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跨越：当代中国农村青年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村论文,当代论文,新跨越论文,青年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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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文明与进步的新跨越
农村青年新概念——怎一个“农”字了得
长期以来，农民在我国不仅是职业称谓，也是身份特指，这是由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决定的。2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民构成发生了深刻而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
过去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绝大部分农民都是“种地的”，很少产生分化。1978年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各项农村政策的推出和落实，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村产业结构逐渐多元化，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已有近两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到非农产业部门或进城打工，农民这一群体发生历史性的明显分化。如今，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成为工人、商人、企业家、工程师、会计师、教师、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在城市里长期从事各种职业的打工者，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本报告所指的农村青年（14—28周岁）正是出生、成长于这一分化过程中，他们的身影活跃于第一、二、三产业之间，涉及多种职业。因此，农民对他们只是一个身份特指（农村户口）。为了方便叙述和对照，我们将他们大体上分为三类：在乡务农者、在乡务工（商）者和进城（异地）打工者。当然，这个年龄段还有一定数量的人是正在上学的学生。当代农村青年的过去与现在都与这一年龄段的经历相联。
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目前14—28岁的青年总人口数为3.173亿。按照《1999：中国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1998 年底我国总人口达到12.48亿，其中乡村人口8.686亿，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约为69.6%。按照同样的比重推算，14—28岁的青年人口中，农村青年应有22084万人，扣除其中正在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14—16岁的约5400万人（不包括小学毕业未升入中学和初中阶段辍学的部分），目前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青年实际上不会少于1.6亿人， 占农村劳动力人口4.9亿的32.5%。不同角度的研究显示， 高峰时期曾经吸纳了1.39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和号称8000万的流动民工，其主体都是农村青年。
在本次调查涉及的4136名农村青年中，有68%的人回答自己在农闲时外出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接受调查时正在务农的青年占调查对象的39.5%；在乡镇企业上班、在附近城市打工或经商的占26.9%；从事其他职业的占12.2%；在校学生为21.4%。由于本项研究抽样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调查实施时正在异地打工的青年没有进入调查范围，所以，以上的比例显然不能反映农村青年的全面情况。与本项调查同时进行的城市打工青年调查数据可以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参考变量。近年来许多关于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研究都表明，农村青年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最不便于进行职业归类统计的、正在不断分化的一个特殊群体。
农村青年新特征
1981年1月， 四川青年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通过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而成为经典：黢黑的布满皱纹的脸膛、粗糙的双手、透露出无限沧桑的眼神。这是那一代青年对中国国情的深切体验，是对当时农村和农民形象的写真。20年过去了，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代农民长大成人了，他们出生、成长在新的环境之中。与他们的长辈相比，当代农村青年有哪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具有什么样的形象呢？
他们是理直气壮、敢于求富的一代。这一代农村青年心中没有极左年代的“余悸”。党的富民政策自他们懂事起，就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落实，“奔小康”正一步步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家乡面貌的改变。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强烈的，他们渴望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贫穷的命运，而且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成为他们奋斗进取的不竭动力，而这正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向现代化迈进的“永动机”。如果说当年广大农民跟共产党走，推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建立新中国，“打土豪，分田地，当家作主人”是动力；那么今天，“发家致富奔小康”就是广大农民和青年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动力。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正基于此，这是进步的常识，伟大的真理。
他们是奔走四方、积极进取的一代。据我们的抽样调查，这一代农村青年有近三分之二的人离开过家乡外出打工或做生意。这是他们的长辈难以想象、更不可能做到的。而且问到他们外出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想出去“开眼界、学本事、求发展”。这反映出当代农村青年不甘现状、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不要小看了农村青年“流动”的意义。在流动中，他们长了见识、学了本事、变了观念；在流动中，他们转移了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为农村产业调整做了贡献，为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了贡献；在流动中，他们又把财富和文明带回家乡，为改变家乡面貌做了贡献。这种新的人生体验是当代农村青年非同凡响的生命乐章，拉进了他们同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距离。
他们是崇尚知识并迫切以求的一代。虽然当代农村青年的文化程度与他们的长辈相比相对较高，但他们并不满足。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自己身边的人比较富裕主要是因为“能力强、会经营管理”和“有文化、有技术”。这种认识使当代农村青年在学习与教育方面形成了“双高”趋向，即学习实用文化科技知识的高热情和对子女教育的高预期。据1999年的调查显示，“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农村青年当前生活和未来最重要的因素（认同率高达80.4%），与此同时，有79.8%的农村青年认为离开学校应继续学习，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学和参加各种培训班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迫切需求。他们学习的最主要内容是“农业科技知识”和“实用技能”。本次调查还显示，当代农村青年对子女教育的预期很高。期望自己的子女将来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高达72.9%。这种高预期已同城市青年难分高下。这一方面反映出在我国崇尚知识已成时尚，另一方面也使“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他们是眼界开阔、观念较新、渴求文明进步的一代。当代农村青年成长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国内外的各种信息通过大众传媒和人际交往被他们大量获得。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给农村青年提供了走出田野的可能和机会，最主要的途径是他们通过在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中接触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打开了眼界，促进了观念的转变。同时，城乡之间的大流动使信息的交流更为频繁和直接，农村青年对于老乡之间口口相传的信息认同率最高，那些进城后返乡青年的信息传播被他们认为是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在眼界不断开阔的过程中，农村青年渴求文明进步的愿望不断得到强化，他们的价值取向、致富观念、婚恋与家庭观念、闲暇与消费观念，以及社会网络与社会参与等方面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趋势，也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宝贵体现。
农村青年需要更多的“阳光雨露”
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儿”的中国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20年来的巨大生活变迁，是一个伟大梦想的开始。中国人民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的世纪里创造新的奇迹：要彻底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要使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要使古老的中华实现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这要靠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当代农村青年是实现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一代。他们是我国农村初具现代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显现出勃勃生机的“一片新绿”。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他们，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他们。而他们，也需要更多的“阳光雨露”，需要国家、社会及有关方面进一步的高度关注、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使这“一片新绿”茁壮生长，成为栋梁。
第一，要进一步切实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党的农村政策的核心是使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实现小康，进而走向现代化。同这个目标相悖的，如农民收入增长趋缓，负担加重，腐败蔓延，干群关系紧张，地区差距拉大等，都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199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农业的基础地位，着力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当前，影响农民增加收入的原因很多，如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不能适应市场变化，造成增产不增收；由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乡镇企业增速回落，进城务工民工失业回流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负担居高不降，某些地方还有所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包括农村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同时，党和政府关于土地延包，继续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推进农民民主监督、民主参政，加快小城镇建设及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都要着力落实，为农村和农业的发展继续提供动力，营造氛围。
第二，增大农村的教育投入，为农村青年的学习教育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城乡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不均等，是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淀，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得到解决。党和国家及社会有关方面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这方面仍有潜力可挖。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承认现实，从实际出发， 千方百计加以改进。2000年2月底，国家教育部长陈至立宣布，自学高考将面向农村， 所考内容要根据农村实际需要提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农村教育的发展一定要符合当今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大力培养符合农村现实需要和可预期未来发展要求的多方面人材。同时，社会各有关方面，如宣传、文化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科协等，也都要为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掌握文化科技知识铺路搭桥，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使这种学习更方便，更实用，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旺盛需求，并形成规模，使其长远稳定地发展。
第三，关注农村青年的感受，真诚促进城乡差别的缩小。改革开放20年来，农村的变化，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民工潮”的兴起，首先在经济领域有力地冲击了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历史跨越。但城乡差别毕竟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制度方面的原因。因此，对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来讲，被冷落、受歧视和欺负的现象常有发生。比如媒体多次关注的拖欠民工工钱的问题，欺负农村“小保姆”的问题，某些执法人员粗暴对待农民问题，以及进城民工普遍感受到的受城里人“白眼”歧视等。这些都说明，对农民特别是已逐渐走出封闭的农村青年来讲，他们对城乡差别的感受是深刻的、不平的，他们迫切需要改变不合理、不合情的现实，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因此，国家及社会各方面，都应特别关注农民的命运和感受，在制度、机制和观念等多个层面，都要提倡一种“为农民着想”的观点，从实际出发、尽一切可能，为消除城乡壁垒作出切实有效的努力。诚然，城乡差别的缩小与消除，根本的出路是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提高，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城市（城镇）化。但是，除了这些“硬件”外，增强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并有不断强化的制度、措施加以促进和保障，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毕竟，我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是为了人的生活更美好与幸福，而现代化的实现要通过能动的人去争取，去奋斗。这当然应该包括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伴随着这一伟大时刻到来的，是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对我们这个农村人口还占多数的国家来说，关注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这个群体同我们的生活已息息相关，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联。让我们走近他们，去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去感受他们那跳动强劲的脉博。
村民自治选举：农村青年最基本的政治参与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当代农村青年的社会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今天的农村青年已不再是昔日“各扫自己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旧农民形象，他们关注改革，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热心参加本地的村民自治选举，他们痛恨腐败，懂得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当代农村青年对社会参与的热情态度表明，如同当年安徽省小岗村那些最早进行承包试验的17个生产队员迈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今天，农村青年热心进行的村民自治选举很可能会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
扩大基层民主，实现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二十多年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有人称之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今天，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又一次从农村开始。无论在哪一次农村改革中，农村青年都是改革的最坚定的拥护者。
就像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人们首先想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样，一提村民自治，人们常常想起吉林省梨树县。这个县的农民是全国尝试村民自治的第一批“吃螃蟹者”。梨树县的群众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村委会，他们把事先不内定候选人的选举方式称为“海选”。
村民自治就是农民在村务中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政治权利；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是1983年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后在县、乡（镇）政府以下设置的一级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至今，全国农村村委会已经普遍进行了三次换届选举，部分地区已基本完成第四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农村村委会选举活动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据统计，截至1997年底，全国农村已选举村民委员会905804个，村委会干部3788041名。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的公布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真正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农民群众对选举村委会非常关注，在真正实行了自由选举的地方，各地的参选率一般在90%以上。为公正、公开、公平地选举村委会，各地不断改进办法，逐渐形成了以村民提名为主的提名方式。在1994年以后，选举点普遍设立了秘密划票间，实行无记名投票，并当众开箱计票，公布选举结果。
也有少数地方选举受到人为干扰，但这种干扰往往受到村民的抵制，并且最终能被纠正。陕西省安康市恒口镇西店村选举结束后村民自发鸣鞭相庆，而距此村十多公里的该市大同镇北村，却因为投票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非法行为，选举完毕大部分村民就联名要求罢免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在安徽，淮南市潘集区田集乡芦范村选举因“指定村民代表”等不合法程序干扰而出现争议。选举过程的合法与非法，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依法民主选举的观念深入民心。
农村青年在村委会和村民代表的选举中尤其积极，许多外出打工、经商不能回村参加投票选举的农村青年以“函投”的方式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当选村干部的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
我们对农村青年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证实了这些耳熟能详的事实。对于“目前您最关心的改革措施”这一问题，回答“村民自治选举制度改革”的占11.2%，仅次于“土地承包政策的稳定”，高于“金融体制改革”、“企业所有制改革”、“城市对外来人口政策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它表明，我国农村青年已经有了很强的社会参与意识，而且这种参与意识集中体现在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参与上。这一选择顺序还体现了我国农村青年的基本价值观念：温饱—政治参与—致富—其他。道理很简单：“土地承包”是温饱的保障；而第三位以下的选择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农民的收入，影响农民致富。
由于土地承包政策的稳定已基本不成问题，温饱问题也已基本解决，所以村级选举的推行，不应当有穷村富村之分。先富起来的村庄要实行民主选举，穷村僻壤也要实行民主选举。无论贫困富裕，在民主管理制度的推进上都切实可行。甚至可以说，愈是穷村，愈应当实现民主选举。因为民主决策导致分配的公平，民主监督导致非生产性开支的节约，而穷村的干部公平与否、节约与否直接涉及农民的温饱。
有趣的是，关于自己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农村青年的回答与城市青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1999年对城市青年的调查表明，城市青年最关心的改革措施依次是：住房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企业所有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劳动保障制度改革。由于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面临的问题不同，各自的切实利益不同，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是非常正常的。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的回答只是一种表面的差异，实际上恰恰反映了我国青年人一些共同的东西：他们的参与意识都集中表现在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上。而农村青年对村民自治的关心程度夹在温饱和致富中间（温饱和致富显然涉及切身利益），也说明他们对村民自治选举的关心已不仅仅是为“民主”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所鼓舞，而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正是经济上的自立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使农民又一次走在了时代前列。
这一分析从农村青年对另一问题的回答中可以得到证实。对于“您认为本村的村委会主任（村长）应当（通过何种方式产生）”这一问题，回答“通过村民自由选举产生”的占86.4%，回答“由上级任命”的只占5.8%，回答“无所谓”的也只占6.4%。
对于“您认为村子里的重大决策应当如何作出”的问题，农村青年的回答则分歧要大得多：回答“由全体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的占43.3%，回答“由全体村民决定”的占23.2%，回答“由村民代表决定”的占22.5%，回答“由村里的领导人决定”的仅占7.3%。可以说，前三种选择分别代表了贤人政治、直接民主和代议制。如果和对村长产生方式的答案联系起来看，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是主张贤人政治的农村青年也认为，主政的贤人应当由村民自由选举产生，倾听村民意见，接受村民监督。考虑到对“重大决策”一词的理解可能不同，实际上农村青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没有这么大的分歧。他们很可能基本上认同：某些特别重大的决策应当由村民大会决定，某些重大决策应当由村民代表决定，某些相对次要的重大决策应当由民选的村长在体察民情、反映民意的基础上决定。换句话说，农村青年很可能主张对村里的公共事务实行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不是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青年在回答“您听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吗？”时，回答“听说过”的只有55%，回答“没听说过”的竟也达43.4%。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近年来农村生活中的大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这组数据说明，基层政府上报的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成绩可能有较大的水分。
如果把这一组数据与前文所讨论的两组数据联系起来考虑，又能得出一些另外的结论：没有听说过与选举有关的法律的农村青年，比城市青年文化水平低得多的农村青年，基于他们的良知，也知道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应当选举产生！民主的观念并非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全人类内心深处的良知，民主的观念也与人的文化水平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文化水平低的人同样有民主观念。道理很简单：既然是众人的事情，当然应该众人说了算；如果不能一致同意，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少数服从多数。事实是，农村青年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只有民主才能保护他们的权利。
文化水平低的人不但有民主观念，而且也能够行使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搞民主选举时，就有许多文盲农民用投“豆子”的方式进行投票。东帝汶全民公决时所制作的选票上就有图形标识，以便不识字的人也能投票。
由于我们国家有着长期的封建传统，由于某些违法乱纪的基层干部有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农村的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必定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广大农民不灭的天良和对自己权利的自觉，有代表农村未来的农村青年对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的强烈愿望，我们相信，农村基层政权的选举一定能逐步成熟和完善。
追求知识和技术的农村青年
农村青年学习实用科技的高热情
农村的未来在青年，农村的发展更在青年。当代农村青年对知识与技术的追求正成为他们鞭策自己、投身实践的不竭动力。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新一代青年在崛起，更看到了土地上所孕育出的无限生机和希望。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对文化的崇尚是我们这个国度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影响之广、作用之深，早已固化于人们的灵魂之中，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在斯文扫地的年代，我们能看到它的影子；在文化昌盛的今天，我们更能感受到它的张扬。
人们大概都会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展现在中国大地上的这样一幅矛盾画面：一方面是文化、科学、知识被空前的贬抑和亵渎，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人们迫切希望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条无需考试的“捷径”，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走进大学的校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很难判定人们的这种选择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出于对知识、文化的热爱和渴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真实地反映了掩藏于奔腾飞溅的政治狂涛之下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意蕴。
农民是传统的，面对都市中变化莫测的时尚流行和文化新潮，农民坚守着乡土中国千百年来凝结而成的观念和“老辈人的说法”；农民又是现实的，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夜劳作中，他们要掰着指头盘算每一项微小投资的收益率。他们没有幻想，但不放弃任何能给他们那苦难命运带来些微变化的可能，并为之顽强地挣扎与坚守。靠着这种挣扎与坚守，农村贫瘠的土地上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令他们祖辈骄傲的年轻人。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代农村青年，拥有了他们父辈不曾有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土地上的收获不再是唯一的希望，户籍的羁绊拴不住匆匆迈动的脚步，城乡的碰撞让他们耳闻目睹了现代化的气息。他们的贫富观念在嬗变，他们的科技意识、进取意识在增强，尚显贫瘠的文化土壤中躁动着一代农村青年在社会转型时期求变与求知的热情。崇尚实用性科技，关注子女教育已成为这一代农村青年鲜明的文化特征。
人们在电视上曾看到过许多关于送“科技下乡”时的热闹场面，我们在调查中也无时不感受着农村青年对文化、对技术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求。许多农村青年在调查访谈时明确表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劳累与睡觉中度过这一辈子，毕竟有些让人不甘心。”他们佩服那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认为今后在社会上需要“靠技术吃饭”，因此非常希望能够学习一些与生活利益直接挂钩的知识，如动物养殖技术、植物栽培技术、法律知识，以及其他一些专项职业技能技术。在四川达县江阳乡，一位青年这样告诉访员：“人离开学校后当然需要再学习了，在学校里面学的只是基本的知识，在社会上行不通，远远不够。我初中毕业了，你说这初中生能在社会上干什么？要技术没技术，要力气没力气。如果不继续学习新的东西，就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还有，现在社会上好多知识不断更新发展，只保持原来的知识水平，肯定要落伍。”知识与技术，在农村青年眼中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种趋势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的变化是从这两年才开始的。1991年，一些社会学工作者对贵州惠水、山东济宁、黑龙江绥化、江苏南通等市县乡镇社区农民的调查显示，在回答农村致富的原因时，认为靠劳动力多、家底厚，或靠门路、关系及不正当手段等客观原因的，占21.9%， 认为靠勤劳肯干、 聪明能干等主观努力的占61.8%，而认为是因为懂技术、有文化的比例相对较低，仅占16.2%。而且，这种相对较低的比例多数出现在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这说明此时的农民还并没有太多地注意到文化、技术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的积极推动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政策的大力倡导和各种实用技术在农村的逐渐推广，这种状况得到了极大改观。1999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对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5个县的4000多名农村青年的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在回答“对于您身边比较富裕的人，您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主要依靠什么致富”这一问题时，有42.9%的青年选择了“有文化、有技术”，而选择有“亲友的官位或政治背景”的青年则下降到了16.9%。在回答“就您的生活和未来而言，下列因素的重要程度如何”这一问题时，选择“接受良好的教育”的比例更达到了样本数的80.4%。与此相对应，有79.8%的农村青年认为离开学校后应该继续学习。这表明，知识、文化、技术，在当代农村社会的变迁中已开始占据主角位置，并越来越得到青年们的青睐。
怀抱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选择自学与参加各种培训班这样一条艰难的学习之路。调查显示，在回答“主要通过何种方式和途径”继续学习时，选择以上两种学习方式的分别为67.1%和66.0%；而在回答需要学习的内容方面，选择“农业科技知识”和“实用技能”的比例则分别占到了34.1%和48.4%。
农村青年对子女教育的高预期
与崇尚知识、重视教育这一变化紧密相连的，是农村青年对子女教育期望值的持续走高，而且，这种高期望值在城市与农村青年中几乎是难分高下。
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对全国9省27市6000 多名城市青年的调查显示，44.5%的城市青年希望子女有博士以上的学历，其中博士21.0%，博士后23.5%，另外有26.0%的城市青年希望子女是硕士，以上三项合计竟高达 70.5%。而希望子女学历在高中或中专以下的仅占2.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调查样本中，具有本科和大专学历的分别只有13.2%和18.1%，而学历在高中或中专这一层次的占到了45.0%，还有23.0%的被调查者的学历是在初中或初中以下。
一年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对农村青年的调查中发现，41.4%的农村青年希望子女将来具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硕士为11.9%，博士29.5%，另外有18.5%的农村青年希望子女是本科学历，以上三项合计达59.9%。13.0%的农村青年希望子女能够大专毕业，18.2%的人认为拥有高中或中专、中技、职高就可以了，希望子女学历在初中以下的仅占5.1%。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此次调查的4000多份样本中， 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占5.3%，29.0%的人是高中或中专、 中技、职高毕业，初中及以下的却占到了64.8%，其中有11.4%的人甚至还是不曾上完法律规定九年义务教育的青年。
农村青年对子女教育的预期与自身现实的差异，突出反映了被调查者对高学历的认同。而从上面所引数据的比较来看，可以说城乡之间的青年在这一问题上已相差无多。如果再联系90年代中期的一些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农村青年对高学历认同的趋势更可以说是在一直持续攀高。我们认为，青年农民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高期望值，是农村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良好动力，也是农民脱贫向小康迈进的必然社会需求，国家应对这种需求进行有效的政策引导。
在论述农村青年普遍追求子女高学历倾向的同时，必须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高学历需要个人的高投入，这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后每一个人都明白的现实。近一个时期以来，各种媒体都先后以《教育消费潜力巨大》等醒目标题，报道了中国城市居民对教育投入的迫切愿望，并称有81%的城市居民认同“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看法，60%的人表示为了子女的教育即使举债也在所不惜。不过报道也承认，只有30%的人完全不担心自己的经济实力能够满足子女受教育的需求。其实，对城市目前一般家庭的经济状况而言，无论是培养一个大学本科生甚或是硕士、博士，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同篇报道中披露的70%的人对自己满足子女受教育需求的经济能力表示担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注释。城市居民如此态度，那么在经济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的农村中，农村青年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课题组为此专门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让青年们回答，即“正在上高一的小李成绩不错，他很想考上大学，但家里却根本拿不出钱来供他继续上学，您认为他该怎么办？”结果是，31.2%的青年选择了“通过借钱那怕高利贷也要读完书”；27.5%的人认为应“求助社会相关部门，有资助就继续读，没有就放弃”，选择“先弃学挣钱，再圆大学梦”的比例是26.9%，另有13.3%的青年则认为“应体谅家里的困难，回家干活挣钱”。相比之下，农村青年对子女教育预期投入的热情虽逊于城市，愿望强度却是丝毫不弱。但必须应引起有关方面注意的是，如果政府没有相应的大学生困难资助政策，在生存与高学历之间，人们会有自己另外的算计——67.7%的选择率已完全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这意味着，在国家各项人才总体缺乏的今天，避免农村大学生源的再度流失已成为教育体制改革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农村青年择偶观从传统向现代的位移
一个时期的青年择偶理念，受制于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占居主导地位的婚姻观。有什么样的婚姻观，就有什么样的择偶理念。
在中国传统社会，占居主导地位的婚姻观是将婚姻的目的视为“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婚姻被看成是两个家族（或家庭）之间的事。因此，在这种婚姻文化模式中，择偶理念不可能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以感情为重。正如尚会鹏先生在1997年第9 期《青年研究》发表的《中原地区村落社会中青年择偶观及其变化》一文中所指出，“同注重个人感情因素的现代婚姻形式相比，传统村落社会中的婚姻具有实际、理性和慎重的特点。这种婚姻更接近商品交换，即在正式缔结婚姻关系前，总是像买卖东西一样仔细掂量双方条件的各个细节。”那种完全出于当事者性魅力的相互吸引、一见钟情的浪漫婚姻是极少见的，或者说这种婚姻在传统社会中是受贬抑的。
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小生产的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工、商、贸等多元经济结构转变，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传统的以家族（或家庭）利益为重的婚姻文化模式的根基受到了动摇，逐渐转向以当事人自身的个体利益为重的现代婚姻文化模式。在此社会背景下，农村青年的择偶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农村青年择偶观或择偶理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重视“家庭背景”转向重视“个人条件”，即农村青年的择偶理念实现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转移。传统社会青年婚姻的缔结，主要被看成是两个青年家庭之间的事。因此，婚配对象的选择，必然重视对方的家庭条件，是否“大门大户”，是择偶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随着婚姻日益被看成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农村青年的择偶理念已变为注重婚配对象的自身条件。在“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问卷”中所列举的有关配偶的12个因素中，出身、成份位居倒数第一，选择该项的比例在本地从业青年和异地打工青年中分别仅为1.2%和1.9%。
第二，从“无情人多成眷属”转向“有情人才成眷属”。调查结果显示，为传统择偶观所忽视的感情因素，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受到了农村青年的高度重视，当问及“择偶时您最重视对方的哪些因素？”时，无论是本地从业青年，还是异地打工青年，选择频率最高的都是“性格、脾气投合”这一标示感情因素的项目； 在本地青年中， 这一比例为49.8%，而在异地打工青年中，这一比例更高，为61.1%。这表明，当代农村青年已将传统择偶理念中最不重视的感情因素放在了首位。深度分析发现，女性青年（55.5%）比男性青年（48.8%）更重视感情因素；年龄越小的青年比年龄越大的青年更重视感情因素（14—19岁、20—24岁、25—29岁三个年龄群体青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1.1%、51.0%、47.2%）；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在总体上比文化程度低的青年更重视感情因素（小学以下文化程度青年的这一比例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为53.6%）。
第三，从看重“老实可靠”转向青睐“聪明能干”。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社会变动缓慢，非常注重“规矩”的伦理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如何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择偶时人们都非常重视对方是否“老实可靠”，女青年在选择男性配偶时更是如此。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更由于农村的经济结构单一，农村的社会分化程度非常低。上述这种社会经济条件的存在，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那种择偶时重“人品”甚于重“能力”的现象在中国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迅速加快。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能力的高低，成为决定人们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传统乡村社会（伦理型社会）中的重“品行”，逐步让位于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的农村社会中的重“能力”。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本地从业青年，还是异地打工青年，他们在择偶时对对方“聪明能干”的重视程度都是位居第二。两者选择这一因素的比例分别为49.2%和40.4%。
择偶时您最重视对方的哪些因素？（限选3项%）
选择项目 本地从业青年异地打工青年
文化程度 37.929.1
职业 13.710.4
聪明能干 49.240.4
外貌、身材19.717.7
住房 4.7 4.3
性格、脾气投合49.861.1
老实可靠 28.626.9
温柔体贴 32.933.2
生活习惯 6.4 7.1
收入 7.3 8.8
健康 28.030.0
出身、成分1.2 1.9
从问卷调查结果中发现的农村青年择偶观的上述三大变化，在对部分农村青年的访谈结果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四川仁寿县某男青年：“我认为选择什么样的结婚对象，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定，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的女朋友是在外面打工时认识的，现在相处还很好。我最重视的因素是聪明能干，性格、脾气投合和老实可靠，三个因素都重要。能找到这样一个爱人，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就建立一半了。现在干什么都要钱，人要吃饭穿衣，一个家庭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才能维持下去，这是最起码的物质条件。人不聪明能干，吃饭的钱都找不上，还谈什么生活？农村里面不说要多么聪明能干，能有一定的文化，识字，会搞点副业，农活会做，会持家用钱，是一般条件。现在农村里面脑筋不灵活点，也很难求生活。光种死田土，挖泥巴，挖不出金娃娃来。人聪明能干，会创收，会想门路挣钱，才有可能生活得更好。”
河北省河间市某男青年：“（心目中理想的对象）首先应该聪明能干，孝敬父母，知道疼爱大人孩子。另外，还应能好好过日子。”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某青年（男，19岁）：“我觉得择偶不用在乎家庭条件，关键是相处得不错，感情好。相貌对得起我就中，我自己长得也不咋样。”
河南省南乐县某青年（男，28岁）：“至于择偶条件嘛，我的要求不高，但有一点，要有一定的文化，初中以上吧，长得要稍微好一些，最起码是看着顺眼吧。家庭条件就无需太多要求，要温柔一点，关心家庭，孝敬父母就行。能不能干不是特别重要，这个家里还有我，但是有一点，要勤快。”
农村青年的消费观念
实用——农村青年的基本消费观念
青年的消费观念是指青年在消费问题上所持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它对青年的消费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问卷中，我们列出了11种有关金钱和消费的观点，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村青年认同率最高的三个选项是“居家过日子应量入为出”（75.5%）、“实用比流行更重要”（74.3%）和“一分钱，一分货”（71.4%）。这三个选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以实用为消费的基本出发点。而农村青年认同率最低的三个观点分别是“借钱也要消费”（12.4%）、“只要自己喜欢，价钱贵贱无所谓”（30.8%）和“购买大件商品要追求一步到位”（33.0%）。这三个观点的共同点是都含有超前消费和信贷消费的意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用是当代农村青年的基本消费观念。
笔者认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影响当今农村青年消费观念的主要社会因素有6个方面，即经济条件、家庭周期、社会文化、 榜样群体、消费习俗和消费流行。其中以经济条件、社会文化和消费习俗影响力最为显著。
从经济条件来看，目前我国农村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农村青年用于生活消费的资金主要还是疲于应付生存需要和象征性需要，而满足发展需要、娱乐需要等的资金则捉襟见肘，这是形成农村青年实用消费观念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原因比较复杂。社会文化包括政治、宗教、团体及传统习俗等方面，能以各种形式向青年传播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从而影响青年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使生活在同一文化范围内的青年个体的消费特征具有相同的表现。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和俭朴著称，在传统文化保存较多的农村，俭朴的生活作风被一代一代继承下来，成为社会文化中影响青年消费观念最重要的价值观。在中国农村，“勤是聚宝盆，俭乃摇钱树”这样的春联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我们在调查中也可以看出，有52.2%的农村青年同意“省下的钱就是挣来的钱”的观点，勤俭节约之风不言自明，而其中女性青年认同这一观念的比例又比男性青年略高。
消费习俗对于农村青年消费观念的影响也很显著。比如中国人每到中秋节要吃月饼，这就影响到青年消费的周期性和特定条件下消费行为的一致性，使之成为一种消费习惯。再如农村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等的举办都有严格的仪式和习俗，这也必然影响到青年的消费行为，甚至消费标准。比如给老人过寿，如果摆的筵席不够当地普遍认可的档次，就会遭到指责等等。
至于家庭周期、榜样群体和消费流行等因素，并不是说对当代农村青年的消费观念不产生影响，而是不如另外几个因素显著而已。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各类分组数据的深入分析，列出本项研究对当代农村青年实用消费观念的另外一些发现：
——女性青年较男性青年在消费观念上更为实用一些，认为“实用比流行更重要”的女性青年为77.1%，男性青年为72.2%；男性青年的投资意识略强于女性青年，认为“要用钱去生钱”的男性青年为62.6%，女性青年为59.1%；女性青年比男性青年更为节俭和克己，同意“只要自己喜欢，价钱贵贱无所谓”的女性青年仅为26.5%，而男性青年达34.3%，相差7.8个百分点。
——从地区分组统计数据来看，被分别列为不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三组数据在各种观点上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形态，以致难于简单概括出这三种地区农村青年消费观念的不同。例如以下两组数据（有效百分比）：
同意
不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
购买大件商品要追求一步到位 30.2 33.5 34.2
借钱也要消费15.1 11.6 11.5
本来是两个基本取向相同的观念，却画出两条趋向相反的弧线，这只能说明当代农村青年不同地区间消费观念的复杂性。
——从婚姻状况分组统计数据来看，已婚农村青年较未婚青年的消费观念更为理智，也更为实际。这与年龄分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并且，这两组数据的结果都有比较明显的趋向性。
城乡青年消费观念比较
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状况”研究与本次“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状况”研究一样，也对城市青年的消费观念进行了考察，将二者进行对比，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第一，当代青年勤俭持家，注重实际的消费观念并没有多大的城乡差别。
第二，城市青年具有比较明显的品牌消费意识和比较强烈的投资意识。例如，同意“购买大件商品要一步到位”的城市青年比农村青年高出11.4个百分点；同意“名牌产品的价格贵点也是应该的”的城市青年比农村青年高出约8个百分点； 而同意“要用钱去生钱”的城市青年也略高于农村青年；同意“能挣会花才是现代人”的城市青年高出农村青年7.9个百分点。
第三，城市青年超前消费意识大大强于农村青年。同意“借钱也要消费”的农村青年仅为12.4%，而城市青年达60.3%，差别极为显著。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在1998年的“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问卷中，这道题的提法是“分期付款应大力提倡”，这会使二者的测量出现误差；二是近年城市中分期付款的大力宣传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而农村青年并没有这样的舆论环境和消费环境。但我们认为，这组数据反映的趋势仍然应该是同实际情况大体相符的。
第四，异地打工青年与本次调查所指的农村青年在消费观念上差别很小。也就是说，脱离农业生产而转向城镇打工的农村青年在消费观念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他们往往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并逐渐向城市的生活观念靠近。曾经有一个外出打工10余年的农村青年说，他始终感觉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里”。这种矛盾而略带无奈的感触应该是十分准确的，大概也是有普遍性的。
农村青年的品牌意识
农村青年中有近半数的人对名牌消费持无所谓的态度。由于没有使用经验作为基础，农村青年品牌意识的形成也路途遥远。关于品牌意识，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是：品牌意识是一种心理（决策和评估）过程，也可转化为一种行为过程，是一种在一个购买决策过程中，多次表现出来的对某个品牌的有偏向性的（而非随意的）行为反应（购买）。
对于品牌的重要性，美国广告研究专家莱利莱特的一句名言很有代表性，他说：“拥有市场将比拥有工厂更重要。拥有市场的唯一方法是拥有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品牌。”
对于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品牌意识，我们设计了相关的题目：
您对名牌（服装及其他用品）的看法是：（限选1 项）（有效百分比）
选项结果
总体数据 性别分组年龄分组
男 女14-19岁 20-24岁 25-28岁
(1)名牌显示身份和
有钱 11.6
12.4 10.69.5 14.111.4
(2)名牌质量好
30.5
31.4 29.6
28.0 30.434.7
(3)名牌时髦,引人
注目 10.3
10.3 10.5
12.3 10.0 8.0
(4)无所谓
47.5
45.9 49.4
50.3 45.645.8
您对名牌（服装及其他用品）的看法是：（限选1 项）（有效百分比）
选项 结果
地区分组
婚姻状况
不发达
中等发
发达
已未
地区 达地区
地区
婚婚
(1)名牌显示身份 8.7 12.911.7 14.7 10.1
(2)名牌质量好 32.3 29.630.7 32.3 29.3
(3)名牌时髦,引人
注目13.2
9.9 8.5
7.7 11.7
(4)无所谓 45.8 47.549.1 45.1 48.9
选项 结果
文化程度
大专高初小学
以上中中以下
(1)名牌显示身份 17.1
11.8 10.8
13.3
(2)名牌质量好
37.3
32.3 30.1
25.9
(3)名牌时髦,引人 12.99.5 10.7
10.2
注目
(4)无所谓
32.7
46.3 48.5
50.7
从以上两个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农村青年中有近半数的人对名牌消费持“无所谓”的态度。女性青年比男性青年的品牌消费意识要弱。我们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仅就服装消费而言，女青年一般拥有比较多的衣服，但一般都不是名牌或者说不可能全是名牌；而男青年衣服的数量一般较少，但有一些是名牌。
第二，在年龄分组中我们发现，年龄越小认为“名牌时髦，引人注目”的人越多，而认为“名牌质量好”的人越少。
第三，在地区分组数据和婚姻状况分组数据中，我们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明显的趋势。但在文化程度分组中我们却发现：所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名牌消费“无所谓”的人越少；所受教育程度越高，认为“名牌质量好”的人越多。也就是说，从本次农村青年问卷调查中可以得出文化程度与品牌意识正相关的结论。
那么，城乡青年的品牌意识相比较又如何呢？从对比数据中可以看出，认为“名牌质量好”的城市青年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青年和异地打工青年，而同意“名牌显示身份和地位”及“名牌时髦，引人注目”的城市青年比例又明显低于农村青年和异地打工青年对这两项的选择。这就说明，与农村青年和异地打工青年相比，城市青年更多地注意到了名牌质量好的本质，而后者则比较注重名牌的外在因素。
我们知道，牢固的品牌意识是以使用经验为基础的，没有品牌的使用而产生的品牌概念往往是比较感性的，不准确的。很显然，城市青年比农村青年有更多的品牌消费概念和经验，因而也就具有较强的品牌意识。
品牌意识最终要转化为一种品牌消费行为。当然完成这一转化的前提是树立起一种品牌消费观念，表现为一种品牌消费态度。“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状况”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进行了大量的个案访谈。农村青年对名牌和名牌消费的认识是访谈的重点之一。
河南省南乐县某26岁男青年在接受访员肖瑜的访谈时说：“要说名牌，我也不觉得它真就那么好，只不过人们把它捧起来了。现在名牌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名气越大，人就越牛。我说呀，有些国产普通品牌的东西不一定就比那国外的名牌差，可有的人看中这个。像我，有时外出做生意就穿得像那么回事，一两件有牌子的衣服还必须得有，若是平常过日子那就无所谓了。过日子嘛，你不能挣一个花一个，更不能挣一个花俩。钱要用在该用的地方，若是跟别人比，或者炫耀而花大价钱去买一个牌子，我觉得没那必要。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正地方，就是有点钱也不能乱花。还是老一辈的话对，勤俭才能持家”。这种观点在农村青年中是很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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