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喜欢看平凡但不平庸的人的故事”——曲志红口述实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但不论文,平庸论文,平凡论文,我只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曲志红，1956年9月29日生于河北省保定市，新华社记者。2001年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颁发期间采访袁隆平所写的《永远执著的美丽》一文，被选入语文（上海版）七年级上册第二十一课。她说：“在我很多年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过很多的人和事。有很多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虽然印象深刻，却未必能体现在我所写的文章里，我经常为那些东西感到遗憾。袁隆平这件事情，最让我觉得无憾的是，我把我认为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放在了这个稿子里，而且它得到了认可。” 采访袁隆平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中国科技界最高奖项，是为了奖励在科技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而设立的。授予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2001年2月19日，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北京举行。获得首届该奖的科学工作者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著名数学家吴文俊。 曲志红被临时派出参访这次大会，并主要负责袁隆平的报道。曲志红说，对于整个大会报道来说，最难的就是采访获奖者。因为他们来北京后，会有一系列的活动，根本就没有接受采访的时间。当时新华社最先提出了采访要求，后来主办方为几家媒体的七八个记者安排了一次一小时左右的集体采访，就是这次集体参访，才使她有机会接触到两位科学家。 那是我采访中唯一有机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始终不解，像他这样出生在北京，生长在武汉、重庆等大城市，从小上教会学校的人，为什么在风华正茂之时违背母愿选择了艰苦而陌生的农学？以前我虽然知道袁隆平的大名，但是他的个人经历我并不是特别了解。我一看他的简历，才知道他的背景和出身，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够一直在城市中，他的家庭背景还是相当不错的。我就想那样的一个人，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要去读农学，而且他是城市的孩子，从来没有到过农村，我是临时间了这个问题。 袁隆平可能觉得这是他比较想谈的一个问题吧，所以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回答。他说是因为他曾在中学时，看到一个园艺园，他完全被美丽的园艺吸引了，并没有想到后来成为了一个农学家，而且成为了“杂交水稻之父”。他学了农学，第一次到农村之后，才知道所谓的农学和农村，和他想象的美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他说他已经来到了这个领域，也就坚持下去了。 袁隆平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显示出的睿智和幽默，还有他的亲和力。可能曾经的一些作品中描述的科学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比如像陈景润那样的形象，人们总觉他们在学术中表现得很严肃、严谨，而在生活中则非常白痴。后来我发现不仅是袁隆平，在很多高级别的科学家当中多才多艺的还是挺多的。我想，真正的大家，他们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 他一上来就说他不太会说话，但我个人并不觉得他不善言辞，他很健谈，在回答问题、讲起个人经历以及以后的打算时，都非常流畅、滔滔不绝。一问他，他会很兴奋，回答问题并不死板、专业，相反，他会用很生动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大家听上去很明白。 具体的那些话，我一时倒还真想不起来了。比如说这个“美丽”的事情，他讲到最后的超级稻的梦想，语言都很生动，甚至很形象，是一些略带文学色彩的描述。 其实，看一下十几年前这类报道的诸多作品，你会发现我这篇稿子的写法是稍显另类的。现在看来没什么，可是在当时写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事时，尤其是像新华社这样的中央媒体，通常不大用这样的笔法。所以当时在下笔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了。我属于稍微感性一点的记者，我在写的时候会特别想把当时采访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些细节突显出来。在采访中，他当时说的他的研究成果、经历什么的，在此前的报道当中都有。只有我问的这个问题，此前的新闻报道中很少涉及。其实我倒不是非得去写新奇，只是说这个问题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所以就这样写下来了。 当时领导说只能有1500字，所以我也是使劲地压缩、精炼。虽然这点印象比较深刻，也只是用它做一个引子，还是要把他的全部面貌尽可能的展示在这篇稿子里。后面他的经历、成果（之类的内容），但是，就是尽可能的把他的这些东西放进去了。我写完以后，有点担心，会不会在发稿的时候有障碍。我原来的题目叫“永远追逐的美丽”或者是“永远美丽的追逐”，后来我想这样做标题的话，这个稿子可能发不了。发稿之前，我把它改成“袁隆平的‘寻梦园’”。我想这样稍微平实一点，是不是领导就不注意里面的写法有什么不规范的地方。但是其实我倒是白操心了，因为这个稿子没有任何阻碍就发了。播发以后还有很多人觉得写的挺好的呀，至于稿子里的内容我倒觉得没有很多的新意，因为袁隆平是一个老的知名人物。我并不觉得我这篇稿子把他的所谓不为人知的东西给挖掘出来了，而且我们也只有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大家看上去感觉还比较新颖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它的视角。 在我很多年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过很多的人和事。有很多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虽然印象深刻，却未必能体现在我所写的文章里，我经常为那些东西感到遗憾。袁隆平这件事情，最让我觉得无憾的是，我把我认为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放在了这个稿子里，而且它得到了认可。 作品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其实这个文章发了不久，是来年还是下半年我就曾经接到过电话或者信件，最初好像是河南，他们把它给收在一种课外阅读的读物。他们当时只是想问版权的问题，问我同不同意，我当时还挺意外。后来就有教材的这个事，此前还有另外的一个省。但是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个课本，人家也没给我寄过课本的样书。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当时都懵了，我说，哎呀，它说的这些写作方法的特点我完全不懂，我原来用的是这种方法。 我并不是说人家分析得完全不对，只是没有像教案分析的那么清楚明白。一个作品，非要给他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我真的懵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特别是写作方法。讲到文章的一些写作特点，我看他那个教案讲，是比较朴素平实，我当时觉得他们选课文的角度可能跟新闻确实有很大的差别。我怕这个稿子受到阻碍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怕他们认为写得不平实，因为它有一些个人视角，我们写新闻的时候不太这样。 我确实没想到它会被选入中学课本里，我当时还觉得挺奇怪的，我想他们编课本的人居然还会注意新闻报道。可能首先是因为袁隆平他自己的知名度和事迹，在新修课本的时候希望里面有一些当代的人物，一些更贴近生活，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农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非常大的贡献的这样一些人物，可能想选进课本让学生来学习。我的这篇报道，一来它比较近，它不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或者八十年代的，其实那时候都有关于袁隆平的报道，这篇报道是袁隆平获国家科技大奖的时候的一篇文章。还有一个原因是篇幅短，那天的科技大会按照咱们中国年选新闻的原则应该算是当天的头条，是最大、最重要的头条报道，因为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那么这时候大家的关注点或者这样的报道都关注在大会本身的消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或者诸如此类奖励本身的设置，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人物做得太大，所以只许有一个大概1500字的篇幅，这样一个篇幅倒是恰恰适合放在课本里。如果是一个几千字的长篇通讯，那还要从中间编辑、删减，所以我这篇幅倒正好适合。 内容上我觉得像我这种写法比一般的新闻报道稍微带一点散文色彩，然后又比纯粹的散文更多的带有新闻的视角。如果说完全是当时那种特别规范的新闻报道，可能就太呆板，可要是完全文学化的散文记录这种事情又不太可能。 老实说其实我知道得很少，它被选人课本的事我知道，但我还没看过课本，这教案还是我一个同学看到了告诉我的，我在网上看了看，就一笑了之了，我没真把它当成一件什么事去琢磨，我觉得好多东西是这样的，文章也好，作品也好，写了、发表了，得不得到别人的认可，人家怎么解读，怎么看这篇文章，这跟我已经无关了，我也没必要为这事再多说什么，更何况它被收在课本里老师怎么讲我完全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干涉。 小事上的坚守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 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些人物当中，确实有很多让我敬佩的地方，也有让我感动的地方，毫无疑问，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也理解了一些很优秀的品质和行为。我觉得他们对我一定是有教育意义的，至于这种东西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我的品德或者素养，我不好说。至少我绝对曾经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感动过。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我所敬佩的地方是不同的。比如我曾经做过一个农村妇女，其实这个人后来也被广为宣传，有一年还曾经是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河北的一个农村妇女叫林素珍，我当时很敬佩她的一点就是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眼睛还有残疾，她居然自觉自愿的自己花钱赡养了好多位孤寡老人，而且她并不是为了做给谁看的，因为后来的这个宣传也都是意外的，好多年以来她一直这样做，她自己主动赡养了好多村里的孤寡老人。照顾老人是一件很辛苦、受累，又累身体又累心的一件事，且不说钱的问题。我们每个人赡养自己的父母都觉得有时候会力不从心。因为当时我也有卧病在床的父母，我真是很敬佩她的。我想她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几十年如一日，赡养了村里的好多位（孤寡老人），把他们当自己的父母一样赡养。有的人去世以后，她就接着又赡养别人。这种朴素的而且是很人性的品质，在一个农村妇女的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我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非常（敬佩）这种大爱，这是一种。 我还曾经采访过一个不是特别有名的典型，是吉林市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我特别佩服他的坚守。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就说这种大家一起吃吃喝喝，餐桌这种应酬，别说是作为一级领导干部，哪怕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有时候都无法回避。他就能做到，而且他是在东北那样一个环境，他就能几乎做到从不参加这种应酬的饭局。因为他曾经担负的一些工作就跟企业改革啊之类的有关系，这样的人企业请他吃饭，请吃请喝这样的事他可以做到坚决不去。后来大家都知道想请这个人吃喝就是不可能。就这么一点，我觉得没有一个特别的坚守，根本做不到，随波逐流太容易了。通常说请吃请喝就肯定和腐败有关，倒也不是，但是很多东西就滋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我觉得有些东西就可能普通人都很难做到，他哪怕就恪守这一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像这类的事情有很多，我最近还采访过湖北的一个基层干部，一个乡镇的助理员，最基层的一个干部，再下边就没干部了。他手里管一些救济款啊什么的，就是给大家发钱，等于救济乡镇，就是搞民政的一个助理员，这样的一个地方的监督其实是很薄弱的。而且是在深山区，就是一个很贫穷的山区，很少有人到那个地方，挪用一点钱根本就没人发现。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他家里的房子就是盖了三面墙，一直到他去世，第四面墙是拿席子挡着的，因为盖的时候钱就一直不够。我就觉得基层干部在没有监督的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他手里面过的救济款很多，他从来没有挪用过，挪用过哪怕几十块钱就可以把那一面墙建起来。结果他的那个房子一直保持着三面墙。 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做的事，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特别大的事，但是这样一些细节大部分的人其实做不到。而他们就能在这些事上体现出他们的坚守，这些都是我特别敬佩的。 平凡但不平庸是我最喜欢的故事 在我们众多的典型报道当中，确实有一部分科学家，但相对而言科学家还不算是最多的。其实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我宁可科学家多一点，因为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典型报道，科学家相对来说能成为新闻报道的热点或者是所谓的典型，总归和他的科研成果分不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很多，但最后真正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典型人物，那肯定应该有它强大的科学成果作为支撑才会这样。这不像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凡人做了件好事或者一些娱乐人物可能一个绯闻就可以把他炒得很热。但科学家几乎不可能那样，他之所以被炒热，肯定有科学成果在支撑，且不说我们无从评判这个成果到底有没有用。从人物的角度来讲报道成功与否另当别论，可它总归是有这个相当“靠谱”的科研成果，跟其他领域的典型相比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坚实的基础了。在目前而言，我们多树立这样的（典型）、或者多宣传这样的人总是比其他的要好吧。 无论是科学家、作家、还是什么家甚至是干部、哪怕一个劳模包括运动员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一旦被媒体炒热，就会对他原来的生活、工作甚至心态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运动员，本来是挺好的运动员，一旦出了成绩就被宣传，结果就废了，这样的实例很多。科学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他本来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科研工作者，一旦他的成果被注视，随着媒体的宣传，导致他心态发生变化，最后可能是他反而再也出不了成绩了。可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我们不会因为考虑这种后遗症就不去做这个报道。 我其实挺不喜欢“典型报道”这个说法的，本来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但人物通讯或者人物报道可能是新闻报道里很重要的门类，而且经久不息，总有好的人出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有好的故事，好的故事中间有好的人物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来，写出好的新闻来。当然我们现在的大部分新闻都是先找到好的人物然后再去挖掘他的故事，所以可能在写起来时尤其是还要把他写成一个所谓的典型，是有诸多困难的。 其实作为引导舆论的官方媒体也好，或者说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也好，有一些所谓楷模性的人物也好，榜样性的人物也好，我觉得确实也是有必要的，一直有这样的人出现的话对大家还是有很大激励的，只是，是不是要做的那么刻意，我倒是觉得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说近些年来咱们诸多的所谓的“草根英雄”，好多都不是哪一个部门或者新闻媒体发现的，是群众，因为现在有网络以后是诸多的普通群众、网民他们自己发掘、传播，然后媒体才跟进的。而不像以前，以前有很多典型，越高层次的典型越是从上而下的组织去做报道，跟这种群众自己涌现出来的效果差异还是蛮大的，我们现在比较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对我们过去的那种典型报道的一种纠正和补充。 对过去几十年的英模人物的典型报道梳理一遍，就会发现说来说去就两类人：一类是雷锋式的好人，一类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所以说我刚才讲科学家的报道应多一些，至少这类报道他还是个“家”，各种报道都是各种各样雷锋式的好人，包括现在大量的平民英雄实际上也可以归纳到雷锋这一类里；还有一类就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区别只在于好干部的层次高低。几乎就是这两类。除此之外就很少了。 我们更多的偏重于典型，而没有偏重于人物，实际上作为新闻报道来说更主要的是应该偏重于人物而无所谓他是不是典型，首先是对于这个人应该有一个好的故事，然后我们去讲这样一个好的故事，然后这个好的故事里面有这么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先弄出一个人来然后再去挖掘他的故事，是反过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会有一种逆反心理。 我觉得“时势造英雄”这点确实没错，这也是说每一个时代所宣扬的，或者是被大家崇拜的，被大家认可的人物可能会不一样。在战火纷飞的时候，那些战斗英雄就特别为人关注，董存瑞呀、黄继光啊、邱少云啊，这样的故事可能就特别多。在经济建设的时候，劳动模范啊、改革家呀，诸如这样的人就很受人景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按说应该是各式各样的人物本来都可以是百花齐放的。可能是我们关注的面儿还不够宽泛，有一些我们没有关注到的人物，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究竟造的是什么样的英雄呢？我倒是觉得这个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人。什么样的英雄本来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这其中可能有劳模、好干部、科学家、个人奋斗的人、“宅男宅女”甚至都可以成为（典型）。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出一番精彩的成就，可以走出自己的人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人都可能成为所谓的英雄。只是说我们造没造出来，如果说我们没有造出来那么这是我们的失职。 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个人崇拜主义，所以我一点也不希望有任何典型，不希望老有各种典型在我们周围弥漫。我并没有觉得我需要什么样的典型，我只是喜欢看那种平凡但不平庸的人的故事。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也确实产生了神话，但神话毕竟是少数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都是凡人。可是在如此平凡的人生当中，怎么样能够，哪怕稍微有一点点以自己的奋斗、努力，造出一点点不平凡的业绩。虽然你是个凡人，但你不平庸，这一点非常可贵。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有自己的一点点坚持，有自己的一点点坚守，然后走出自己一点点精彩的人生，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看的故事。 如何做好典型报道 我不知道我对典型报道这事儿有没有发言权，虽然我曾经做过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可是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关注典型报道的记者。既然做了，那么我就有一些自己的基本要求，我希望我尽量做得好。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说现在的典型报道如何能够赢得更多人的关注甚至是更多人喜欢的话，我觉得第一需要更开阔的报道范围，不能局限于一类或同质的人；第二是更个性化，现在每一个典型报道出来后，发现不仅他们价值观一样，做的事情差不多，而且他们的感情、表达，甚至语言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我们写的是这样，还是他们的人就是这样的。所谓的个性色彩不仅仅是体现于人物本身，而且也有记者对于这个人的把握和展现，无论是语言，还是对这个人的理解上。当然还有要更平和的平等的视角，就是我们不要把他作为一个典型，而应该把他真正作为一个人去报道，是不是这样报道做出来之后会更具人性。 我觉得可能一个典型如果真正能够被广为人知，并且能够被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肯定是需要很多东西，很多层次的东西。比如说雷锋，虽然可能是有毛主席的题词，或者全国上下的宣传，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肯定还是有他的普世价值在里面，他最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或者是感动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基因在里面，才会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长久的记忆。我们现在的典型大多都太过于快餐，然后就过去了。也许是因为太多了，也许是因为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也许是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视角，没有把他真正做成让更多的人能够记住并且能够认可的人或故事，我想我们这一点可能还做得远远不够吧。还有一点，因为现在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形态的多元化，以及每一个人的开放和思维的活跃程度不同，能让全国万众一心地喜欢一个人或者喜欢某一类人的时代是不是也过去了？ 我觉得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可，只能说得到大多数人或者是说一部分人认可。只是说对某一种东西认可的多一些少一些，没有哪一个人能得到所有的人的认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有些典型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十全十美，就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像神一样了，这就是我们报道中很大的一个缺陷。近些年来，典型报道的人物当中其实已经尽可能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现在的报道不仅写他的政治上的、工作上的、或者是他的成果，也要写一下他的感情，写一下他的家庭，注意到这些层面的一些东西，当然了这些层面还是好的，比如说写他的家庭是圆满的，写他的感情肯定是忠贞的，绝不会说他在作为典型的时候整天朝三暮四。 但是这只能说是我们的一点点改变吧，眼下的报道，不只是典型的报道，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很多的报道，可能我们有很多地方比以前更开放，也更丰富多彩。但也有很多地方，可能还比不过20年前、30年前，甚至更早以前的报道。大家可能想要全面，甚至他的缺陷，或者是他的不足之处，有这些东西会使得这篇报道显得更真实，更生动。所以刻意的去找一些这样的东西也是一种套路。我觉得其实要真的做好一个人物报道的话其实应该抓住他最精粹的、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我们的人物做的不好的地方，在于没有写出人物的独特之处，所有写出来是一样的，要么好人、好干部、好党员，或者是好劳模，反正就是他们虽然身份不一样，但是好的那个点都是一样的，至于是不是这个人身上最独特的地方，这倒未必，比如说这个袁隆平他身上最精彩的是哪一点我这篇稿子里面未必写出来，当然在我跟他有限的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当中也不太可能，但是要真正写这个人的话，他身上最可贵的地方也好，最独特的地方也好，最精彩的地方也好，应该抓住写出来。至于他最精彩最独特是不是通常咱们所认为的那种好，你本来就可以忽略不计，我是这么想的。 典型报道的困惑 其实这些年来诸多的媒体、记者实际上都下了很多功夫，无论是从采访、写作，还是表现形式上，大家都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也有好多大家通常所说的精品力作。只是整体上来说还有很多欠缺或者不尽人意之处。因为接受了这样的任务，就想把它做好，无论是采访啊，写作啊，表达形式啊都想了很多的办法。是不是也就只能到了这个程度呢？至于这么写、这么采它能不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能不能真正让读者人心、入脑，就是到这点上我们还差点，这个东西能不能让所有的人喜欢看，看了以后会不会入心、入脑，在这点上我觉得效果可能并不是那么好，而且它越来越不好了。可能最初的时候，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人物报道，以及后来的一些报道，无论是任长霞，还是王顺友，还算是影响大一些，然后现在越来越多，可是影响力却越来越小，这个事情的症结到底在哪里，真的很难一言蔽之。因为我觉得记者也用心采访了，也用心写作了，可是它最后的效果就是没那么好，为什么呢？很难说。 所以这类的典型报道写得再好、再感人，可是没人看，社会效果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问题，还是所谓做这个事情的人的问题，我只能想到的一点就是大家的价值观和大家能选择的东西非常多元化，而我们所做的典型报道、我们所体现的价值观也好、思维方式也好，它是单一模式的。被塑造的所有的这些人可能有身份、角色，甚至个性的不同，但是你所体现的价值观只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价值观作为来做这个人物，那永远只能是一小部分的人来看，那么至于看了以后感动没感动、学习没学习还另当别论。 应该说最近这几年的典型报道比前几年来说，我感觉没以前做得用心了。大家发现你再用心、再采访，他的效应也不过如此。可以对于比如研究、或者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看这些东西的人永远就是这点儿人，关注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有媒体自己、或者写作这个人物的记者、或者是出这个典型人物的相关的地区、或者各级宣传部门在关注这个报道，除此之外大家谁也不看，写得再好有什么意义呢？ 典型推出的频率确实是挺高，数量也确实是不少，但没有特别长久地能够为大家所记住，这跟数量是不是多了，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数量少了它就一定被人所接受。只是说相对来说节奏可能（快了），物以稀为贵吗，是不是典型也是这样？千八百年推一个，或者是一年就推一个，那可能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引人注目一点，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未必。就说哪怕一年一共就出了十个，这十个是不是就能够让大家都各个都记在心里，大家各个都为之所感叹，也很难说。 比如说保护学生的老师啊，保护乘客的公交司机啊，其实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英雄壮举了，就是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这和新闻事件有关，所以很多人物就是有新闻事件做支撑可能反而会引人关注一点了。比如说我们要发“神九”、“神十”了，像第一个航天员，咱不能说他们是典型人物；杨利伟、刘洋啊，不能说他们是典型人物，但是他们是各种层次的这种报道，对于这个人物的报道实际上也非常多，后来他们也基本上成典型人物了。我觉得像东北那个保护孩子的老师、像保护乘客的司机最后都成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规模、力度已经与典型报道没什么差别了。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是在新闻事件中涌现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典型是不是也不必那么刻意，即使你不那么刻意地去组织，他也会不断的涌现出来这样的人物。 在某一个事件中涌现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物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大家所知道，也比较容易被大家所认可，但是他们会不会长久，那就另当别论。那么我们可能精心策划的或者在最后推出来的真正作为典型人物都是有一段时间的，它绝不是在某一件事情上突然表现好了就可以的，它都是在长期的积累以后，各方面都非常成熟了以后才作为典型。但是偏偏是这样的人想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大家认可、让大家记住，确实也很难。这事现在我看来还有相当的一个时期需要突破，我们也总是要推出一些代表我们核心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人物作为社会的楷模来引领大家，或者是来带动一些东西。反正这些东西它总还是需要的，不能因为感觉上不被大家记住，就不做了，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总结经验，然后不断地改善，也许一百个里头哪怕就是能够记住个一个两个总归也是好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