培育全球性的社会资本？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波特认为国家繁荣的源泉在于竞争优势，而一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许多外部源泉如今被经济全球化抵消了，因此要改善竞争的微观经济基础，而竞争力的微观经济基础中人们对于繁荣的基础所普遍持有的信念是关键。那么，在全球化中建立全球趋同的生产力文化，才能使发展中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空前增多。
但是，全球化会损害本土文化，而且也给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带来威胁。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全球化的间接作用而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典型案例。印度尼西亚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社会冲突破坏了原有的，并发挥作用的社会联结和社会共识，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市场经济中的法制体系非常重要，但法律体系只是为社会提供支持，很多合约的实施并不是依赖法律，而是自我强制实施机制，诸如声誉机制。全球化带来的快速转型可能使传统社会不堪重负而破坏其所拥有的传统安全网络和稳定的雇佣关系，在政府并未及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弱势群体会被社会所遗忘，这将侵蚀传统的社会资本。另外，一个国家的存在有其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全球化将使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产生冲突，传统文化需要调整以适应新文化，如果全球化过快将对社会产生危害。例如拉丁美洲在实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伴随着高利率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失业的持续产生社会动荡，严重破坏了社会资本。
对于社会来说，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让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沦为一个纯粹的失败者还是变成一个获益者，也就是说，是让全球化毫无保留地摧毁传统的文化社区，还是让它只是破除那些功能失调的传统和社会群体，从而成为自己进入现代化的一个契机。发展中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单一的、全球性的发展模式，支持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主要以个人关系为基础，较少依赖成文的法律和规则，隐含在日本组织中的基本规则是可以根据人际关系的便利特定规范进行事后调整。相对于依靠正式规则执行合同的西欧制度，日本更依赖人际关系。此外，韩国和东南亚的泰国都在它们的传统文化内寻找到它们自己独特的、同现代经济发展相一致的制度。昂格尔研究泰国的情况指出，海外华人按关系网开展业务的做法，使他们具有构成经济发展基础的社会资本，从而使泰国出现“经济奇迹”。
五、简要评论
社会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深入人心，尽管匆匆宣布新的发展范式已经建立未免有草率之嫌。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发展的研究还有诗进一步深入，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的研究总结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什么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否与其他资本形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有用处：如何区分好的和坏的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然而，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还难以形成一致的观点。此外，具体研究的问题有：社会资本的界定是否具有科学性、社会资本是否有资本的特性，是否属于经济增长中“索洛余项”的一部分、怎样投资和提供社会资本、能不能进行更为准确的定量研究等等。
社会资本的概念的引入对发展经济学来讲是机遇也是挑战，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理解、应用和解释采取较严谨的态度将使这个概念变得更有科学意义，从而避免使社会资本的术语和理论流于昙花一现的时髦狂热。同时，要避免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一切东西概述为“社会资本”，从而扩大其内涵和外延，还要避免力图使社会资本成为解释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从而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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