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日论文,政治论文,北京论文,民国论文,国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5-0063-13
君主制时代(或国家)，帝王的诞辰或登基之日往往被定为举国庆贺之时。进入近代以来，建立共和制度或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则往往以革命斗争、民族独立战争爆发之日或建国之日作为国庆日。中华民国建立后，将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爆发之日——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北京政府时期，官方与民间届期均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本文拟对个中情况做一概略考察，① 或于认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有所助益。
中华民国建立后，有关设立国庆日或纪念日的问题渐为国人关注。在1912年7月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有代表提出确定民国纪念日的议案，讨论中，有1月1日、3月10日、10月10日及2月12日等数种意见，“争执颇甚”，最终，以武昌起义之日为民国纪念日的意见“经全体赞成，作为正式通过”。[1] 但此仅为教育行业会议之决议，未具法律意义。
随着武昌起义周年临近，国庆日问题遂提上日程。9月9日，黎元洪致电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于武昌起义周年之日在武昌开会，以“追悼前徽，特表纪念”，并请派代表参加。[2] 9月16日，黄兴通电称：数十年来之斗争，至武昌起义，全国赴助，而告成功，“当以是日为民国一大纪念日”。[3] 9月中旬，旅京鄂籍人士以“共和祝典为民国盛仪，万国观听所系，不可不悉心商议”而聚会。总统府军事参议罗虔等人认为，法国国庆日之7月14日为巴黎民军起义之日；美国国庆日之7月4日为十三州宣布独立之日，故民国应以武昌起义之10月10日为“国祭日”。[4] 此期间，参议院鄂籍议员张伯烈、刘成禺亦提出以10月10日“为武昌起义纪念之日”的建议案。② 此外，尚有“主张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及列强承认中华民国之日者”。[5] 由此可见，设立民国国庆日或纪念日为各方人士之共同要求，但定于何日则意见不一。在此种背景下，北京临时政府以“民国应有国庆及纪念日期”，提出《国庆日及纪念日咨询案》，咨交临时参议院审议。[6]
《国庆日及纪念日咨询案》称，法美两国分别以革命爆发和宣布独立之日为国节，“我国国节亦应效法法美”，故提出以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日，③ 并提议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元月1日和北京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之2月12日为纪念日。[7] 此案经1912年9月24日临时参议院第80次会议通过，9月29日以临时大总统令公布施行。④
在确定以10月10日为国庆日的过程中，作为辛亥首义之区的湖北人士态度最为积极、明确，虽其中或不免掺杂有地域观念，⑤ 但其理由正大而充分。而在意见纷纭的情况下，终确定以此日为国庆日，表明当时各方人士对于武昌首义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中的特殊作用高度认同。此外，在效法法美为当时一种普遍社会心态的情况下，亦与法美两国确定国庆日之榜样的影响有重要关系。
当时汉语既有词汇中并无“国庆日”一词，故于此日，最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名称，而出现“国节”、“国节日”、“国祭日”、“国庆日”等种种称呼。因这一节日源自西方，如从西方文字直译过来，可称为“国节”或“国节日”。⑥ 而最后确定将这一天称为“国庆日”，是一个符合中国文化观念的恰当译法，故为大家所接受。因国庆日为10月10日，人们又往往称之为“双十节”。⑦
1912年10月10日，北京及全国各地均举行了民国的第一次国庆活动。民国首个国庆日，举国关注，热烈圆满；此后两年中，也基本上保持了第一次国庆活动的模式和气氛。
我们先来看1912年北京庆祝民国第一个国庆日的情况。
是日上午，北京政府举行阅兵仪式。检阅台搭建在总统府门(新华门)外，受阅军队约22000余人，排列于东单牌楼至雍和宫的路旁，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先“特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乘马巡视一周”。而后，袁世凯着军服登上检阅台，受阅军队自东而西通过检阅台，“历一时许”。[8]
上午同时举行了追祭先烈活动。在此年的国庆活动中，琉璃厂被作为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的主要场所。北京政府内务部在琉璃厂布置一追祭死义烈士会场，⑧ 会场中搭祭坛一座，上置白缎灵牌，上书“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8时，追祭仪式开始，参祭人员(诸国务员均往祭)坛前“排班”(列队)，奏乐，献花果，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宣读祭文，行三鞠躬礼，复奏乐后仪式结束。⑨ 国民党人组织之革命纪念会还在琉璃厂设立一陈列馆，“搜罗各种革命纪念物品”陈列于馆中，其中有“死事诸烈士之写真及革命战事各摄影约千余枚，中陈玻璃匣，内有革命之印信、文札、刀矛、枪械、烈士遗物，如假发辫、被难之衣帽。更有某女士输送北京炸弹之特别背心，又汪兆铭等在监禁时所系之铁链、镫铐等件，又王天纵君起义时之旗帜等物”，供人参观。[9]
这一天，京中各官署均放假一日。北京政府分上、下午两班在国务院举行“国庆茶会”。上午参加者为政府各部门官员、各国驻京公使、各省代表、中外新闻记者、“满蒙回藏活佛”、“京城绅董”等；下午为驻京军警官佐。宴饮中，袁世凯到场，“巡视一周而去”。[10]
“悬旗结彩”是庆祝国庆日的重要形式，也是烘托国庆日气氛最主要的装饰。“悬旗”即悬挂国旗，除各机关、学校均于国庆日悬挂国旗外，警察机关亦通知各商家、居民悬挂国旗。⑩“结彩”就是搭建临时性牌楼，饰以松柏、鲜花、灯彩、文字等。在国务院举行“国庆茶会”的会场内即悬有国旗，国务院大门“用松彩牌楼结构国庆二字”。[11] 举行国庆日纪念活动的琉璃厂，除东西两门各扎牌坊一座外，场中各处复扎有牌楼数座，上分别书“万邦协和”、“普天同庆”、“尊重人道”、“发扬国光”等字样，四周嵌以电灯。[12] 类似的牌楼，北京各主要路口、重要机关门口多有搭建。
其他庆祝活动还有，琉璃厂演出“纪念戏剧”，剧目“有武昌起义、南京政府成立及南北统一等”；农事试验场10月9-11日三天“不收票价，任人游览”；[13] 天坛亦在10-12日开放三天，“俾便游览，而伸庆祝”。[14] 此外，10月9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赠授”孙中山等31人各等勋位或勋章。(11)
各地方军政当局、社会各界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作为辛亥首义之区的湖北，其国庆活动除了悬旗结彩、放假宴饮等与他地相同之处外，追祭起义烈士的仪式尤为隆重。10月10日，追祭先烈仪式在武昌由前清万寿宫改建的烈士祠举行。烈士祠头门上方“用电灯扎成烈士祠三字匾额一方，旁复以松枝编成光复纪念国庆日七字”，大礼堂内供奉着烈士牌位。[15] 参加仪式的人员，有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及中央各部院代表；各省都督、省议会代表；各政党代表；本省官员及各界人士；此外，还有各国驻汉口领事馆官员、税务司、各洋行大班等，共计1700余人。追祭仪式上，各方代表依次朗读祭文，奏军乐，献花圈，行脱帽三鞠躬礼，礼毕而退。(12)
湖南省则于9月29日(即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起，连续三天举行庆祝活动，(13) 而后得知中央政府关于国庆日的规定，湘督谭延闿遂令自10月10日起，“仍开会三日，以申庆祝”。因又加筹备，其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超过前次，参加提灯游行的，“较前次人数不止增加一倍”，会场的布置“亦更完备”，且“城厢内外之游人则因传播既久，有不远数十里或数百里而来者”。[16]
在上海，社会各界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是日下午，上海商团公会于公会事务所操场举行国庆典礼，晚6时许再次到事务所齐集，“举行提灯会，沿途高唱国歌，至十一时始行散队”；国民教育实进会召开庆祝大会，“各校学生皆排队到会，沿途手执五色国旗，口唱纪念歌，观者如堵”；寰球中国学生会下午召开纪念会，孙中山、伍廷芳等应邀出席，或致祝词，或发表演说；晚间，数十个学校、团体联合举行提灯游行，“队伍亘长三里有余，其灯彩如火车、兵轮、炮车、电车、龙船、飞艇、黄鹤楼、武昌城……此外，各种纸灯有扎成共和万岁、初周国庆等字样者”。记者慨叹：上海“是夜人山人海，欢声雷动，……表全国欢庆之忱，祝亿世共和之福，诚四千年来罕见之盛会也！”[17]
南京的国庆活动，“以军界为尤”。第八师在司令部前“用松枝扎成三角形电灯台两座，边缘纸花，中嵌国旗及陆军旗，入夜大放光明”；第三、七两师亦于驻地附近“用松枝花朵扎成牌坊”。10日下午，南京留守黄兴在第一舞台演说革命历史；晚间，驻南京各军队均举行提灯游行，“普通灯则用五色国旗或书革命周年纪念，或书光复纪念，或书铁血立国周年纪念，特别灯则用狮灯，取中国如睡狮猛醒之意”。[18] 南京地区其驻扎的革命军队此时虽经裁撤，但无疑仍是革命党人军事力量的聚集之地，以上情况似乎说明了这一点。
民国第一个国庆日，举国关注。尽管当时政局仍在飘摇动荡，袁世凯的专制面目已经显露，民主共和制度的前途不容乐观，但其时南北各方仍维持着合作的局面，特别是孙中山、黄兴先后北上与袁会谈，并公布了“八大政纲”，袁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尚未充分暴露，政治局势尚无重大变化，举国上下正在期盼召开正式国会、制定宪法，人们对国家的前途仍充满期望和信心。时有论者称：民国之前途，如时之方春，日之始生，经十载即可享环球一等国之隆名，并高呼“可爱哉民国之前程！”[19] 苏州渡僧桥头之一幅对联云：“持民生主义廿万里铁路告成定卜横行欧亚；处政体共和四百兆同胞幸福当知超越古今”，[20] 均是这种期望和信心的写照。民国的第一次国庆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总的来看，民国的第一次国庆活动基本上是在官方的主持、组织下进行的，各界民众积极参与，节日气氛热烈，人们表达了民国建立后的欣庆之情和对国家前途的美好期望，并对为建立民国而牺牲的先烈们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国庆活动进行得圆满热烈。有评论称：此次国庆纪念活动“诚千古未有之盛典也。所愿者，国与时俱进，明岁之国庆纪念，……锦上添花，更上一层”，[21] 确为国庆盛况和国人美好愿望之写照。
民国元年国庆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模式，此后两年国庆活动的情况大致如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官方出面组织、主持，各界民众积极参与。除前述情况之外，江西在1912年的国庆活动中，这个特点尤为明显，如，官方事先成立了筹备处，其拟定的国庆活动内容包括：上午开纪念会，南昌各机关、各部军队和各学校人员“齐集顺外大较场”，典礼仪式为：奏军乐，都督致祝词，各界致祝词，唱纪念歌，三呼民国万岁等。晚间举行提灯游行，筹备处要求各学堂、各机关、各团体负责具体组织，并须“先五日将提灯人员多少通告本处，以便排定次序，制备徽章”等。[22] 官方主办，民众参与的色彩甚为浓厚。
民初这几年国庆活动中，还有一种情况是，各地方当局布置一举行典礼的场所，其典礼仪式内容主要有：奏乐；向国旗行三鞠躬礼；三呼民国万岁等。从有关报道来看，这种仪式民初曾很流行。如，1913年国庆日，浙江当局在都督府大堂举行典礼仪式，上午9-10点为政府官员行礼时间；10-11点为“各学校、各团体”行礼时间。[23] 天津地方当局则在河北公园(现中山公园)内布置一国庆典礼会场，上午，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军人等到会场向国旗行礼；午后，“各学堂职教员、学生前往行礼”。[24] 这种国庆典礼仪式也体现了官民同庆的意味。而在参与国庆活动的民众中，学生显然是很重要的成分。如1914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前阅兵仪式的观礼者中，(14) 专有“学生队”。阅兵仪式结束后，“学校学生均至西长安门右方桥西面南立”，袁世凯“特派教育总长至学生队颁布训词，学生鞠躬致谢，合唱庆祝共和歌”；当袁阅兵后赴紫禁城内的热河古玩陈列所参观时，亦有学生队在此“高唱国歌迎之”。(15) 可见此时在校学生在民初国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国庆活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官方的庆祝活动逐渐固定为阅兵(各地方当局则多是举行一个简单的典礼仪式)、授勋、宴饮等几项内容，且基本上不再有民众的参与，民间庆祝活动的主要形式则是集会、演说、提灯游行等，其规模在扩大，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二是，民初曾有过的官民一体共同庆祝的情况不再得见，国庆活动中民众与官方分离或分立的情况发生、发展，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甚或对抗的方面。
国庆活动发生上述变化，1915年是一个转折点。
1915年9-10月间，袁氏帝制自为，端倪已现，国庆活动亦被取消。(16) 此年10月10日为星期日，袁“晨起治事，一如曩时。政事堂所有星期值班人员，亦复照常入值”。[25] 虽亦有官员入总统府庆贺，然“各署中应行举办之典礼大半皆已删除”，例行的阅兵式也被取消。[26] 各地官方亦均遵令取消了国庆活动，并“传谕地方人民毋庸供张”。[27] 如在扬州，“所有预备庆祝各事概行撤销，……商店悬挂国旗者只有数家，无复往年之盛况云”。[28] 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如此重大之变动，对民众思想、心理产生的影响和震动可想而知，京中百姓“颇有一种特别之感觉：盖君宪制度之运动日渐成熟，而此告朔饩羊之共和纪念，此后将成广陵散也”。[25]《大公报》之“闲评”则称，“今共和民国势已垂危，且不免为国殇，将吊之不暇，何庆之有？”[29]
此后不及一年，袁氏败亡，共和政体重建。各界民众因共和制度失而复得而对其倍加珍惜、热爱之情借国庆活动迸发出来。如此，1916年的国庆活动规模盛大，内容丰富，热烈空前，打破了民国建立以来国庆活动的规模和形式，达到了北京政府时期的顶点。正如某报道所称：“共和重昭，阴霾肃清，人民皆以诚意祝祷国庆，故此次国庆日之盛况，迥非往年所可比。”[30]
很多地方，各团体、学校不待官方指示，自9月下旬即积极联络、协商，精心筹备国庆活动。在杭州，浙江各团体联合组成“庆祝会事务所”，统一组织杭州的国庆活动。[31] 事务所在西湖畔设置一大型庆祝会场，会场中安排了各种展览和演出活动，如女子职业学校联合杭州各女子学校组织的女校成绩展览会；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举行的卫生展览会；南浔贫儿教养院举行的技击表演；杭州通俗教育讲演传习所组织的通俗教育讲演会；凤舞台挑选各名伶串演的有益社会的戏剧；各界音乐爱好者组织的品曲社；国技社表演的国技。此外，还有其他团体和学校组织的幻灯讲演会、运动会、音乐会、赛灯会、改良摊簧、改良烟火、改良平话、活动影戏、戏法、南词、楚曲、提灯游行等等。事务所并请驻浙陆军第一师军乐队，连续三天“来庆祝场吹演”；庆祝会场附近还设置临时商店，杭县贫儿院亦组织“贩卖团”来会场售卖国货；《浙江民报》在会场发行“号外新闻”。庆祝会事务所还特请浙江警察厅派警察20名到会场“以资保护”，并请军医数名，组成临时“卫生军队”，驻会场开诊，以应急需。[32] 各界民众以庆祝国庆日之机，尽情表达了共和制度失而复得后的欢欣和喜悦。(17)
在上海，“自辛亥光复以来，因举行庆祝悬旗挂灯年必数次，然兴高采烈举国若狂，未有如此次双十节国庆纪念之盛者。闻各界所需之灯笼，南北两市三十五家之灯笼店，计共售出十二万盏之多”。[33] 晚间，各界民众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各校学生自己制作的各种式样的灯笼极为精美，尤为引人注目。[34] 有报道称：南京路“家家门前皆飘展五色旗。从来庆辰佳节，南京路悬旗之多殆未有过于昨日者”。[35]
与此形成对照，北京官方的国庆活动，仅为总统黎元洪10时在怀仁堂举行宴会，宴毕赴南苑阅兵，并派代表“致祭先烈”。[36] 在南京，江苏督军冯国璋“在小营阅操，公宴省议员并请阅操”；省议会“下午一时行庆祝礼，二时恭祭民国首义先烈”。[37] 这些国庆活动均为纯粹的官方活动，民初曾有过的官民一体共同庆祝的情况不复得见。
在此年的国庆活动中，各团体、学校及各界民众自主自发地筹备、组织，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与官方的平静形成鲜明的对比，亦由此改变了以前国庆活动主要由官方出面组织、各界民众参加、官民一体进行庆祝的格局。
1916年以后，各派系军阀争夺中央政权，政局动荡不已，国是日非。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渐兴起，广大民众追求真正的民主共和的思想意识日益增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斗争逐渐高涨，国庆活动中官民分立的情况因之继续发展。在某些年，甚至出现官方以局势不靖、戒严期等为借口，对民众组织的国庆活动进行各种限制甚或压制，以至发生官民对立、对抗乃至冲突的情况；广大民众则以国庆活动表达不满情绪，抨击北京政府的军阀统治。
1917年的双十节是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久到来的，上海军政当局奉命出示，以地方未靖，限制庆祝活动，禁止举行提灯游行，[38] 但各界民众仍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上海总商会认为，这次国庆活动恰在清帝复辟失败之后，“允宜特别庆祝，以示爱护共和之诚”，而提前筹备国庆活动。进德乙种商业学校本拟举行提灯游行，被当局禁止后，该校师生上午在学校礼堂举行庆祝典礼，并在校门口上大张灯联：“一脚踢开专制纲人种角胜；两手唤起共和魂天道挫强”。[39] 国庆日，市内各店铺商号多在门前张灯结彩，悬挂五色国旗；救火联合会举行各种救火技能表演；许多学校举行执旗游行；沙业公所、群学会俱乐部等举行庆祝游艺活动；烂泥渡救火会、陆家咀行余学社、张家楼商团等均在事务所举行纪念典礼，入晚举行叙餐会等等。故记者认为，此年国庆“盛况不亚于往年，民心倾向共和，于此可见一斑”。[40]
而在官方，北京政府仅在南苑举行了阅兵式；[41] 在奉天，军政人员上午“御军礼服齐集公署厅行庆祝礼”；[42] 长沙军政人员上午“齐集督署行礼后，因停止宴会，立即散去”。[43] 民初官民同庆的场面已不再出现。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政府对于学生及各界民众的公共活动表现出一种警戒与畏惧，并力图加以限制，于是国庆活动中官民的分立与对立也更为明显。
1919年10月10日，北京学生以向民众散发纪念面包、传单，游行演讲等活动纪念国庆日。学生们将定做的面包打上写有各种口号的“图章”，如“共和万岁”、“双十纪念”、“普通选举”等等，“接面包者非常踊跃”。警察前来阻止，学生们冲破警察的阻拦，分散到各处演讲，“演题除庆祝国庆外，并有尊重劳工、妇女解放、普通选举、打破军阀”等。[44] 天津各界联合会这天举行共和纪念大会，与会者万余人，其会后的游行遭到警察的阻拦，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游行队伍冲破警察的阻拦，“依然游行各马路，至晚十时游行会始自行散去”。[45]
在1920年的国庆活动中，上海各界民众并不理睬当局“禁止各团体聚众开会并列队游行”的布告，“城内及四乡公私各团体仍积极筹备”。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向全国各省区学生联合会发出通函，指斥北京政府徒拥共和虚名，祸国殃民，称：“告朔饩羊惟此国庆纪念日足以当之，国庆日而禁止庆祝，惟袁氏称帝时则然”，通函要求各地学界“务于本年双十日举行庆祝，藉以启迪民智唤醒国魂”。[46] 在各路商界联合会召开的庆祝会上，演说者指责政府当局用戒严法禁止人民举行国庆活动：“试问世界各国有无是理！”结果是年各团体仍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国庆活动，“国民方面之庆祝情形仍兴高采烈”。[47]
这些情况表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广大青年学生及各界民众更加认清北京政府的腐朽与反动，不满情绪更加严重，而且社会团体的数量大增，各界民众的组织能力明显提高。官方则对学生及各界民众的群体行动更加恐惧，甚至对民众的国庆活动亦极力加以限制，以致国庆活动中官方与民众完全分离，形成了对立甚或对抗的两个方面。
与前述国庆活动中这一变化相伴出现的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各级各类学校将国庆活动作为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时机，届期举行各种纪念庆祝活动，藉以向学生灌输爱国救国、民主共和、发愤图强等思想，不遗余力。国庆活动逐渐成为学校对学生进行爱国思想、共和观念教育的重要形式。
1917年国庆日，上海振中中学师生齐集礼堂，校长、教师分别演说，谆谆告诫诸生须“永志我先烈于脑中，则此双十节永能永保云云”。[48] 上海育英学校学生制作了各种国耻纪念物，摆放在课堂内，“以资警醒”；校长唐梦兰在纪念大会上演讲，将“先烈缔造之艰难，武人破坏之险狠，发挥尽致，闻者动容”。[49] 学校的这些国庆活动充满鲜明、浓厚的思想教育色彩。
1922年，南开学校的纪念国庆大会由校长张伯苓主持。在例行仪式结束后，张氏演讲称：“回想民国十一年来，国内纷扰迄无已时，实令人可叹。……欲望民国能有良好进步，须望诸生努力于救国事业。”[50] 1923年在清华学校举行的纪念仪式上，梁启超发表题为“第十[二]个国庆日之感想”的演说称：“中国只做到民族的革命，对于政治革命尚未做到”，他期望清华学生“他日学成归来，……收拾此纷乱之局。”[51] 1924年，蚌埠10所学校议定10月10日联合举行国庆典礼，届时由大会主席向学生演说“双十节在吾国历史上之价值”，“以输入学生尊重共和之意旨”。[52] 学校不同，纪念形式各异，但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是相同的，那就是爱国救国、民主共和、平等自由等思想及政治观念。
各地学校不但以国庆活动教育学生，而且注重利用这一时机对广大民众进行宣传启蒙，或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演说，或散发传单，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启发民众觉悟。1919年双十节，杭州各学校组织学生演讲队出外演讲，“述民国成立史与此次庆祝之原理”；晚间，又有20余校组织学生提灯游行，游行队伍的提灯、旗帜上书有“民国万岁”、“民族自决”等字样，并沿途高呼“平等自由”、“中华万岁”等口号，“观者莫不动容，其振刷社会心理者洵不浅也”。[53] 在1920年的国庆活动中，上海育才学校组织学生在新闸路杨树浦一带各处演讲，题目有“国庆日的感想”、“民国之不易得来”、“北政府的卖国”等，“每处演讲，工人等环而听者有数百人，均为之动”。[54] 1922年南开学校在校内举行国庆活动后，晚间又举行提灯游行，沿途向民众散发传单。其中一则题为《十一年双十节后人民应具的态度》，勉励人们要“做一个新国民”，一是要多关心国家的事，“民主共和的国民，是负着监督政府的责任的”，如果人民不去管国家的事，“那些督军、省长们自然无惧无怕去胡作非为了”；二是“不要[只]有五分钟的热心”。[50] 1924年国庆活动中，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长沙各校印刷传单，“前往城厢内外各街巷散发”，各校“组织讲演团沿街讲演，唤醒群众”。[55]
时人认为，“夫国庆之举行，所以唤起国民爱国之精神也。固当于提灯庆祝之时，乘国民国家思想冲动之际，或用讲演，或分小册，将诸先烈手造共和之事实一一灌输之，印入之，然后可以使知当时创制共和之艰难，吾侪后死者当如何保持之，发扬之，光辉之，……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勃然以发矣”。[56] 各地学校利用国庆宣传、教育民众的举动或即为此种认识的实践。
上述事例表明，此时期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广大知识分子，普遍怀有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对军阀政权统治导致国家混乱衰败、国民精神愚昧之状况更为不满，他们热望国家能走向真正的民主共和、独立富强。正是这样的思想状态，使他们在教书谋生的同时，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民主共和观念，并利用国庆活动启发教育民众，(18) 广大青年学生亦积极参加，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进入20年代，国庆活动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一方面，五四运动极大地启发了国人的思想观念，各界民众爱国思想和民主政治意识增强，国庆活动成为人们表达政治意愿、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合；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庆活动中亦增添了体育及娱乐、游艺等内容。
我们先来考察前一个方面的情况。1920年国庆日前，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邀集省城各界团体、各报馆组成“双十节市民游街大会”。10月7日，各界联席会议召开，学生联合会主席彭璜报告开会宗旨称：“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一面唤醒群众，使知自治是大多数人的自治，不是少数人的自治；一面请求政府早日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的湖南。”[57] 1921年国庆日，湖南各团体联合组织了“市民游街大会”，[58] 有报道称：“这次的游街，多数学校并不是为庆祝纪念节来的，有的是为争取教育经费来的，有的是为外交问题来的，有的是为传播布尔塞维克主义来的，有的是为传播无政府党主义来的，有的是为弭兵运动来的。”[59] 总之，各界人士将国庆活动作为其表达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时机。
利用国庆活动集中强烈地表达政治主张，更表现于1922年南北各地在国庆日举行的裁兵运动。(19) 在杭州，国民裁兵运动会举行大游行，何炳松等代表面见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递交要求裁兵呈文，同时通电全国，呼吁“裁兵救国，……共期进行”。[60] 上海各界举行“裁兵运动游行大会”，叶楚伧、杨贤江等先后发表演说；晚间提灯游行的队伍中，灯笼上有“督军存民脂尽”、“兵不裁国必亡”等口号。[61] 在汉口，约25000余人举行“国庆纪念露天国民大会”，大会提出的各项政治要求中，第一项即为“裁兵废督，打倒军阀”。[62] 北京在天安门前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裁兵运动大会。此前，大会的筹备工作进行了将近一个月，陆续加入的学校及各界团体共有86个之多。是日到会者共约5万余人。大会主席蔡元培首先发表演说，陈述裁兵运动的意义，其后各界人士相继登台演说。总统黎元洪也于大会中途赶来，“以国民资格”与会并发表演说。[63]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上台，许多地方(主要是直系军阀势力不及的南方各地)在国庆日以各种形式予以声讨，是年国庆遂成声讨曹锟贿选、反对直系军阀统治的政治活动。(20)
要求军阀裁兵几同与虎谋皮，声讨贿选也不会对改变军阀统治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但这些活动表达了各界民众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注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表明国人在日益觉醒。此外，在上述活动中，多数情况是由各界团体联合会商发起组织，参加者亦多以各团体的名义，且某些活动参加团体及人数众多，规模宏大。这表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社会团体的纷纷建立，中国民间社会已有相当的发展，成为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与此同时，国庆活动中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体育运动会和游艺、娱乐成为国庆活动的重要内容。这在民国初期虽非未有所闻，但只是进入20年代后，才渐成为较普遍的现象。(21) 在国庆日举行体育运动会的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全国无论南北，10月中上旬多为秋高气爽，举办体育运动会不失为庆祝国庆的好形式，这无疑是学校在双十节举办体育运动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1年，江苏松江各学校在国庆日上午举行联合运动会，其项目有：瑞典式徒手操、庆祝共和游戏操、八段锦、哑铃、童子军之群军棍、击铃舞、五十码团体赛马、美式棍棒、中国式普通体操、滑稽行动、掷铁球、童子军旗语、短棒、国际徒手、循环舞、克鲁米式手巾操、国旗表演、童子军叠罗汉、行进击铃、月团圆、表情游戏、小罗汉、童子军消防救护、菊花团、炮台建筑、番薯竞走、二百二十码赛马等等。(22) 时过境迁，对其中一些项目的具体形式，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此中可感受到当年这场国庆体育盛会内容的丰富多彩。显然，这种体育运动会的一些项目含有游艺的性质。
有些学校国庆活动中游艺和文娱活动的内容更多一些。1922年，上海市北公学中学部组织运动会和游艺演出活动以庆祝国庆。体育项目仅有球赛、国技和附小女子部的跳舞；游艺演出则有国乐合奏、化妆跳舞、滑稽、双簧、化学试验、电光影戏(电影)等。[64] 也有仅举行游艺和文娱活动的，如1923年天津广北小学校在10月9、10两日“演唱新剧庆祝双十节，并有音乐、游艺助兴”；[64]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定于10月10日下午“在琉璃厂该校大礼堂开第一次音乐会”。[65]
利用国庆日的放假休息之机进行娱乐活动，也渐成为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纪念国庆日的一种方式。每逢国庆日，各种社会团体，往往举办游艺或文艺演出活动借以庆祝，或在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加入游艺娱乐的内容。各界人士、普通百姓也将国庆日视为休息娱乐的日子，在国庆日进行娱乐活动的情况渐趋普遍。这或许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庆日本身的政治色彩渐为弱化的结果。于是戏院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在国庆日往往人满为患，各种民间演出也往往集中在国庆日及前后进行。如，1919年国庆日，北京中央公园的演出就有“花脸力士”、“赤膊刀客”、“打锣大鼓”等。[66] 1922年国庆日，旅沪广东浸信会成员“在该会举行音乐游艺大会，以伸庆祝”；[67] 天津各界团体定于晚8时“在鼓楼南广东会馆扮演新剧，……此外并有各种游艺等”。[68] 1926年国庆期间，天津“各戏园、影院、杂耍馆拥挤不堪，座位已满”。[69]
戏剧界人士还编排有关革命事迹、革命领袖的戏剧，在国庆期间集中演出。早在1912年第一次举行国庆活动之时，北京即演出了“武昌起义”等“纪念戏剧”，[70] 上海新剧促进团编排了“江皖革命史”，在大舞台上演。[71] 1923年国庆期间，上海和平新剧社在笑舞台举行双十节专场演出，其“日戏”剧目是“蔡将军起义”，“夜戏”则为“孙总统广州蒙难，夫人出险”。[72] 老北门浸会堂友谊夜校，则在10月10日晚举行的国庆纪念会上演出新剧“爱国儿”。[73] 这表现了演出举办者对国庆日含义的积极认识，体现了国庆活动的教育意义。(23)
国庆日的确定和国庆活动的内容，表达的是人们对这个国家性质的认识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期望。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血奋斗，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果，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巨大的历史进步，民初中国也曾呈现除旧布新，走向共和的气象。民国国庆日的确定和国庆活动内容的规定，以及民初国庆活动的情况，即为其时举国一致对此高度认同的表现。同时，作为国家庆典，国庆活动亦有展示国家面貌的重要功能。民国初期特别是民国元年，其国庆活动圆满热烈，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中华民国完全不同于前清专制王朝的崭新面貌。
但曾几何时，政局变幻，国是日非，北京政府迅速背离了中华民国本来的政治取向，而广大民众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潮流则不断高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倒退、分裂、混乱的复杂情况。此时期的国庆活动，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政治发展中的这种变动，实为观察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晴雨表。
国庆除了作为国家庆典，实际上还为人们表达思想、政治倾向或其他某种意愿提供了一种机会、一个场所，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社会各界把自己所进行的活动和欲表达的诉求，都借助于国庆活动来实现，国庆活动因之承载了远多于本来意义的功能。
另一方面，广大民众亦逐渐将国庆日视为一个休息和娱乐的节日，这是国庆日本身所含有的政治意义渐趋淡化的表现。国庆节本是一个完全政治性的节日，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非政治性的成分逐渐增多，表现出国庆活动变化的另一种趋向。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种趋向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注释：
①关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庆活动的情况，蔡东藩、许廑父著《民国通俗演义》第16回《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中有所记述；此回后的批语(不知何人所为)认为，“民国第一届国庆日，举行祝典，号称极盛，自是而后，逐年减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3页)如此评论，过于简单。学界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笔者仅见姜瑞学《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此文认为，民国成立以后，北洋政府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动员民众参加国庆活动，以建构其权威，获取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客观上对塑造新国民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样的认识似没有注意到其前后的变化。
②参见：《民国之三大纪念日》，《申报》1912年9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国庆日及纪念日咨询案》后，张伯烈称其建议案“与此案相合”，宣布撤回。(《参议院第八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71号，1912年10月19日)
③此咨询案提出国庆日应行之事有：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等。此案通过后，上述事项成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庆活动的主要内容。
④参见：《命令》，《申报》1912年10月15日。在临时参议院审议此咨询案过程中，有议员强烈主张黄花岗起义之4月27日亦应作为纪念日，但未获通过。(《参议院第八十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71号，1912年10月19日)
⑤鄂籍人士在民初的某些言行，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观念。如在确定国旗的过程中，为使武昌起义所用之十八星旗得以成为国旗，不惮歪曲此旗的历史及含义，因而遭到他省人士的强烈反对。参见拙文《民元国旗之争》，《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⑥这一词的英文为national day，法文为fête nationale，直译即可为“国日”或“国节”。
⑦1916年10月10日《申报》所载《今日之大祝典》一文称：武昌起义之10月10日，“民国成立以后，即经国会定为纪念日，人民皆称之为双十节”。
⑧北京政府内务部曾一度计划将此会场设置于天坛，“拟即在祈年殿内追悼死义烈士”。到10月6日“忽又变更前议，缘琉璃厂会场已散出数万入场券，不便移至天坛”(《国庆纪念会仍在琉璃厂举行》，(天津)《大公报》1912年10月9日)；另有一说称“因赶办不及”，遂改在琉璃厂(《国庆日筹备种种》，《申报》1912年10月15日)。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庆日问题之前，国民党中的原同盟会员张继、陈家鼐、田桐等人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已发起组织一革命纪念会，筹备在武昌起义周年之际，举行纪念活动，以琉璃厂作为纪念活动的场所，并举定总务、庶务、会计、交际等各项筹备员，自9月末起即在琉璃厂“指挥工程，布置场景”(《京师革命纪念会筹备纪事》，《申报》1912年10月2日)。内务部究因何故变更追祭会场地点，其与“革命纪念会”之间在此次活动中是怎样的关系，笔者不得而知。
⑨参见：《关于国庆纪念会之种种》，(天津)《大公报》1912年10月10日；《北京国庆纪念会纪盛》，(天津)《大公报》1912年10月12日；《大总统追祭先烈祭文》，(天津)《大公报》1912年10月11日。关于此追祭会场灵牌上的字样，在前引《大公报》题为《北京国庆纪念会纪盛》的报道中为“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烈士灵位”，而在1912年10月15日《申报》题为《国庆日筹备种种》的报道中，其为：“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陈涌编《旧中国掠影》载有此灵台照片一幅(中国画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其灵牌上的字样亦为：“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灵”下之字被祭品遮挡)，可见“烈士”应为“君”。
⑩从当时的照片来看，一般是将两面国旗交叉于大门前或会场的主席台上，普通商民则只在门前悬挂一幅。
(11)参见：《命令》，(天津)《大公报》1912年10月13日。北京政府时期，每年国庆日前后，均颁发勋位、勋章，其他纪念日，亦多颁勋，其中情况较为复杂，有待专题研究。
(12)此仪式本定由黎元洪到场主持，但仪式开始前，湖北军政府军务司长蔡济民乘黎花车到场，称“黎公偶患脑痛，派伊代表主祭”。其实，黎本已登车欲往，忽闻“有人带炸弹入场，拟加危害于黎”，于是指蔡代往。民初湖北政局动荡不宁，不久前之9月26日即发生南湖马队暴动，炮击武昌，故此日黎闻耗即止。(《鄂省起义周年纪念会纪实》，《申报》1912年10月16日)
(13)安徽、广西两省亦于9月29日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包括举行庆祝典礼、追祭先烈、悬挂国旗、搭牌楼、提灯游行、放焰火等(《安徽·举行庆祝》，《申报》1912年10月4日；《广西·祝典纪盛》，《申报》1912年10月16日)。在未得知中央政府关于将武昌起义之日定为国庆日之前，即均将此日视为民国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而举行庆祝活动，说明这个决定符合国人愿望，是无可替代的；而纪念活动在阴历八月十九日举行，则表明虽南京临时政府曾明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见《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但人们还不习惯使用阳历。
(14)1913年的国庆日阅兵地点即由总统府的新华门前改在天安门前。
(15)《国庆日大总统阅兵典礼之概略》，(天津)《大公报》1914年10月12日；《专电·北京电》，《申报》1914年10月11日；《译电·北京电》，《申报》1914年10月11日。据前述报道，学生队伍之外，此日在天安门前观礼者，尚有北京政府“各部院总次长及各项观礼员”。“各项观礼员”，笔者理解为社会各界人士，至于人数多少，与学生人数的比例如何，则不得而知。
(16)大总统府礼官处10月8日发布通告：“奉大总统谕，本届国庆日停止谨贺。”(《政府公报》第1228号，1915年10月8日)
(17)关于各地各界人士积极筹备国庆活动事，还可见下列报道：《苏州·教育会筹备国庆》，(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10月4日；《嘉兴·筹备国庆祝典》，《申报》1916年10月5日；《苏州·各界筹备国庆纪念》，《申报》1916年10月6日；《安庆·学界提倡国庆》，《申报》1916年10月7日等等。
(18)据笔者所见资料，此时期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的国庆活动，几均为由校长、教职员主持及发表演说，且外出游行亦均由学校教职员组织率领。如1917年国庆日上海中小学举行的庆祝游行，有57所中小学的4757名学生参加，均“各由教职员率领学生分队，手执国徽，出行各处”。(《贮苦停辛之六年国庆》，(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0月11日)此报道中所谓“国徽”者，当为国旗，笔者未闻北京政府时期有“国徽”事。另，1921年长沙为纪念国庆日而进行的装饰中，有“竖一高秆，上悬五色绸质国徽”一项。(《国庆纪念日之点缀》，(长沙)《大公报》1921年10月9日)据此亦可推测，此时期的“国徽”即国旗。
(19)是年直系战败奉系，控制了中央政权，并诱使黎元洪复任总统，以为曹锟上台的过渡，黎提出“废督裁兵”主张。虽然实际上大小军阀们督既不废，兵且续招，但全国南北、社会各界则乘机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裁兵运动。国庆日，南北都会之地多举行了要求废督裁兵各种活动，使1922年的国庆活动成为裁兵运动的一次大检阅。
(20)笔者所见是年籍国庆日进行声讨曹锟贿选活动的主要是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具体情况可见下述报道：《国庆纪念日之南京》，《申报》1923年10月11日；《国庆日各方有重要表示》，(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0月9日；《时局扰攘中之国庆纪念》，《申报》1923年10月9日；《国庆日之形形色色》，《申报》1923年10月11日；《怀远国庆日学界之举动》，(天津)《大公报》1923年10月13日；《高邮·国庆纪念状况》，《申报》1923年10月13日；《松江·后岗镇国庆状况》，《申报》1923年10月13日；《崇明·小学校反对贿选之表示》，《申报》1923年10月12日等等。
(21)最早在国庆活动中进行体育运动的，当是1912年上海寰球学生会召开的国庆纪念会：当应邀与会的孙中山等人或致祝词，或发表演说后，“又继续开运动会，如跳高、跳远、赛跑、赛车等种种运动”(《举行国庆志盛》，《申报》1912年10月12日)。此外，1918年10月10日，上海各界人士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庆祝国庆大会，在例行的仪式结束后，即“开演运动会”，项目有“田径、赛跑、跳高、跳远、……技击、踢球等”。上场比赛的主要是“各学校体育教员”，另有商界人士数十人(《庆贺七年双十节类志》，(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0月11日)。关于20年代之前，非由学校(或学生会)举办的国庆日体育运动会的报道，笔者仅见此一例。民初数年中，学校在国庆日举行体育运动会的情况亦间有所闻，但似乎并不普遍；而在国庆日举办游艺娱乐活动的，笔者未有所闻。
(22)《松江学生之盛会》，(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0日。类似的学校运动会在北方地区亦能见到，见《学界庆祝国庆之盛况》，(天津)《大公报》1923年10月10日。
(23)民国北京政府规定的国庆日应举行之事中，本没有文娱、体育活动，笔者亦未见军政当局在国庆日举行体育及娱乐活动的报道。唯一之例外，仅见1926年国庆日山东督军张宗昌演剧一例。此日张于阅兵、午宴后，在督署举办京剧演出。先登台者均为在济南的演员，演至晚10时，其所邀来济南的京津各名角先后登场。首为李万春、蓝月春之“两将军”；其后有小翠花、荀慧生之“醉酒”；尚小云、高庆奎、郝寿臣之“法门寺”；杨小楼、范宝宁之“恶虎村”；梅兰芳、余叔岩之“珠帘寨”等等。最后，梅、杨、余、尚、高等联袂上场，合演“五花洞”，“在场者无不叹观止焉。曲终人散，已东方既白”。(《国庆日鲁张阅兵纪》，《申报》1926年10月13日)于此亦可见这个土匪出身的军阀骄横、奢靡与放肆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