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发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的比较研究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管理学学科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我国管理学者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比较管理研究，是我国管理学界与国外管理学界的对话与融通，发挥着催生中国管理学或者管理学的中国学派的重要作用。高闯教授在论及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发展时，提出要力图形成自己的特定分析范式、专业话语、品位和风格，同时又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高闯，2009）。本文认为，这是我国管理学者追求中国管理学以及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独立学术地位的宣言。
以下，本文就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发展问题，提出个人的粗浅看法，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基本特征
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是这门学科要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甚至是相邻学科的基本特征。要使我国的比较管理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应首先明确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学科特征。
比较管理研究，简单地说，是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本域的管理与异域的管理研究，这是比较管理研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管理研究的地方。要形成比较，或者说要使比较具有学理意义，一定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处于不同情境(Context)中的主体加以对比考察，或者说，一定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而特色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系统”（郭毅，2010）加以探索的活动（后文简化为两两比较）。就中国的比较管理研究而言，一定是将中国情境中的管理思想与实践和中国情境以外的异域管理思想与实践加以对比考察的研究活动。
本文以为，比较管理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越性；二是对比性。
比较管理研究的跨越性即研究者的视阈，必须超越两个独立情境的界限，展开对比较对象的本质、内涵与活动规律的探索。跨越性主要表现为空间的跨越与时间的跨越。空间的跨越意味着研究者以自我认同（余为国，2009）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区域、不同语言、不同制度和不同人种的管理思想和实践拿来与自己的同等物进行同步对比，因而这种比较是从空间定位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共时性对比。时间的跨越指的是，研究者同样以自我认同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从历时性出发，将自我与“他者”进行历史的比对。这是因为，任何管理的实践、管理的理论，都是管理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过程与环节，都是历史事实与现实发展的连续统一。比较管理研究就是从同步性或历史性两个焦点切入，跨越本域与异域的管理展开研究活动，因此，我们说，跨越性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学科特征。
其实，跨越性不仅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学科特征，而且是任何比较研究学科的基本学科特征。这可以从比较文学与比较哲学中得到证明。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2006)指出，比较文学就是不同文学性的跨越性研究。比较哲学学者余为国(2009)认为，哲学比较就是不同哲学之间的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与融通，是异质哲学之间的对比。如果说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和比较哲学通过跨越时空去进行不同文学与哲学的研究的话，那么，比较管理研究就是跨越时空的不同管理的研究。
坚持比较管理研究的跨越性可以有如下好处：其一，能给比较管理研究打开无限宽阔的研究空间。比较管理研究可以是跨文明、跨国家、跨民族、跨民族—国家、跨语言、跨制度、跨区域、跨学科、跨时代等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研究。其二，能给比较管理研究标志鲜明的学科特征。任何管理研究，如果没有跨越性，就不是比较管理研究。相反，只要管理研究包含着跨越性，就属于比较管理研究。其三，有助于解决比较管理学科内部目前存在的诸如比较管理是跨文化管理研究还是跨制度管理研究的这类争论。众多“跨什么”的分歧，就可统一在跨越性的框架之内。只要高举比较管理研究的跨越性特征这面大旗，各种理论流派就可按照自己的旨趣从事研究，不再强求非要“跨什么”才有正当性了。
比较管理研究的第二个基本学科特征是对比。一谈到对比，常规的思维是首先考虑比较双方的可比性问题。一般的说法是，只有具有相同性的事物才能比较，没有相同性的事物是不能比较的，结果形成“可比”与“不可比”的“比较悖论”（余为国，2009；黄启祥，2006）。如果两个被对比的事物无差异，就没有比较的必要；反过来，如果两个对比的事物完全无共通之处，就无法进行比较。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比较者只好在完全不同与完全相同的两个极端之间折中，提出相似性才是比较研究的基础。所谓的相似性，指的是对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但同时又存在差异（黄启祥，2006）。殊不知，相似性、可比性和不可比性无不是比较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确定正式的比较对象之前，研究者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次初步的、隐性的比较。如果没有这种比较，有谁知道有无相似性、可比性和不可比性？由此可知，对比存在于比较的始终。先有隐性的预先对比，判断诸如相似性、可比性一类的问题，后有显性的后续对比，即在相似性或可比性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比较研究（余为国，2009）。
强调对比是比较管理研究的第二个学科特征，就超越和解决了可比性与否这个悖论。我们指的对比，是指对比本身这个行为，描述的是对比本身的意义（余为国，2009），在对比双方的关系中构建、阐发新的意义。也就是说，对比本身就生成着意义，通过对比，孕育出积极的有生发力的结果。这种结果本身能进一步开启新的视阈，使我们看到两种不同形态的趋近、参照、竞争、交接，最后产生出在两个形态那里都不能产生的新东西的过程，实现两种视阈的交融（余为国，2009）。
由此可知，这种被称为生成比较观（黄启祥，2006）的对比，是对比的真义，是一种新知与新的视阈扩大的过程。这是本文强调对比性应是比较管理研究的第二个学科特征的实质，即对比是产生新的学科知识的过程。通过对比，我们才能实现比较管理研究对各种不同文化制度领域中的管理思想、技术、时尚与结果的借鉴、学习、扬弃、批判、继承和传播，从而共同推进人类的管理进步。
对比性加上前面的跨越性特征，不但区分了管理研究中一般性的比较与严格学科意义上的比较研究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它们树立了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理论意识与学科界限，使比较管理研究与管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泾渭分明。
二、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
涂尔干(1991/2002)指出，一门学科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让人视为达到了最后的独立，因为只有其他学科没有研究的那类事实成为它的研究对象时，它才有理由独立存在。学科的独特个性可以理解为学科的独特范式，库恩(1970/2003)的表述是，如果一门学科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它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独特的范式来自学科研究的问题，与别的学科不同，这就需要确立这个学科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或者核心问题（后文统一为基本问题）。
循此逻辑，比较管理研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需要明确其研究的基本问题。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使用共同的学科概念与分析框架，以免学科研究过于分散，变得“领域游离”(Wilkins,1997; Peng,2004)和“无范式”(Preparadigm)(Peng,2004)。
在全国第二次比较管理研讨会上，组织者从比较管理学科体系、比较管理的研究方法、企业管理模式的国际比较以及是否存在一个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四个方面提出了28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十分有价值，值得比较管理研究者认真对待与深刻思考。然而，组织者却没有明确提出我国比较管理应该研究的基本问题供研究者探讨，这令人感到些许遗憾。
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其实就是学科要论证的普适性命题。确立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学科研究的通例。例如，比较管理研究的相邻学科International Business(IB)研究的学者便把“What determines 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 or failure of firms?”视为过去甚至在21世纪仍将是指引IB研究的主导性问题(Peng,2004)。那么，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应是什么呢？
本文认为，“是何种文化与制度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管理的异同”，可以考虑成为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的一个选项。我们的理由如下：
首先是文化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Edward Tylor(1871)就把文化定义为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社会成员获取各种能力的复杂的整体。Hofstede(1984)将文化看成是区别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思想的集体编制(Collective Programming)，文化包括了各种价值观体系。社会学家Zvi Namenwirth和Robert Weber(1987)则认为文化是观念体系，构成了我们的生存方式(Design of Livins)。本文赞同将文化作为观念体系同时作为生存方式的定义，因为它不仅概括了文化的精神与物质两大层面，同时还指出了文化的功能。
关于制度，本文采纳诺斯(1990/2008)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按照诺斯的理论，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以型塑人们相互交往的所有约束，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正式的制度或规则，包括宪法、法律、财产权利等规制，并由相应的机构或其他第三方来监督这些社会契约条款的执行。另一类为非正式的制度，包括禁忌、习俗、传统以及社会谴责与行为规范（诺斯，1990/2008）。
通过学习以上文化与制度学家的相关论述，我们发现，文化与制度并非是两个独立的形态，而是在许多方面交互与重叠。制度之中包含文化，文化中间包含制度。由于文化与制度的这种“跨越性”或交叉性，本文在表述中把文化与制度视为同一物。
本文提出“是何种文化与制度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管理的异同”作为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的理由：第一，文化与制度共同构成了我们包括管理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的背景、空间、方式甚至内容；第二，它们共同界定与限制了我们包括管理在内的全部选择；第三，我们的选择又反过来影响了文化与制度的演化与变迁；第四，中国的文化与制度，迥然不同于国外的文化与制度。集五千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积淀加上当代复杂的、快速的动态演进，这就为比较管理研究开拓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文化与制度的动态、静态对比内容以及在文化与制度约束下管理活动的方式与结果。
文化与制度对于企业管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如Peng(2009)所指出的那样，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不仅由产业条件和企业能力所驱动，而且是经理们面对的具体制度框架中正式和非正式约束的反映(Khanna & Palepu,2000; Lee,Peng & Barney,2005; Peng,2009)，因而，“制度直接决定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战略、创造竞争优势时应该箭射何方”(Ingram & Silverman,2002;Peng,2009)。
Peng(2009)特别指出了制度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性，强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进行研究时，要将制度放在显著位置。为此他将制度作为产业和资源基础因素之外的战略研究三角的第三个支柱，对企业的战略管理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Peng,2009)。
汪丁丁(2005)在讨论“中国特色”时，更是认为“中国特色”产生于中国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三重转型”。汪丁丁认为，正是这一“三重转型”，形成中国社会特有的或者说唯一的特征。如果要说什么是中国特色，最具中国特色的就是由这三重转型所引发的一切行为模式。中国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是与上述三重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以上思想，我们可以说，中国企业的管理是与中国的文化与制度因素紧密镶嵌的，文化与制度和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从根本上制约、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做出管理决策与实施管理；另一方面，由中国文化与制度所塑造的中国企业管理者，又推进着中国文化与制度的中国式演变，形成中国当代独特的文化与制度模式。如果中国的企业管理如此，外国的企业管理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从文化与制度的层面切入比较管理研究，我们可以分析中外文化与制度的异与同，全面洞悉不同文化与制度因素对中外企业管理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细致观察影响的类型与结果，深入刻画中外企业在不同的文化与制度的情境下做出的相同与相异的管理反应。一句话，可以抓住比较管理研究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与根本，探索研究各种问题的终极解释。
将“是何种文化与制度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管理的异同”作为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区别了别的学科与比较管理研究的问题与范围，高度凝练了比较管理研究这个学科的基本假设、主要研究方面和重点。由于问题的宏大，有利于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理论视角剖析问题，因此能够吸引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入到研究者队伍中，使研究呈现繁荣局面，取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与难度，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开展研究，这就能使研究者长期专注于本学科，通过持续的努力，增加比较管理研究成果的历史积累。当然，由于问题的新颖性，因此总是能激起研究兴趣，使研究者保持高昂的研究热情。
总而言之，只有当研究的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话语联盟”或理论学派（秦亚青，2005）。“是何种文化与制度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管理的异同”作为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具备上述条件，不仅有助于我国比较管理研究形成独立的学科，而且有助于富有中国特色的我国管理学的生成与发展。
三、比较管理研究的分析层次
由于比较管理研究涉及的因素非常多，因而区分明确的分析层次（分析单位）极为重要。巴比(2005)指出，分析层次就是研究什么和研究谁。分析层次有助于观察单位用来考察和总结同类事物特征，解释其中的差异。明确的分析层次同时有助于防止区位谬误（巴比，2005），这也就是李怀祖(2004)所说的避免出现错位。
本文借助Enright(2000a,2002b)为国际商务比较分析所构建的分析层来次确立比较管理研究的分析层次，提出比较管理研究的大的分析层次可以有企业层次、产业层次、区域／企业集群层次、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这五个层面。按照本文的观点，企业层次的意义最为重要。
一般来讲，分析层次的多少并无一个硬性的规定，研究者可以根据要研究的问题自行确定。就上面五个层次中的任一层次而言，研究者可以根据分析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本文之所以要划分比较管理研究的分析层次，目的是想强调要对比较管理研究的各种因素进行分类，使比较管理研究有一个进行比较的清晰的尺度与范围，统一比较的单位，实现比较的对称性。这样，比较者就能从不同层次清晰地界定被比较的双方在哪些方面存在异同。
四、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
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总是与比较管理研究的主要理论流派有关联。一般来讲，有什么样的比较管理流派，就有相应的基本研究方法。由于比较管理研究的理论流派是一个“理论丛林”，因而研究方法也是百花齐放。
众所周知，美国管理学者孔茨(1961)曾把管理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丛林”归纳为六大学派，分别是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经验学派、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学派以及数理学派。孔茨认为，造成理论学派与研究方法的“理论丛林”是管理理论在思想上的混淆，源自管理学家在语义、管理知识体系定义以及原理上的误解，还包括管理学家不愿意相互理解（孔茨，1961）。显然，孔茨的目的在于对“理论丛林”进行“清理”，而不是提倡各自为政。
无独有偶，美国比较管理研究学者Schollhammer也在1969年发表了“The Comparative Management Theory Jungle”一文。①该文使我们看到，比较管理研究也同样面临管理学“理论丛林”的复杂局面。
Schollhammer(1969)归纳出了四种比较管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分别是“比较管理研究的社会—经济方法”(The Socio-Economic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Management)、“比较管理研究的生态学方法”(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Management)、“比较管理研究的行为方法”(The Behavior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Management)和“比较管理研究的折中—经验方法”(The Eclectic-Empiric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Management)。
Schollhammer认为，造成比较管理研究“理论丛林”的原因，一是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因而对什么是比较管理存在语义定义的差异；二是从事比较管理研究的学者，不仅来自管理学，还来自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由于每个研究者都坚持自己的学术边界与学术兴趣，因而难求统一；三是Schollhammer强调指出，研究者出现误解，甚至是不愿意、无能力去相互理解，则是形成比较管理研究“理论丛林”的重要因素。显然，比较管理研究“理论丛林”的出现，与孔茨归纳的管理学“理论丛林”的形成原因十分近似。
Schollhammer指出，比较管理“理论丛林”有利于透彻地分析问题，但不利于积累学科知识。应该对这些经验验证过的知识进行更高程度地融合，形成抽象度更高的、能包容主要研究重点与方向的分析框架。
Schollhammer构建的分析框架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比较管理描述与解释的七个要素；二是比较管理评价的四个要素。前者的要素为作为专业人士的管理者、管理规范与价值观、管理行为与决策、管理态度、管理冲突与化解、组织内的管理关系与结构和管理系统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对这一层面的调查指标，Schollhammer提出了26个。后一层次的要素分别是管理决策的理性程度、管理的有效性、企业效率和总体经济效率。对于这个层次的具体调查与评价指标，Schollhammer提出了14个。
Schollhammer认为，这一框架基本涵盖了现今比较管理分析的主要重点与方面，可以形成当今主要比较管理理论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抽象与概括。
我国当前比较管理研究的理论学派与研究方法也是“理论丛林”。举其要者有：黄群慧(2009)的比较管理研究的跨区域尤其是跨国界或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跨组织类型的比较研究和跨时间的比较研究；罗珉(2009)的结构性理论范式、诠释性理论范式和行为性理论范式；杜娟(2010)的语用、句法、语义的分析框架以及整合了国外学者研究框架的P-S-S-P综合模型；蔡立新(2010)的演化分析方法等。此外，还有比较管理研究的制度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方法、实验研究方法等，可谓不胜枚举。毫无疑问，上述研究方法都具有其合理性与实用性，都在其各自的参照系或信奉这些方法的研究者中具有“普适性”。但是，如果从我国比较管理的整个学科体系来看，这些方法则未具备全局的统率性。也就是说，它们的抽象度还不太高，囊括其他研究方法的容量还不足。
本文以为，要想从比较管理学本身解决比较管理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丛林问题十分困难，我们的任何努力可能只会起到在丛林中再种植下一棵大树的作用。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何不能借助其他更为成熟的比较学科的研究方法来为比较管理研究所用呢？
本文认为，滥觞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所建立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体系，能够成为建立比较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借鉴。大多数研究者将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基本成型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模式与研究方法体系（曹顺庆，2006）。简单地说，比较文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可以是三大类型：一是影响研究；二是平行研究；三是跨学科研究。
所谓影响研究，指的是文学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体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曹顺庆，2006）。
所谓平行研究，指的是文学跨国界的“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平行研究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曹顺庆，2006）。
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指的是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雷马克，2008；曹顺庆，2006），即文学和人类其他一切学科领域都可以进行跨越学科领域的比较研究。只有当文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比较的时候，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才得以全面拓展（曹顺庆，2006）。
从以上比较文学的三大基本研究方法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它们具有极强的抽象性、概括性和包容性。将它们借来作为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部分实现消减比较管理研究方法“丛林”的目的，因为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管理研究在不少地方具有相通性。
大量的比较管理研究着眼于欧、美、日等国的管理理论、理念、技术、方法在我国企业的运用，以及它们对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启示与影响，当然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讨论的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孔孟之道、道家思想的管理元素在国外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以及对外国管理学的影响（例如雷恩，1994）。无论用什么具体方法来讨论东西方管理思想与方法的交融，都可列入影响研究的范围。近年来有不少中国管理学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管理思想，或者依据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中国管理学的理论范式，当然也有外国学者从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古罗马希腊文明等方面，探讨外国管理学的理论渊源及其演变。这些就属于典型的平行研究，因为古代的那些哲人，在发展他们的管理思想时，是从来没有联系与交流的。跨学科的研究则表现为研究者们用经济学方法、数学方法、工程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学方法、语言学方法、文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等来研究企业管理，利用不同学科的智慧来求得管理的真解。
从以上的简短分析可以看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包容了比较管理研究的主要方法与类型，概括了比较管理研究的具体实现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勾勒了比较管理研究的总体轮廓，具有极高的抽象性，这就是本文为何认为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当作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的缘由。
通过辨识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特征、划定比较管理研究的五个分析层次、确立比较管理研究的三大主要方法，围绕“何种文化与制度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管理与外国企业管理的异同”这个基本问题，本文提出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比较管理研究学科体系
五、比较管理研究的人文关怀
提出比较管理研究应有人文关怀肯定会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人文关怀界定为企业管理研究者在致力于企业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应分外关注社会公平。具体地讲，就是要伸张企业工人的利益。
我们知道，管理学是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特别是大型企业组织的需求而出现的，而市场经济又总是由拥有资本的人决定对稀缺资源的掌控和利用，对物质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的话语权。在实际的管理研究中，我们是以提高企业家或企业管理者（即业主、股东、高管等这些资方或资方的代表）的效率为指向的，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管理效率为目的的。因此，管理学尤其是企业管理学，从其诞生开始，就是为企业管理者服务的。
笃信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坚持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人（斯蒂格利茨，2007），可能难以看到比较管理研究的人文关怀的重要性，或者不承认比较管理研究应有人文关怀而片面强调“价值中立”。然而在学术界，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从而强调社会公平的声音从来就不绝于耳。在英国，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波兰尼，1944/2007）；斯蒂格利茨(2007)更是认为，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2007)，也就是说，倡导社会公平的人文关怀，应该是管理学者的道德选择。
提出比较管理研究的人文关怀在今天的中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坚信提高效率会促进增长，增长会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受益。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增长可能导致贫困的加剧（斯蒂格利茨，2007）。在社会公平分配机制还未有效建立的时刻，利益的分化特别会导致相对贫困的加剧。简言之，市场经济产生的某种程度的同构效应，使得以前被认为只有在西方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或现象，我们今天也开始不同程度地面临（景跃进，2007）。毋庸讳言，当前中国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冲突以及频发的极端事件，已经到了威胁整个社会稳定的地步。在企业内部，漠视工人权益的情况司空见惯，典型例子是深圳的富士康公司近段时间接连出现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在第七位员工跳楼后，管理层不是去认真查清员工跳楼的原因，反思企业管理制度，反思员工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了保障，工作压力是否得到缓解，企业文化是否健康，从而采取措施防止这种不幸事件再次发生，而是通过山西的官员请五台山的高僧来做法事，祈求安宁。结果是，诵经之声犹闻，第十一位员工又跳下了楼。这实在是“不问苍生问鬼神”。②
比较管理研究应有人文关怀，就是要提倡在企业管理中坚持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与统一，缩小与调节利益分配的鸿沟。这样说是有学理基础的。
在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起，利益的概念已经成为分析的中心（斯威德伯格，2005）。斯密(1776/1977)指出：“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立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从这些句子中，我们读到了雇员与雇主的利益对立。事实上，《国富论》有相当长的篇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劳资阶级的利益对抗所做的深刻分析，更是鞭辟入里，令人们耳熟能详。
管理学素来也有重视社会公平的传统。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泰勒1912年1月12日在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就工厂管理制度的听证会上作证说，科学管理不是管理技术，不是提高效率或保证效率的措施与方法，而是调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源起于盈余分配不公的对立状况的思想革命。科学管理将劳资双方从关注盈余分配转移到增加盈余之上，双方便没有必要再为如何分配而争吵。由此我们可知，泰勒看到了分配不公导致的劳资对立，想用科学管理来增加盈余以平息这种对立。泰勒赞成社会公平，对劳动者表现了他的人文关怀。
当前，国外的管理学者在研究中是十分注意人文关怀的。早在21世纪初，一批著名战略学者，例如Hart & Christensen(2002),Prahalad & Hart(2002),Ricart,Enright,Ghemawat,Hart和Khanna(2004)等，就猛烈批评国际战略研究“弃贫逐富”的倾向。他们指出，国际战略管理研究明显地只关注“经济金字塔顶端”的那10亿左右的人，而忽视了大多数被全球化所绕开甚至伤害了的位于“经济金字塔底部”(Base of the Economic Pyramid,BOP)的40亿～50亿人。大多数MNC的新兴市场战略无一例外地集中于精英阶级和中产阶级，其余的人则被视为太穷而不能成为重要的消费者(De Soto,2000)。Prahalad & Hart(2002)甚至认为，MNC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大公司帝国主义”。
为了纠正学界忽视“经济金字塔底部”的人们诉求的做法，美国北卡大学Kenan-Flagler商学院设立了一个“BOP学习试验室”，开展针对“经济金字塔底部”的人们的战略研究，并获得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最终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他们甚至认为，关注BOP是战略研究的最前沿(Ricart,Enright,Ghemawat,Hart,Khanna,2004)。
无论何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它们带给社会关系的最显著变化是形成雇主、雇员二元的雇佣关系。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雇佣关系已经成为我国的一种基本社会关系（曹德骏，2006）。当前中国企业的雇佣关系的现状很受国际学界的关注。著名经济社会学家弗雷格斯坦(2008)基于西方的经验总结出一个观点，即赋予工人以保护自身职业健康和安全的权利，无疑会迫使经理人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收入的再分配会创造出一个更大的消费者市场，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花费在保健和教育上的开支不但能够培育出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更高的劳动力，而且会使得民众的幸福感得到增强。收入不平等的快速增长及环境和劳动条件的恶化，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弗雷格斯坦认为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
本文试图说明的是，社会公平应该也必须是比较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的管理研究学者，必须认识到雇佣关系紧张的灾难性社会后果。至少在企业内部，如果雇佣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切旨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努力最终都是无效的。在习惯性地关注资源稀缺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形式理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诸如公平正义、神圣价值观这一类精神准则的实质理性，从而为弥合雇佣双方的紧张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作为管理研究学者的重大社会责任。
六、总结
本文从我国比较管理研究学科发展的角度，将跨越性与对比性视为比较管理的学科特征，提出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何种文化与制度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管理异同的观点，确立了比较管理研究对象从企业层次到超国家层次的五个分析层次，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这三种基本研究方法借用为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消减比较管理研究方法的丛林。通过融合上述方面，勾勒了一个简单的比较管理的学科体系。本文最后强调了比较管理研究要重视对被管理者的人文关怀，着力构建公平和谐的雇佣关系是我国管理研究学者的重大社会责任。
法国著名比较社会学者杜甘(2010)说过，人类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比较的，我们通过参照系来获得知识。这与托克维尔所说的“不做比较，心灵就不知道如何前进”一样，告诉了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相信，我们所从事和推进的比较管理研究是一项意义特别重大的事业，借用杜甘的话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用中国学者的观点来解释世界的时候了。
注释：
①这是继孔茨1961年在相同期刊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了“The Management Theory Jungle”后又一篇讨论管理学“理论丛林”的著名论文。
②李商隐原诗之意在于讥讽统治者对人才的虚情假意，本文取其字面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