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理性：“一家两制”与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食品安全论文,自我保护论文,理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主体是否仅限于政府和市场？作为第三部门①的社会组织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运用“脱嵌”和“双向运动”等概念，阐明了社会在面临市场扩张的侵害时，会采取自我保护[1]。这为我们认识食物体系变迁，提供了来自第三部门的视角。在食品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背景下，社会自我保护正是“双向运动”的重要表现。根据笔者的课题组于北京、河北、甘肃等地完成的600多份调查问卷，在食品安全威胁下，食物体系的社会参与者正在采取行动，约30%的农户认为自己已经进行了“一家两制”②的差别化生产；有57%的农户和73%的消费者采取了“一家两制”的差别化消费。可以观察到，以“一家两制”为特点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正在悄然兴起[2]。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社会自我保护现象，主要以家庭为基本行动主体。这一方面与波兰尼所强调的以政府为主导、以立法为标志的自我保护有明显区别；另一方面也表明，家庭层面的自我保护正在促成食品交换体系中新的结构性互动关系，从实践层面上通过有限市场的有限努力，回应来自系统层面的无限市场带来的食品安全威胁。 本文尝试将问题进一步聚焦，着重分析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动因。一般而言，理性假设因其简明清晰的特性，成为社会科学探讨主体行为意义的必要起点。而在对人类交换行为的研究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几乎取得了公理性地位。本文将在与之对话的基础上，拓展该假设，认为食物交换蕴含丰富的自然和社会意义，家庭的选择并非只出于单一的经济理性，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发生的社会自我保护行为更是如此。 叶敬忠在对巢状市场的研究中发现，城市家庭通过重建有边界的信任网络，根据互惠原则获取安全的农产品[3]，这体现了经济考虑之外的社会动机。笔者调研的“一家两制”现象中，农户分别依照家计和逐利的行为原则，进行食品的差别化生产和消费；城市家庭也通过各类重建城乡社会关系的“农消对接”模式，开辟差别化消费渠道，以保障食品安全。这背后显然不仅有经济理性驱动，也强调了以确保家庭食品安全为行动起点的生存理性，以及维持熟人社会内部互惠关系的社会理性。 因此，本研究以家庭食物经济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多元理性概念，建立多元理性行为矩阵，并论证其作为“一家两制”与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行为动因的合理性。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多元理性概念及其理论来源；第三部分从多元理性的内在逻辑和食品交换体系的互动层级两个维度，构建多元理性行为矩阵；第四部分以食品安全威胁下的“一家两制”现象为例，说明由多元理性主导的行为，促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最终引起社会自我保护现象的出现；第五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一、多元理性：单一经济理性的拓展 对于理性的界定，不同的研究范式持有不同的观点。本文仅希望从这些对话中，找出解释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现象的方法。 主流经济学视野中，市场主体都在依据经济理性行事。但该观点不仅削弱了理性作为人们行为动因的解释力，还诱发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4]。具体到食品交换领域，一方面，当追求经济利益成为最主要的行动目的时，家庭按照其他动机进行自我保护，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很明显，这种基于单一理性经济考量的结论，不符合家庭决策的基本实践。另一方面，单一的经济理性使食品的商品属性被过度强调，而生存必需品、准公共物品、信任品等自然、经济和社会消费属性却被系统忽视，从而引起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诱发食品安全问题[5]。 鉴于上述两点原因，本文需要拓展人类交换行为的单一经济理性假设，使社会科学研究更符合实践逻辑。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人们具有对自身行动目的、偏好、价值的合理审查能力(Reasoned Scrutiny)。因此，理性(Rationality)不仅是为了追求既定目标，也用于评价目标本身的“合理性”(Rational)[6]。而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进一步使用“合理性”论证人们的“有目的的行动”(Purposive Action)，即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尽可能“合理”获取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在内的多元效益的行为过程[7]。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食品交换领域，人们能“合理”认识到，其经济行为嵌入在自然本能和社会互动之中。家庭的食品生产、交换与消费，不是基于单一经济理性的，而是贯彻了多元理性(Multiple Rationality)，其中至少含有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这三个层面。 (一)生存理性：人类的基本生存动机 生存理性强调，在任何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本能地满足食物需求。这既包括数量上的满足——吃得饱足，也包括质量上的满足——吃得健康。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都处在食物短缺的状态中。因此，对食物获得的问题，学界从行为动机上已做了必要说明。但在食物进入过剩时期后，对食物质量满足问题的理性行为分析则显得不足。 虽然生存理性因并未体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而往往被认为是偏离“经济人”假设的非理性行为[8]。但是，从常识来看，人的生存首先需要足够的食物。在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金字塔中，人类最基本的行为目标就是满足食物需求。当人们被饥饿感完全控制时，所有的合理行动都本能地指向如何得到维续生存的食物[9]。恩格尔定理也表明，食物是生存的必需品，人类对食物的消费具有刚性。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研究认为，只要能保证最基本的食物需求，处在食物短缺威胁中的人们就能接受与经济理性相左的制度安排[10]。可见，将“吃饱”视为行动起点的生存理性行为在现实中广泛存在。 本文进一步认为，由于理性能在现实中不断演化[11]，生存理性同样可以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完成从“民以食为天”到“食以安为先”的转变。随着饮食结构的改善，人们更多地开始考虑“吃得健康”，进而理性地提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因此，家庭对有机蔬菜和进口奶粉等食品所表现出的偏好，就已超越了单一的经济理性。其中的决策机制，应被视作生存理性的高级表现。 (二)社会理性：从家庭到社会的互惠动机 社会理性认为，人们在社会网络中所采取的互惠行为，是为了维持人际之间的有序交往[12]。行为主体的互惠动机，既是受社会结构影响的结果，也能主动地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13]。在此过程中，互惠行为的取向不仅是自利诉求，还会表现为对公平、正义、爱国等利他价值的追求[14]。在现实中，互惠行为具有边界性。根据个人与社群联系的紧密程度，可将其分为“亲缘利他”与“互惠利他”[15]。 考虑到中国社会网络的差序格局特征，理性主体的“亲缘利他”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它指有血缘关系的主体为其亲属提供的无私帮助。由于共享基因的关系，个人将减少与亲属的竞争[16]。在这个层次的理解中，社会理性表现为个体出于种群生存繁衍的考虑而产生的合理化行为。具体到食品交换中，在家庭范围内，个人对于安全食品的追求都有基于“亲缘利他”的考虑。 在村落、社区以及类似的熟人社会中所存在的“互惠利他”则强调，人们出于未来回报的考虑，提供当下的投资性帮助[17]。针对人们进行社会合作、财富分配决策等行为的研究表明，“互惠利他”行为既是人类求生与进化的本能反应，也是渴望公平与正义的体现，说明了人们在追求自利的同时，也兼顾他人的需要，并主动为个体与群体间的沟通合作搭建桥梁[18-19]。本文将基于这个动机，分析有边界的替代食物体系出现的合理性。 (三)经济理性：市场经济中的逐利动机 经济理性是主流经济学对理性行为的解读。在“目标一手段”范式下，经济理性指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在一定条件约束下，自利的“经济人”希望自己的经济利益越大越好[20]。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以及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的研究都表明，人们的实际决策与“经济人”模型并不一致[21-22]。 作为回应，经济理性提出了“生态进化”的研究范式[23-24]。一方面，经济选择的环境以根本的不确定性为特点，且个体的知识是有限的[25]。因此，“经济人”要不断进化出适应性的经济行为[26]。这客观上加快了逐利的经济活动“脱嵌”于社会关系的进程。另一方面，市场社会环境的形成会进一步刺激人们的逐利动机[27]。来自实验经济学的观察认为，市场结构的建立甚至可以让零智力的虚拟交易者产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组合[28-29]。 同理，在漫长的市场化过程中，人们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一方面主动将食品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系统的联系割断。另一方面，逐利性食品体系的建立，又反过来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食品本质属性的理解以及对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认识。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市场社会阶段，许多家庭已将获取经济收益视为食品交换的重要动机。因而，本文将经济理性视为多元理性的一部分，以此对家庭在市场中的逐利性食品交换行为进行合理化说明。 二、多元理性行为矩阵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知，理性已不再局限于说明单一经济利益驱动的行为，而更多地用于解释主体合理且具有多元目的的行动。具体到食品交换领域，则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的生存理性，二是满足社会交往需求的社会理性，三是满足市场逐利需求的经济理性。此划分构成本文分析的支点，使单一理性拓展为多元理性。 基于此，下文将进一步讨论多元理性内部存在怎样的逻辑联系，以及家庭在食品交换体系中将如何追求多层面的理性需要。随后，利用这两个维度的分析，构建食物交换体系中的多元理性行为矩阵。 (一)多元理性的内在逻辑联系 多元理性至少包括了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三个层面，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但在现有分析中，对于这种逻辑的描述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三者存在纵向的递进关系。只有生存理性得到满足之后，主体才有能力追求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30-31]。另一种观点认为，三者的关系表现出横向递进的特点。即随着时间的发展，生存理性的体现将会减少，而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的体现将会更多。例如，文军在对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原因的分析中，就提出农民理性选择具有多样性的观点。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完成了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跃迁[32]。 为说明食品交换系统中家庭多元理性的内在逻辑关系，需要再次强调理性的核心特征，即理性主体对其行为具有合理审查能力，可以对多元理性的各个具体层面进行判断和平衡。据此，本文认为，多元理性不仅含有纵向或横向的递进关系，更体现为行为主体基于合理审查能力所同时提出的多层面的理性需求。 一方面，就三个层面的重要性而言，多元理性内部确实存在递进关系。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图谱和人们的基本需求层次来看，生存理性均处在最根本的位置。它所表达的人们对食物的本能需求，必然是理性行动的根源。其次是社会理性，即强调人际间的合作、互惠、利他行为，这些都是构成人类社会所必需的要素。再次，经济理性所强调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可以说明人们在市场竞争中行为动机。但经济理性受到前两个层面的支配，处于多元理性的最外层。 而另一方面，对于主体的行为而言，多元理性是一个整体性的逻辑起点。家庭先根据合理审查能力，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对生存理性、社会理性、经济理性进行权衡，从而为行动赋予多元的意义。当行动组合带来的未来总效用大于当前的总效用时，家庭就会采取具体行动。这些行动相互之间只需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的方式完成连接，便可以视为符合多元理性的行为集[33]。 (二)食品交换体系中的互动层次划分 多元理性在应用到具体问题的分析时，需要讨论主体所处的具体互动情景。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就认为，人们有目的的行为实际上嵌入在真实的社会系统中[13]。因而，家庭对于生存理性、社会理性、经济理性的判断，也只有在具体交换环境中讨论才有意义。因此，本文根据家庭与食物交换体系的亲疏关系，将该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参见图1)。 其一，家庭内部的交换。在詹姆斯·科尔曼关于社会交换行为的分类中，除了市场交换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交换，而后者的目的并非为了追求货币收益的最大化[7]。同理，在食品交换体系中，虽然参与其中的家庭都是有行动目的的，但在市场交换范围之外，大部分食品的交换并非为了追求经济收益，而家庭内部的交换显然是其中的一类。 其二，家庭与熟人社会的交换。如同《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所指出的，每个社会成员处在其社会影响所辐射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们会与之发生联系[34]。此时，人们会形成相对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尽可能追求其所处的“可伸缩”的群体利益最大化。在食品交换体系中，熟人社会层级也具有相似的特点。一方面，家庭的行为客观嵌入在熟人社会中，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之间的食品互赠也成为必然[35]。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的辐射圈可依据家庭的利益进行调整。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家庭，其邻居的改变、朋友圈的扩展都可以选择。这种建立新的熟人社会的能力对食品安全有重要意义，尤其表现在对于信任体系的重构上。 其三，家庭与匿名社会的交换。这种食品交换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农业兴起的时代[36]。而如今，它几乎完全成为食品交换的代名词。大量的食品通过现代化的组织体系，完成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市场交换，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更多地通过货币完成连接。信息不对称成为家庭与匿名社会交换中的最大障碍。 (三)多元理性矩阵的构建 从多元理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和家庭与食品交换体系的互动层级这两个维度，本文尝试构建针对食品交换体系的多元理性行为矩阵，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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