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源不均衡对收入差异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资源论文,不均衡论文,差异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1949年至1978年，中国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经济发展缓慢，但收入差距较少。1978年，世界银行一个考察团到中国，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1978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09407亿元，税收收入37636亿元（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年均经济增长率在8%以上。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王小鲁、樊纲(200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了。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中外研究者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为0.320，到1984年一度下降到0.257，到1990年上升到0.355，2001年进一步达到了0.447（世界银行，2004；WIDER，2000）。中国正在从一个收入较平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2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
学者从多种角度解释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些采用逻辑分析方法，有些运用统计数据或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的方法，这对理解中国收入差距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价值。然而，这些研究中，对教育资源因素重视不够，缺乏从教育资源角度系统分析教育对收入差异的影响。可是，教育对社会及个人财富增长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在他的《政治算术》和《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等著作中，提出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能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的思想，他视“技艺”为土地、资本、劳动之外的第四生产要素。19世纪庸俗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看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人力资本理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舒尔茨对教育的经济功能有着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土地本身并不是贫穷的重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是决定贫穷的关键”，“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比没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更容易获得恰当的经济信息，这种优势所造成的收益可能就会属于受过教育的人。”本文拟从教育资源分布及教育均等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
文献研究表明，教育对收入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拥有教育资源的不同和教育机会的不等，是造成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但相关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教育对收入的贡献程度，并没有揭示教育资源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异情况；二是在收入差异研究中，只把教育因素作为整个研究的一个部分来分析教育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没有全面系统分析教育资源差异对收入的影响程度。本文将对这些研究空白点进行补充，通过大量的统计资料，全面系统分析教育资源差异与教育机会不等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程度。
2 中国教育资源不均等加剧收入差异扩大趋势
2.1 中国概况
2.1.1 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情况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无论GDP、财政收入还是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最高年份为1992年的14.2%，最低年份为1981年的5.2%，28年中，在9%以上增长速度年份有18个。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最高年份为1978年的29.5%，最低年份为1980年的1.2%，尤其是1992年后，14年中，在15%以上增长速度的年份有12个。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速度最高年份为1994年的37.2%，最低年份为1992年的1.2%，26年中，在15%以上增长速度的年份有17个。总的来看，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都超过GDP增长速度，但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速度时常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如图1所示。
2.1.2 教育发展情况
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 418.84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教育费附加、企业办中小学支出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为5 161.08亿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城市教育费附加）为4 665.69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82%。中国教育部2007年3月7日发布了2006年教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幼儿园达13.05万所，在幼儿园2 263.9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42.5%；小学招生1 729.36万人，在校生规模为10 711.5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27%；初中（含职业初中）招生人数为929.56万人，在校生为5 957.95万人，毛入学率达97%，升学率74.88%；高中阶段教育招生1 602.6万人，其中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招生比例为54.3:45.6，在校生规模达到4 296.3万人；普通、成人本专科（高职）招生724.44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2500万人，在学研究生首次超过百万，达到110.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
2.2 省际教育资源不均与省际收入差异的扩大
2.2.1 省际教育资源不均
2.2.1.1 高等教育资源不平衡
截止到2007年5月18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普通高校数量见表1，高校数量超过100所的省份有江苏、山东、广东，低于20所的有海南、青海、宁夏、内蒙古。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主要表现在质量上。中国政府为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实施“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这是中国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而实施的一项跨世纪的战略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项目。“211工程”学校都是质量较高的重点高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数量极不平衡，比较多的省份有北京23所，江苏11所，上海9所，而有4个省级行政区一所都没有，11个省级行政区中都只有1所，具体情况见表1。高考录取率是体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资源状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2006年高考录取情况如表1所示，最高的海南达88%，最低的贵州只有38.67%。
2.2.1.2 教育投入不平衡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超过5%的省级行政区有西藏10.53%、北京6.97%和贵州5.13%，低于2.5%的省级行政区有7个，最低为山东，只有1.65%，具体情况见表1。当然，由于各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总量上相差很大，因此，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高低只是反映教育投入的相对量，并不是绝对量，实际低于2.5%的7个省级行政区，它们财政性教育投入绝对量远高于贵州和西藏，如山东省2004年财政性教育投入达2561587.9万元，江苏2004年财政性教育投入达3 099 409.2万元，而贵州2004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只有816 926.9万元，西藏2004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只有222 773.7万元。2005年生均公用经费，普通小学最高是上海为1 865.7元，最低为广西59.22元，均值280.33元；普通初中最高是上海2 114.13元，最低为安徽76.98元，均值371.38元；普通高校最高是北京10 688.17元，最低为安徽548.77元，均值1 995.10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教育资源差异表
资料来源：1.人口数为2005年底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2.普通高校数为2007年5月18日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level2.jsp?tablename=322；3.“211工程”学校数量截止到2005年9月8日，来源于中国教育在线.http://eol.cn/article/20030911/3090736.shtml；4.高考录取率为2006年高考录取情况，来源于中国教育在线.http://eol.cn/lqzc_2916/20070212/t20070212_219249.shtml；5.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2004年数据，来源于2005和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6.教育经费为2005年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24383.htm.
2.2.2 省际收入差异的扩大
表2 1998年和2004年各省教育发展与收入差异单位：元、人
资料来源：1.表中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9年和2005年统计年鉴，各列数据由相应计算得出；2.大学生包括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
为了进一步分析省际间教育资源与其收入关系，选择了相关指标。省际间教育资源差异选用了两个指标，一是人均教育经费总额，二是每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省际间收入差异选用了GDP和财政收入两个指标，统计的指标都换算为人均数据，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省际间的教育资源与其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以2004年为例，省际间人均教育经费总额与GDP相关系数为0.817，达到非常显著程度，与财政收入相关系数为0.919，达到非常显著程度；省际间每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与GDP相关系数为0.817，达到非常显著程度，与财政收入相关系数为0.919，达到非常显著程度。
由于教育资源不均等，各省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差异都呈扩大趋势。教育资源较多的省份，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则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也较多；教育资源较少的省份，如贵州、青海、云南、甘肃等，则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也比较低。省际之间的差距比较大，以1998年为例，人均教育经费最高的北京有1 210元，最低的贵州只有99元，北京人均教育经费是贵州人均教育经费的12倍；每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最高的北京有1 709人，最低的贵州只有116人，北京每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是贵州每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的16倍；相应地，人均GDP北京是贵州的8倍，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11倍；人均财政收入北京是贵州的10倍。从1998年到2004年，省际间教育资源严重不均等现象没有改变，省际间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04年，人均教育经费北京是贵州的11倍，每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北京是贵州的8倍，人均GDP北京是贵州的7倍，人均财政收入北京是贵州的12倍，与1998年的指标相比，除了每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这一指标大幅度下降外，其它三个指标几乎没变化。这都是从相对量考虑，如果从绝对量分析，看相关指标省际间的绝对差值，那么省际间的差异趋势在加剧扩大趋势。
2.3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
2.3.1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
2.3.1.1 教育投入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城市地区，教育部门在办学条件、教育经费、师资配备等资源配置上，实行城乡不同标准。有限的教育经费主要集中于城市，原本更需要扶持的农村教育得到的资源远远少于城市。无论生均预算内事业费还是公用经费，从1993年到2005年的13年间，农村小学和初中学生经费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更低于城市水平，具体情况见表3。2004年，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农村167元，城乡之比为2.9:1；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农村为269元，城乡之比为1.4:1。
2.3.1.2 教师队伍
全国农村小学高级教师的比例为35.9%，农村初中一级及以上职务教师的比例为32.3%，分别比城市低8.9和14.5个百分点。2003年北京市海淀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调查资料表明，农村小学本科毕业教师比例8.8%，城镇小学则为17.1%；农村初中本科毕业教师比例47.7%，城镇初中则为81.9%（具体情况见表4）。山东省教育厅2004年的一份教育督导评估报告指出，有45个县（市、区）的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水平偏低，尚达不到国家必保工资标准，成武县2003年全县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平均月工资仅390元，其中平均月工资最低的乡（镇）只有308元。同一个县，城乡相同性质教师的收入可以相差5倍左右。山东一些地方的辍学率居高不下，甚至是两位数以上。
2.3.1.3 升学机会
以2000年为例，当年全国小学生升入初中的比率为94.9%，但农村小学生升入初中的比率为80.8%，城市小学生进入初中的比例比农村学生高25.7个百分点。全国初中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为51.2%，但农村初中生的这一比例仅为7.1%，城市学生进入高中的比例是农村学生的9.4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2001年进行过一次大型抽样调查，涉及31个省市区约10 000余名在校大学生，有效问卷共8 270份（其中上海样本3 060个），结果大学生有76.2%来自城市，23.8%来自农村。杨东平(2006)，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点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近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比1998年低3个百分点左右，北京师范大学则下降了8个百分点。以北京大学为例，1985年新生中农民学生的比例为27.3%，1992年为22.3%，1996年为19.6%，1999年为16.3%。
表3 1994-2005年农村生均教育经费情况 单位：元
资料来源：1994-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HomePage/zhong_guo_jiao_yu/jiao_yu_zi_xun/shn_zi/jiao_yu_jing_fei/index.shtml.
表4 北京海淀区城乡学校的师资与经费差别
资料来源：转引自储朝晖.义务教育公平的矛盾分析[J].江苏教育·教育管理，2007(2-3).
2.3.2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不断扩大
为了分析城乡收入差异，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城市市民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农村居民收入，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1985年到2005年的21年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都逐年提高，城镇居民2005年收入是1985年收入的14倍，农村居民2005年收入是1985年收入的8倍，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来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1985年，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值为341元，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86倍，到2005年，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值已经达到7 238元，城市居民收入已经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22倍；从1985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以年均15.66%的速度增长。
表5 1978-2005年教育投入与城乡收入差异变化单位：元、%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6-2006年历年统计年鉴，第4、5、6列数据由相应计算得出。
2.4 群体间教育资源不等与不同群体收入差异的扩大
2.4.1 群体间教育资源不均
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表现是多方面的，除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外，还有校际不平衡和入学机会不均等诸多方面。
2.4.1.1 重点校与薄弱校
在中国同一地区、同一城市，各校之间资源也差异较大，存在重点校和薄弱校。重点校有着设计别具匠心的各类建筑、宽敞明亮的教室、充足的教学设施（电脑、实验设备、体音美设备等）、较为充裕的学校运营经费、一流的师资；而薄弱校建筑陈旧失修、教学设施缺乏。廖文辉(2006)指出“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差距，除了教学设施等硬件之外，最主要的在于师资力量。改变好学校和薄弱学校差距悬殊的状况，不仅需要加大投入，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改善薄弱学校的教师队伍，大大强化师资力量，缩小师资上与重点学校的差距。然而，由于“重点校”经过多年的积淀，资源丰富，待遇优厚，且深受一些地方的政府以及广大家长的偏爱，形成了吸纳和培养高素质教师的良性机制，而对于那些非重点校和薄弱校来说，往往政府部门不重视，也不受社会看好，待遇不高，工作压力大，不仅难以延揽优秀人才，连现有的优秀教师也人心思去。非重点校、薄弱校为数不多的优秀教师跳槽到重点校在不少地区成为难以阻挡的潮流，也成为有关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心头之痛。一些地区“重点校”和薄弱校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2.4.1.2 “择校风”
在中国，由于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择校风”加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目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小学择校一般要1.5万元，初中需要2.5万元，高中需要5万元，即或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择校也需要上万元。高价择校公开化，择校正在蔓延成风。由于中国义务教育有“就近入学”的政策空子，一些家长想方设法，托关系、攀亲戚，把孩子的户口甚至全家的户口转到离名校近的地区。比较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倒挂四老家”，即家长自己有住房，将户口挂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家，这是因为老人家附近的学校是名校；二是“挂入亲朋家”，有些家长将孩子的户口迁入姑妈、舅舅或朋友家中。实在没门路的，只能狠下心来，顶着一路飙升的价格在名校附近买房。特别是，中国不少城市进行“城中村”改造，原住在市区老房子的市民，由于经济能力无法承受新房子价格，不得不到郊区购房。这种“择校”和“城中村”改造存在的“挤出效应”，使贫困人群和弱势人群享受的教育资源进一步恶化，加大了教育的不公平。
2.4.1.3 留守儿童与外来工子弟
在中国，由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批农村富裕劳动力到城市务工，然而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形成了父母和孩子分开的情况，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目前约有2000万。这些农民工一旦外出以后，整日忙于打工，大多没有时间与精力过问孩子的学习，对孩子内心的困惑、需求、兴趣更无法关注。有的即使想关心，限于经济等条件，他们也无法更多地给孩子打电话或者经常返家看孩子。由于得不到家庭和父母的有力、有效的监管，在安全上，留守儿童容易受到他人非法侵害或人身伤害，自己行为也容易失控；在学习上，很多留守儿童表现为持续性的学习成绩不能上升，有的甚至难以维持正常的学习状况；在行为上，一些留守儿童因失去父母监管而放任自流、不服管教、违反学校纪律，少数少年甚至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在心理上，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情绪问题、交往问题、自卑心理、逆反心理等。还有一大批农民工是拖儿带女外出打工，到哪里打工就把孩子带到哪里，产生外来工子弟入学问题。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达1.14亿人，随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儿童约有643万人。由于外来工的收入水平较低，无法进入高档的民办学校，而因为他们是外地户口，又难以进入本地的公办学校，导致一些外来工子弟不得不到一些条件并不完全符合规定的民办学校就读。而因为不符合办学条件，这些学校随时有被取缔的危险。违规办学的存在是不合法的，但是对处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外来工子女来说，他们只有在这些违规的学堂才能享受受教育的权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2.4.2 群体间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群体间教育资源不均等，升学机会和就业机会明显不同，对收入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重点校升学率高，一些重点高中升入名牌大学的比例高达30%以上，而一些薄弱学校不但升学率低，而且很少有考进重点大学的。重点高校毕业的学生在就业机会方面有明显优势，容易进入收入较高的部门工作。通过择校把孩子送进优质学校，为孩子未来收入的增长提供源泉；而这同时把弱势群体的孩子挤出优质学校。尤其是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依靠自己体力劳动获得微薄的收入，还要为子女入学付出赞助费、借读费以及托管费，使他们实质收入不断下降。马晓河(2003)研究，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城镇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收入在明显向“富者”阶层集中。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2，而到2001年两个阶层间的收入比扩大到1:5.39。就是说，在11年间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两倍以上。1990年，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的人口占调查家庭总人口比重为17.2%，他们获得的收入占去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26.8%。相反，占去人口22.8%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户收入比重只有14.3%。到2001年，这种贫富状况进一步向两极分化，低收入户所占收入比重更低，高收入户所占收入比重更高。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从教育资源不均等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角度，全面系统分析在中国近二十多年发展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情况发现，几十年来，各省际之间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还有加剧的趋势，使各省之间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城乡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也没有改变，城乡收入差异越来越大。此外，一些特殊群体享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无论升学还是就业都有明显优势，促使收入不断增长，而另外的弱势群体不但不退出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一些外来工，为享受基本的教育资源还要付出高昂的费用，加剧他们的贫困状况。
3.2 原因分析
3.2.1 体制
中国教育实行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体制。198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同时，要“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等设想。1986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一次重申了在教育领域逐步推行简政放权的基本方针。1995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强调“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则。
教育经费多元化的来源体制。1988年开始实施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1995年通过的《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多元化经费筹措体制。1994年后，又逐步形成了“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非义务教育阶段按培养成本收取一定比例费用”的学费政策。到2005年，中国学费和杂费占教育投入总额比例已经上升到20%左右，学费和杂费在12年(1992-2003)中的增长率，除1998年较低为13.39%外，其它都在20%以上，较高年份1993年和1994年分别达到98.37%和68.59%的增长速度。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投入总额降到60%左右，在财政性教育经费中，中央政府只有12%左右，地方政府占到88%左右（陈赟，2007）。
此外，由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教育设施、师资等义务教育资源存在巨大差异且相互隔绝，不能共享，农村户口的适龄儿童即便在城市居住，也不能或难以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即便是在城市教育资源富余的情况下，这种享用也存在重重障碍，由此强化了城乡之间义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3.2.2 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88%左右教育经费来源于地方政府，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教育资源差异会十分明显。
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口号，农村办学条件的改善主要靠村民的集资。随着学费的不断上涨，许多农民没有能力供养子女接受完义务教育，更不要说供孩子上大学。安徽调查结果，小学生组每位年均培养费用（含生活费，下同）约为4 580元，占户均年收入比重的22.1%；其中：年人均学杂费和书本费需692元，约占在校年教育费用的71.0%。初中学生组每位年均培养费用为5 100元，占该组户均年收入比重的28.7%；其中：年均学杂费和书本费需829元，约占在校年教育费用的55.2%。高中学生组每位年均培养费用为8 380元，占该组户均年收入比重的36.7%；其中：学杂费和书本费年均需2 730元，约占在校年教育费用的57.1%。而大学生每位年均培养费用则达到13690元，占该组户均年收入比重的62.5%；其中：学杂费、书本费加住宿费需6 880元，约占在校年教育费用的52.6%。若按2004年该县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 384元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 668元分别计算，县城居民需要8.6年的收入，农村居民则需18年的收入，才能培养一名大学毕业生。2002年中国社会性教育经费占GDP的1.94%，据调查，中国父母目前在子女教育费用方面的支出已超过养老和住房，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因此，家庭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能否接受教育及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3.2.3 历史原因
如中国重点中学的形成与发展。1952年6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意见》，1962年12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重点校”政策初步形成。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198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重申了办好重点中学的必要性。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育委员会作出在全国建立1000所示范高中的决定，可视为“重点校”政策的延续。至此，基础教育阶段“重点校”政策最终形成，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县都先后形成了一大批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中小学分布集中于县及县以上的大中城市。“重点校”政策的初衷可以概括为“快出人才”、“出好人才”，是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将公共教育资源集中向重点学校倾斜，推动重点学校办学条件的极大改善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形成一批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校”、“名牌校”、“示范校”。因此，在有关建立重点中小学的政策文件中，都对重点学校的人员配置、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育教学管理等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倾斜”性规定。“重点校”政策在推动部分学校教育质量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城乡间、校际间在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上的差距，导致了教育公平的缺失。
再如高等教育区域上的不平衡，也与历史有极大关系。历史上，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尤其中国近代，政治中心在北京、南京、西安、武汉等地，经济中心在上海、杭州等地，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创办时期，许多重点高校就在这些地方产生，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
3.2.4 文化因素
个别地方政府官员不重视教育。中国文化中有“官本位”思想，而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看到的是“消费”，而不是“经济效益”，所以个别地方政府官员不重视教育投入，甚至挪用教育经费。此外，教育中的腐败也加剧了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这种腐败集中表现在对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破坏上，通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换取短缺的教育资源。其中一类是所谓的“条子生”，通过某种特权进入学校（重点中小学、大学和成为研究生）。第二类是“缴费生”，不符合入学标准，但通过花钱买分数取得入学资格。在“缴费生”中，更有一部分是利用公款上学的。第三类是“学校利益集团”，在各级教育中，本校教师子弟在入学时享有某种优惠的现象时有发生。
3.3 建议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教育资源不均等问题，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些政策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如义务教育免费，但是，要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3.1 进一步提高认识
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在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教育对社会还是个人财富增长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教育水平的高低恰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实现了教育的公平，教育就会充分发挥出促进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因此，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不能仅站在教育的角度来看，应当从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广大人民来说，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方式，时常是唯一方式。给广大人民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是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
3.3.2 进一步提高投入
中央政府不断提高财政支付力度，加大对教育投入，但是，数额仍然需要提高。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仍然在3%左右，达不到4%的水平。一定要加大教育投入，降低学费，使广大人民群众子女不因贫困而失学。
3.3.3 进一步完善制度
虽然，国家已经在解决教育不均衡方面制定了许多法律或相关制度，为推进教育均衡做了大量努力，但实施效果不容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与制度不完善有关，如缺乏制度的实施细则以及责任追究制度。要完善相关的制度，通过各种资助制度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对违反教育公平的做法要有惩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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