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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争
在新一轮高涨的地方投资热情下，我国GDP增速从2005年的10.2 ％被进一步推高到2006年上半年的10.9％（其中第二季度曾摸高到11.3％），再到第三季度的10.7％。面对经济持续高位运行的现实以及地方对中央宏观调控举措的颇多微词， 中国经济增速到底多高才是正常的疑问被不断提出。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一、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健康正常，能源、运输等瓶颈制约缓解，没有通货膨胀，可以实现稳定高速增长，没有必要采取减速措施；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偏离了“十一五”规划和年度目标确定的GDP增长率7％～8％的正常轨道，宏观经济已经过热，并将导致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必须采取紧急刹车的调控措施；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超过正常均线，进入了增长波幅的上限区域，并以牺牲能源、环境及增长质量为巨大代价，应当采取适当措施。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袁钢明研究员就旗帜鲜明地表示，今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种正常表现，即使最高点位的二季度也是正常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力量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要想把它强行控制到10.5％以下，非常困难。
在他做的一项有关中国钢铁厂产能调查中，除了同上级行政部门说法保持统一口径的负责人外，几乎没有一个钢铁厂的管理、营销人员认为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钢铁产能标准最多不能超过4亿吨的指标是对的。大多数人预测， 今后几年钢铁产能应是5亿～6亿吨，甚至是7亿～8亿吨。
在袁钢明看来，由于目前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且通货紧缩的压力要更大一些；煤、电、油、运也不短缺，还可以支持经济更高增长，所以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已经过热。而在宏观调控中出现的越来越厉害的中央与地方矛盾，主要是宏观调控的低水平控制与地方要按市场方向行事的冲突所至。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应为11％。如果以这一速度调控，政府所面临的货币、贷款流动性困难与矛盾也就好解决了。
据袁钢明分析，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心中的GDP增长目标是10.5％。因为在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10.3％时，尽管外界炒得很厉害，但有关部门并没有采取太多措施。当上季度GDP增长率达到10.9％时，统计局发言人才表示这个增速偏快。这表明此点是政府认可的经济潜在增长区间的上限。
谈及指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反映，他在参加一个企业家座谈会时，有企业家发问：“为什么在你们认为指标最好的时候，是我们企业幸福指数最低的时候？你们认为指标最不好的时候，是我们企业家幸福指数最高的时候？为什么你们认可的指标是10.5％，而我们认为12％左右最好？”面对中国区域差别很大的现实，到底以什么为原则确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用统一的指标一刀切地调控整个经济是否有问题，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根据法国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的观察，中国经济没有过热问题，但有不平衡问题。根据他的分析，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中国的产业升级、地区升级不无关系。这种产业升级仅从交通工具的变化即可体会。当今中国人的出行工具已经历从自行车消费到摩托车消费、再到汽车消费的变化，而这种产业升级必然带动整个投资规模的大幅上升。在产业升级的同时，中国还正在经历着地区升级。从1～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9.1％，其中有17个省的投资增长率高过平均水平，14个省低于平均水平。而排在前列的是吉林、安徽、河北、辽宁、内蒙、四川、陕西等中西部地区。他认为，从政治调整角度来讲，应该让东部和西部一起升级，但在2004、2005年决定宏观调控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因素很好地统计进来。
香港东亚银行高级经济经济学家Paul Tang 则确信：“中国经济调控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的确是略有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很高。”
国家信息中心的范剑平先生认为，这一轮宏观调控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情势，即调控依据不足——物价始终处在低位。也就是说，整个经济增长看不出有什么硬约束。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转轨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市场并未真正市场化，这些公共资源未能打入经济的内生成本。由此带来一系列外部负效应——高位运行的GDP增速，在带给中国发展的同时，还伴随着肮脏不堪的水、污浊的空气、 经济增长好处的不公平分配、高增长好处被少数人享受，等等。对于这样的高速度，我们要它干什么？就拿土地而言，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可是国家所有的土地，卖地收入国务院一分钱也拿不到，实际收益都在地方政府手中；农村土地的卖地收入也是地方政府得到最大利益。这样的体制必须改变。
在范剑平看来，这一轮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对公共平台管理的改善，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侧重解决跟老百姓有关的公共利益。这使得此次宏观调控所抓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已突破了老框架。
而明确认为当前经济过热的人士的主要根据是：当前建设规模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不平衡，难以可持续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房维中就持此看法。他认为，2006年国家计划把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速度由上年的25.7％降为18％，同时把经济的预期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0％降为8％，并把单位产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2％作为约束性指标，是实现国家“十一五”战略意图开局之年经过深思熟虑所作出的整体安排。经验证明，既要追求过高速度，又要结构趋向合理，又要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那是做不到的。只有把投资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并调整投资结构，才能防止经济过热，避免造成更大的结构不合理和产能过剩；才能减少能源消耗，实现节能和减少污染两大约束性指标。
然而，2006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出现了过热，出现了过度和无序扩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月比上年同期增长29.8％，其中城镇投资增长31.3％。采取若干宏观调控措施后，1～8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达到29.1％，增幅不是比上年减少而是增加。预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全年增幅不会低于25％。这样，2006年当年新增国内生产总值将有90％以上几近全部化为固定资产投资。
上半年，在60多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40％，在31个省区市中有11个省区市投资增幅达到30％～40％，有7个省区市投资增幅超过40％， 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产品结构趋同。一些地区片面追求自成体系和区内平衡，水多加面，面多加水，势必加剧全国的产能过剩，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
由于重化工业的盲目扩张，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也随之增大，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今年上半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11.8％，其中煤炭消费总量增长了10.7％，单位能耗上升0.8％，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6.5％，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增加4.1％，就是一个警示。
房维中表示，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基本上不是来源于经济因素，而是来源于多数地方政府为了在“十一五”期间继续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掀起的新一轮大干快上。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一般的快，而是过快，有很大成分是不正常的，是难以为继的。这种增长速度越高，其副作用越大，付出的代价越大。不问付出的代价多大，后果多么严重，只要快就加以赞扬，那是不妥的。
壮观的经济发展掩盖着缺陷与风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认为，中国经济中期的平稳增长仍面临一些障碍。
首先，是投资增长依然偏快，且因“热源”难消而具有多发性特征。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连续4年处于25％以上的过热区间运行， 由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偏差，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推动、过度依赖外资外贸出口的推动，并呈现反复性特点。
其次，是外贸顺差过大问题继续发展。上半年我国外贸顺差为614.5 亿美元，截至8月底，扩大到1098.5亿美元，比上半年和上年同期分别增加480亿美元和415亿美元。外贸顺差过大，以及对外资外贸的过度依赖，不仅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加大外部经济风险，而且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量波动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等问题，削弱宏观调控能力。
再次，是经济增长的资源、能源和环保代价增大，住宅投资过热及房价过高问题未得到有效遏制。
对以上看法颇为支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的张立群研究员特别强调，我国的宏观调控明年应该谋求改善经济增长的环境与机制。从保持经济继续比较快的增长角度看，在市场准入门槛的管理上要下更大的功夫。特别在环保评审、能源资源利用方面建立更加切实可行的标准。当前，资源、环境对经济的发展还处在“软因素”状态，如果对这两个因素不关注，不下力气解决的话，它们就会转变为硬约束，那时再调控就晚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今年1～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2％， 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也无明显通货紧缩。但是根据房维中的分析，这并不能令人高枕无忧。
按照一般的规律，投资过大必然会出现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从而带动消费品价格上涨，造成通货膨胀。今年1～8月，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2％，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1.2％，上游产品涨价没有传导到下游产品。 这是因为下游产品严重供大于求，销价不但涨不上去，而且有些还要继续削价才能维持企业的生存。如果重化工产品也出现更多的产能过剩，其价格也要下降，那通货膨胀更难以发生。这表明，是产能过剩抑制了通货膨胀。
我国的消费工业品生产能力已经严重供大于求，如果更多的重化工产品也出现产能供大于求，通货紧缩就必然出现。现在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一经发现生产资料产能过剩，各地就鼓动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用扩大建设规模的办法来消化生产资料的产能过剩，以抵消通货紧缩的发生。但是，越是这样做，就预示着将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由此表明，是加大投资抑制了通货紧缩，其代价无疑是大的。因此，当前的高增长、低通胀，不是可以令人放心，而恰恰是令人担心的。
对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涵盖信息的真实度，人们一直也颇有微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巴曙松研究员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CPI 的构成也应随之变化。这几年大家切身体会到服务业价格的上涨，不同地方、不同收入人群感受到的CPI也不一样。在中高收入人群中，粮食消费已降低到整个消费比重的10％，而CPI构成中，粮食及其相关品却一直占据30％～40％的份额， 从而使这项统计指标本身就成了大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投资问题，不仅投资比重过大，而且还存在投资理念的效率问题。今年夏天，他花了10天时间去某重要省份调研，发现该省一个地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竟为71％。而其中的大量投资都是令人担忧的。
李稻葵特别强调，在目前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75％的投资来源于企业自我投资。也正是这75％没有进入金融体系的投资，使得宏观调控中的金融政策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此外，他还表示，人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民间投资效率就高。因为投资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很多投资在短期来看是合理的，长期来看却不见得合理。尤其是我们的企业家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经济大萧条，所以他们对形势的判断都非常乐观。
其次，即使是那些经过金融机构中介的融资，其效率也非常值得打问号。理由很简单，国有银行经过改革后，它的利润可能会提高，但在传统贷款业务问题上却很难提高。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干预亦不可小视，地方政府通过廉价提供土地、给投资者很多承诺的办法短期拉动投资，但从长远来看，许多项目或许就是在浪费资源，最终又给金融系统带来沉重负担。李稻葵先生据此认为，有关增长速度之争的背后其实就是投资效率的高低之争。
除此之外，社会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在发展，社会矛盾、社会弊病也在发展，而且这两个发展的速度都非常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在所有这些快速发展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中间，无地（指丧失土地的农民）、无房（指丧失自己住房的城镇居民）、无业（指到退休年龄而丧失工作的人）将挑战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如果这个“三无”问题不能得到缓解，就会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产生阻碍。
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也强调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不能对中国经济过分乐观。他预计，在未来三五年内，中国劳动力成本可能上升30％～50％，如果人民币再升值10％，那么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如果中国企业迈不过这个坎，我们在国际整体发展中就会处于缺乏竞争力的地位，国内面临的好多问题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包括就业问题。
总的来说，宏观调控要从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角度向改善经济增长环境、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方面转移。明年还要关注货币总量偏多以及资产价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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