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183;史学#183;历史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史学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面向新的世纪，史学工作应当更加重视提高人们对于历史智慧的认识。人们在自身所参与的历史运动中，创造和积累了历史智慧；它一方面通过大量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一方面又以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正如人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一样，人们也不应当割断历史智慧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之间的联系。史学是人们学习历史知识、汲取历史智慧的主要途径；在历史发展中，人们的这种自觉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历史智慧在人们的现实运动、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显示出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端正学风，是人们得以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基本保证。
关键词历史 史学 历史智慧 学风
一、面向新的世纪，史学怎样思考
面向新的世纪，史学工作者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新的任务，在扩大视野、拓展领域、改进方法、严肃学风、提高科学水平、增强史学活力等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真是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这些工作所能进行的程度，所能达到的成就，将决定中国史学在下个世纪的面貌，决定中国史学在21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位置。具体说来，这将决定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史学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史学界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公众和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私的。历史无情，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历史无私，是因为它总是一如既往地给一代代人留下宝贵的遗产和丰富的智慧而永无止境。问题在于，人们如何面对历史潮流，怎样看待历史智慧。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懂得这些遗产和智慧对于人们从事现实的与未来的创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必然能够更好地面对历史潮流。而面向新的世纪，我们的史学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历史潮流。历史智慧与人们的历史活动的相互关系，提高人们对于历史智慧的认识，促进人们学习历史，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
二、历史运动与历史智慧
人们在自身所参与的历史运动中，创造和积累了历史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 这反映出了在很早的古代，人们就懂得十分重视前人所创造和积累的道德、智慧。这里说的“前言往行”，后人解释为前辈贤者的嘉言懿行，包含有道德、学识、智慧的广泛内容。因此，这里所说的“德”，也就具有道德、智慧的深刻内涵了。所谓“畜”，是培养和积累。诚如南朝史家裴松之在理解这句古训的时候写的：“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2 〕这个古训揭示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人们从历史中可以得到“德”，即得到道德、学识和智慧。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智慧，即人们对事物能够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亦可简称为人们的才智、智谋，则是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这些智慧，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一方面又可以以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可以这样说：历史，它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学人，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十分自觉的认识，史官制度设立之早，就是很好的明证。而从《史记》、《汉书》这两部较早出现的“正史”来看，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及蕴藏的智慧，内涵是极为丰富的。直到唐初，人们对史官的规范性要求，还是很明确的。这个要求是：“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命，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衅衅。”〔3〕由此看来， 史官要把前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活动，尤其是在这个创造活动中所积累的各方面的智慧总结出来，记载下来，是多么艰难而崇高的事业。
如此看来，在历史运动和历史智慧积累之间，史官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官受到公众、社会和国家的重视，是很自然的。
这里所谓历史智慧，是指历史上的人们对事物能够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是指他们关于对待社会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才智、智谋。换言之，所谓历史智慧，是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所积累的智慧。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相对而言的；但是，正如人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一样，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智慧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之间的联系。
三、史学与历史知识、历史智慧
历史智慧，作为前人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之一，它的生命力是永存的。如果说人们“多识”的途径最初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那么在有了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以后，从史书中学习历史知识，汲取前人的道德、智慧就成了主要的途径了。上引裴松之的话，便是明证。
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通过学习史书，可以获得广泛的知识，汲取丰富的智慧，从而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楚国的史官左史倚相，被国人称为“楚国之宝”，称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4〕。 左史倚相是熟悉“训典”的史官，故能时时同楚王谈论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使楚王便于更好地管理国家。典，当是一种古老的文献形式。《尚书·多士》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证明“册”和“典”至晚在殷朝就已经出现了。楚人说的“训典”，既与“百物”、“善败”、“先王之业”有关，说明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人们正是从这些丰富的历史内容中汲取智慧，变得更加聪明，更富于历史责任感。
由于历史文献越来越丰富，于是人们也就懂得了从不同的历史文献中汲取不同方面的知识和智慧。《国语·楚语上》开篇着重记述了大夫申叔时回答楚庄王所问论教导太子事，指出：“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按三国吴人韦昭注所说：“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这些书，属于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历史文献。今天看来，这段话反映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人们对于历史知识的极其重视，以及从历史知识中汲取智慧的自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耀明其志”、“知上下之则”、“疏其秽而镇其浮”、“使访物官”、“使明其德”、“使知废兴”、“使知族类”等等，包含了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这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的综合、提升，便可凝结为丰富的和较高层次的智慧。
从申叔时论教导太子，到左史倚相被誉为“楚国之宝”，可以看出春秋时期人们（当然主要是贵族阶层）注重从史书中汲取智慧为现实所用，已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和较深的层次，从而表明人们对此已达到很高的自觉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孔子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5〕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人们对于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的认识丰富了，不仅可以作为现实的借鉴，还可以据此推知未来。这是从历史知识到历史智慧的必然之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大多有对于历史知识的具体运用，反映出了从历史知识层面上升到历史思想、历史智慧层面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把从史学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性推向更高的阶段，是从汉初到司马迁时代实现的。如果说汉初人们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显示出对客观历史进程所提供的智慧的现实因素的重视的话，那么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他不仅具有前者的那种意识，而且更显示出他对于从史学的积淀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意识，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向人们展现出一个巨大的、幽深的历史智慧的宝库。
司马迁从客观历史中总结人们创造出来的经验和积累的智慧，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比较具体的层面，同前人一样，这带有较多的经验色彩；另一个方面，是比较抽象的层面，比前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带有较多的理论色彩。关于前一个方面，他评论刘敬谏都关中一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细微，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略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也！”〔6〕这是从当世追溯到“三代”， 强调智慧在历史活动中的重大作用；而智慧，是历史的积累，是任何身份的人都可能拥有的，即使像娄敬（刘敬）这样一个普通的士兵，亦不例外。司马迁指出这一点，在历史观点上和实践价值上，都是很有意义的。《史记》全书，在许多地方都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关于后一个方面，更表现出司马迁在认识历史的理论上的突出成就，这就是他给自己撰写《史记》所确定的宗旨和目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7〕这一宗旨和目标， 表明司马迁把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作为撰述的核心内容来看待，并由此去探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这一普遍性的认识，从而把实践层面上的智慧提升到理论层面上的智慧。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理论上的杰出贡献。他关于人是历史活动中的主要因素，关于历史是连续的、变动的、进步的等许多认识，总结了先秦历史理论的成果，奠定了两汉以下历史理论发展的基石，对于人们认识历史和历史中蕴含的智慧，有划时代的意义。
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过程中，显示出他对于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这个自觉意识包含了他明确地揭示出历史文献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并一一强调了它们所具有的价值。这是他不同于前人并超出前人的地方。司马迁在跟上大夫壶遂辩论时指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8〕这里说的长于变，长于行，长于政， 长于风，长于和，长于治人，以及节人，发和，道事，达意，道化，道义等，是从六个不同的方面，指出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的特点和主旨。人们对于它们的学习和实践，便是对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和智慧的逐步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辩论中，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其所含主旨的互相联系，不可割裂；一方面强调了《春秋》的特殊重要性。他反复地阐说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9〕这些话， 无疑带有较多的社会伦理的色彩和儒家的价值观。然而，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春秋》能够教会人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等等，也可视为一种宏大、高深的智慧了。我们联系到司马迁在叙述自己身世的时候，特意转述了他父亲司马谈的志向，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显示出了他继承《春秋》事业的崇高的抱负。这正是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表现，也是他重视从史学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意识走向更高阶段的标志。《史记》成为一部闻名于全世界的不朽巨著，首先在于它闪耀着灿烂的历史智慧之光。
在司马迁以后，人们重视从史学中汲取智慧有了广泛的发展。班固自谓他所著《汉书》，可称“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 惟学林”〔10〕。唐人颜师古注谓：“信惟文学之林薮也。凡此总说帝纪、表、 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汉书》为后人所重视，在隋唐之际勃然兴起为“《汉书》学”，除有政治上的原因外，同它“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包含有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不无关系。随着“正史”撰述的兴盛，撰史者和读史者更注重于总结和认识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之故，从多方面汲取经验、教训，以增益治国安邦的智慧。在这方面，唐太宗同历史学的关系，唐代史家吴兢撰《贞观政要》，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著《唐鉴》，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和《宋论》，都是极有代表性的。从总的倾向来看，这都是在强调一个“鉴”字，即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唐太宗说的“鉴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1〕，司马光说的“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2〕，王夫之说的“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13〕等等，都是对于先秦时期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氏”〔14〕提出的鉴戒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当说，对于“鉴”的认识，是具有历史智慧的很重要的表现。但中国史学中所蕴藏的历史智慧，还有更高的层次。这至少应包含有关于“势”、“理”、“道”这些范畴。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后论中，总结了汉兴以后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时写道：“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是指出，种种现象的出现，不过是事物的发展和时势的变化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不足为怪的。他论范睢、蔡泽二人在秦国的成功说：“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15〕这就是说，他们的成功，首先是“强弱之势异也”，其次也还有他们二人的机遇这一因素。他论游侠之所以“显名诸侯”，是出于游侠的“贤”，“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16〕。综观司马迁所讲的“势”，有的是讲趋势，有的是讲形势。而他在一些并没有直接讲到“势”的时候，往往都是指趋势之意。
赋予“势”以明确的趋势的含义，是柳宗元的《封建论》。他在这篇著名的史论中，以周、秦、汉、唐的历史为根据，证明分封制的出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同时也证明，秦以下实行郡县制，也是势使之然。〔17〕柳宗元论“势”，启发了后人的思考，提出了对于“时”的认识。宋人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中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证明“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18〕，这颇近于柳宗元的论“势”。宋人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19〕这是很机智地说明了“圣人”与“时”的关系，都是很富于理性特色的。王夫之对“时势”有进一步的阐发，认为：“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20〕这是指出了一定“时势”的出现，定有其一定的原因，从而把问题提得更加深刻了。总之，关于“势”的认识，已超出了对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教训、得失成败的范围的考察，而走向对于一些带有普遍性问题的思考。
关于“势”的探究，引发了对于“理”的进一步认识。司马迁说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较早的从史学上提出“理”这个范畴的。他说的“理”，其本意当是指道理、原因之类而言。历代史家多有探索对于“理”的认识的。班固《汉书·叙传》中有“穷人理，该万方”的说法。唐人李肇撰史的目的是“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 示劝戒”〔21〕。而王夫之是古代史家中把“理”阐发得较深刻的。 他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22〕。在他看来，对于历史的认识，只有达到了“顺于理”，才能“适于用”。什么是“理”呢？他认为：所谓“理”，就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3〕。这就是说，“理”是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他又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24〕。这是否可以认为：“势”是“理”的形式，“理”是“势”的本质。探讨历史运动中的“理”，就是揭示“势”的本质，亦即法则。如此看来，认识历史中的“理”，也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历史智慧。
史学家们在探索、揭示历史智慧的过程中，还提出了“道”这个范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写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司马迁把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符合某种法则的表现，也是合乎于自然发展的证明。这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朦胧认识，今天看来亦不失为历史智慧中的精粹。重视从客观历史中去探寻“道”，从历代史书中总结“道”，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对于所谓“经以载道，史以纪事”从而把“道”与“事”截然分开的论点，思想深刻的史学家是不赞成的。元初胡三省明确地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纪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与？”〔25〕胡三省认为，法则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事物而产生出来的，它寓于事物之中；换言之，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许多事物的时候，才可能真正认识法则本身。质而言之，“道”出于“事”而高于“事”，是属于意境很高的智慧。这从他评论《资治通鉴》的价值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6〕《资治通鉴》包含了丰富的史实，而上文所说的这些原则，正是从“事”中总结、提升出来的“道”。这可以看作是具体地说明了胡三省关于“道”与“事”之关系的有力的例证。清人龚自珍把胡三省的论点进一步发展了，更加明确地提出“史”与“道”的关系：“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27〕只有“出乎史”，才能“入乎道”；因此，要懂得“道”，首先要读史。从所引之文的上下文来看，龚自珍所说的“道”，是内涵更丰富的由诸多法则结晶起来的智慧以及运用这些智慧的才能。
要之，史家关于“鉴”、“势”、“理”、“道”的阐述，从几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揭示出史学中所蕴含的高层次的历史智慧，也反映了在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智慧之积累和提炼的过程。
王夫之认为：“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徵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只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28〕这一段话，从古人的观点来看，是关于史学与历史智慧之关系的很好的说明。
四、历史智慧与现实运动
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而这种正确的思想指导又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自身的、他人的、社会的和前人的实践）。历史智慧作为前人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和积累起来的有益经验与正确思想的结晶，在人们的现实运动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给予我们丰富的认识。 诚如李大钊在20年代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所断言、所预见的那样：“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他认为，这种“智力的老成”，有利于人们去创造“新世界”。他还指出：“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29〕所谓“寻求聪明”和“进步的世界观”，这里指的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和对于历史前途的信心，这是历史学给予人们的最重要的智慧，也是历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人们都会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丰富人们的智慧、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深化了、普及了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的认识，一方面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遗产，如何去总结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珍贵品，并用以指导当前的历史运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看作是20世纪史学领域中的最高智慧。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并予以特别的强调，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0〕这一段历来为人们所熟知的话，肯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珍贵品”，指出了应当如何对待这些珍贵品的理论和方法，强调了正确对待这些珍贵品的现实意义。这话是将近60年前说的。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不论是当年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还是现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们都不会忘记这段话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毛泽东所说的“珍贵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种种智慧创造的结晶和顽强奋斗的精神。 在20世纪，中国人需要这种智慧和精神；面向21世纪，中国人同样需要这种智慧和精神，并把它们发扬光大。
从梁启超呼唤“新史学”，倡言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31〕，到李大钊、郭沫若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20世纪的中国史学，虽亦不免经受坎坷，然就全局来看，它无愧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一次次伟大变迁和进步的记录与反映；比之于以往的中国史学，它蕴含着许多更新鲜、更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书摊、坊间有不少借用“研究历史”的名义，挂着“史学著作”的招牌而编造出来的一些文字，既无梁启超所谓“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品位，更无李大钊所说的“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徵兆”、“进步的世界观”的境界，这些东西，宣扬历史上的那些过时的、落后的意识，甚至把一些糟粕作为“精华”加以宣扬、兜售，同毛泽东所推崇的“珍贵品”南辕北辙，它们并不反映“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倒是反映出一些人追求金钱的趣味。这些东西的肆意横流，有损于史学事业的形象，有害于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仅严肃的、有责任心的史学工作者要加以反对，而且也必然会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
五、端正学风，从史学中汲取更多的智慧
如上文所说，史学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而它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向人们提供历史智慧，正是它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社会功能。
怎样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呢？
首先，要正确对待新鲜智慧同历史智慧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增益新智慧，要在教育和科技上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距离。这一点，应当引起全民族的警觉。同时，我们决不能遗忘、轻视历史智慧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历史智慧作为曾经存在过的知识的结晶，它永远不会“死亡”，还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它可以使人们拥有一个很高的起点，高瞻远瞩；它可以使人们储备大量的参照体系，彰往察来；它更可以使人们从对于鉴、势、理、道的理解、领悟、体察之中，学到许多聪明、才智，进退裕如地迎接新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因此，我们不应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其次，要提高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的自觉性，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和科学素质。史学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同样也可以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总结的历史智慧，对于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别的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历史学所从事的人物、事件、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等综合研究，是从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结合上来阐明所研究的结论，具有突出的生动性和说服力。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只要还有历史的运动，就一定会有人们的史学活动；史学活动应当受到公众和社会更多的关注。
再次，史学工作者要充分地认识到肩负的责任，撰写出内容充实、根据可靠而又富于启迪性的著作；要抵制、批评那些打着“史学”旗号而贩卖庸俗、低俗、媚俗的“历史书”。史学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样的宏伟气魄，多思考一些史学上的重大问题；要学习郭沫若“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32〕那样的社会责任感，多思考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这样的话，史学工作者不仅自身注重了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而且也才能向社会、向广大读者提供得以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那种高水平的著作。
最后，端正学风，是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关键。历史是严肃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史学是严肃的，它要求人们尊重历史，认识史学在“彰往察来”方面的崇高作用，在人们藉以“畜德”方面的崇高作用。因此，人们对待史学，应该抱有正确的态度，真正视其为“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33〕；应该具有良好的学风，真正理解到“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当以“实事求是”为原则〔34〕。在这里，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完全统一的。这两个方面，只要偏离了其中一个方面，不仅都有碍于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甚至使史学陷于庸俗的境地。当然，以正确的态度和良好的学风对待史学，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的事情，也是社会应当关注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史学中汲取更多的智慧，裨益我们的社会实践。
注释：
〔1〕《易·大畜》。
〔2〕裴松之：《上三国表志》。
〔3〕《隋书·经籍志二》后序。
〔4〕《国语·楚语下》。
〔5〕《论语·为政》。
〔6〕《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后论。
〔7〕《汉书·司马迁传》。
〔8〕〔9〕《史记·太史公自序》。
〔10〕《汉书·叙传》。
〔11〕《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
〔12〕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13〕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
〔14〕《诗经·大雅·荡》。
〔15〕《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后论。
〔16〕《史记·游侠列传序》。
〔17〕见《柳河东集》卷三。
〔18〕《唐鉴》卷二。
〔19〕《东波志林》卷五。
〔20〕〔22〕〔28〕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三》。
〔21〕李肇：《唐国史补·序》。
〔23〕《张子正蒙注·至当》。
〔24〕《读四书大全》卷九《孟子·离娄上》。
〔25〕〔26〕《新注资治通鉴·序》。
〔27〕《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尊史》。
〔29〕《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 页、第246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3 页—534页。
〔31〕梁启超：《新史学》。
〔3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33〕《史通·史官建置》。
〔34〕《廿二史考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