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 相互依存 一体化 国际秩序——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秩序论文,当代论文,相互依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以国际体系、相互依存、一体化和国际秩序这四个概念为逻辑关联点，引出在其基础上繁殖出的一系列理论并加以整合，从而尽量克服人们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理解上产生的错乱，提高我们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能力，明察理论精髓，使之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体系 相互依存 一体化 国际秩序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纷繁复杂，流派众多，各种概念、术语、范式层出不穷，这既是国际关系学繁荣发达的表现，同时也使国际关系理论太杂过乱，很难形成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因此，就西方学者而言，他们也深感需要对各种理论加以梳理和整合。对我们而言，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就更需要花大力气认真分析和整理。
一、国际体系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迅猛发展的基础概
念
尽管早就存在着国际体系概念，但按系统的观点理解国际关系不是古典国际关系理论的特征，直到二战后系统方法才被国际关系学者用来分析国际关系理论。6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就与这种分析方法密切相关。这种方法运用的结果之一就是学者们把国际关系看成是一个由诸多变量组合而成的统一整体，即国际体系或全球体系，从而使国际关系获得了一个框架结构特征。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一书就是典型代表。他在此书中指出：“本书的写成，乃代表一种从系统论角度所做的努力，从抽象的和半正规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的若干方面，……我们将试图描述各种可能的国际政治系统，并说明每一系统可能持久存在的外部环境或每个系统可能转化的另外一个系统的条件”。[1]确实，系统分析法使国际关系研究摆脱了以往历史、哲学和法律式研究的实然倾向及粗枝大叶，使国际关系研究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即由单纯的定性分析向精确的定量分析发展。大概从60年代以后，大凡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可以说言必称系统。“当代的理论家们对国际体系的研究已不仅限于描述或比喻，而是将其看成象一个生态系统或者象一只钟表，各部分（国家）彼此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总体之间密切相关，不研究整个系统的机能则无法理解各部分的行为”。[2]可见，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系统的国际体系概念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虽然他们的研究重点、角度、结论的差距或许很大，但基本上是以国际体系为基础概念，从而认识、分析、整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变项及其关系。
先从国际关系研究的纵向层次看，在国际体系概念的推动下，有人结合历史经验提出了西欧体系和全球体系的划分，分析了西欧体系下国家主权、外交、势力均衡、联盟、国际法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体系向全球体系的转换。有些学者进一步推断，早在西欧体系形成之前，已存在着东亚国际体系和伊斯兰国际体系。这种分析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给国际关系作定位定性分析，但这是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从研究的横向层次看，是行为主义大显身手的时期。人们借用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理论观点，试图为国际关系建造抽象的模型，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各种问题。莫顿·卡普兰、卡尔·多伊奇、戴维·辛格等几乎同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卡普兰在《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一书中提出和分析了国际体系的六个模式。多伊奇在《国际关系之分析》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沟通理论”的三个研究方法：一体化论、相互依存论和博弈论。70年代多伊奇还分别出版了《国际政治和数学方法》与《政治的数学分析》，运用数学原理分析了国际关系诸行为的体系、结构和特点。辛格在60年代发表的《人类行为与国际政治》与《计量国际政治学》中，也大量采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借用数学、统计学的成果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其“层次分析”颇有影响。
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现实主义学者也加入了科学行为主义的队伍，另有部分人则以复兴现实主义为使命，在保留自己理论母体主要特征的前提下，适时吸收、借鉴了早期理想主义和新兴行为主义对己有用的东西。像厄恩斯特·哈斯、肯尼思·华尔兹、斯坦利·霍夫曼、伊利斯·克劳德等人在对传统理论反思时，同时也对行为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吸收，提出了诸多修正观点。如霍夫曼认为，随着为了必不可缺的资源与市场而从事征服的帝国的瓦解，随着势不可挡的经济国际化，随着国际事务与国际经济交易的显著差别的消失，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福利上所起的作用，各国本身处于相互依存状态，因而使传统的外交——战略棋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实力博奕”规则发生了变化，实力博奕的名称意味着操纵相互依存；其次影响着国家的等级制；最后使有关博奕结构发生了变化。这里，霍夫曼在坚持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借鉴了行为主义的分析法。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现实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观点放在国际体系的框架下考察，就很容易看出它们的共通之处，即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大的系统是双方理论的共同前提。行为主义认为，只有把国际关系的诸多变项放在特定的体系之中，才能作出对变项具体而精确的分析。
现实主义后来强调国际合作和建立国际秩序，同样是对国际体系的确认和期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70年代以后很快就出现了两派的合流，产生了新现实主义或后行为主义。该学派既吸收了行为主义的成果，又把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拿了过来，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运作规则的分析是行为主义的，但对体系内部的要素分析则更多的是现实主义的。70年代兴起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如此。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使全球体系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琼·斯佩罗就提出了70年代全球体系的三大子系统，即相互依赖的西方体系、具有依附性的南北体系、彼此独立的东西方体系。
由此可见，要理解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定要认真分析国际体系概念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观点。
二、相互依存与一体化理论将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引向深入
把国际社会看作是一个大系统，紧接着就要分析系统的结构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大多数西方学者是站在西方立场，以西方为标准来观察问题、得出结论的。结论之一就是体系内部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状态，其发展趋势便是全球一体化。这里，全球体系与相互依存、一体化之间是密切关联的，相互依存与一体化既是对国际体系状态的表述，也是理论上的期待与高要求，对之的研究使国际体系概念更加丰满和充实。
（一）相互依存理论
尽管学者们对相互依存有着意见分歧，但分歧不是承认不承认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而是在具体内容上有不同的理解。简要概括的话，60年代的相互依存论与国际关系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密切相关。到70年代，相互依存论成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80年代的相互依存论是霸权后稳定论的重要基础。对相互依存理论作了较多研究的学者，有查德·库帕、丹尼斯·皮雷奇斯、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琼·斯佩罗、罗伯特·吉尔平、约翰·斯帕尼尔等。
如果将相互依存理论放到国际关系实践中去认识，以下几点便是其现实基础，或者是透过该理论折射出的国际关系实际状况。第一，对和平的关注。60年代美苏核争夺十分激烈，和平与战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学者们出于反对战争、反对核威胁的现实需要，认为国际社会已进入相互依存状态，它制约着大国的战略意图。霍夫曼指出，核武器使拥有核武器的各国之间休戚相关，他称之为相互核关联，“它意味着当今世界每一个核大国的最高级武器系统，在日常的世界政治斗争中根本不起作用；而战争升级的危险又使核国家之间常规武器的使用受到限制”[3]。他指出，零值博奕的逻辑不再适合于核战争，甚至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常规战争。第二，跨国关系的发展。之所以全球体系内部发展起相互依存状态，西方学者认为是跨国主义发展所致，即随着信息和技术的增长，超越民族国家的民间交流与活动有增无减，相互依存的新型关系不断涌现，人们的忠诚正在由民族国家转向新型共同体，特别是各国的技术人员、经理和政坛的精英们都是超越国家界限来思考问题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全球问题的涌现又加深了跨国主义的发展。第三，西方体系的矛盾。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学者将全球体系和西方体系等同起来，或者将全球体系视为西方体系的放大。这种片面理解已不能适用6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现实，即由于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方集团对西方世界构成极大威胁，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导致全球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大大增加，使国际关系变得异常复杂，17世纪以来形成的西方体系正在受到强烈冲击。因此，必须对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修正，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传统理论所依据的旧国际体系以及国际体系模式与现实的国际体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它为理论研究提出的概念不是不符合世界上的实际情况，就是不符合将来世界的情况”[4]。从这种情况出发，学者们放眼全球，用相互依存来概括国际社会的复杂特征。有人将相互依存分为正向的、积极的相互依存和反向的、消极的相互依存，认为积极的相互依存将导致相互间的团结乃至国际一体化，消极的相互依存则产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有人将相互依存分为对称的相互依存和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是对称的相互依存，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是不对称的相互依存；还有人将相互依存分为平等的相互依存和不平等的相互依存，发达国家间是平等的相互依存，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是不平等的相互依存。
（二）一体化理论
全球体系是由一系列区域体系组合而成的。因此，要研究全球体系就必须认真分析区域体系，其结果就是一体化理论。更多的学者是以欧共体为实例对一体化的概念、条件、结构、性质、功能、组成部分及转换规则等进行分析。从理论本身的逻辑发展看，一体化是相互依存的更高发展阶段，抑或说一体化是相互依存的最理想状态。
关于一体化的原因，西方理论界有多种解释。其一，认为政治体系之所以形成团结一致的局面并保持它，是因为它的成员在程序和实质问题上都保持意见一致，关于程序和实质问题的意见越是一致，政治体系的一体化程度就越高；其二，认为政治体系之所以形成团结一致的局面并保持它，是因为存在着武力和武力威胁；其三，大多数理论家是按功能主义来理解一体化的原因的，认为现代世界处于相互依存状态，各国政府所担负的属于技术和非政治性的任务大大增加了，国家对许多问题已无法解决。正因为如此，建立各种国际组织显然能为此提供解决办法，并可能最终要靠地区性或全球性组织对技术问题进行更加严密的处理和解决。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一体化概念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利昂·林德伯格在关于欧共体的论著中确定为：(1)各国放弃独立推行对外政策和关键的国内政策的愿望和能力，转而谋求做出联合决定或把决策活动委托给新的中央机构的过程；(2)说服若干不同环境的政治领导人将其愿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中心的过程。埃米特依·埃特奥尼把一体化说成是一种状态，政治共同体是否能有效控制暴力手段的使用是衡量其一体化水平的标准。约翰·德弗雷将一体化视为一种结构和体制，国际一体化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政治活动的体制化。约翰·盖尔顿在理解一体化时，则描述了若干旨在确定一体化条件的模式：作为价值一体化的平均制度模式和等级制度模式；作为行为一体化的行为相似性模式和相互依存模式；另外，作为表现诸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交换的一体化，有忠诚模式和分配模式。
可见，西方学者的一体化研究是很纷杂的，尽管研究成果不少，但缺乏统一的认识，如唐纳德·普查拉提所言，“50年来的界定、重新界定、模型设计和理论探讨未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概念，即在我们提到‘国际一体化’时，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在我们研究这一现象时，我们到底想要知道什么”。[5]因此，一体化理论也招来了不少人的批评，他们认为，一体化研究中采用的变项和指示性根据存在着问题，而且缺少适当的理论框架。其实，若干学者也指出，一体化本是一个多维概念，需要人们从不同角度应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加以多方位分析。如小约瑟夫·奈指出，需要把一体化细分成经济、政治和法律部分，然后再把这些部分细分成诸多子类型，并能对它们一一加以测量。不论如何评说，相互依存与一体化理论将国际体系的研究引向深入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三、构筑良好的国际秩序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追求目标
关于国际秩序的设计和安排几乎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终价值取向，或者说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为了构筑一种自认为良好的国际秩序。理想主义学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设计的世界秩序集中地体现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之中。现实主义学派坚持传统的实力决定论原理，认为国际关系是围绕“权力”和“利益”展开的争斗活动，国际秩序便蕴含在强者征服弱者后根据实力大小所作的利益分配方案和计划之中。显然，这是典型的强权政治理论，它被汉斯·摩根索发展到极致，被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所采用，使战后40多年的国际秩序成为美国维持的霸权统治秩序。
同样，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和后来的后行为主义学派也有自己的国际秩序观。事实上，对国际体系、相互依存和一体化问题的研究本身就包含着对良好的国际秩序的期待。体系论者把国际关系看成是由诸多变量组成的系统，变量及变量之间关系的不同组合使国际关系具有不同特点，有松散的或严密的国际体系，有稳定的或不稳定的国际体系，有均衡的或不均衡的国际体系等。他们特别关注怎样才能维持均衡的、稳定的国际体系。相互依存论者更进一步地说明了国际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它要求人们认识国际秩序时应排除“民族中心”的方法，而采用“地理中心”的方法。换句话说，只要人们将忠诚对象由民族国家转移到地理共同体，便会避免一些国际社会成员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使国际秩序由无序走向有序。一体化论者更关注国际社会和平秩序的建立，卡普兰写道：“一体化过程是这样一种调节过程，它把具有各自机构和目标的系统或组织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中，为的是共同实现至少是某些目标，以及共同实施至少是某些政策”。[6]多伊奇说，一体化的主旨可能是和平，它使一部分人在某一领土内获得一种强烈的共存感、制度感和规律感，从而确保该领土居民对和平变革长期抱有可靠的期望。可见，体系论者、相互依存论者及一体化论者是在很深的层次上探讨国际秩序问题的，尽管这种探讨有脱离实际、过于抽象化和概念化之嫌。也由于西方学者并非以“价值中立”的公允态度从事研究而使其理论充满“西方中心论”和“西方至上论”的味道，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是十分深刻和宽泛的，可以体会到各种理论之间的共通之处。
四、小结
当代西方国家关系理论在行为主义革命的推动下，产生了诸多分支理论，涌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和方法，大量的概念、术语、范式和模型被使用，这既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飞速发展，同时也给人们理解和把握造成了困难。如对同一术语在西方学者那里也往往被赋予不同含义，甚至同一学者在使用同一术语时也发生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不仅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而且阻碍了学者们的互相交流。有人将这些千姿百态的理论称为一个一个的理论“岛屿”，认为应通过对各种理论的完善，尽量找到各种理论之间的吻合点，并将之整合成一门真正独立的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即将诸多单独的“理论岛”联合成一个宏大博深的国际关系理论。它既有自己的宏观构架，即大理论或宏观理论，也有自己的中小层次理论；既有规范的定性分析，也有行为主义的定量分析；既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同时要将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基础与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本文的分析中，实际上是将国际体系作为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大理论，而将相互依存、一体化和国际秩序看作中小层次的理论，并按照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来分析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研究向度。
理论本身或许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笔者希望以此来关照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之建设。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晚、人员少，至今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而我们所面对的是相当发达的一大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学习、借鉴、发挥的过程中，如果不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不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各种理论，不对许多术语、概念、方法加以细细推敲，而随意地抽取、借用一些概念和理论进行孤立分析、任意使用，就既不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理解，也会使起步较晚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混乱不堪。故此，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有所裨益。
注释：
[1] 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2] 威廉·奥尔森等：《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3] 威廉·奥尔森等：《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4] 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589页。
[5] 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90页。
[6] 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