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部门论文,中国论文,效率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尽管中国工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工业部门的改革仍不尽人意，但改革前经济生活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死气沉沉的懒散状态已经被沸沸腾腾的商海潮一扫而光。城市里一幢幢花样翻新的写字楼和贸易大厦高悬着醒目的商业广告，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了货架。这一切不仅令俄罗斯人，而且令西方人赞叹不已。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确实正在结出硕果。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评估改革以来中国工业效率变动的走势以及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之间效率的差异并分析影响效率走势和造成差异的原因。
一、关于1980年至1990年工业部门效率的评估
表1 中国全部工业劳动生产率（1980-1990年）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年。
为了不使效率的评估过于宽泛，我们选择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综合要素生产率三项效率指标进行考察。
先从劳动生产率来看。考察劳动生产率基本上可采用现成的统计数据，只要把总产值或净产值换算成同一年份的不变价即可。我们按1980年不变价分别计算了1980—1990年中国全部工业劳动生产率和独立核算工业劳动生产率，结果如表1和表2。
表2 中国独立核算工业劳动生产率（1980-1990年）（元／人年）
年份 全部工业国有工业整体工业其他工业
1980 3178.5 4010.7 1630.23359
1984 3541.7 4549.1 1972.1
4256.1
1985 3845.6 4904.8
22995111.3
1986--
--
1987 4077.6 5231.1 2476.2
5986.1
1988 4510.8 5673.1 2846.86922
1989 4713.9 5806.2 3030.3
7542.7
1990 4801.9 5872.6 3092.1
8043.6
1980-1990
平均增长率 4.2%3.9%6.6% 9.1%
资料来源：同表1。
表1包括了全国村办工业以上的全部工业企业的数据。表2是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据，其中产出采用净产值指标。从上面两表可以看出：(1)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呈稳定上升趋势。虽然按净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并没有显著高于改革前的增长率，但却没有当时那种大起大落的波动态势；(2)国有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一直比集体工业高，1984年以前也高于其他所有制工业（指各种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但平均增长速度显著低于非国有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即分别比集体工业和其他工业低2.7个百分点和5.2个百分点，且从1985年开始其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于其他类型的工业，1990年还不足其他工业的1/4。然而从表中我们看到国有工业企业劳动者人均装备率却显著高于其他两种非国有工业企业，可见国有工业的高资本密集度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效率。(3)改革以来，国有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略高于改革前，且增长比较稳定，不象改革前时而高速增长时而急剧下降。与改革前相比，国有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还受到两个客观因素的影响：一是改革后固定资产折旧率有所提高（但目前仍偏低），过去由于折旧率非常低而虚增的净产值被部分排除了，使按净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受到了影响；二是改革以来随着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逐步趋于合理，把过去由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转移到国有工业企业的相当大一部分农业净产值逐渐返回到农业中去。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国有工业利润的转移，从而造成净产值从国有工业的流失。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国有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率肯定会高于改革前。但这些因素并不影响我们上面指出的国有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显著低于非国有工业部门的结论。
表3 不同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人均固定资产占有率（元／人）
年份 国有工业 集体工业 其他类型工业
19807673 13992845
19859356 20386303
1987
10345 24105632
1988
11054 27496554
1989
11994 31947804
1990
12892 35199547
每个劳动者平均占有固定资产净值。资料来源：同表1。
接着我们来考察工业资本产出率问题。我们以固定资产净值为资本投入指标、净产值为产出指标计算了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本产出率。由于官方公布的固定资产净值是直接从固定资产原值（帐面价值）换算的，而帐面价值是每年按当年价计算的新增固定资产累积起来的，不能反映其真实价值，因此我们采用郑玉歆、纪红估算的1980-1990年新增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我们使用的固定资产净值数据进行换算，排除了历年价格的影响。计算结果如表4：
表4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本产出率（元）
年份全部工业国有工业集体工业其他类型工业
1980 5840
5227.2 11653.3 11807.9
1985 5988.4 5242.1 11282.3
1986 5789.9 5039.8
10878 9438.3
1987 5777.8 5056.4
10273 10629.6
1988 5914.1 5132.2 10357.1 10561.6
1989 5591.9 4852.1 9486.5 9664.9
1990 5252.2 4552.3 8786.3 8425.5
本表数字为每万元固定资产净值生产的净产值。资料来源：同表1。
从表4可以看到：(1)改革以来中国工业企业资本产出率除1989-1990年因经济紧缩略有下降外，总的来说比较稳定。(2)城市和乡镇的集体工业和其他类型工业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约高出一倍左右。把乡镇企业资本产出率单独与国有工业企业部门进行比较，前者大大高于后者，而且自1982年以来逐年显著上升①。尽管乡镇企业包括了其他非工业部门，他们使用的产出指标数据也不是净产值而是总产值，与我们的表4不具有可比性，但作为一种趋势，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资本产出率高得多，增长得更快，似乎是可以肯定的。(3)如果我们考虑到改革以来由于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的调整每年工业净产值向农业转移数百亿至上千亿元，且逐年增多，那么也可以肯定工业包括国有工业在内的资本产出率及其增长率会比统计数字反映的显著得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工业部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为对象考察了1980年至1988年国有工业与集体工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②。与其他研究相比，他们的结论可能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缺陷，以致后来郑玉歆等又专门对中国工业固定资产分部门进行重估，试图建立更符合实际的固定资产平减指数，可惜的是，还没有看到他们采用这一成果去重新计算中国工业综合要素生产率。这次我们采用他们建立的新增固定资产平减指数，以固定资产和劳动投入两要素和净产值指标计算了1980年至1990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如表5和表6：
表5 修正过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投入产出数据
注：①数据中净产值用国民收入价格指数（1980年价格）平减，固定资产净值使用郑玉歆、纪红《中国工业固定资产分部门重估（1993年）》中的平减指数平减。
②指数均为环比指数，即以前面年份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年。
表6 独立核算工业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率
注：列(1)(2)(3)由表5得到，列(4)由列(2)和列(3)分别乘以资本和劳动弹性系数相加得到，列(5)由列(1)和列(4)之差得到。资本和劳动弹性系数是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后加以正规化得到，它们分别为：0.27和0.73（国有工业）、0.35和0.65（集体工业）、0.38和0.62（其他工业）。
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1980至1988年间各种所有制工业综合要素生产率都有所增长，但产出增长主要还是靠投入的增加；非国有工业生产率相对增长率高于国有工业，但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却小于国有工业，这些与谢千里等人的估计也是基本一致的。从1980年至1990年时段看生产率增长的总趋势也是一致的，但其平均增长率都低于1980年至1988年时段。
我们采用表5和表6同样的计算方法计算了我们与世界银行合作的抽样调查样本企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结果如表7和表8：
表7 调整过的样本企业投入产出指数（1981-1990年）
注：我们使用的产出数据是净产值，固定资产是其净值，劳动是劳动者年平均数，净产值用国民收入价格指数平减，固定资产用郑玉歆、纪红1992年《对中国固定资产分部门重估》的平减指数进行平减，然后分别把它们指数化。资料来源：我们与世界银行合作调查样本中的961家国有企业、346家城市集体企业和200家乡镇企业的调查数据。
表8 样本企业综合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率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增长率（百分点） （百分点）
（百分比）
产出 资本 劳动要素投入 生产率 要素的 生产率的
贡献率
贡献率
国有工业 4.86
6.87 0.45 3.34 1.52
68.7% 31.3%
1981-1990
集体工业 15.5 15.11 2.82 7.61 7.89
49.1% 50.9%
1986-1990 7.07
12.7 -0.62 4.71 2.37
66.6% 33.4%
注：①使用表7数据，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使用1987年数据进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的估计值，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45和0.55、0.39和0.61、0.40和0.60。
由于我们的样本企业都是1980年以前已经创办的企业，因此这些数据有着不同于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据（全国的数据包含着每年新增加的企业的数据）的含义。此外，我们抽选的样本都是比较大的企业，有些城市集体企业规模甚至超过国有大型企业。表7和表8显示即使排除新增企业的数据，改革以来基于样本数据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与基于全国的数据计算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也是基本一致的。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产出增长低于全国的数据，生产率增长也低于全国独立核算工业的数据。这或许说明，中国工业产出的更快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原有企业的更新改造和再生产的扩大，而是依靠大量新投资，建立新企业。即使是原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主要也是增添新设备，建立新车间，资产存量调整困难，大量老设备继续超龄服股，带病运转，技术进步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仍无大的改善，导致原有企业产出增长和生产率提高普遍低于全国独立核算工业的水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们这里提供的乡镇企业产出指标——净产值可能有较大的向下偏差，尽管如此，总起来看，我们得出的结果与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的结论基本吻合，但他们所说80年代生产率增长呈加速趋势仍有待进一步证实。80年代末，中国经济紧缩，工业增长减速，生产设备大量闲置，生产率增长趋缓，说明中国仍远未摆脱传统赶超战略和计划体制的羁绊，经济发展的人为的无规则的频繁波动仍制约着中国工业的正常运转和生产率的稳定增长。因此，我们觉得采用综合要素生产率研究一个国家短期效率的变动需要小心谨慎，尤其是研究象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模式和体制结构双重转换过程中经济波动仍然比较频繁的国家更加如此。例如，研究时段的选择不同，可能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当我们以经济增长波谷年为始点而以波峰年为终点来计算生产率增长时，可能得出生产率年均增长快的结论，而当以波峰年为始点，波谷年为终点时，则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可见时段选择的随意性，很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某种主观片面性。我们并不认为谢千里等人的前期研究对时段的选择是主观随意的，因为当时所能得到的只是1978年至1988年的数据，而我们有幸得以拉长了研究的时段，可以观察到改革以来经济紧缩较严重的80年代末工业增长的急剧减速和生产率增长趋势的情形，但不管怎么样，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工业生产率提高的趋势和波动幅度的减缓还是相当明显的。1992年以来，中国工业改革进程的加速和工业增长的回升，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改革成效的肯定性评价的信心。
二、影响中国工业效率及不同所有制工业效率差异的因素
影响工业效率变动的因素很多，我们这里主要是从工业体制结构和运行环境的角度分析改革过程中影响中国工业效率的因素。
工业中的效率即生产率可分解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规模经济等等。技术效率的提高来源于技术进步，包括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及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不仅从短期看而且从长期看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进步成果作用的发挥。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三种类型的企业的产品创新从而新老产品的构成显示出明显的差异：1980年的老产品比重，国有企业为45.05%，城市集体企业为34.39%，乡镇企业只占22.95%；1981-1984年开始生产的产品比重，国有企业为20.21%，城市集体企业为21.88%，1981-1987年乡镇企业为23.17%；1985年以来生产的新产品比重，国有企业为31.21%，城市集体企业为37.5%，乡镇企业1988年以来生产的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23.05%。三种类型的企业有45%以上把新产品开发乏力看作是竞争困难的前三位重要原因，但它们花费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费用在净产值中的比重都比较低（见表9）。
表9 技术创新费用在净产值中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本课题组与世界银行合作调查数据计算。
情况也许是这样：当银行放松银根企业容易获得贷款时，企业很快面临着一个过热的需求环境，销售压力减轻，新技术开发往往容易被忽视，而当新一轮经济紧缩到来，销售压力加大，企业感到迫切需要开发新产品时，由于银根收紧，许多企业又缺乏技术开发的资金。因此，可以认为，妨碍中国工业加速技术进步的深层原因依然是传统战略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和计划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
资源或者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则来源于社会或微观经济单位对稀缺资源的配置的有效性，也就是使各种可用资源达到或接近最充分利用的优化组合状态。我们这里对影响中国工业配置效率的因素的描述性分析主要是从企业或部门要素配置的角度进行的，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是我们这里分析的重点。
一般认为，各产业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乃至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要素边际收益率趋同化和利润率平均化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一种标志。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之间要素边际收益率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化，利润率也出现了平均化的过程，从而表明各种生产要素由低收益的部门、行业和企业流向了高收益的部门、行业和企业。要素重新配置导致了中国工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
据计算，从1980年至1990年，集体工业的固定资本边际收益率由高于国有工业1.89倍降到仅高于1.5倍；而集体工业的劳动边际收益率则由国有工业的36.2%上升为46.9%。与此同时，集体工业的资本产出率由高于国有工业的1.2倍降为仅高于0.96倍，而集体工业的劳动产出率则由国有工业的40.6%上升为52.7%。同期，集体工业的人均固定资本占有率由低于国有工业的4倍半上升为仅低于国有工业的2倍半多一点。这表明，改革以来，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强，利润率高的集体工业资本流入量大大高于国有工业，要素重新配置的结果导致不同所有制工业之间同时出现利润率平均化、资本和劳动边际收益趋同化的过程，从而使要素的配置效率得到了改善。
实现资源或要素的有效配置，提高配置效率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应是能够自主决策的市场活动的主体，即必须具有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二是必须有一个能够灵活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以自由价格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三是企业必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对自己盈亏承担全部责任。无论来自全国性的统计信息还是来自企业调查数据都表明，改革以来，这些条件渐趋完善。但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局部性和不平衡性，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效率的改善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工业的总体效率也还不够理想。中国工业生产率仍蕴蓄着巨大的潜力，有待中国改革者去挖掘。
* 本文是林青松主编的《中国工业改革与效率比较研究》中的一章，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与世界银行的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比较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 参见刘小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对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② 参见陈宽、谢千里等：《中国国营工业生产率之变动》，载郑玉歆、罗斯基主编《体制转换中的中国工业生产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