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作机制影响当代国际环境的制度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当代论文,机制论文,制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建立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西方国家普遍重视国际合作中的制度建立。由于人们不满足于现成国际关系中的秩序、权威、组织等过去曾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所以，国际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新的调适方式和协作组织形式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国际合作机制作为一个新的问题领域，在其内涵的界定上存在明显差异，它是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经验性研究和理论上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合作机制的理论界定
关于合作机制的定义，虽然西方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但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和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 认同。(注：克拉斯纳：美国研究制度问题的代表人物，曾著有《结构冲突：第三世界 反对全球自由主义》，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国家主权：制度 展望》(手稿)等；苏珊·斯特兰奇：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著有《国际政治经济 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伦敦印刷出版公司，1987年。)克拉斯纳认为：合作机制是 “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主体(actor)对某个特 定国际关系领域的期望围绕着它们而聚合在一起”。(注：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Charles Lipson,Why Are So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forma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5(4),N.Y.,1991,pp.495～538.)这里的“特 定领域”主要体现在影响当今国际环境的国际贸易谈判、海洋法机制、防止大气污染、 南极开发、裁军和核不扩散等。克拉斯纳试图在秩序和明确的义务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 路，他特别强调合作机制的规范性方面。根据以上界定，期望的聚合实际上是指国际体 系的参与各方对于治理其共同行为的规则有相似的认同。今天的国际交往比以往任何一 个时期都更加密切，行为主体可以通过合作机制更有效地解决冲突与纠纷。
广义上讲，合作机制存在于国际关系的每一个问题领域(issue area)，只要存在行为的规范性，就必然会存在适用于合作机制的某种原则、准则或规则。合作机制也可以指国家间达成的多边协议，目的在于规范国家在某个问题领域内的行动，它所表明的是一系列由“明确制约规定的国家可以采取的行动”。(注：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Simmon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Summer in 1987.)合作机制通过使期望规则化而推动国际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化 (Regimes aid the“institutionalization”of 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life by regularizing expectations)。
美国制度理论研究代表人物约翰·鲁杰(John Ruggie)把合作机制说成是“被一群国家 已经接受的一系列共同的期望、规则、规定、计划、组织能力和财政义务”。(注：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echnology:Concepts and Tren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9,no.3,Summer 1975,p.570.)这种机制包括建立在 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上的“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期望，以及对法律的认同性。从而构成对 权力和义务信念和定义的陈述”。(注：Gordon C.Schloming:Power and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Publishers,1991,p .115.)从组织层面上讲，合作机制采用的是明确的限定或禁止某项行动的规则，这些规 则是通过建立决策程序来进行实施的。战后至70年代的“石油合作机制”就是遵循某种 生产、开采和销售“规则”，从而控制着国际石油价格和彼此相互依赖的大公司的市场 活动的。
严格地说，合作机制既不像国际结构那样宽泛，又不像国际组织那样狭隘。在分析合 作机制的行为时，应该看到国家行为模式是受规则影响的，但是那种规范化的(norm—governed)行为又完全是与追求国家利益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合作机制问题的 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结合起来的尝试。但在合作机制功能问题 上，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提出不同的解释。新现实主义强 调权力是国际关系中唯一的独立变量，强调权力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将国际机制视为权 力的附属品，维护权力的工具，或内生于国家权力结构的产物。(注：Robert M.Crawford: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57,pp.4～6.)认为：“国际机制相当于经 济学中的市场或现实主义的结构，一旦建立，就成为自在和独立的建构”。(注：秦亚 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新自由主义称：“国际机制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利益的形成和国家的国际行为”。将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的选择视为制度的选择。(注：Robert Keohane and Lisa L.Martin:Th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No.1,Summer 1995,pp.39～51.)建构主义则认为：“国际机制一旦建立，就会无条件地制约国家的行为”。(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208.)三者 相比，建构主义认为合作机制在国际关系中作用最大；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机制不是一 个独立变量，其作用最小。处于中间的是新自由主义观点。实际上，国际机制的建立并 非容易，有时确实需要霸权国的主导乃至强制，但是它一旦建立，则成为国际关系中自 在的结构。“就像世界经济中的市场一样，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甚至对国家权力的行使 形成一定的限制”。(注：Chris Brow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oundmills:Macmillan Press,Lit.1997,p.127.)
所谓国家间多边协议被界定为合作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国家在某个问题领域内的行动。在国际经济领域，合作机制甚至会起支配作用。在国际贸易、货币关系、民用航空、通讯等问题领域，国际合作机制作为特定的合作行为模式普遍存在。就像关贸总协定已经建立的会议议程是为了制订一系列规则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以协调解决货币与汇兑问题一样，西方发达国家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议同样起着合作机制的调适作用。
二、合作机制的制度效应
要理解合作机制发生的条件，就必须理解合作机制运行及存在的条件。合作机制并非总是能促进全球基础上的合作；相反，大量的合作机制的建立，包括最明显的军事合作，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都是为了借助这一手段，在政治军事冲突中取得优势。在当今国际环境中，合作机制所关注的问题很多。环境保护、防止非常规性疾病蔓延、南极资源的共同开发、公海捕捞、反对恐怖主义等尤为重要。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是在某种制度性背景下发生的，这种背景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对合作机制的建立起到促进作用。所以要更好地理解合作机制的功能，就必须对合作机制的制度性有一定的认识。因为国际合作中，维持稳定的结构关键就在于机制的稳定性，这是检验合作机制规则的首要标准。
合作机制所涉及的范围有时相当狭窄，如特别产品供应的管理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较为宽泛。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增强合作机制的功能，解决国家间冲突问题 的合作机制、裁军、实行维和行动和其它非常规解决冲突的途径，都得益于信息技术的 发展。合作机制一般通过各种集体的、私人的资源，如：条约、行政协定以及其它国际 法章程、规则、决定和国际政府组织等方面产生制度效应。国际、国内的法律也对国家 的对外政策、跨国公司的活动和非政府组织产生很大影响。集体行动的共同需求，体现 在对外贸易补贴、核武器部署、对敌对国家实施封锁等方面的机制功能。国际合作机制 是通过谈判解决各国面临的问题，或在那些坚持实现共同利益的伙伴中承担义务的一种 手段。它将国际社会成员国制约在各国所愿意接受的行为规范之中。这些规则将阻止每 个成员国自由行动，它们必须承担相等的负担。
合作机制是合作性行为的“模式”，并推动“合作的发展”。(注：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Simmon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Summer in 1987.)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 他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写道：“合作机制是用来协调各国间经济、政治紧张关系的一 种手段。国际政策的协调对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是非常有益的，但国际政治领域内的 合作却特别困难”。(注：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49.)这就需要合作机制在某些特定问题领域体现其制度性效应，特别是 集体行动不能取得满意的情况下制度性更加凸显，如国家愿意提供双边对外援助和贷款 ，这样它们可以支配偿付条件。但当债务问题发展成为足以威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情 况下，提供贷款的国家就会迅速制订合作计划，以保持相互间的调适关系。国家寻求秩 序和安全，但当通过传统的主权手段不能获得这些时，为了自身利益需要迫使国家转而 寻求国际合作机制的决策职能，以维持这种制度效应。不过，有时合作是可以在不确立 合作机制的情况下实现的。西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制订发展经济的一揽子措施，就不是 合作机制的产物。在这里“期望的聚合”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明确的协议。(注：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Simmon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Summer in 1987.)尽管如此，具有制度性能的合 作机制，通过对国际行为主体的自身约束，有时甚至起到国际组织不能起的作用。
在现实国际关系领域中，合作机制不否定权力作用，它常常将国际权力关系规范化、 制度化。如弹道导弹控制机制维护了军备控制的现状，在只有少数国家拥有弹道导弹的 合作机制下，一旦合作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它将能有效地防止实力次强国家获得它们用 来反对实力强大国家的杠杆。由于合作机制是依靠国家权力实现合作，霸权稳定自然成 为合作机制的一种有效的手段。WTO谈判机制在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时更凸显制度化效应 。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占支配地位，它将会单方面地实施规则和规范，避免公共产品分配 时出现问题。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霸权能够稳定自由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这种 观点把二战后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归结为美国的霸权。美国长波理论(long—cycle theory)研究代表人物乔西亚·戈德斯坦(Joshua S.Goldstein)坚持这种观点，他认为 ：“霸权稳定机制建立和维持一个全球经济关系支撑下的相对稳定和自由的国际贸易， 同样，霸权稳定下的全球安全框架防止了大国的战争。”(注：Joshua S.Gold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scilla McGeehan Publisher,2001,p.118.)实际上，西 方国家在解决国际经济矛盾时建立起来的双边或多边对话机制使合作机制更具有制度效 应。
三、合作机制与公共产品
当代国际合作机制在各个问题领域发挥作用，但它同时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各国在寻求合作时，最大限度追求利益，却不愿意为了建立一个永久的国际决策机构而让渡一部分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权力。其次，合作机制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关于“公共产品”(collective goods)的分配问题，这是因为各国都把成本与收益的大小作为参与合作的前提。合作机制可以通过增加透明度来帮助解决公共产品问题，使每一个参与者都知道不合作将会付出代价。这样，在减少资源消耗、军控、防止污染、控制战略能源花费等问题上，愿意遵守合作机制规则的国家都会获得益处。但少数国家利用多数国家遵守合作规则，合作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试图摆脱以上的限制，从中获得收益。如：为了防止公海鲸数量的减少，国际海洋法严格限制捕鲸活动。海洋法体现了合作机制所定义的规则和规范，它对领海、公海以及海底资源的管理进行规范。但是，日本、冰岛等国一直拒绝遵守国际禁止捕鲸的规定，两国从捕鲸业中获得大量的利润。(注：Gordon C.Schloming:Power and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p.115.)这样，合作机制 面临的困境是，在某些国家受到现实利益驱使的情况下，怎样让每个成员国都能遵守共 同规定，合作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公共物品问题存在于合作机制之中，它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集团内某个成员收益，并非要考虑这个成员国在集团内的贡献大小。合作与安全属于公共物品方面，合作与安全的保证对每个成员国来说不是对等的，每个成员国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利益。但如果多数参与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而不考虑他国利益，因此，公共产品是不能满足普遍要求的。公共物品在规模较大的集团内比在规模较小的集团内容易提供，在小的 集团内，不合作者很难隐藏，因为不合作行为对公共物品分配产生的影响十分清楚，也 更容易受到惩罚。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里，公共物品的均匀分配是很难实现的。因 为多数国家都希望在成本与收益问题上“搭便车”(free rider)。“搭便车”是指享受 了“公共产品”却不支付“公平的”维护费，搭便车者总是比提供维护者划算。(注：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1～82、82页。 )一般情况下，维持一种多边合作机制是很困难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 为：“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则应由一个霸权国家来作‘世界警察’，维 护自由经济制度，促使其它国家分担维持机制的成本”。(注：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pp.74～75.)美国国会经常以联合国为他国所“自由搭乘”为由而有意拖 欠美国所承担的会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美国不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要求 ，于1994年正式提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官方立场，不同意中国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入关。实际上，也是担心中国在世界贸易体制中“自由搭乘”占便宜。(注：彭澎：《 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1～82、82页。)对中国 来说，并非不愿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费用，而是要支付适应本国发展水平的成本费 用。
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搭便车”问题普遍存在。瑞士如果在其国家边境对化学毒气渗漏污染的水域源头采取控制措施，这些控制行动将会殃及其水域上流德国的利益，同时也会增加瑞士化学制造品的成本。巴西如果限制在热带雨林伐木，尽管巴西一国独自承受减少对外出口木材，延缓经济增长速度的直接代价，但这将对整个森林生态有利。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出现的不对称是导致合作机制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搭便车的困境起因于共同产品的特性，这些共同产品不可能只向集团内某一个成员国提供而不顾及其它所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税收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确保每个人在公共消费产品成本中平均承担，如：国防、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大气层和水源的净化等。西方国家的巨大国防开支，政治民主、政治自由是提供给国家每一个人的公共产品，即使是那些不愿意为国防开支缴纳的税款，不参加到民主进程活动中来，不愿意争取政治自由的人也同样享受公共产品。(注：Joshua S.Gold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scilla McGeehan Publisher,2001,p.118.)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在权力和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性，由于集体行动的利益很少是公平分配，所以合作机制不可能完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大多数合作机制是通过霸权国家利用外交和军事手段强行实施其规则，并且有可能对那些不情愿合作者进行援助或提供补贴来维持。当前的朝核问题亦如此，美国同意向朝方提供制造轻水反应堆的援助，目的就是为了迫使朝鲜冻结研制核武器计划，以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霸权稳定机制提供的是一种强制的领导，它以消极和积极的制裁等手段来激励合作机制的稳定或强制实施机制规则。霸权国家在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方面和利益的不平均分配方面能得到大量的利益，所以霸权国家愿意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甚至是愿意承担大 量的费用以援助那些“搭便车者”。
为了克服“搭便车”的心理，国际关系中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力量来维持合作机制的稳定。因为“简单的成本——收益方法无法解释克服‘搭便车’行为”。(注：(美)道格拉斯·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关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大词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66页。)
安全合作以及联盟也属于公共产品。每个联盟成员国都面对让其伙伴支付集体行动所要支付的成本的诱惑。如核武器部署，对所谓战争威胁国实施封锁，或者是对愿意遵守协议的国家进行贸易补贴等。国际合作机制通过谈判解决各国面临的问题，它是在那些坚持实现共同利益的伙伴中承担义务的一种手段。它将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制约在各国所愿意接受的行为规范之中。这些规则将限制每个成员国的“搭便车”行为，以便使每个国家均等地承担应尽的义务。然而，承担义务也意味着获得相应的收益，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著有《权力和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纽约：拜司克书局，1970年。)以中国为例，指出：“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发展国家，只有发达国家自愿向其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作为回报，才能劝其加入为防止导致全球性臭氧层枯竭而禁止二氧化碳过分排放的合作机制中来”。(注：Charles 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1981,p.252.)
许多方法可以用来体现公共产品的联合行动。实力较强的国家可以运用奖励和惩罚等手段使得较弱的国家成为其合作的伙伴，成为国际合作机制的成员。美国可以通过联合国实施对外援助项目，或者对北约的军事部署提供新的援助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样，美国也可以通过扣压向国际组织缴纳费用，威胁从欧洲撤军等方法来实现它的目的。提供援助、军事威胁、军事合作或建立互惠机制，导致公共产品不断制约着合作机制作用的发挥。9·11事件后，美国希望通过反恐行动，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国际反对恐怖主义 的合作机制，然而，这种机制又因美国断然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而出现分裂。
四、影响当代国际环境
相互依存产生共同的环境和利益，霸权稳定机制为国家从相互独立到相互协调行动提供动力。很明显，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美国的援助至关重要，就像战后为了实行自由贸易机制而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世界经济结构那样，合作机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是至关重要的。西方各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者们虽然不愿承认国际合作机制是对不 断发展的相互依存理论的主要回应。但他们都认同合作机制有利于更大的政策协调，有 利于大国在寻求稳定的国际环境时，可以将它们的霸权行为转变为新的规范或有利于建 立国际秩序的新过程。
国际合作不仅是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结果，而且是超越国家疆界的国际国内博弈与合作 间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过程对国际合作机制具有重要影响，反过来国际合作机制又影 响国家的政策选择。合作机制的约束力和力量与这一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合 作机制从两个方面影响国家的行为。一方面是国家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合作更有可能 。其中增强国内决策的透明度，改变收益结构的方法，限制博弈者的数量等。变更国际 环境可以增强合作的动力，以降低双方协调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合作机制是否真正 与理论上确定的国内决策相关联，尤其是当建立合作机制并要求参与方服从时，国内决 策者是否真正关注他们的声誉，是否真正重视减少交易成本和需要的透明度，这是影响 合作机制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重要理论依据。
合作机制可以改变行为主体的兴趣或取向。如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为第三世界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批评提供制度性场所。联合国贸发会议实际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的秘书处，它所起的作用对确定单个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讲坛上的立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时情况下，合作机制的规则与国家行为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首先，合作机制特征所“制定出”的规范不可能具有权威性约束力，它只有宽泛的集体认同感，实际上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其次，合作机制的规则与国家行为的分离。国家参与合作机制的谈判可能造成对这一机制的破坏目的，或者是有意识地迫使他人采取服从的态度，以便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注：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Simmon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Summer in 1987.)最后，当达成或支持某个国际协议的一方由于其国内政治的制约而无法履行 其义务时，就会出现“非自愿性背离”(involuntary defection)。在当代世界政治经 济中，合作机制规则与国家行为的背离是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国家中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针对第三世界商品出口国家，对某种产品进行数量上的限 制，这种“有秩序市场销售协议”和“自愿出口限制”是与关贸总协定的规则相违背的 。尤其是违反了非歧视性规则(non—dis—crimination norm)。(注：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Simmon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Summer in 1987.)以上这些“背离”行动是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 冲突的结果，这些政治冲突使一般制度性的合作机制难以解决。
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商品生产国和贸易伙伴会同时对其保护的程度进行一定的限制。这些措施转而又影响到机制的性质，因为国际合作机制对各国使用选择性自我保护条例协定并无约束力。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计划的谈判就是在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参加谈判的国家并不打算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
国际合作机制的变革同国际关系中相互依存理论紧密相关。相互依存不断消除国际合 作与国内政治的界线，使国内政治浸入到国际政治中。同时，对外政策有其国内的基础 与后果，国家在对建立合作机制和服从机制进行抉择时，应尽可能地维持合作机制可能 带来的收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给国内重要政治集团带来的代价。另一方面，某些政 策的分权化，例如美国银行规则和税收政策，正不断阻止国际合作机制的形成。弱小国 家国内制度的发展，影响着这些国家适应一个受自由化的国际和地区秩序支配的能力。 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预示着国内层次的群体正在逐步拥有合作机制的利益。
国际关系的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分析研究合作机制，他们用国际政治学中最普遍的概念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来解释合作机制的性能。现实主义的理论将国家视为最重要的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下，国家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机构。(注：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anslated by R.Howard and A.B.Fox,New York:Doubleday,1966.)在国家间能够直接通过单边的杠 杆作用实现自身利益时，合作机制的作用是难以实现的。
所以，研究合作机制不应忽视国内政治过程。因为对国内政治过程的忽略将会影响合作机制如何影响国家的政治选择问题，这是一个与机制的约束力和力量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从广义上讲，国际合作与国内政治因素有密切关系。要求公开国内政治的暗箱操 作既有方法论的理由，也有理论上的原因。以往，人们对国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忽视已 经使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对致使国家更愿意寻求合作的根本问题的忽视，和 对导致合作机制变革的基本力量的忽视。为了说明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一项旨在将国 际合作不仅看作是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结果，而且是超越国家疆界的国际国内博弈与合作 的相互作用，这项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五、结语
虽然合作机制在促进国际社会趋向规范化、制度化、世界相互依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现存的国际机制来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其基本原则、规则、规范乃至决策程序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西方利益有着天然的联系。(注：Robert M.Crawford: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57,pp.4～6.)罗伯特·夸拉福特(Robert M.Crawford)指出：“西方(美欧)长期垄断着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和国际机制的制定权，迄今为止的国际机制在建构中仍难以超越这些机制规则所奠定的思维框架”。(27)今天，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实力仍然是主导国际关系的因素，西方国家仍然安排国际机制的建构趋向，国际机制主要体现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愿 望和需求，并维护着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利益。
但是，在当今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如何运用合作机制手段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改善，这是各国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非国家行为的国际恐怖主义、环境保护、资源匮乏、疾病传播、毒品贩运等占了主导地位，传统的安全观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国际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制度性的制约功能受到影响，局限性越发凸显。国际合作机制虽然是一种独立变量，但在国内外条件的制约下，未来合作机制能否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是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 的一项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