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中国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失衡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人类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帝国。随后在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相继发生了工业革命，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次的全球化高潮是完成了工业化革命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将资本、技术、制度和劳动力向北美的大规模转移，大西洋两岸的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并最终造就了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20世纪中叶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以资本全球化配置为核心，贸易、金融、生产全球化为主要内容，更多国家参与到了全球化的国际大分工体系中去，发达经济体把大量资源投入到研发领域，促进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新兴经济体则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不管在高端技术领域还是低层次的制造业领域，都大大拓展了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和生产的效率，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大幅提高。资本要素在全球化中寻找最优配置结构，带动包括知识、技术、管理的转移，极大拓展了全球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和市场容量。在1998—2008年这十年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是3.5％，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是7％，国际流动资本的年增长率是14％（World Bank,2009）。
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利用各自的禀赋结构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共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跨国公司产业链重组的背景下，主动积极的产业高端化变动开始，高科技产业发展，第三产业进一步拓展深化，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链中的附加值提高；同时，其金融创新进一步发展，在服务于全球资本的配置过程中，本国的金融增加值和金融利润均得到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利用低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容量，迅速获得了经济增长的空间。这些都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二）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和根本原因
全球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就是发达经济体以创新活动为主，新兴经济体以模仿、“干中学”为主，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都被发达经济体所拥有。通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等形式，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最优的配置，一方面提高了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大部分科技和人力资本含量低的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不断转移，另一方面也给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大量贸易顺差以持有发达经济体各类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的形式重新回流到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中去，进一步推动了各类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发展（见图1）。这里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体系的作用，不能以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就简单地否认它的作用。作为一个全球金融体系，它必须要服务于全球的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的要素配置效率，跨国公司、高科技企业以及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优秀企业，就是支撑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实体基础。如果这个金融体系可以为这三大块实体经济服务，承担起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金融体系是有效率的，是可持续的，或者各类金融机构高额的回报率是以提高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的，是有保障的。不可否认的是，在第三次全球化进程中，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在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壮大跨国公司和改善新兴经济体中优秀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但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吸纳了全球大多数的流动资金，加上各发达国家为刺激本国消费而实施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大量金融衍生品、期权、期货类产品的推出，金融杠杆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信用的过度创造和杠杆的过度运用使发达经济体负债率快速提高，包括个人信贷、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在内的借贷规模越来越大。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目前的政府债务危机都暴露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发达经济体中的个人、企业和国家这三个层面的资产负债关系没有得到根本的调整，为刺激经济尽早走出危机的凯恩斯主义的实施，不是缩减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各类债务的规模和风险。另外，各类金融机构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大宗商品的投机活动。这些都使金融体系的发展脱离了前面所说的三大块实体经济，虚拟程度的上升必然爆发金融危机。因此，以政府债务增长为代价的对经济的刺激和反危机的治理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图1 全球经济运行示意图
总之，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的收入分配格局，或者说全球红利的不均等分享等导致了全球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非均衡，并最终酿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危机前的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美国利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巨大的收入转移利益；发达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垄断，获取特殊利益，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落后导致了金融资产的转移和收入转移，在金融创新不足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金融泡沫化；同时，发达经济体要素价格的扭曲，即垄断要素（知识、专利、品牌）的高价和竞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的低价，都导致了收入从新兴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的转移。于是，全球收入差距扩大，全球化的红利基本被发达国家收获，全球资本要素获利高，全球劳动要素获利低，全球总需求最后难以消化全球的总供给，这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二、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与中国经济运行
（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复苏
世界经济在2009年开始逐渐复苏，但是各国的表现不一。在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发达国家经济全面陷入衰退。2009年，发达国家经济整体收缩4.6％，美国、日本及欧元区三大经济体经济均为负增长，其中日本跌幅最大（5.3％），欧元区跌幅（4.9％）超过美国（3.7％）。随营各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落实和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大量流动性，日本经济在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在第三季度先后触底后，出现了由收缩向缓慢复苏的转变。目前，三大经济体经济继续处于恢复性增长中。2010年发达国家经济将普遍继续复苏，但增长依然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0年发达国家经济将实现1.3％的小幅增长。从复苏力度的次序看，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作出了不同预测。经济合作发展组织（2009）认为，美国有可能最快（增长2.5％），日本次之（增长1.8％），欧元区最后（增长0.9％）；IMF（2010）认为，日本有可能最快、美国次之，欧元区最后，因为亚洲地区经济高增长将为日本经济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无论怎样，2010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将是低速的、平淡的。
另外，由于发达国家的复苏主要依赖金融复苏，实体经济复苏不明显，因此复苏是一种无就业的复苏，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见表1），房地产、金融等在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支柱产业，短期内还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由于各国都在危机后相继实施了“凯恩斯”扩张性政策，虽然这对经济复苏起到了良好作用，但也进一步加剧了居民、企业、政府和央行的资产负债关系的恶化，并从家庭债务危机、企业债务危机向政府债务危机蔓延，一些国家政府负债过高，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应该说，公共债务水平的上升，是凯恩斯政策的直接后果。目前有研究人员估计，主权债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7年的62％上升至85％，20国集团① 的平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也上升1％，达到了7.9％（Uri Dadush,2010）。由图2可知，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其债务比重都在50％以上，在2007-2009年间该比重平均提高了20个百分点。经济衰退时期，由于税收的下降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20国集团的经济刺激措施的费用消耗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和2％（IMF,2009）；在美国，总费用的支出增加从占GDP的20.7％上升到2009年24.7％的历史最高水平，税收收入则从占GDP 18.1％下降到2009年的14.8％；欧盟税收收入从2008年占GDP的30.9％下降到2009年的29.2％。
全球经济自谷底反弹之后，对很多在此次金融危机后增长缺乏明显经济驱动力的国家而言，竞争性汇率条件下的出口对持续的经济复苏已经越来越重要。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想贬值，配合扩大出口的战略，推行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以美国为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美国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2010年10月是9.6％），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目前巨额财政赤字背景下的唯一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但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全球货币战争，美元汇率的长期走低趋势会带来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全球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结果无助于美国结构性问题的改变。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法》、《巴塞尔Ⅲ》等金融法规的相继出台，加大了对金融业进行监督的力度，导致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业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与处理国家债务危机的政策一起对实体经济的复苏产生负面影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对发达经济体来说，经济走出衰退、持久复苏的根本之道在于科技和知识的创新，而不是重新“捡回制造业”和大量释放全球流动性，其发达的金融等服务业还需要继续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作出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其金融体系的全球资源配置作用。
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以中国和印度引领的亚洲经济体表现出强劲复苏态势，发挥了拉动全球经济回暖的火车头作用。IMF预计，中国和印度经济2010年将分别增长8.5％和6.5％；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收缩6.5％后，2010年有望增长1.5％；巴西经济在2009年下滑1.3％，2010年将增长2.5％（IMF,2010）。危机前的持续高速增长形成的经济基础、较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相对较低的银行存贷比、果断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危机发生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较大回落，决定了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在经历了本轮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不断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其经济实力和引领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日益加强和深入，并将在重构全球金融和经济架构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总体上看，当前世界经济反弹明显，但基础还较脆弱，全面复苏动力不足，各国经济好转主要是依靠政策刺激和政府投入所推动，整体经济活动依然远低于危机前水平。2010年，世界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有：金融市场仍存隐患、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贸易保护压力还在、全球资本流动尚不稳定、通货膨胀风险增大以及财政赤字增加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将增加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而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和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会带来一些新的动荡。因此，需要密切关注上述各因素对各国实体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各国政府政策调控带来的挑战。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措施。以4万亿投资计划为代表的巨额财政刺激政策组合，及时且目标明确地针对住房、农村基建、交通、医疗、教育和环保等领域，并得到了迅速实施；同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低利率和减少信贷限制，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在这样的政策组合下，消费和投资的好转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复苏。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和2010上半年仍然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消费增长表现强劲，2010年2月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保持在18％以上，累计年同比保持在18％左右，而且伴随着第二季度以来各地最低工资及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都形成了对今后消费保持平稳高速增长的有力支撑。同时，投资拉动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最主要推力。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在2009年9月份达到33.3％的最高点。从2010年初开始，伴随政府控制新建项目、收紧信贷及对地方投融资平台风险的关注，投资逐渐回落，然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仍然高达25.5％。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出台，除了前期形成的中长期投资项目需要追加投资量以外，大量新的投资项目可以继续支撑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同时，这些刺激性的宏观政策也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挑战。首先，大量的信贷投放将加大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化程度，2009年，中国信贷增速为31.27％，广义货币（M2）增速为27.6％。2010年1—10月累计投放信贷6.87万亿，预计全年信贷增速为18.5％，M2增速为18％。两年平均来看，信贷增速为24.5％，M2增速为22.7％，超过2005—2008年间平均14.2％和18.2％的增速。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房地产泡沫，恶化了通胀预期。2010年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4.4％，创造了24个月以来的新高。加上美国最近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进一步提高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对中国形成“输入型通胀”。另外，与经济转型相致，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会加快资源品价格和资源税改革，会进一步推高物价。因此，从长期来看，通胀压力会伴随中国经济的整个转型期，成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约束力量。
其次，在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下，地方政府陆续配套了近20万亿的资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加大。据银监会透露，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达8221家，其中县级政府平台公司4907家，银行的授信金额达8.8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5.56万亿元，几乎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正是因为缺乏合法的融资制度框架，所以除了变相搞融资平台和隐性负债之外，不得已依赖于土地一级市场批租，这对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形成了一定的阻力，也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在“十二五”期间，如果不能很好地清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债务，不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会面临更大的约束，而且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
最后，全球流动性的泛滥给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带来很大的困难。随着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并强劲增长，不断吸引着大量热钱流入国内，会进一步推高通胀水平和资产价格。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都会面临加息和升值的双重困境，为抑制国内通胀水平和资产价格，需要采取加息的手段，但又会带来更多热钱的流入。加上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又会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目前不仅是发达国家，连一些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中。如果不掌握好升值的频率和幅度，在没有出现新的行业增长点和就业机会前，就可能导致出口的大幅减少和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巩固前期经济复苏性增长的成果。
这些都表明，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采取的“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对扩大内需是积极的，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是有帮助的。但同时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例如：资本流动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不高、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国进民退”和改革难以推进、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以及资源与环境约束等等。这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才能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中国经济的改革与转型
（一）中国经济的非均衡问题
首先，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第三产业增长乏力。世界银行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40％）远低于高收入国家（73％）和世界平均水平（69％），甚至低于中低收入国家（53％）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6％）。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为65％。2009年，美国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76.9％，欧盟服务业的平均占比亦在70％左右；而中国目前服务业只占40％，仅相当于美国1820—1870年间的水平，并且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很低。从三次产业层面来看，还是要多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无论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从第二产业的结构看，由于传统行业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比重过高，因此，还需要第二产业内部的升级。民营企业是推动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力量，在市场环境比较公平、透明的行业，比如大多数的制造业，民营企业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但在市场环境还处在比较严格管制状态的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交通、通讯、医疗、卫生等部门，民营企业还面临着很大的进入门槛，这是导致第三产业的升级和生产率提高不快的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严重扭曲。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这构成全口径的政府收入。以此计算，中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社科院，2010）。这一比重不算高，但是它们的支出主要集中在投资上，而不是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上②。从劳动和资本角度看，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1996—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的角度看，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某些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高达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数十倍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各行业2003年到2008年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增速数据，以2003年的初始工资作为划分依据，低收入组的平均年工资增速为14.7％，低于平均水平15.4％，而高收入组的平均工资年增速则为15.9％，高于平均水平15.4％，证明了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扩大；而且，金融、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等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平均工资增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最后，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差异。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153元，城乡收入差距达3.33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扭转。城乡消费水平对比从1978年的2.9上升到了2007年的3.6，不同地区的居民年收入和消费性支出仍存在较大差距，工资性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17.1％下降到了2009年的8％，居民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了2009年的52.5％。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区域间差距加大和低水平竞争严重以及同层次产业竞争激烈。从经济增长率来看，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和沿海产业转移等有利因素的带动下，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少。2006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5.7％、18.7％和17.1％，2009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分别为53.7％、19.4％和18.5％。中部和西部地区比重分别提高了0.7个和1.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下降了2个百分点。但从人均GDP水平来看，东部地区的增长水平要显著快于中西部地区，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是在不断扩大。2006年，东部人均GDP为27567元，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2269元和9702元。2009年，东部人均GDP为40186元，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18816元和17537元，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距进一步扩大。
上面几个因素共同作用，再加上户籍、土地制度的约束对劳动力在城乡和区域间自由流动的限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落后，这些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也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很快的提升，国内消化储蓄的能力很低；与此同时，以国有体系为主的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进一步导致储蓄过度和无法有效转化为国内投资。
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内部的诸多非均衡问题导致了国内消费的不足和大量储蓄的积累，也造成了过度依赖出口、外汇顺差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等外部失衡现象。但是，倘若这些储蓄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功能转化为高效的国内投资，同时使居民通过对金融产品的投资分享到实体经济发展的红利，那么国内内需不足和其他多种非均衡问题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严重阻碍了金融部门有效资源配置功能的实现。一方面，在当前特殊的二元金融结构下，严格的金融控制政策造成了宏观的流动性过剩与企业的融资约束并存，非国有企业面临不对称的融资环境，催生了国内民间借贷的繁荣；另一方面，金融部门的垄断低效率也导致了国内优质资产供应的短缺，在金融投资渠道相对狭窄、制造业利润相对下降的宏观环境下，国内企业和居民纷纷把自有资金投入到利润率高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去，带动了各类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在对外关系上，就表现为中国国内的大量流动性以巨额外汇储备的形式流向国际市场，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26483亿美元，其中80％左右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而美国的国债券又占到了整个外汇储备的40％左右。长期来讲，虽然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执行的一系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明显。但受美国政治经济综合实力以及规模效应的惯性作用，美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十年、二十年）还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其他币种还无法挑战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短期来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虽然美元有进一步贬值的趋势，但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同样受到经济复苏缓慢的拖累，短时期内以投资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袁志刚，邵挺，2010）。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中国经济强劲的V型复苏，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回暖，加上存在本外币正利率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对境外资本有较强的吸引力。由于外汇资金持续流入，推高了国内股市和楼市价格，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外汇资金流入，一定程度上容易形成外汇资金持续流入的正反馈机制。最近随着美国开始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超量发行货币，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着热钱流入的严峻态势，中国也不例外。国际资本千方百计进入中国市场，一部分是要分享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有一部分是要在中国快速的体制变革中投机获利。例如，2005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就伴随着之后两年股市和楼市的大涨，这其中就有汇率改革带来的全球热钱涌入中国进行投机的问题。在这样对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对外金融风险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把握时机进行金融微观组织的重造、金融领域的开放和竞争机制的引进、金融产品的创新等工作，就有可能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国际资本在美元与日元之比约为1∶200时进入日本，一方面享受日元升值的好处，另一方面投资于日本的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并在资本和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带着巨额收益离开日本，留给日本一个失去了的十年。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机会进行体制改革，像美国一样通过发达的金融体系、金融组织和金融创新产品，运作国际资本，掌控全世界的优质生产资源和要素，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实体经济的回报稳住国际资本尤其是长期国际资本，那么，挑战就会变成机遇。
（二）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方向
在“十二五”期间，伴随着数量型刺激政策的逐渐退出和结构性调整的加快实施，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和提高城市化程度是促进就业和增长的基本措施，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1.城市化中要加快农民的市民化速度，拉动内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拖累外部市场需求萎缩，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主要奠定在外部需求上。在“十二五”阶段，必须对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结构改革，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要想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措施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加快农民的市民化速度，中国未来的内需增长空间一定是在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去实现的。目前以“常住的流动人口”为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化模式，只能算“半城市化”，农民工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与生活，但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基于2000年普查和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这五年城镇人口增量中的71.8％是持农业户籍进城打工的外地农民工和郊区的农业人口。人口的城市化率（城市常住人口比重）与人口的非农化率（非农业户籍人口比重）产生了较大差距且不断扩大，2007年，两者相差12个百分点。因此，在“十二五”阶段，可以考虑建立“人地”挂钩机制，就是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为市民的数量，每年增加相应的用地指标给接收方城市来解决农民市民化后的社保、就业培训等问题，这些用地指标可以来自农民自身的宅基地复垦、耕地上交集体等途径。同时，作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廉租房和公租房等各项准备工作，来不断加快农民的市民化速度。
2.收入分配结构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是中国未来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主题，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拉动内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也会把它列为最重要的内容。但是造成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有很多，既有改革前遗留下来的制度制约，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又有经济转轨过程中其他制度建设滞后的因素，比如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的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基础制度改革的缓慢和滞后。针对这些不同的形成原因，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充实社保资金。2010年1—8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2644.7亿元，同比增长46.7％。但一直以来国企红利基本不进入社保，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只有15亿元和社会保障类支出相关。在“十二五”期间，假设每年国企有2万亿元的收入，对其征收20％的红利，那么在未来五年内投入社保的资金将达到2万亿元。这会极大地改善中国目前社保资金入不敷出的困境，加大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医疗、卫生等社保投入水平。（2）在金融市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结合要素市场改革推进，杜绝“大吃小、权力为重”的现象。提高居民存款利率，防止财富缩水。2010年2月份以来，中国CPI再次超过1年期存款利率，进入了负利率时代，使居民的存款蒙受损失，被转移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由于通胀对中低收入居民真实收入的打击更大，因此在“十二五”期间，适当的时机应该选择非对称加息，提高居民存款利率，不能低于当时的物价水平。（3）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缩小行业间差距。目前，行业间差距已经成为收入差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既有各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所导致的差距，但也有一部分是利用行业的行政垄断地位而获取的。对这类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就需要加以调控，不仅要在一个符合市场竞争法则的框架内去重新制定相关的法律准则来规范收入，更重要的是要在不断深化国企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去打破这种行政垄断地位。（4）加快税收体制改革，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企业等考虑减税，改善其经营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升中产阶级的消费对内需扩大的促进作用。（5）加快从建设型政府向提供公共服务品为主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的财政支出要更多地用于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品的均等化，并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公正的社会分配体系。
3.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尤其是土地市场改革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市场已经进入市场竞争阶段的同时，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金融市场）改革却进展缓慢，且越来越受到日益庞大的地方政府和金融资本等利益主体的阻碍。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必须要有竞争性的要素市场形成作为重要的标志，一个残缺的充满地方利益和资本垄断的要素市场是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等重大制度转型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以土地市场为例，目前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一方面加剧了土地供需的空间失衡，城市土地供不应求，但农村大量的宅基地和耕地却处在无效利用的状态，众多小城镇的粗放型土地利用模式消耗了大量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不利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城市群的形成，要形成一个都市圈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必须要有大量人口的集聚与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导致农民缺乏进入城市的初始资本，不能分享城市化进展中的土地红利，这会阻碍劳动力进一步向大城市流动。另外，在耕地保护的红线下，农村土地指标又不能通过市场化机制置换到城市中来，制约了大都市的功能和辐射力大幅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在“十二五”发展阶段中，我们必须通过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改革，扭转城乡、区域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带来劳动收入和居民要素收入的提高，增加内需；通过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放松融资管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国内储蓄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功能转化为高效的国内投资，同时使居民通过对金融产品的投资分享到实体经济发展的红利；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领域的改革，取消户籍制度，全面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4.进一步解放民营企业的生产力。民营企业的发展并壮大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得到迅速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完善和健全的标志。民营企业在社会财富创造、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人口吸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55％以上，吸纳城镇就业的80％以上。但民营企业的发展始终受到进入行业障碍、金融体系歧视等诸多体制政策方面的制约，以垄断行业进入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一些垄断行业（比如汽车、钢铁等）已经对民营企业开放，但由于行政性垄断还没有完全破除，国有企业可以享受在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石油等垄断行业中的高额垄断利润，民营企业却难以进入这些行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民营企业一直都愿意扩展投资范围，希望进入医疗、教育、金融、通讯、能源、交通等一系列在他们看来利润丰厚的部门，关键的问题是进不去，进去了也不能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十二五”规划会带来大量新的投资项目，但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收入增长面临瓶颈，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吸引私人投资，民营企业在传统制造业部门投资动力不足，也有积极性进人其他领域的投资。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引导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垄断行业和金融服务部门，建立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避免民营企业在制造部门的过度竞争和在非实体部门的泡沫式投资，不断释放民营企业的生产力，这对未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收入分配调整等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在“十二五”发展阶段，除个别产业领域外，所有产业都应向民营企业全面开放，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同时包括政府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真正形成服务型的政府，更多专注于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并大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5.人民币国际化速度可以适当加快。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缺陷，在复苏阶段中，美国从刺激本国经济的角度出发，多次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全球经济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持续复苏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全球治理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而美元在长期来看又存在贬值趋势的情况下，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会蒙受很大损失④，也会造成人民币的被动升值。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以适当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一方面可以降低外汇储备的规模，减少储备货币波动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通过加大与主要贸易国家和资源国家的人民币结算力度，减少贸易企业的汇率风险。当然，人民币的国际化还会大大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为构建一个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作好必要的准备。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就已经开始加快，主要步骤包括人民币贸易结算、人民币债券发行、允许清算行和代理行在银行内债券市场购买中国债券、允许香港银行发行人民币产品、拟批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如果有一天当更具市场导向性的利率和汇率逐步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如香港）确定之后，就可以反过来推进内地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只有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才可以更大幅度地加快，并努力成为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等一起构成更富弹性和竞争力的国际货币体系。
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告诉了我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非均衡是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倘若双方都能通过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即：中国能够通过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金融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和快速的城市化；美国能够解决其国内的储蓄不足问题，能在世界产业大转移的背景下做大做强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实现产业升级，那么，在这些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就有望走向再平衡。
［本文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城乡统筹就业问题研究”（07JZD0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20国集团的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南非、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韩国和土耳其。
② 以丹麦为例，2007年政府支出的社会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住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1.6％。另外一些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也分别高达70.8％、68.5％、61.9％、66％、58.4％。而中国这一比重非常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近年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7.3％、8.6％、2.9％，累计不足30％。2009年，中国居民的自费卫生支出平均比率为38％，为世界最高。其中，各基本人群的医疗自费比率分别为：城镇职工30％，城镇居民50％，农村人口62％。与此相较，美国居民的自费卫生支出比率仅为14.3％。
③ 以上资料摘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2010年2月28日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转变发展方式”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
④ 截至2010年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648万亿美元，2010年3季度增加19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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