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过程”视域下邻避运动的 发生逻辑及治理策略 *
——基于双案例的比较研究
高新宇
内容提要 探究“中国式”邻避运动的发生逻辑与治理困境意义重大。借鉴政治过程理论构建邻避运动的分析模型，为洞悉邻避运动的“内部黑箱”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通过比较农民和中产阶层两个群体的抗争行动，可以发现，政治机会结构是公众邻避运动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从行动者社会网络互动视角观之，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作用体现出差异化；互联网有助于邻避抗争的动员和议题发酵。三者共同作用，构成我国邻避运动发生的逻辑链条。这一认识为其治理提供了思路：重视公众的风险感知、加强风险沟通；扩大政体的开放性，建立健全邻避设施的补偿机制和重大工程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关键词 政治过程理论 邻避运动 发生逻辑 治理策略
致谢：本文中部分观点得益于与温州大学法政学院陈宝胜教授的讨论，在此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囿于上级环保部门的监察与城市居民环境运动的双重压力，城市工业污染呈现向农村转移的趋势。面对家园环境被侵害的事实，农民群体抗争的案例屡见不鲜。同时，在城市地区，居民愈加关心自身居住的空间环境，公众维权意识和环保观念日益觉醒，以社区共同体为基础反对污染风险设施远离“自家后院”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NIMBY)渐为公众所熟知。相比较而言，传统农民群体与城市小区居民在抗争“武器”、策略选择以及与国家关系等方面差异迥然。政治过程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在公众维权抗争中的作用，即“那些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的群体在缺乏传统的政治资源时为何能获得一定的博弈能力”。①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塔罗指出，只有运用比较分析才能得出关于社会运动结果的概括性结论(塔罗，2011)。②本文采用双案例比较研究方法(一起是农民邻避抗争；另一起为城市中产阶层邻避运动)，以期更好的探究我国邻避运动的发生逻辑及治理策略。
本文的案例材料来自作者2013年4-6月，2015年5-7月及2017年2-3月对秋岗村民反对化工厂的邻避抗争和蓝地社区业主反对变电站建设的邻避运动③的参与式观察、个案访谈及维权会议记录等。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案例比较分析法做探索性研究，其优势在于能够对经验事实展开“深描”，呈现实践发生的具体过程，揭示事件背后的因果机制和实践逻辑(张静，2018)。④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邻避运动的发生逻辑及其治理研究
邻避运动是指因某些成本效用分配不均衡的生产或生活服务设施遭到附近居民抵制所引发的利益冲突行为(陈宝胜，2013)⑤。有学者从政治机会结构视角考察中国邻避抗争的发生逻辑，指出邻避运动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制约(吴阳熙，2015)。⑥目前学界关于邻避运动的治理大致形成空间、技术与公共治理三个研究视角。朱正威等利用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挤压和认同重塑阐释为邻避运动的发生逻辑，给出从价值融合、利益补偿、风险化解三个维度破解邻避治理困境(朱正威、吴佳，2016)；⑦王刚等将目标重塑和主体重组的“技术路径嵌入”引入邻避治理(王刚、宋锴业，2018)。⑧陶鹏等建构“预期损失—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对邻避运动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重视政府部门的风险理性意识，综合运用补偿机制等治理策略(陶鹏、童星，2010)。⑨
如何应用新的信息技术，如何构建新的安全监管模式，本文通过移动互联技术成功构建和应用安全监管平台为例，总结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技术在安全管理领域的设计和实施，并总结出安全监管理体系的构建经验。
上述研究对当下邻避运动的发生机理与治理策略进行了探索，呈现了邻避运动演变过程的复杂性：为何有些邻避抗争取得了成功？而另一部分邻避运动却走向消亡？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拟使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政治过程”理论来比较探究两起邻避抗争的整体过程。
(二)理论框架：“政治过程”理论
西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大多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非理性的病态行为，对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研究强调结构性怨恨和相对剥夺感是诱发抗争的主要因素。麦克亚当将早期的社会运动传统理论的核心观点归纳为，社会结构紧张引致个体心理失衡进而导致社会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降，资源动员理论率先在美国兴起，针对学术界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非理性”特征的批判，资源动员论继承了以奥尔森(Olson)为主的理性选择学派的部分论点，把社会运动的发生归因于可供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幅增加，例如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社会运动组织、场所等(Mccarthy and Zald，1977)。⑩资源动员理论虽然承认了运动参与者的理性且将社会运动从心理学的场域中“拯救”出来，但其仍未摆脱结构主义的桎梏。正如有学者认为，资源动员理论在解释特定社会运动时站得住脚，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抗争解释理论仍存在不足，该理论偏好解释那些由精英群体所发起的有组织的变革(杨灵，2009)。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心理失衡还是结构紧张都无法充分揭示社会运动的产生，社会运动的发生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在蒂利(Tilly)、麦克亚当(McAdam)、塔罗等学者的努力下，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运动研究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麦克亚当于1976年出版著作《政治过程和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首次提出政治过程理论。他认为资源动员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精英在集体行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大众力量和内生组织网络的重要性。麦氏认为社会运动的产生肇始于宏大的社会经济变迁进程，社会经济变迁引致政治机会的增加、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两者构成运动产生的“结构潜能(structural potential)。”如何激发结构潜能，使得社会运动从潜能变为现实，社会运动参与群体需要经历一个“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过程。社会运动的发生是在政治机会结构、社会运动组织网络以及认知解放这三个因素共同推动下而实现的(McAdam，1999)。
政治过程理论将社会运动和广义的制度政治相联系，强调“国家中心论”观点，既重视政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同时又关注社会网络、组织强度、文化习性等运动的社会基础。虽然政治过程理论广受赞誉，但其本身仍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之处。首先，麦克亚当提出的运动中介变量认知解放，其本意是要强调文化因素之于社会运动的影响，但综而观之，其研究的立足点仍是结构要素，忽视了行动者的情感、话语等非结构因素。其次，对认知解放的定义，麦氏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明，他将认知解放视为过程而非状态。此外，该理论未重视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结构性张力对社会运动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体制外的非制度化抗争与激进的维权运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将西方理论模型直接用于对中国经验事实的分析，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中国的邻避运动与西方环境运动在政治机会、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必然会存在差异，我们需要增强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求同存异，在吸收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本土化分析框架，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关怀和学科建设(洪大用，2010)。
综合以上的理解和认识，笔者在借鉴西方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邻避运动的政治过程模型(见图1)。本文保留了原模型中的扩展的政治机会变量，将中介变量置换为环境风险的感知与社会放大(risk perception and social amplification)。需要说明的是，该置换并非否认认知解放对抗争的重要影响，而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情境中，环境风险的感知与社会放大较之认知解放能更好地阐释中国的邻避运动。风险感知往往与风险放大紧密联系，共同影响社区的抗争行动。此外，本文将互联网、广义的政治经济进程等因素引入政治过程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互动，更好地理解新形势下的中国邻避运动。
图 1“中国式”邻避抗争分析模型
框架应用与案例比较
(一)政治机会结构比较：四个分析维度
政治机会结构是指各种促进抑或阻碍某一政治行动者集体抗争的政权、制度及机构特征(塔罗，2010)。
具体言之，有如下四个要素：第一，政治通道的存在。社会抗争易于发生在开放性中等的政治机会结构下，过于开放或封闭的政治体制皆不利于社会运动。第二，不稳定的政治联盟。政体的不稳定性和政治形势的动荡可以为抗争者提供抗议的空间。第三，有影响力的盟友。运动与有影响力的盟友结盟后，易引起当权者的重视，有助于运动的动员。第四，精英的分裂。精英权贵阶层无法采取一致的行动回应抗争者的诉求，即是为挑战者开启了新的机会空间。由于本文分析的两起案例均发生在B市，两者处于同一地理背景和政治环境。所以，从政体开放的程度而言，两者可看作是相同的。本部分从城乡居民邻避运动政治机会供给的差异、精英团体间的关系、政府对待公众抗争议题的态度及内部意见分歧、特殊政治机会等四个方面对农民邻避运动和业主邻避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进行比较。
3.建立健全邻避设施的补偿机制与重大风险社会评估机制。
政治机会结构形塑着公众的抗争行动。农民群体和城市居民在邻避运动中各自拥有哪些政治机会？不同政治机会的运用会产生不同的抗争结果。首先从政治机会供给来说，国家权威政治话语的转变会给民众带来机会。例如，十八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和建设“美丽中国”口号的提出以及环境保护领域的政策变化，都会给民众的环境抗争带来抗争的机会。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民缺乏相应的政治机会通道，且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农民尚未意识到政治机会空间的开启。中央的政策纷繁复杂，许多针对农村的环境保护政策由于地方政府执行的偏差，往往无法在基层得到较好的贯彻实施，通常流于表面，成为形式化的政治机会，仅仅能够为抗争行动提供合法性来源，并未直接解决问题。
2.精英团体间关系
⑨陶鹏、童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3.政府对待公众抗争议题的态度及内部意见分歧
陈涛：《中国的环境抗争：一项文献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IMERG在中国大陆各季节的降水探测准确率POD都不高,空报率FAR都比较高,临界成功指数CSI都比较低。探测准确率POD和临界成功指数CSI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夏季最高,其次是春季和秋季,冬季最低。降水空报率FAR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冬季最高,其次是秋季和春季,夏季最低。
4.特殊的政治机会
心境是持续的、低强度的情绪状态，也是各种基本情绪最端头的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心境以一种微妙的情绪流的方式在影响我们的行为。
不同于常规的政治机会，特殊的政治机会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的社会情境下所生成的一种政治机会。十八大之后全国上下都处在高压的反腐态势之下。中央向各地派出多个巡视组，收集地方政府官员违纪违法的线索。蓝地小区的业主正是利用这一特殊的政治机会，向巡视组举报变电站规划选址中涉嫌的腐败问题，最终导致B市市委书记、规划局局长及经济开发区国土规划局局长均被查落马，业主反映的问题亦得到一定的重视。由于秋岗村农民邻避运动所发生的时间是2005至2009年，所以他们无法利用这一特殊的政治机会。但是，前文提到的2007年中央高层自上而下开展的“流域限批”和“环保风暴”等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刮起了一股“运动式治理”之风，这无疑可以看作是秋岗村村民特殊的政治机会，正是利用国家高层下决心治理淮河流域污染的契机，使得村落内的七采罗化工集团迁离“自家后院”，最终赢得这场乡村邻避运动的胜利。
(二)行动者的社会网络比较：“村落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
社会网络既包括社区内部人员之间建立的各种关系，亦包括社区成员与外部个体或组织建立的各种联系。第一，不同的行动者，其社会网络亦显著不同。从社会网络的分布来看，农民群体主要依靠的是乡土社会中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组成的“村落共同体”来进行抗争；城市中产阶层业主主要凭借以业缘、学缘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来开展维权。第二，就社区内部网络的紧密型观之，农村社区要优于城市原子化的社区，秋岗村的内部社会网络密度和强度要高于蓝地小区；但从外部社会网络资源的丰富性考量，中产阶层业主较强于农民群体，中产阶层拥有较多外部同盟者。第三，从空间布局角度考虑，农村家家户户房屋毗邻，有利于抗争的动员和组织；而城市小区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陌生化的邻里关系，特别是本文案例中的蓝地小区，大多业主尚未入住，抗争的组织和动员主要依靠互联网，体现为一种虚拟的网络联系。
(三)互联网使用比较：行动逻辑的分异
1.传统抗争行动逻辑VS互联行动逻辑
楚墨很早就注意到静秋。他走过学校的林荫道，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下面，静秋手捧一本书，安静地坐在那里。夕阳为她镀上一圈金黄色的美丽轮廓，静秋就像一个降临世间的女神。楚墨经过她的身边，女神抬头看她，笑笑，又低下头，翻一页书。一片银杏叶飘落下来，全世界的花儿在那一刻，齐刷刷地开放。
本项目电解工序主要溶液储槽选用16台Φ7 000 mm×10 000 mm玻璃钢储槽，造液、净化工序为62台Φ5 000×5 000 mm玻璃钢储槽，并对储槽设计进行了优化改进：为防止罐底局部应力集中，储罐基础铺垫50 mm厚的石英砂，出液口与钢衬管连接部位增加了膨胀节；罐顶设置溢流孔、泄压孔，以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超设计范围负压或正压；在罐顶进液口增加了导流装置，以消除溶液对局部罐底的集中冲击；在出液短接部位配置独立支撑，要求使用寿命不低于20年。储槽均采用MFE- 3乙烯基树脂及辅料，玻璃纤维纱、无碱短切毡、玻璃纤维方格布、表面毡等材料现场缠绕制作，严格按标准检查、验收。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通过如下三种方式提升了底层农民的环境抗争能力。一是为环境危害科学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传播支持；二是增强了底层群体的集体认同感；三是增强了底层社会参与环境抗争的社会资本。诚然，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民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检索、交流沟通、休闲娱乐等功能。但是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互联网的使用率仍然较低。根据秋岗村的经验材料，全村2300名常住人口中，经常上网的村民不足百人。在反对化工厂污染的邻避运动中，仅几位抗争精英在环境保护NGO“绿满江淮”志愿者的培训和帮助下，使用互联网在天涯、强国论坛等知名贴吧发布举报贴，同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国家、省、市三级环境保护机构发送举报邮件。
由于地理空间的临近和熟人社会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倾向于面对面的交流，其主要的抗争方式仍旧以传统的上访、诉讼等常规行动为主。与此不同的是，城市高档小区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城市居民利用网络进行抗争的策划与动员，建构虚拟抗争空间，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抗争逻辑：“互联行动逻辑”。
2.浅层使用VS深层使用
农民在环境抗争中对互联网的使用多数时候仅限于传统的收发邮件、浏览信息等。他们较少通过网络进行抗争动员，进而组织离线行动。而城市居民则将互联网当作规避抗争风险、提高抗争效率的有效工具。业主通过互联网进行组织动员、情感动员、示范动员，增强业主群体的集体认同和抗争凝聚力，培养业主的集体意识。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权利利益诉求方式，整合信息，完成邻避运动的形式创新。
农民群体和城市居民互联网使用城市差异的存在已然是一个显著的社会事实。究其原因，首先，农村网民人数偏低。根据2019年2月中国互联网中心公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共有网民8.29亿，其中，城镇网民6.07亿，占网民总数的73.3%；农村网民2.22亿，占总数的26.7%。
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网民人数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数。其次，“数码鸿沟”的存在，使得底层群体缺乏使用互联网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数码不平等”(digital inequality)深刻影响着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对互联网技术的认知、使用的自主性、技能及种类等维度(郑佳雯，2012)。
再次，农民自身的知识水平的欠缺。在笔者调研环境抗争案例的秋岗村，农民普遍学历为小学或初中，极少数读了大学的年轻人毕业后均进入城市，所以，由于接受新技术能力的制约，农民无法充分利用互联网作为抗争“武器”。最后，互联网具有大城市“偏好”。汪明峰指出，互联网的累积因果效应致使中国城乡体系内部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造成了城市互联网受众群体远多于农村，呈现出互联网使用的“中心—边缘”格局。
“中国式”邻避运动的发生逻辑及治理策略
(一)“中国式”邻避运动的发生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诸多环境污染型和环境风险型的工程项目上马实施，城乡居民邻避运动的数量、频率、形式、规模均呈现出显著增加的趋势，构成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表征。本研究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对B市的两起邻避运动的起源、策略、结果等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民群体和城市中产阶层业主反对邻避设施建设在“自家后院”的抗争行动从表面上看，是自身环境、健康以及财产等权益遭到外部侵害时做出的保护性措施，而事实上，城乡居民在面临环境侵害时是否进行抗争以及抗争形式、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结构性约束，邻避运动的发生与公众等风险感知密切相关。政治机会的改善和动员组织力量的增强仅仅为邻避运动的发生提供“一个结构潜能”，城市居民对变电站潜在环境风险的感知和社会放大则促使政治机会下的“结构潜能”向集体行动的转化。例如，蓝地小区业主在感受到变电站可能带来的辐射与噪声风险后，通过外地媒体放大了这种邻避风险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从而引发了B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业主维权行动。如果现有的渠道能够吸收和接纳合理化诉求，那么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将会大幅度下降。
前文已述，邻避运动受制于国家政治机会结构及其对民众风险意识的影响。抗争最容易发生于开放性和封闭性混合的体制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机会结构呈现出从完全闭合向开放与闭合共存的趋势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邻避风险的反应从最初的沉默走向抗争。综观中国的邻避运动，几乎都遵循着“决定—宣布—辩护”模式。当政府决定在某地建设邻避设施时，为了减少阻力，通常会对信息进行控制和封锁，侵犯公民的知情权。当附近居民得知项目建设消息后，通常会通过体制内的制度化渠道进行反映、协商和申诉，在效果不佳的情形下，居民一般会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抗争以给政府施加压力，政府也会采取反制措施，导致事件升级。在媒体和互联网的渲染之下，邻避运动被推向高潮，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此时，政府往往会选择“息事宁人”，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下作出让步，宣告工程项目停建或迁址。“一闹就停”成为当下大多中国邻避运动的结果逻辑。
(二)“中国式”邻避运动的治理策略
1.政府要重视公众的风险感知，加强风险沟通。
在邻避运动中，正是基于对邻避设施风险的担忧与恐慌，才可能引致公众的聚集和反对，推动邻避行动的升级，形成从“不怕”到“我怕”的抗争动机。
已有研究表明风险感知与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密切相关，
政府应及时与公众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增加彼此间的信任及对邻避设施的客观认知。要重视民众的风险感知，在邻避设施风险评估阶段及时有效地进行风险沟通。风险沟通是为了解决邻避风险困境而获得安全秩序的一种理性行动路径。其意指关于健康或缓解的风险信息，在利益相关团体间任何有目的交换。风险沟通是重建和恢复民众信任的关键。
邻避设施建设方若是在设施选址过程中，能如实地告知当地居民设施的危险程度和拟采取的保护措施以及可以为附近居民带来的益处，便可以大大减少民众的焦虑与不安全感，有助于邻避运动的化解和和谐社区的建立。
⑧
王刚、毕欢：《“政治机会结构”视域下环境邻避运的发生逻辑及其治理》，《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建议国家出台政策，要求对于楼顶最短日照在5小时以上的楼房，开发商在建设楼房时，必须在楼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并将所发电量就近并入国家电网。开发商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取最优厂家并安装对于已建好的楼房，且楼顶光照时间满足最短可利用时间在5小时以上的可以采用政府主导招标，由公积金中心支付成本，进行楼房建成后安装，发电带来的收入归入公积金中心。也可通过吸引投资方的方式，对小区楼顶设备进行投资。发电得到的收入按一定比例分成，一部分归投资方所有，一部分交给公积金中心，供全体业主使用。
②西德尼·塔罗等：《社会运动论》，张等文、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
1.政治机会供给的差异
有学者将邻避运动的治理模式划分为政府强制型、设施管理型和社区治理型三种治理模式。
就本文的两个案例来看，本研究倾向于选择社区治理型的邻避运动治理模式。通过培育乡村社区或城市小区居民的环境意识、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提升他们的环境知识，切实增强他们的制度化维权能力，使得维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同时，邻避设施建设方可以采取“环保回馈”的方式消解公众的抗争行动。在化工厂或变电站等邻避设施附近可以建设公园、体育馆、图书馆等“迎臂”公共设施，免费给予当地民众使用，以抵消邻避设施带来的环境负效应，增进公众、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任感和亲和度。
诸如此类的环保回馈行为不仅可以美化社区周边环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区居民的抗争意愿。此外，诸如邻避运动等敏感性的项目工程不仅会引发“事实风险”，而且当邻避冲突利益相关方在价值观上存在认知差异时，亦会引起“价值风险”，从而陷入治理悖论。
因此，应当建立和完善重大工程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切实维护社会的稳定。同时，我们必须重视企业环保责任的履行。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当下公众的环境抗争并未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而是基于环境风险感知和社会放大的影响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受到政治机会结构、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互联网技术结构三者的制约与形塑。面对环境污染侵害和环境风险危机，公众是否抗争、抗争策略的选择、抗争的效果以及后续抗争均受制于行动者的政治机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和互联网技术结构三者之间互动释放出的张力。政治机会结构越开放，民主化程度越高，公众参与抗争的可能性越大；社会网络愈丰富、社会资本存量愈大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在抗争中的娴熟运用程度的差异均会引致不同的抗争结果。对农民和城市业主的邻避运动比较结果显示，从政治机会结构视角观之，精英间的分裂和政府对待公众的社会抗争议题的态度及内部意见分歧为农民和业主营造了抗争的机会空间；从社会网络来看，乡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与城市业主构建的以地缘、业缘为主体的利益共同体均在邻避运动中作用显著；从抗争行动中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和程度方面，中产阶层业主明显优于农民，体现出一种“互联行动逻辑”。此外，不应忽视国家在社会抗争中的作用，“流域限批”“环保风暴”以及“高压反腐”等国家治理方式均会为公众抗争生成特殊的政治机会。从B市两起邻避运动的案例可以看出，政治机会结构是公众邻避运动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面对污染的侵害，起初，公众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诸如信访、投诉、诉讼等制度框架之内的维权方式。一般只有在制度内抗争无法取得效果的情形下，民众才会选择集体上访、街头抗议等非制度化的维权形式。从B市民众的环境维权形式来看，我们很难发现西方国家民众发动的组织化、制度化较高的环境运动。
相关研究发现，集体行动的发生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府对公众抗争的容忍度密切相关。从农民群体和城市中产阶层居民的两起邻避运动案例的比较来看，后者丰富的抗争渠道和有效地抗争方式以及与“政府”密切的关系，使得其建构出超越于农民抗争的机会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环境维权案例中，一旦国家介入维权运动，通过运动式治理的形式治理污染，此时，原本是弱者一方的农民，由于国家的支持，大大拓展了其政治机会空间，维权行动往往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重视会计信息化共享平台的建设。限制会计信息化共享平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计信息化建设所需资源不足。若要完善会计信息化共享平台的构建，应提高对会计信息化平台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加投入力度，尤其是各企事业单位应在这方面建设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并加强与企业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有效沟通，以保障会计信息化建设能够得到领导者的足够重视以及资金能够得到连续与充足的供应。
①朱海忠：《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的个案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政府应开通协商性对话渠道，在邻避设施选址阶段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公众参与机制，切实赋予这两种机制实然的意义，而不能仅仅是形式上的存在。从公众角度分析，维权运动应在法律的框架下理性而有序地进行。一方面，与总体性社会时期一样，当前政府仍将“维稳”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制度外的抗争行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组织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制化进程不断深化，依法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日益增加。此外，良好的公众参与是缓解邻避冲突的有效路径(王婕等，2019)，
有效的公众参与可以增强公众的政治效能感，消除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推动官—民良性互动以及我国民主化进程，从而更好地消解邻避运动，达成邻避利益相关者多方共赢的和谐局面。
③囿于篇幅限制，关于两起邻避运动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文作者2015、2017、2018发表的文章。依据学术规范，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图4为硅铝比为3.0、pH值为9.73、导向剂用量为3%、老化温度为60 ℃、晶化温度100 ℃、晶化时间为24 h时，合成的13X分子筛的粒度分布图。13X分子筛的粒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 μm和1～10 μm；颗粒体积占颗粒总体积的50%时，分子筛的粒径为2.8 μm。
④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⑤陈宝胜：《国外邻避冲突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⑥吴阳熙：《我国环境抗争的发生逻辑——以政治机会结构为视角》，《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⑦朱正威、吴佳：《空间挤压与认同重塑：邻避抗争的发生逻辑及治理改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2.西药治疗。一是可采用氯苯胍治疗，30 mg/只·d，连用1周，停3 d，后改为预防量；二是使用球痢灵50 mg/kg体重，连用5 d，停1～3 d，再服1～2个疗程；三是采用磺胺类药物，如磺胺二甲基嘧啶、磺胺嘧啶、长效磺胺、痢特灵等与其它抗球虫药配合使用对兔球虫病也有较好的疗效。
2.扩大政体的开放度，切实赋予公众参与的实然意义。
精英团体间关系包括精英分裂和外部联盟的构建(王刚、毕欢欢，2017)。其一，在关涉环境的议题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存在差异。前者重视环保和民生问题，后者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度更高。这种政府内部的施政目标的差异容易引起“精英不稳定”，进一步发展即会引致“精英分裂”，为公众的邻避抗争带来政治机会。例如，2007年中央实施的“流域限批”和“环保风暴”，直接促使了秋岗村邻避运动的胜利。其二，体制外的精英团体，如部分专家学者、环保组织、媒体共同声援和支持邻避运动。所不同的是，在本研究的两个案例中，无论在规模还是形式上，农民群体所受到的支持要少于业主群体。在秋岗村案例中，仅有少数媒体和环保组织对抗争进行了支援和帮助，而在蓝地小区案例中，体制内的业主、媒体、律师等多个精英群体都对抗争进行了较多的帮助。
⑩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77,Vol.82, pp.149-172.
杨灵：《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评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过程和发展(1930-1970)》，《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振捣混凝土时，避免振动棒直接触碰模板、钢筋，并安排专人实时观察模板、支撑架、钢筋、预留孔洞、预埋件的情况，在混凝土初凝前，发现的变形、移位情况必须及时修整完好。
2.4 1月龄婴儿睡眠问题的影响因素 在本次调查中，研究因素包括母亲孕期情况、婴儿疾病情况、喂养情况、睡眠行为、家庭居住环境、父母睡眠情绪等多个方面。首先以有无睡眠问题进行单因素分析，为进一步探讨各因素对婴儿睡眠问题的影响，降低各混杂因素的影响，对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分析。本研究发现婴儿患有腹泻、母亲失眠、混合喂养、需要外界安慰入睡的婴儿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见表3。
McAdam D.,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洪大用：《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
政府对待农民群体抗争的容忍度要低于城市中产业主群体。究其原因在于，中产阶层业主可以动员的抗争资源更加丰富，始终在法律的框架下理性反映诉求。政府对待公众邻避运动的主要态度包括：容忍、维稳、协商等。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逐渐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对社会抗争的包容度也不断提升。但是涉及群体性事件和维护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对农民集体行动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备。当秋岗村民集体前往市政府请愿时，政府立即派出大量警力阻止农民上访。而在蓝地小区业主理性有序的“集体散步”活动中，政府并未多加干预。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有时也能为邻避运动创造出机会空间。例如，在蓝地小区案例中，市规划局和国家电网B市供电公司对变电站的选址存在争议，正式这种分歧为业主的抗争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谢颖：《自组织化的互联行动：集体行动的逻辑发展》，《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3期。
谢颖、林芬：《抗争性政治中的群体差异与资源借用：中产抗争与农民抗争的个案比较》，《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1期。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年2月。
郑佳雯：《中国“数码不平等”调查——互联网使用的社会与人口学特征》，《新闻大学》2012年第6期。
汪明峰：《互联网使用与中国城市化——“数字鸿沟”的空间层面》，《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张广利、王伯承：《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塑造：建构与反思》，《社会建设》2017年第2期。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中小学“留守子女”的比例也越来越高。由于家长常年在外打工，缺乏对“留守子女”的正确引导和有效监护，往往使“留守子女”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行为习惯较差，自控力普遍较弱。农村语文教师要探究激他们学习语文兴趣的措施，这是非常必要的。在近几年的初中语文教学中，我做了一些尝试。
何艳玲、陈晓运：《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学术研究》2012年第5期。
谭爽、胡象明：《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的风险认知的预测作用及其调控：以核电站为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式中:ω为转角速度;vk为具有零均值高斯白噪声的过程噪声,其标准偏差分别为σva=1.6 mm/s2σvω=0.2 rad·s-2.
张乐：《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王婕等：《超越“自利”的邻避态度的形成及其治理路径》，《城市问题》2019年第2期。
陈宝胜：《邻比冲突治理若干基本问题：多维视阈的解读》，《学海》2015年第2期。
樊良树：《环保回馈：“邻避行动”化解之道》，《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胡象明、刘鹏：《价值冲突视角下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成因及其治理困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邻避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与政府回应机制研究”(项目号：18YJC840012)、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共同体视域下我国农村工业污染的治理模式研究”(项目号：SK2018A04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高新宇，社会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gxy2013kbcg@163.com。安徽蚌埠，233030
〔责任编辑：毕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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