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西夏文化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儒学论文,西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西夏文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儒学的文化思想，已较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学的文化结构，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
关键词 儒学 西夏文化
西夏民族在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性的民族文化——西夏文化。从幸存的极其有限的文物文献资料中，可知西夏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兴盛，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研究儒学与西夏文化的关系，对于把握西夏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探究儒学在西北地区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考察以党项羌文化为中心的西夏文化的全部运行轨迹，人们便会发现，它主要是在汉、藏两大文化的滋养和影响之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借鉴以儒学为主体为标志的汉文化为重。
西夏具有接受儒学文化的良好机制。它所占据的大片的汉文化区，“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①，天然地存在着可供儒学深深扎根的肥沃的土壤。
以儒学为主体为标志的汉文化，具有一种稳定、和谐、整体化的发展模式，它是深深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土壤之中的。它对于由单纯牧业向农牧业经济过渡的党项羌族来说，是格外富有诱惑力的。党项羌人由衷地钦佩汉文化的高度发达，渴望自己的民族尽快汉化，从而使自己的民族也步入先进民族的行列之中。
其实，党项羌的首领们早就深知以汉化求霸业的道理。元昊之祖李继迁曾毫无隐晦地说过：“（灵州）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②元昊之父李德明也十分羡慕汉礼，他于“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③，“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
伴随着党项羌社会性质的重大变化，即“由原始氏族公社直接向封建领主制过渡”④，以党项羌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西夏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原先那种与“事畜牧”、“不耕稼”、“无法令”等生存方式相适应的传统文化模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价值取向的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蕃礼”为形式标榜，而以“汉礼”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文化模式（外“蕃”内“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使“蕃”“汉”之间的文化冲突，呈现复杂情态；但重要的是完成了系统化的文化交流过程，即冲突——理解——沟通——选择——调适——融合。从而在不断的自我调节、自我转换之中，造就了西夏文化的灿烂和辉煌。
二
一代雄杰元昊，欲以保持和突出党项的民族特点，去实现成就霸业的宏愿。针对其父“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⑤的说法，他鲜明地提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⑥他特别看重“蕃字”（代表民族文化的标志——西夏文字）、“蕃书”（以西夏文字书写的各种文书），建立了“蕃字院”（以西夏文字写作和翻译有关文书的机关）和“蕃学”（以西夏语文为教育手段的学校）。稍加考究便知，元昊的重蕃学，在客观实际上，恰巧变成了重儒学。因为蕃学的基本任务，是以西夏文翻译汉文儒家经典，来教育官僚子弟。故“蕃字”、“蕃书”不过是传播儒家思想的工具，“蕃学”变成了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场所。当时译成西夏文的重要著作，有《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众所周知，《孝经》即属儒学的基本经典。其所论之以家族为纽带的“孝”的观念和仪式，是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核心之一。《尔雅》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经学家常用它解说儒家经义。《四言杂字》是儒学教育的入门读物。西夏统治者翻译、传授这些汉籍，是引进和吸收儒学文化，以居于汉文化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哺育和武装蕃汉官僚子第，为西夏王朝造就人材。
元昊本人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独特的世界。一方面，他热衷于诸如诏令全民“秃发”（中间剃光、仅留周围头发），禁用汉式结发；废除唐宋赐姓（李氏、赵氏），改用党项姓氏“嵬名”；不行唐宋衣冠，而依其本族旧俗，穿白色窄衫，戴红里毡帽，力图标榜其国家和民族的个性形象。但另一方面，他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机构设置，又几乎都是在模仿中原王朝。他组建的文武两班的官制，其名称和职责，也一似唐宋。据《宋史·夏国传上》载，“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翌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文官的服饰有幞头、靴、笏、紫衣、绯衣等，这也是唐宋服饰。
史称宋朝文人“举子不第，往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⑦元昊即位后，“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⑧。主谋议者共六人，汉人竟占五人。“初，华州有二生张（元）吴（昊）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人立国规模，多二人教之。”⑨。故有言曰“元昊据地万里有华州二生为之谋”⑩。
野利仁荣对元昊的良苦用心，深有所悟，他说：“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议者咸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以刑赏，则国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驳戎夷；岂斤斤言礼言利可敌哉！”(11)原先的草原部落所培育的党项羌文化，毕竟是处于一种较低级的发展阶段上，无法满足提供与中原抗衡的有力武器的急需。因此，从民族政权的根本利益考虑，元昊不得不打着“蕃旗”，极力“汉化”。这是他机智而大胆的抉择。
三
如上所述，西夏文化大力吸收儒学，始自景宗元昊朝。而后的毅宗谅诈、惠宗秉常、崇宗乾顺等朝，可以说是西夏文化广泛吸收儒学的不断发展阶段。
毅宗谅诈“去蕃礼，从汉仪”(12)，是一位积极的汉化主义者。这不仅因为他本人是由两位汉族乳母哺养成人的，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还因为有父亲元昊的临终遗言在案：“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13)。他遣使向宋上表言：“本国窃慕汉衣冠，令国人皆不用蕃礼(14)”。毅宗主动向宋贡马，希望换回他实现汉化所急需的儒家经典等文化精品。史载，“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正旦）、至（冬至）朝贺仪。（仁宗）诏赐《九经》，还所献马。”(15)宋仁宗给西夏的《九经》包括《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等9部儒家经典。
毅宗精通汉文，酷爱汉文化，以汉文行于国中。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中原文风笼罩西夏朝廷的局面。比如，为纪念承天寺这一浩大工程的落成，他命人作一汉文碑记：《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碑文纯乎优美的骈文。
毅宗时期的一些佛教论述中，有的也明确掺杂了儒学的内容，如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在宣扬佛家“三宝”即佛、法、僧的同时，还宣扬儒家的“德”、“孝”。这说明毅宗是力主佛儒相融的，他毫不犹豫地将儒学引入到他的精神王国之中。
毅宗在招揽汉族儒士方面，更是满怀敬重之心的。“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时致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蕃汉乐归之。掠秦凤时，俘汉人苏立，授以官，颇用事。（景）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应死，亡命西奔，立荐之。谅诈爱其才，授学士，日夜谋。”(16)
夏奲都六年(1062)，毅宗对官制进行了较大的补充，增设了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从而使西夏在汉化之路上，又跨进了一大步。
惠宗秉常（谅诈子）继位时，梁太后垂帘，政权为梁氏所握。梁氏本为汉族，但出自勾结党项贵族、称霸边陲的野心，反而废止汉礼，采用蕃礼。结果，不但激化了与宋的矛盾，也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在战争的惨痛败绩和皇族的责骂声中，梁氏不得不推出惠宗。惠宗旗帜鲜明：废蕃礼，行汉礼！他极力恢复毅宗时所行之汉礼，以及“和宋”的政策。他“每得汉人，辄访以中国制度，心窃好之”(17)。尽管受到后族软硬兼施的折磨，但他的态度仍鲜明而坚定。秉常之朝臣、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曾移书宋泾原路经略使刘昌祚，所出之言颇能代表秉常旨意：“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即念天民无辜，受此涂炭之苦，国主自见伐之后，夙夜思念，为自祖宗之世，事中国之礼无或亏，贡聘不敢怠。……鲁国之忧，不在颛臾，隋室之变，生于杨惑。……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18)
崇宗乾顺（秉常子）亲政时，仍主张汉礼。其时，学习儒家经典的风气日盛。宋人吕惠卿序并注的《孝经》西夏文译本，已行于西夏国中。有汉官御史丞薛元礼上疏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19)于是，乾顺采纳这一建议，于夏贞观元年(1101)，在“蕃学”之外，又特建“国学”（汉学）。国学设置教授数人，收学生三百人，专门传授汉文儒家经典。将汉学命名为“国学”，可见，重视程度明显高于“蕃学”。既已有“蕃学”，而又建“国学”，足见对精通儒学的人才的急需。建立“国学”，对加速西夏汉化的进程，是一重大举措。可以说，这标志着正式确立儒学在西夏教育乃至整个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标志着西夏以儒治国的新时期业已到来。
党项羌贵族中保守固有文化的习惯势力是强大的。乾顺兴办国学，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有御史大夫谋宁克上疏直言：“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20)但乾顺权衡了利弊得失后，仍毫不动摇地兴办国学。他大胆地将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改变为开放性和吸收性。他努力在文化上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吸收汉文化的优秀成果，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以满足迅速发展的西夏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他“命选人以资格进”，“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但又特别规定“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21]这所谓“文学”，主要是指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所谓“工文学”，实乃“蕃汉兼通”的同义语。史载，仰慕儒学而起名为“仁忠”、“仁礼”的两个西夏宗室之子，就是因为“通蕃汉文字（学），有才思，善歌咏”，才被“任秘书监”的；不久又“擢仁忠礼部郎中，仁礼河南转运使”，封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22)。
乾顺本人酷爱儒学，好为风雅。据《宋史·夏国传下》：“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据元人虞集《斡相公画象赞》，西夏兴州（今宁夏银川）有夏主《灵芝歌》石刻。近年考古发掘证明，确有其事。在西夏王陵的碑亭遗址中，发现了刻有《灵芝歌》内容的残碑，像“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这样的诗句，堪称词雅韵美。由此可见，乾顺的汉文学修养是很深厚的。
四
仁宗仁孝（乾顺子）是崇宗娶汉人曹氏女所生。他16岁即位，决心继承父志，全面推进汉化。他在位55年(1139-1193)，抓住了金人“侵宋和夏”带来的相对稳定的良好机遇，大力改革和完善西夏的各项政治制度。由于他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诸方面向儒学文化全方位开放，因此使西夏文化全面成熟，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仁孝在兴办儒学教育方面颇有建树。据《宋史·夏国传下》等载：
夏人庆元年(1144)，“始建学校于国中”，令各州县均立学校，全国增子弟员至三千人。同年又下令“立小学于禁中”，在皇宫内建立小学（宫学），凡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均可入学，由专职的教授上课。仁孝和其聪慧知书、爱行汉礼的皇后罔氏，常去宫学“亲为训导”。
夏人庆二年(1145)，他下令在京城建“大汉太学”，并“亲释奠（祭奠先圣先师），弟子员赐予有差”。
夏人庆三年(1146)，“尊孔子为文宣帝”，又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
夏人庆四年(1147)，“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即沿用中原科举制度中的做法，殿试后由皇帝宣布录取的进士的名次。另外，同年又复设童子科。
夏人庆五年(1148)，“复建内学（招收党项贵族子弟的学校），选名儒（汉族高级学人为主）主之”。同年，由乐官李元儒采汉族乐书，参夏制，增修成书，赐名“鼎新律”。
夏天盛六年(1154)，仁孝针对南宋的封锁，遣人去金朝购买儒家经典著作。
夏天盛十三年(1161)，“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编写史书）”。这进一步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仁孝是在紧锣密鼓中，建立起了完整的西夏儒学教育体制，和与之相对应的西夏科举制度。他尊孔崇儒，无异于中原。这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是极为突出的。清人吴广成所论极是：“仁孝生长西蕃，先立学校以教于国，复设小学以化于宫，又慕大汉休风，特起太学，亲临释奠，虽古贤主何以加兹？”(23)仁孝将西夏文化发展到这一步，无异公开表明他对孔子的文化人格的全盘接受。
儒学的思想文化哺育和造就了西夏众多的优秀人才。仁孝的名相斡道冲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据元虞集《〈西夏相斡公画象赞〉序》载：“其先灵武人，从夏主迁兴州（银川），世掌夏国史，……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曰《论语小义》，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24)他死后，仁孝令太学及各地以其画像从祀庙学之中，从而成为人们敬仰的西夏儒学大师。虞集有赞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25)
受儒学文化影响，西夏编纂、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其中有多种重要书籍，是出自仁孝朝的。
西夏文《圣立义海》是一部小型类书，全书采用诗注形式，由精炼的格言构成。其中颇多儒家说教。如“父对子慈”条，解曰：“父对子常慈，活心育身，供衣食，教安意，令学智慧，当如他人，使达善人道谓。”“母爱惜子”条，解曰：“母切记子在腹常善，行坐具安，产子忘命，产后心好，洗服哺乳，昼夜常管。”
西夏文《类林》，译自汉文典籍。全书极力宣扬儒家的功名利禄、忠孝节义的思想，如许由、子思的廉俭；伯夷、叔齐的孝行；吴起、孟子的敦信；秋胡妻、息夫人的贞节等。译者极推儒家圣贤之信条，借以校正和完善西夏民族的道德情操。
西夏文《新集锦合辞》（又作《新对偶谚语集锦》），由西夏学者梁德养、王仁持等先后汇编而成。所集三百多条谚谣，涉及西夏社会的各个领域，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儒家思想已在西夏大地生根，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改变着草原民族的生活风貌。如“圣贤相近，日月相随”；“为臣不惜性命”；“禄少忠于王事”；“衣紫衣者皆受拜，坐下座者依序排。”——这是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善于点火的人，不会烧着手；善学礼仪的人，不会去犯罪；”“君子立志鹰扑食”；“男有无志听说话”。——这是宣扬儒家的修身之道。“亲父亲母、至亲至善”；“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这是宣扬儒家的孝道。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又称《西夏法典》），共20章，计1460条。这部法典如同汉唐法律，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原则，以法律形式推行封建礼教，借以指导和规范王朝的全部行政活动。律令把“谋反”和“谋大逆”作为“十恶”之中的首两恶，排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律令根据“刑不上大夫”的儒家之礼，严格保护王朝官员的特权。对犯罪的皇亲官宦，有同中原律令一样的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及相应的请、减、免、罚等制度。律令遵循儒家思想，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关系，极力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更值得品味的是，这部明显具有以儒治国倾向的法典，并不是中原王朝强加的，而是在西夏皇帝主持下，由西夏中书省的中书令、中书、中书副、同中书副、中书承旨，以及枢密院的枢密、副枢密、枢密承旨第一批高级官员编纂的。这足以说明，儒家思想已深入西夏社会的核心，成为西夏统治者的治国之柄。
适应西夏统治者的尊孔崇儒，和西夏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党项学者骨勒茂才编写的夏汉文字对音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简称《掌中珠》），于夏乾佑二十一年(1190)刊行。该书在讲解文字语词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资料，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儒家思想。如说“阴阳和合，得成人身；学习文业，仁义忠信。五常六艺，尽皆全备；孝顺父母，六亲和合。”——这是宣扬三纲五常的道德观。说“尽皆了毕，搜寻文字；纸笔墨砚，学习圣典。立身行道，世间扬名；行行禀德，国人敬爱。万人取则，堪为叹誉；因此加官，坐司主法。”——这是宣扬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说“圣人”、“贤人”、“智人”、“愚人”如何如何。——这是宣扬上智下愚的观点。书中还讲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依靠儒家说教判案的故事。大意是：小人失道，朝夕趋向，与人争斗，不敬尊长，恶言伤人，恃强凌弱，伤害他人，枷在狱里，罪证俱在，不肯招承。后经官吏宣讲《孝经》，懂得了“父母发身，不敢毁伤’的道理，自认是“不晓世事”、“罪在我身”的“愚人”，表示“此后不为，伏罪入状”。儒学对西夏民族精神世界的改造和构筑，由此可见一斑。
西夏末期的34年间(1194-1227)，竟有五朝皇帝继立（桓帝纯佑、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末主
。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加之蒙古军队的连续征伐，致使西夏政局动荡，国力大衰。昔日生机勃勃的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虞集感叹道：“西夏盛强之时，宋人莫之能御也。学校列于都邑，设进士科以取人，尊信仲尼以‘素王’之名号，为未极于褒崇，则文风亦赫然昭著矣哉！其后，兵火相寻于无穷，而所谓儒亦寥寥矣！”(26)
不过，透过史料的零星记载，我们可以推知：西夏末期的文化，大体保持着早已形成的外“蕃”内“汉”的模式，其原有的一整套成熟化的儒学教育、科举、职官、法律制度及其它思想意识形态，照旧存在，并继续运行。
西夏末期考中进士的人依然不少。桓宗天庆十年(1203)三月，西夏策进士。“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及，擢大都督府主。”(27)后来，遵顼成为西夏第八代皇帝。吏部尚书权鼎雄，也是天庆年间举进士的，并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遵顼立（1211年），召他为左枢密使。“（1208年）尝奉使谢金横赐，与接伴争相见仪，金人服其论正。及进吏部，气宇肃然。”(28)西夏灭亡前二年，即献宗乾定三年(1225)，科举考试仍在进行。“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29)，高氏一门，系“世仕夏国(30)，“曾大父西夏进士第一人。大父大都府尹。考讳惠德，中书右丞相。”高智耀本人“举进士第二人，抱道怀艺”(31)。
从俄国柯兹洛夫于1908-1909年在原属西夏的黑城（蒙语称哈拉浩特，今内蒙额济纳旗）遗址掘得的大批西夏文献中，发现有世俗文献60种，其中有译自汉文的儒家著作《孝经》、《论语》、《左传》、《孟子》、《类林》、《贞观政要》等；有西夏文文学著作，如：佚名《西夏诗集》、诗文集《三世属明言集文》、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置文》、故事集《新集慈孝记》等；还有西夏文字典、韵书等多部。在并非西夏文化重镇的地方，能有如此众多的文化典籍，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西夏末期儒学文化的发达情况。
1226年，成吉思汗攻下西夏东部重镇灵州时，“诸将争取子女金帛，（耶律）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32)。耶律楚材所搜集的“遗书”，主要是儒家著作。他到西夏来搜集，可知这些“遗书”在别的地方（至少在蒙古统治区）不易得到，也说明西夏的儒学文化确实发达。
从《元史》等所载可知，入元的西夏人中，有许多都是精通儒学的人才。他们对元朝的多方面的贡献，更进一步发射出儒学的光辉，实乃西夏文化之遗响。在元代御史台的组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尽“奏陈之力”(33)的，是西夏名儒高智耀。他认为“儒者之有用，不在荷戈与殳”；“用儒则治，舍儒则乱”；他“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复辩论，辞累千百”(34)。他任翰林学士后，使几千户沦为“驱”（奴隶）的儒者得以免役。虞集评曰：“抗正言于干戈抢攘之中，存儒术于涂炭颠沛之极，我朝儒业之不泯，实权于此。”(35)高智耀专领汉、夏诸儒之事，“时鼙鼓之声未绝于城邑，而弦诵之习不辍于户庭，章甫缝掖于于然彬彬然，得以修其专门名家”(36)。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西夏末期的儒学面貌，大概也是这样。在元代监察机构中任职的西夏人不少，其中有一批遵循儒家“人治”思想，而直言敢谏的风宪之臣，如廉访使朵儿赤。他认定“生杀之柄，系于天子”(37)，敢于向贪暴而专擅诛杀的行省丞相作斗争，是由于他“年十五，通古注《论语》、《孟子》、《尚书》”(38)，并受到儒学修养深厚、世掌西夏国史的家庭的影响。在蒙元统一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西夏将领，也有不少人都是深受儒学文化教育和影响的。如对宋、金作战最有名的统帅察罕，其父曲也怯律，为夏臣；其叔曲也怯祖，曾举为西夏进士。察罕自幼敏慧通达，以习礼仪至诚而受到元太祖的宠爱。原为西夏皇族子的李桢，自幼苦读儒学经典，曾以“经童”入选；既长，入元为质子。后“以文学得近侍，太宗嘉之，赐名玉出干必阇赤。”(39)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奏寻访天下儒士，令所在优赡之”(40)，颇有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风节。
结语
通过对儒学与西夏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描述，笔者得到了几点看法，聊作本文的结语。
其一，儒学参与了西夏文化的全部生命过程。
以党项羌文化为中心的西夏文化，具备自身的生命过程。考察其生命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儒学发生着某种形态的联系。儒学对它的滋养由少到多，儒学对它的影响由小到大，儒学的文化思想已较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学的文化结构已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学实际上已成为西夏文化的重要核心和主要成分。宋人富弼所言极是：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41)。在儒学长期的同化作用下，西夏文化早已与汉文化打成一片了。所以，它最终的归宿，便是汇入到汉文化之中，获得了持续自己生命的良机。
其二，西夏文化吸收儒学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西夏文化对儒学的吸收，并非呈一帆风顺式，其间充满了种种复杂矛盾和斗争。所谓“蕃”“汉”之争，反映了统治者主观选择态度的不同。“蕃”、“汉”之争的结果，产生了外“蕃”内“汉”模式的西夏文化，这是一种既保留民族形式又大量吸收了儒学内容的新文化。它的出现，说明了文化发展终究有其自身的规律——无论阻力来自何方，也无论阻力有多大，文化发展的动因，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应该说，是西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判明了“蕃”、“汉”矛盾双方的是非优劣，裁决了“蕃”、“汉”斗争的合理结局，从根本上决定了西夏文化对儒学的吸收。
其三，以儒学改造人是西夏文化精神之所在。
西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方面，它以西夏民族所创造的大量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种以生活为本位的创造方式，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长河中得以演化和生生不息。笔者以为，西夏文化的精神，即是伴随着文化发展过程而不断实现升华的对人的改造。西夏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民族，要想顺应历史潮流而不断进步，就应抛弃自我封闭的观念，善于向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最高水平的儒学学习。只有依靠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造就一代代新人，才能迎来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
注释：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条。
②③(17)《西夏纪》卷3、卷6、卷16。
④李范文《试论西夏社会性质》，《西夏研究论集》。
⑤⑥⑧(12)(15)《宋史·夏国传上》。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条。
⑨《宋史纪事本末》卷30。
⑩(19)《西夏书事》卷31。
(11)(22)(23)(27)(28)(29)《西夏书事》卷16、卷33、卷35、卷30、卷41。
(13)《辽史·兴宗本纪》。
(14)《西夏纪事本末》卷20。
(16)《西夏书事》卷21。
(18)《宋史·夏国传下》。
(20)(21)《西夏书事》卷32。
(24)(25)《道园学古录》卷4。
(26)(31)(35)(36)虞集《重建高文忠公祠记》，《道园类稿》卷25。
(30)(34)《元史·高智耀传》。
(32)《元史·耶律楚材传》。
(33)陶宗仪《辍耕录》。
(37)、(38)《元史·朵儿赤传》。
(39)(40)《元史·李桢传》。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