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突破与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困惑论文,政治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海外华人社会中，马来西亚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参政历史最长最活跃的族群。从2 0世纪50年代起，马来西亚华人一共参加了1次自治选举和10届全国大选，投票率从不到 20%逐步提升到70%以上，且一直保有本族的反对党、执政党、政府部长。不过，由于华 人政治对马来西亚政治影响有限，不少政治评论以“边缘化”来诠释马来西亚华人政治 ，认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在整体运作的过程中已经被排斥在外，从核心迁移到边缘(注 ：何启良著《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年吉隆坡版，第4页，第1 9页。)。1998年9月发生“安华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局异常动荡，各种政治思潮互相 撞击，各种政治力量彼消此长，华人政治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华人政治对马来西亚政 治的某些运作过程开始发生重大影响，但华人政治在整体运作中似乎仍处于边缘，华人 政治的最根本目的也基本没有达到。
一、华人选票首次对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根据马来西亚的选区划分原则，马来人选区占了大部分选区，而马来人执政党——巫 统，又长期得到70%～80%以上的马来人的支持，即使在1990年面对46精神党的挑战，也 仍能得到60%以上的马来人选票。巫统创始人拿督翁早期高呼的口号“巫统就是马来人 ，马来人就是巫统”(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0年2月25日。)，几乎成为不 可动摇的定律，一直为马来人，甚至非马来人所接受。于是，巫统必然胜出并组建以其 为首的强势政府，成了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历届大选的必然结果，其他执政党要获选议席 ，不时也必须依靠巫统的影响和支持。个别巫统领袖曾认为，巫统可以单独执政，根本 无需理会其他政党。在马来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巫统的政治形势下，无论华人选票投向 执政党还是投向反对党，均不可能改变选举的结果，华人选票对政局显然无足轻重。
然而，“安华事件”引发了马来人大分裂，马来人传统反对党——回教党的支持面明 显扩大，“安华事件”催生的国民公正党也吸引了不少马来人中产阶级，巫统几乎一统 天下的局面严重动摇，约半数以上的马来人已不再将巫统视为自己当然的代表。1999年 大选前夕，曾有舆论认为，没有马来人的全力支持，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将在1999年大 选被推翻，马哈蒂尔也会像印尼苏哈托那样垮台。
马来族分裂和公正党、回教党分散巫统选票的作用，使华人选票在1999年大选中显得 异常重要。当时在全国900多万名合格选民中，马来人占50%多，华人占30%多，约60多 个或约1/3的国会议席为华人选票所左右。由于国阵拯救国家经济的巨大功绩以及对反 对党的诸多疑虑，此次大选，华人选民仍像1995年大选那样，再次一边倒地支持国民阵 线。华人不仅支持华人执政党，混合选区的大多数华人选民，也投票支持在该区竞选的 巫统候选人。结果，虽然国阵大党——巫统面对严峻的挑战，支持巫统的传统马来人选 票严重流失，不少巫统候选人在马来选区连连败落，但在华人选民的支持下，巫统为首 的国民阵线仍然再度获胜，且组建了强势政府。
大选后，巫统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纳吉表示，华裔等非马来人大力支持国阵，是协助国 阵成功维护江山的主要因素(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0年6月18日。)。华人 执政党——马华公会副会长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定也指出，华人在1995年及1999 年大选中举足轻重，华人的支持使目前国阵还有2/3或3/4的执政权，但令人感到担心的 是，如果华人在下次大选只要“反对”一下，政权可能变色(注：(马来西亚)《南洋商 报》，2000年3月4日。)。
黄家定的担心竟然很快应验。2000年马来西亚举行了三次补选，三次选举结果都与华 人选民的背向有关。首先是4月1日的桑岗州议席补选，国阵在此次选举中继续获得华人 选民的支持，国阵候选人的选举成绩因而比1999年大选时还好。第二次是6月10日举行 的直落甘望国会议员补选，在此次选举中，国阵不仅流失了一些马来人的选票，而且部 分华人选民，特别是发生过猪灾的芦骨区的华人选民也转而支持替阵(注：替阵全称替 代阵线，是马来人回教党、印度人人民党、华人民主行动党和安华夫人领导的国民公正 党于1999年4月组建的反对党联盟。)的候选人，国阵虽然保住了该议席，但获多数票的 优势却被替阵大大削弱，媒体称替阵“虽败犹胜”。最后一次是11月29日举行的鲁乃州 议席补选，鲁乃州选民共26746人，其中马来人占47%，华人占34%，这次补选，由于过 半数的华人支持替阵，不被看好的替阵候选人赛夫汀，以530的多数票击败国阵候选人 安东尼沙米，攻克鲁乃这个国阵堡垒区。
鲁乃补选之日刚好是1999年大选的一周年，它不仅是对马来西亚朝野政治力量消长的 标志性检测，也集中地反映了华人对政局的影响，即华人支持谁，谁就可以上台执政。 马来西亚政治评论家沉观仰发表演说时指出，1999年大选及鲁乃补选结果显示，马国首 次出现华人掌握政局的局面。他说，这也是马国独立以来，首次出现华裔选票能决定让 哪一个政党上台当政的局面。他认为，1999年大选的结果，国阵继续以2/3多数席位执 政。如果当时的大选，有10%的华裔选民转投替阵，就可能变天。他认为鲁乃补选结果 ，已证明了这一点。他表示，在马国的国会选区中，类似鲁乃的混合区，总数高达60～ 70个，这些选区向来都是属于国阵传统的堡垒区。“如果这些选区，全部被替阵攻下， 政权将会转换”(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0年12月12日。)。
鲁乃补选后，国阵领导人倍感危机，加上一连串社会事件和华教课题，2001年前期马 来西亚政局持续动荡，替阵一再发出夺取全国政权的呼声。2001年6月，国阵暨巫统主 席马哈蒂尔总理在巫统代表大会上分析华人对未来政局的影响，他指出，目前国阵在国 会议员中只占有72席，另有32席由反对党拥有；若反对党再夺下另外21席，它们将拥有 53席，而巫统只得51席，要达到这个目标，反对党只需在巫统险胜的选区，获得非马来 人200至300张票即可致胜(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0年6月21日。)。
很显然，华人选票已从过去对于政局的无足轻重，转变为举足轻重，甚至可以决定谁 上台执政。这确实是1999年大选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重大突破，从此，争取华人 选票成了朝野政党的重头戏。如果说，华人政治的边缘化是指从核心迁移到“边缘”的 话，那么华人对选举的杠杆作用表明，华人在政治选举中的位置已从边缘开始向中心移 动。
二、华人政治突破与华人政党地位
顺理成章，随着华人政治影响力的加强，其政治代表——华人政党的地位和力量也应 随之增强和壮大。然而，1999年大选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执政党的地位并没有加强，华 人反对党的地位也明显削弱。
马华公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执政党，作为执政党，马华公会地位的加强，自然与 获得的权力，或者分配到的官职数量直接有关。成立于1949年的马华公会，参加了所有 的马来西亚大选，其中1995年和1999年大选的成绩最佳，分别获得30席和29席，特别是 1999年大选，在国阵面对严峻挑战之际，马华仍获得29席，称得上战功赫赫，反观国阵 老大——巫统，席位却从88席大幅减至72席，不到国阵席位的一半，首次需要友党的支 持才能组织强势政府。不少马华基层党员认为，多分配一些官位给马华理所当然。
然而，1999年大选后的新内阁，马华仍像过去那样，获得4个部长席位，他们分别是人 力资源部长冯镇安，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定，交通部长林良实，卫生部长蔡锐明。 总理马哈蒂尔公开宣称：马华还是保持现有的4个部长职位，他不能考虑增加马华在内 阁的代表席位，因为这会影响国阵其他成员党的权益，先例一开，其他政党也会要求更 多。他还说，“马华过去在大选表现虽不理想，但我们一样给予马华同样数目的席位， 不会因为成绩欠佳而刻意减少”(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0年5月24日。)。 也就是说，华人选票的作用再大，马华选举的成绩再好，也只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行政代 表名额。
然而，行政代表名额并不等于相应的行政代表权。多年以来，虽然马华四个部长职位 数目保持不变，但内阁部门却一直在增加，从1959年的14个增加到1999年的24个，马华 部长在内阁的比例随之不断下降，从1959年占28.57%或1/4强降到1999年仅占16.67%或1 /5弱。而且，马华出任首长的部门曾包括财政部(1959年至1974年)和工商部(1959年至1 968年)两个非常关键的政府部门，其重要性远非目前四个部门可以比拟。因此，虽然马 华的行政代表名额没有改变，但马华的行政代表权却持续弱化，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政 治边缘化的主要论据之一。新内阁的组成证明，华人政治的突破，并未能改变马华公会 在政治权力中的边缘地位。华人另一个执政党民政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根据政治学的理论，“政党是近现代社会中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中坚分子，为了 维护和实现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共同利益和意志，旨在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 成的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是实现其主体成员利益要求的手段，政治权力能否形成及 其力量强弱，直接影响到其主体成员利益要求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如何”。(注：楚 宣等编著《政治学基本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第59页、第31页 。)作为华人的政治代表，维护和实现华人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理应是马华公会的主要 目的之一，但马华公会政治权力的继续弱化，无疑使其维护和争取华人权益的作用大打 折扣。
最大的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也没有从华人政治突破中受惠。行动党自1966年 成立以来，一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反对党，由于得不到华人选民的支持，行动党在1999 年大选仅获10席，且三大党魁全部落选，最大反对党的地位随之为回教党(20席)取而代 之。不仅如此，行动党还被替阵内部的诸多矛盾弄得心力交瘁，并因回教党的回教国政 纲而多次恫言退出替阵，“9·11”事件后，在与回教党谈判再度无法就回教国课题达 成共识后，行动党最终于2001年9月22日宣布退出替阵。这一进一出，对行动党的负面 影响不言而喻。
凡此种种，行动党被喻为马来西亚近年来政治剧变的大输家，其维护和争取华人权益 的政治作用因而大大减弱。过去，由于行动党是国阵，或者是巫统的最大对手，朝野之 争几乎成为以马来人政党——巫统为首的执政党和以华人政党——行动党为首的反对党 的斗争，行动党借最大反对党的声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制定朝着有利于本民 族利益的方向发展。然而，回教党取代行动党成为国会最大的反对党后，巫统的首要对 手不再是华人的行动党，而是同属马来人但回教色彩相当浓厚的回教党，行动党的声音 已不是在野的最强音，其对马来西亚时政和华人权益的主张或抨击，常常淹没于各个反 对党的呼声中而反应平平。退出替阵后，为了摆脱回教党的影响和与替阵划清界线，行 动党在政治参与上显得顾虑重重，2002年1月玻璃市英德拉区议席补选中，行动党坚持 “不参选不助选”策略，显然没有很好利用这次机会宣传自己和为华社争取权益。
三、华人政治突破与华人权益
客观而言，与华人政党几乎一无所获有所区别，华人政治的突破还是有效地促使国阵 政府对华人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
例如，华教方面，1999年大选前教育部批准建立第四所华社大专——韩江学院，到200 1年7月，政府又批准马华建立拉曼大学。对于华小，政府一改过去反对增建和迁建华小 的做法，表示会根据需求而增建华小，表示微型华小可以寻地迁校。对于一些华教课题 ，政府也作出比较开明的姿态，如在华人社会的激烈反对下，政府不再坚持在原有华小 推行“宏愿学校”计划(注：宏愿学校计划由教育部于1995年12月提出，要求马、华、 印三源流学校同建在一校园内，各族小学生共用同一基本设施，认为这样可以消除文化 差异和加强和谐共处。2000年7月政府加快实施宏愿学校计划后，遭到华教团体的强烈 反对，认为计划会导致华小变质。)；在2001年3月的单一语文教育的争论中(注：2001 年3月4日，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爆发1969年“5·13”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种族(马、印) 流血冲突。事后多名马来学者促请教育部改变现有的国家教育制度，只允许马来语学校 存在，藉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关言论引起华社的普遍反击。)，总理马哈蒂尔明 确表示，政府无意关闭国民型华小与淡小，政府会继续让华裔及印裔自由地学习他们的 母语(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1年3月19日。)；针对大学招生种族配额制造 成华裔优秀学生入学难的问题，马来西亚准备在部分大学实施以成绩作为入学标准的政 策。政府的其他调整还有，2000年7月宣布吉隆坡广东义山维持现状，不交予私人公司 发展；同年修订《策划及发展统一指南》，规定新住宅区必须保留适当地点兴建非回教 宗教场所。鲁乃补选失败后，总理马哈蒂尔为自己的某些言论公开向华社道歉(注：鲁 乃选举前夕，巫统暨国阵主席马哈蒂尔指责华人“不懂感恩”，此举引起华人强烈反应 ，并成为国阵在鲁乃补选失败的原因之一。)。为了加强政府与华社的沟通，了解华社 的需求，总理马哈蒂尔在2001年5月还专门委任两名华族特别助手担任他的政治秘书和 新闻秘书，而此前他的秘书均由马来人出任。显然，国阵领袖比以前更重视华人的反应 ，更顾及华人的感受，华人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举足轻重的影响，已成为国阵实施华人 政策的重要考量。
但也必须指出，在不少问题上，政府仍坚持自己的决定，如白小课题(注：白小是指位 于雪兰莪州八打灵白沙罗村的华文小学，该校建校已有70多年。2000年5月教育部批准 该校迁校，同意为其在附近承建新校舍，但在新校舍建成之前，原白小必须关闭，白小 学生则暂到附近的培才二校共校就读。2001年1月迁校时该校约有学生1500名，但有100 0多名学生(后来减到67名)拒绝迁校，事件遂骤然升温，引发保校和迁校家长之间，华 教人士与当局之间，朝野政党之间的激烈辩论，成为惊动全国上下的华教课题，一连串 风波为媒体称为“白小事件”或“白小风波”。)，尽管华人社会的反映非常强烈，且 有60多名学生一直坚持不到新校上课，但教育部依然坚持关闭白小原校；政府虽然同意 不在原有华小推行宏愿学校计划，但一再表示将继续实施宏愿学校计划，并着手建立新 的宏愿学校。在涉及马华两族法律地位和马来人特权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马来人为首的 国阵政府更是始终没有让步。2000年8月马来文《马来西亚前锋报》关于华人代表建议 废除马来人特权的报道(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0年8月14日、18日。
根据马华公会和巫统的协商，作为马来人接受非马来人为马来亚公民的条件，1957年 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确认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规定马来人保留地制度、服务公职的 保留名额等。由董教总和雪华党等11个华人社团拟定，于1999年8月16日公布的《华团 大选诉求》，包括取消土著与非土著区分等共17项83款诉求。)，引发了马来西亚种族 之间，朝野上下围绕“马来人特权”和《华团大选诉求》的激烈争论，从口诛笔伐，发 展到公告、集会、游行、示威。当时，马哈蒂尔总理在接见马来人代表时明确表示，“ 在捍卫马来人特权上，政府绝不作任何让步，因为他们(马来族)还很弱”(注：(马来西 亚)《南洋商报》，2000年8月18日。)。后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华团大选诉求工委 会在2001年1月5日与巫青团发表联合声明，同意搁置“诉求”83款中涉及马来人特权的 7款，包括废除一些领域的“土著/非土著”区分等。
由此可见，维护马来人特权，历来是，即使在1999年大选后，也仍是巫统为首的国阵 政府放宽华人政策的底线。这是巫统作为马来人政党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占人口多数 的马来人，始终是巫统保有强势政治地位的社会基础。失去马来人的支持，巫统将成为 无源之水。总理马哈蒂尔强调，在马国政治中，巫统就是马来人，马来人就是巫统；巫 统是民族的心脏，马来人则是促使心脏跳动的血液(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 年6月21日。)。因此，巫统不会为了赢取华人的支持而牺牲马来人的权益。他说，巫统 不会用马来人所享有的四个基本权益来交换非马来人的支持；这四项权益是马来人的地 位与特权、马来文作为官方语文、回教作为官方宗教，以及马来统治者的地位(注：(马 来西亚)《南洋商报》，2001年5月13日。)。在回教党的挑战下，为了与回教党争夺马 来人，总理马哈蒂尔还于2001年9月宣布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虽然政府保证不会修 改宪法，保证尊重其他宗教，保证非回教徒将继续受到公平对待，但回教国是否会强化 回教徒与非回教徒的区分?非回教徒是否会沦为二等公民?原有的特权再加上更难超越的 宗教区分，华人的未来地位似乎更令人疑虑。
因此，尽管华人选票可以决定政局，国阵极需要华人的支持并也对华人实施一些宽松 政策，但华人始终无法改变马华两族不同的法律地位。有法定的“马来人特权”做前提 ，厚此薄彼和行政偏差必然不可避免，华人权益的维护和增加无疑仍困难重重。
四、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在这几年有了重大的突破，在各级议会选举中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但华人的处境仍没有实质性改变，华人执政党在政府中的地位没有因选 举战绩而改变，继续处于权力和决策的边缘；华人反对党深受打击，面临重新定位再塑 形象的考验；政府虽然调整了一些华人政策，但无意赋予华人平等的公民权利。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一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 来规定和实现一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和活动。人们进行政治斗争，本质上是为了自己 的利益而斗争(注：楚宣等编著《政治学基本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3 页、第59页、第31页。)。从上述的政治定义出发，华人政治的突破并没有给华人带来 更多的权力和更根本的权利。199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讲师何启良指出，马来西 亚族群之间重大课题的大原则都尘埃已定，“在大马以巫统为首的实际的政治作为或政 策上，许多时候只做局部或一点点的调整”(注：何启良著《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年吉隆坡版，第4页，第19页。)。那是巫统以及国阵政治威望如 日中天时期的情况，但在马来西亚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华人能对政治施加重大影响 之际，华人的法律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华人处境依然像过去那样只能得到“局部或一点 点的调整”，这种结果令人感到深深的困惑。长此以往，华人政治的无力感有可能再度 导致华人对政治的冷漠和疏离，华人选票的功能有可能从目前的选择政权回归过去的政 治泄愤，华人政治也有可能从目前的举足轻重重新转为无足轻重!
当然，政治的复杂性非一般原理可以完全囊括。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为修订“ 大原则”和改变“小措施”已做了不少努力，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也比其他许多国家的 华人好得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突破没有为华人赢得更多的权利，与马来西亚特殊的 社会政治状况和存在的诸多矛盾不无关系，如全局利益和族群利益的矛盾，政治反对与 政治稳定的矛盾，种族地位平等与扶持落后民族的矛盾，族群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矛盾， 以及族群政党力量对比悬殊等等。
虽然“9·11”以后国阵的统治明显得到加强，但马来人的裂痕仍未完全愈合，国阵在 来届大选中仍将全力争取华人的支持。如何把握机会，协调有关矛盾，使华人地位改变 与华人政治发展同步，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发展面对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