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商业银行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已认识到，把国家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关系到现代经济生活中心的形成；也更加认识到，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过程中的难题。如何认识和实现这种转变，在理论和实践上很有意义，值得研究。
一、为什么要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专业银行对支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国家专业银行自身业务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但是，毋庸讳言，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一样，国家专业银行也走的是一条数量型扩张的路子，用以发展自己，也满足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需求。主要表现是：1.追求资产规模的扩张。1994年国家专业银行资产总规模已达35390.8亿元，较1990年增长91.2%；其中， 贷款规模已达30115.2亿元，较1990年增长104%（1994年、1995年《中国金融展望》）。而同期世界1000家大银行资产总规模只增长35.18 %（1995年1月6日《金融时报》）。2.追求机构的扩展。至1993年，国家专业银行各种营业机构已达13530个，较1990年约增长18.42%。3.追求人员的增加。1994年国家专业银行职工人数已达153.8万多人，较1990 年约增长18.85%（《中国金融年鉴》）。而1994年世界1000 家大商业银行中盈利占居首位的英国汇丰银行，其员工在国外商业银行中是最多的，但也只有9.8万余人。从总体上看，我国国家专业银行经营管理都比较粗，科学技术、人员素质、质量效益都处于低水平状态。
这种增机构、增人员、铺摊子，上规模、求数量的结果，势必导致：1.银行效率低。人均指标反映着效率。由于我国银行的职工是外国银行的10倍或几十倍，因此我国专业银行的各项人均指标必然很低。从人均资产持有量看，我国最多的中国银行也仅为133.3万美元， 而国外商业银行最少的是几百万美元，最多的日本三和银行为3298.28万美元； 从人均资本（一级资本）持有量看，我国最多的中国银行也仅为5.9 万美元， 而国外商业银行最少的是几十万美元， 最多的日本三和银行为130.8万美元；从人均税前利润看，我国最多的中国银行也仅为9660 美元，而国外商业银行最少的是几万美元，最多的美国J.P.摩根公司为17.7万元（1995年1月20日《金融时报》）。2.营运状况不好。 表现在：信贷资产质量不高，1994年不良贷款约占20 %； 资金周转速度减慢，1994年比1991年减慢46天；经营效益下降，1994年实现的利润比1992年减少51.8%。与国外1000家大商业银行比较：从银行盈利状况看，1994年世界1000家大商业银行税前利润总额为1640亿美元，比1993 年增加了370亿美元，增长29.1%；而1994年我国四家专业银行中2个利润下降，2个略增，四家银行税前利润仅占世界1000家盈利总和的2.62%。 从银行资本创利水平看，1994年世界1000家大银行资本利润率为13.16 %，我国银行的平均资本利润率低于这个水平为12.59%。从资产盈利性看，1994年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为0.61%，我国四家专业银行中有3家银行都较大的低于这个水平（1995年1月11、13、16日《金融时报》）。
我国专业银行忽视经济增长质量，追求数量型扩张，客观上受制于经济大环境“蒸蒸日上”、银行同业“乱战”的“逼迫”，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对增长方式的转变未能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市场需求约束的功能尚未形成。作了这种判断的理由，一个是在资本投资增长率大大超过技术进步率，从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边际收益）下降的条件下，投资增长速度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在上升。以下数据也可作些说明：从1985年到1994年，四家专业银行贷款增加2646亿元，余额已达30534亿元，年均增长20%， 而同期四家银行所有者权益年均增长13%左右，低于贷款的增长幅度。这就是说市场需求没有对投资增长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另一个是，很多工业品在供过于求、库存积压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仍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银行贷款增势也不减，表明市场需求对工业增长、对银行贷款增长的约束作用较小。既然企业及银行对成本、价格、收益、风险等因素，不是严格化按市场意义加以分析比较后再作出经营与否、规模大小的决定，那么经济增长过程的需求约束机制也就不可能形成。
国有银行商业化要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就自身来说，是谋求自我发展能力，赢得良好信誉，跻身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大商业银行的需要。就社会来说，是发挥货币作为“第一推动力”，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产生启动与诱发作用，促进经济生活深层次矛盾解决的需要。主要有两点：
首先，有利于借“资金流”引导“物资流”，调整、活化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的运作程序是“物随钱走”，其运行轨迹为：资金市场取向——生产市场导向——产品适销——经济结构协调。目前我国企业的流动资金来源85%以上是银行贷款。流动资金这种运行格局表明，由银行决定的4.1万亿元流动资金贷款余额的周转与配置， 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制约和决定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态势。也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如果按照市场取向配置信贷资金，这一大块资金的投向投量，就将在国家必要的宏观调控下，由资金供求各方在根据自谋经济利益的竞争中来决定。今后15年，我国现代化建设要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这是整个经济成长的阶段性变化，它不仅要求经济总量和规模继续扩大，更要求经济质量和效益有显著提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国有商业银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信贷资金的基础，借“资金流”引导“物资流”，势必产生有效的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活化。
其次，有利于借助货币“第一推动力”作用，促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资源配置浪费、效率低，关键原因有两点：一是资源配置决策信息迟缓，二是各经济主体执行计划动力不足。这种资源使用效率与当今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很不适应。可以预见，国际间经济、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商战”将空前尖锐。市场竞争的法则，不仅是数量的较量，更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益的较量。在这种形势下，国有商业银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既是自身兴衰存亡的关键，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刻不容缓。它的主要功能是利用直接参加社会生产过程的“第一推动力”的货币资金，并借助于它的推动、诱导，让一切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都得以合理流动和最佳组合。从而，克服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配置浪费的弊端，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运行，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这样，国家才有可能从着眼于内涵来求得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银行借贷资本二重支付二重回流的运动形式顺畅运行，其还本付息的本质得以顺利实现，自身经济增长质量也才有可能提高。
二、转变什么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增加物质财富，并且要提高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内物质财富增长率，即经济效益，因为它是一种制度、体制，即生产关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有商业银行虽是第三产业，不是生产力三要素构成之一，但它经营的货币资金却是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要素。借助货币“第一推动力”的诱导、推动，可以在时间上、空间上使各种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优化，从宏观和微观上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及银行自身效益。
我们说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主要依靠投入、铺新摊子、规模扩张、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转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笔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经济效益应从两个方面评价：一是对经营成果的评价，主要是看在一个增长阶段内，经营增长的投入要素是否取得合理的回报，亦即投入产出的大小，比如，员工劳动、信贷资金、技术装备来说，就要看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用率、技术进步对经营增长贡献率的大小；二是对经营即期状态的评价，主要是看在信贷资金营运过程中宏观和微观状态是否良好，亦即资金营运和管理效率的高低，比如，对信贷资产的利用和配置的合理程度，经营银行和经营者等微观金融主体对市场调节的适应程度，资金周转和循环的到位程度，以及对物价上扬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等。
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近几年经济效益不够理想的问题虽然主要表现在上述前者，但是如果不考虑受客观经济环境的制约，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后者，在于资金营运的组织效率和管理效率不高。研究、考核这方面问题，主要反映在：一是在经营方式上，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不搞拚机构、拚人员的“羊群战术”，讲人均资产占有率、人均资本占有率、人均赢利率，提高经营效益技术含量；二是在创利收入结构上，注意改变单一贷款利息收入状况，开拓以银行信用为依托的多种金融服务，争取无风险、不要或少要信贷资产投入的中间业务收入有较大增长；三是在资金营运上，要对宏观经济、金融的走向和冷热能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活化资产存量，不搞信用放款，减少资产风险；四是在微观经营管理上，要有科学的经营方略和严格、有效的管理规则，注意培养、使用人才，注重使用先进技术、机具，提高整体经营管理素质。
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企业体制尚不合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较低，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在加强市场调节作用、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意义更为重大。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重视和推行三个方面的金融政策：
第一，控制贷款增长速度。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无疑需要增加投入，增加银行贷款也是增加投入的一种方式。而银行贷款投入的增加，是对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的供给和需求起双重作用的，在投资乘数机制的作用下，过多的增加贷款规模，由于目前这种经济运行环境和状态，就有可能会出现经济效益下降、质量波动和结构失衡问题，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使增长方式的转变落空。就一般情况说， 贷款增长率与GNP增长率应保持同步。而我国1990年至1994年，贷款年均增长率为23.7%，GNP增长率为11.6%（1995年《中国金融展望》）， 贷款增长率高于GNP增长率12.1百分点，这显然对宏观经济均衡运行不利。 经济决定金融，宏观经济营运效益势必制约银行业经济效益。不适当地进行信贷规模扩张，追求近期收入最大，而忽视经济质量的提高，必然受到市场需求过大、投入结构不合理和宏观环境不稳定等方面影响，而使近期收益不理想，也失去争取长期收入更大的时间。为了国家实现经济适度增长的目标，也为了银行业自身的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严格控制贷款规模盲目扩张。
第二，调整贷款投向重点。所谓调整贷款投向重点，就是由重视外延型、数量型产业、产品、地区的贷款转向重视内涵型、质量型的贷款，提高后一个方面的贷款比重。目的是通过提高投入质量来推动社会经济质量的提高，从而相应提高银行自身经济增长质量。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满足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产品生产资金需要，满足大中城市、一些地区有效益生产的资金需要，满足先进技术装备的社会生产部门为赢得国际竞争的生产资金需要。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强调，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许多发达国家将科技与资本、劳力并列为三要素，视为“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一些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已高达50%以上，我国银行贷款的投入应体现这一点，以支持国家为寻求确定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优化资产结构。资金是物资的反应。银行的资产分布、营运状况，既受社会产业、产品结构的制约，也是企业生产、产品结构的反映。当前国有商业银行营运资产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结构单一，90%以上为贷款资产。且多为信用放款，即使开始实行抵押贷款，但多数抵押物不合规合法，当企业无法偿还债务时难以变卖。这些信用贷款80%左右又都是注入“国有部门”约20%才供非国有部门运用。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不可以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在国外，适时地发展一些信贷资产和非信贷资产性业务；在国内，信贷资金适当向民营经济再多注入一些。还有，西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很大比重，贷款利息收入占资产收入的40～50%；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利息收入则占资产收入80～90%，中间业务收益不足全行利润的8%。由于信用贷款多， 使得银行难以改变“统包”企业流动资金的局面，造成“政策性风险”贷款，未收息率达60～70%。二是资产存量僵化，难以盘活。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三类贷款约占25%，差不多有1万多亿元贷款难以收回， 能够用于周转的仅占20%左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活化银行信贷资产存量的思路，主要应当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流动、重组；对于资产增量部分，一定要坚持“成本—收益”比较后作出选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已达3.5万多亿元，应当说已具有相当规模、实力了， 现在是到了扭转资产结构片面高度化的现象，推动资产结构合理经、优化即整体结构效益提高的时候了，并以此来促进社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协调，增强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讲究经济效益应当是高质量的经济效益，就是说既要从经济层次上，也要从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层次上去认识和把握。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营运中追求经济效益的提高，就社会整体利益层次上来说，要体现效率和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减少经济增长中付出的各种代价，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促进人们不仅关心物质方面的利益，而且关心国家、集体、社会，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行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长远利益层次上来说，要体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原则，有利于保护人和自然的协调关系，使国民经济在资源的合理利用、物种的有效保护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不是片面追求某些微观经济主体近期利润最大化，以致危及当代乃至后代人的利益。
三、怎样实现转变
国有商业银行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笔者认为， 主要要抓两条：一是观念的更新，二是制度的创新。
关于观念的更新。建国初期，由于国家经济“一穷二白”，为了主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自然走的是数量型扩张的路子。后来虽然经济也发展了，但由于长期是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思维定势的作用，仍主要依靠粗放型经营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整个银行业也走的是与此相适应的数量型扩张的路子。应当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客观规律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到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也已初步形成。首先，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好不好”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应当有条件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的数量型向集约的效益型转变。其次，经济改革已经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了决定性步伐，并已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了必要的体制环境和外部条件。第三，我国科技队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并不算小，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潜力很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与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大体相同。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各级管理者、经营者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充分发挥金融资产作为“第一推动力”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诱导作用，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而也相应提高银行自身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
关于制度创新，是从银行体制、经营机制上来解决保证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措施。因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受制于经济增长状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受制于经济体制、经营机制，生产关系的状况；并且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生产关系的状况对生产力的发展则起着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笔者认为，当前主要从“外生”和“内生”两个方面因素来加以推进。
从“外生”方面因素推进：实行“一行两制”，平稳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创新。
所谓“一行两制”，就是根据客观经济环境、主观经营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一家国有银行内实行两种经营管理方法，分别主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以利加快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一种过渡性经营模式。在“一行两制”构想中，包括体制完善和体制转换两部分：在老机构内，强调体制完善，即追求短期均衡，这是对“存量”的改革思路；在新机构内，强调双重转换，追求长期均衡，这是对“增量”的改革思路。
实行“一行两制”的办法，目的是在不触动现行银行体制及金融管理制度环境的条件下，对其部分经营行，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经营要求进行运作，在制度创新方面实现量的积累，从而最终实现制度创新质的变化。它的特点是：其一，它不仅承认处于不同经营环境和有着不同组织结构的行、处应有经营方法和制度上的差别，而且认为在不同地区同一银行内的不同机构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也不必采取“一刀切、齐步走”的改革策略，而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其二，它是一种从局部入手，自下而上地逐步推动的改革策略，通过新机构的改革来触动和带动老机构的改革，从而在时间上、层次上逐渐推进改革，最终达到整体制度和机制的转化。它的好处是：在目前机遇和困难并存的情况下，可以抓住机遇，逐渐消化难点，以尽可能低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以及尽可能快的速度，从“外生”力量方面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
从“内生”方面因素推进：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国有商业银行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国有商业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的资本、营运资产具有两重功能。一方面，它是一种企业性资产，在经营活动过程中要不断实现自身价值的增殖，执行着资产增殖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资产，在经营活动过程中，既要为社会提供商业性劳务，执行着资产保值增殖功能，同时，国家又要借助于其经营活动，从价值量上实施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二重功能的发挥，前者是直接性的，后者是间接性的，是充当金融宏观调控的媒介体来发挥调节功能的。由于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往往因为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善，因为存在各种利益矛盾和信息矛盾，难以使二重功能在发挥时实现和谐的统一。二重功能要求的矛盾，实质是国有资产所有权约束与市场经济原则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结果，势必导致从制度方面弱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因素。
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措施来说要进行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而刚颁布的《商业银行法》已经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就是说它是一种国有独资性企业，这是鉴于我国国情而确定的，不容置疑。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排除国有商业银行不能进行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这种改革的目的，在于寻找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资本、营运资产在管理、监督、营运方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点，以建立规范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形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新型的国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构造明确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所有权主体和责任主体，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营运中普遍存在的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因为只有制度的创新，才能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独立的具有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内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从而确保国有资产在市场竞争中的保值和增殖。
归结起来，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说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拥有3.5万亿元信贷资产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 它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无论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实现效益提高型增长速度、创造稳定的宽松的有利的经济环境，还是它自身顺利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都至关重要。而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靠改革，依靠制度的创新来排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障碍。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但这并非易事，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有待于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努力来争取缩短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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