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体性论文,政党论文,理论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东尼奥·葛兰西为原意大利共产党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主要活动于20世纪世界政治大动荡的二三十年代。意大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使他非常重视政党理论，尤其是执政党或者力图成为执政党的政党建设理论的研究，并在其主要著作《狱中札记》中花了不少篇幅探讨这个问题，独创性地提出了“总体性政党”理论。对他的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相信对我们很有教益。
同其他许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一样，葛兰西也肯定任何政党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但他反对笼统地、不加什么界定地提出和阐述这个命题。他认为，任何政党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应是就政党的本质特征而言才是正确的。在通常的活动中，政党不但表现为一定阶级的，而且表现为社会其他劳动群众的，即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的”利益的。所以，政党不但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总体性”，且阶级性往往是内含于社会“总体性”之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提出了“总体性政党”的概念：“虽然任何政党都是社会集团的，且只是一个社会集团的；可是某些政党却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单独一个社会集团的，因为它们在本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实行平衡和仲裁，同时成功地使本集团得到联盟集团的拥护，在这些集团的协助下发展，……所以，政党成为总体性的。”（注：安东尼奥·葛兰西：《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 “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148页。）
根据葛兰西的论述，“总体性政党”是个一般概念，泛指现代世界各国一般政党，既包括无产阶级政党，也包括资产阶级政党。他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立宪政党也是“总体性政党”，它们“规定君王（或共和国元首）‘统而不治’的宪法条款正是在本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实行平衡和仲裁的法律表现”。不过葛兰西认为，同样“成为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还有很大差别。资产阶级政党所谓顾及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利益，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了骗取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以争得或巩固本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因此，它们代表社会“总体”利益的程度是很低的，即以能够实现资产阶级统治为最大限度。无产阶级政党则不同，它们的阶级本质和最终目标决定自己必须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忠实代表，必须切实体现社会“总体的”利益，因而是真正的“总体性政党”。葛兰西在具体说明这个观点时，引述了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通过神话和戏剧相结合的形式，探讨了君王应该怎样反映一般民众百姓的愿望，领导他们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葛兰西认为，这样的君王已是“总体性政党”的理想衬托，只是它从未在马基雅弗利时代以至后来的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真正实现过罢了。但是，历史发展到了现代，马基雅弗利的理想君王已经在现实中找到了象征，这就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因此，葛兰西经常把共产党比喻成“现代君王”：“现代君王，神话君王，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个人、具体的个体，而只能是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和复合成分：在其中，被人们认识了的，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动表明自己集体的意志已经形成。历史已经产生了这个有机体，它就是政党。这是第一个细胞，它集中了力图成为普通的、总体的、集体意志的所有胚芽。”（注：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148、129页。）
可见，政党所以“成为总体性”的，是由于它要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的”利益，这是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总体性政党”总要建立国家，但它要建立的不是封建独裁统治的古代、中世纪式国家，而是“总体性国家”，这直接由它代表社会“总体”利益的性质所决定。葛兰西说：“在现代世界中，政党（总体性的，而不是派别的）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方法发展成为国家（总体性的国家，而不是机械的政府）。”按照葛兰西的论述，所谓“机械的政府”就是指封建主独裁统治的古代、中世纪式国家。所谓“总体性国家”，主要表现为：国家不但有专政的职能，而且主要地是有“领导权”（“hegemony”，指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职能，国家因而是“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国家“领导权”的职能通过“公民社会”——即家庭、学校、工会、政党、报刊和文化团体等来实行；国家专政的职能通过“政治社会”——即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来实行，所以国家又叫“政治社会+公民社会”。葛兰西认为，历史发展到了现代，“总体性国家”已经存在于社会现实中，这要归诸于资产阶级在理论及实践中所完成的变革。他说：“资产阶级在法律理论从而在国家职能中所完成的变革，主要是顺应的意旨和国家及法律的伦理性质。以前的统治阶级就其实质来说是保守的，因为他们没有设法使其他阶级有机地转移到自己这边来，即没有同时在‘法律和意识形态方面’扩大本阶级的范围；他们的理论是闭关自守的帮会主张。资产阶级作为处在不断运动过程中的有机体确立起来，它能够吸收整个社会，把整个社会提高到自己文化的和经济的水平。因此，国家的职能有所改变，国家成了‘教育者’，成了‘领导权机器’”，即成了“总体性国家”。不过，葛兰西又认为，资产阶级政党为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始终解决不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因而到底没能建立起真正的“总体性国家”。只有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进而消灭阶级、政党和国家本身，建立真正民主、平等与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总体性国家”。他说：资产阶级虽然在国家学说和法律观念中完成了变革，使国家成了“教育者”、“领导权机器”，成了“总体性国家”，但“这个过程终将停滞不前，国家重新变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等等。资产阶级终将饱和，它不但不再扩大且开始解体。它不但不再同化新的分子，且将失去了原来的组成部分（或者至少解体的程度比同化的程度高得多）”。只有致力于同化整个社会，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同时消灭无产阶级及其国家，且能够表现出这一过程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真正的“总体性国家。”（注：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259—260页。）
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总体性政党”必须建立“总体性世界观”——“能在整个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对思想和行为方式实行改造的……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能够发展的国家思想”。这一方面的内容是由第一、二方面的内容所决定的。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社会政治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中，“总体性政党”、“总体性国家”和“总体性世界观”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必然关系：“总体性政党”建立“总体性国家”，建立“总体性世界观”；“总体性世界观”又反作用于“总体性国家”和“总体性政党”，使它们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如果没有“总体性世界观”而要建立或巩固“总体性政党”和“总体性国家”，那会像绝对“政权还俗主义”者主张“使一个人失去灵魂以拯救他的国家”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葛兰西特别指出：“总体性政党”内部“宗派的狂热和盲信”是很危险的，它会使“总体性世界观”的发展受到破坏，使“总体性政党”缺乏“政党精神”，并因而影响“总体性国家”的建立或巩固。他说：“很明显，总体性世界观会在自己的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盲目的、片面的‘党’的狂热和盲信（在这种情况下是宗派的狂热和盲信，是派别的狂热和盲信，斗争就在其中发展起来了）而受到破坏。”“宗派主义是一种非政治主义。如果人们仔细考察，它是一种私人追随者的形式，因此缺乏政党精神。而政党精神正是‘国家精神’的基本成分。”根据葛兰西的意思，所谓“政党精神”和“国家精神”都是“总体性世界观”的表现。缺乏“政党精神”或“国家精神”就表明不存在着“总体性世界观”，因而就更谈不上“总体性政党”和“总体性国家”的建立或巩固了。（注：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266—267、147页。）
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总体性政党”要实施“总体性功能”——“教育的”、“组织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这一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第三方面的内容的直接发展。葛兰西认为，所谓“总体性世界观”的建立，实际上是“总体性政党”要使自己的世界观及思想纲领和政治路线为本阶级及全社会其他劳动群众所接受和拥护，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为一个社会“总体”力量，为建立“总体性国家”而行动。葛兰西说：阶级产生出政党，政党发展成为国家，“在这些现象和功能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有益的和有效的关系。因此，政党应系统地研究和发现决定自己阶级的本质的因素及其发展过程，应进行理论的和教育的活动”。葛兰西在另一个地方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对于“总体性政党”，“问题的关键是指导的和组织的功能，即教育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一个商人不是为了做生意才参加政党；一个企业家不是为了以较少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才参加政党；一个农民不是为了学到新的耕作方法才参加政党，……在政党中，经济社会集团的成员超越了其历史发展阶段，成为具有民族和国际特征的、总体性活动的代理人。”（注：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258、227—228、16页。）
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报纸、杂志、电台往往是“总体性政党”实施“总体性功能”的重要阵地。他明确指出：“一家报纸（或一些报纸），一家评论性杂志（或一些评论性杂志），总是一个政党的，或是一个派别的，或是执行一个政党的功能的”，甚至许多“所谓‘通报性’的、‘非政治性’的、体育的和技术的报刊”也实施“总体性政党”这个功能，这是由现代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既然“总体性政党”要实行“总体性功能”——“教育的”、“组织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那么，“总体性政党”就应该努力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属脑力劳动者，他们的社会活动构成了历史中精神、文化、知识和理论的能动作用的“中介”；“他们一存在就意味着一种社会总体性功能”，“或者说他们是社会总体组织和上层建筑复合体的‘功能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说：“政党只不过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中（而不只是在生产技术领域中）精心制作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特殊方式。……这些知识分子带有社会集团发展、生活和形成的一般特征和条件。……政党要精心制作自己的组成部分（那些已经产生并发展成为‘经济’集团的社会集团的成分），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完整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机发展过程中所有活动和功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注：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15—16页。）
综上所述，葛兰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论述并不十分完善，如他通常用“社会集团”一词代替“阶级”一词，其他一些用词和表达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主要和葛兰西是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作，为躲避监狱当局严格的文字审查制度有关。尽管如此，葛兰西紧密联系当代社会实际，独创性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认为政党只是就其本质特征而言才是阶级的，而在通常的活动中，政党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的”利益，因而具有“社会总体性”，成了“总体性政党”；强调“总体性政党”要建立的不是封建主独裁统治的古代、中世纪式国家，而是“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的“总体性国家”；强调“总体性政党”要建立“总体性世界观”，并努力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来实施教育、组织的“总体性功能”，使其“总体性世界观”及其指导下的产物——党的思想纲领和政治路线为全社会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拥护，进而把他们联系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社会“总体”力量，为建立或巩固“总体性”国家服务。他的这些独创性论述，对于我们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有效地抵御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通过思想文化阵地与我们争夺民心、党心，保证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无疑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