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储蓄与借贷行为及演变趋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趋势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的数据（1986—2000年），对农户家庭储蓄与借贷行为进行分析研究。
一、农户储蓄与借贷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1.农户家庭经济增长与发展趋势。
从表1可以看出，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在经历一段短暂徘徊后出现明显下降，户均人口由80年代末的4.80人左右下降到2000年的4.15人，下降幅度是相当显著的。家庭人口规模的迅速缩小最明显的反应就是农户家庭单位劳动者负担的人口数明显下降，劳均负担人口由观察初最高的1.87人降到2000年的1.63人。这一结果为农户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按照现价计算，全国300多个观察村跟踪观察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86年的510.27元增长到2000年的2564.19元，15年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22％。但这一增长与90年代初期的通胀有明显关系。从增长趋势看，中国农户经济增长有明显的阶段性，在通货膨胀未大面积发生的90年代前，增长速度是惊人的，1986—1991年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10.86％。在通货膨胀发生期间，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达到最高，1990—1995年期间年增长达21.97％。1995年以后，国内经济出现明显通货滞胀，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放慢，且在农户家庭经济方面表现相当明显，农户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个徘徊或下降过程，1995—2000年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仅2.63％。在这一背景下农户家庭的储蓄与借贷行为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
2.农户家庭储蓄水平及其变化。
在家庭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断演变下，中国农户家庭人均储蓄水平也相应出现明显变化（表1），现价人均储蓄额（含手存现金）由80年代中期的224.16元增长到2000年的1951.37元，增幅达7.71倍，显著高于纯收入的增长（图1）。其中银行储蓄增长幅度达14.04倍，手存现金增幅达3.14倍。手存现金在家庭储蓄中的比例呈迅速下降趋势，已由90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2000年的27.61％。可以看出，在国家金融投资市场多元化（注：这里指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各种债券市场、彩票市场等不断开放。）发展环境下，农民多余资金的投放渠道依然相对单一。特别是在进入90年代中后期，政府为了将大量的、持续不断上升的居民银行储蓄调入市场，先后采用了开征利息税、大幅度（多次）降低储蓄利率等办法，但农民家庭的储蓄存款水平仍然扶摇直上。
表1 农户家庭储蓄借贷水平及变化
*表示存款中包含手存现金，#表示所列前项的其中比例。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编，《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9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2002年资料也来自此项调查。以下同。
图1 农户家庭经济增长与储蓄借贷变化的关系
3.农户家庭借贷水平及其变化。
受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影响，农户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家庭储蓄水平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家庭借贷水平的增长。从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的2万多观察农户统计结果看，自1986年以来，中国农户家庭人均借贷水平同样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年末借入款（注：年末借入款余额=年初借入款余额+年勾借入款-年内归还借款。）已由1986年的58.73元增加到2000年的415.08元，增长幅度达到6.07倍，年均增长幅度达14.99％，同样高于纯收入水平的增长（图1）。在年末借入款中，来自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贷款份额呈显著下降趋势，份额由1986年的47.76％下降到2000年的15.52％。15年下降了30.24个百分点。农户家庭借贷已成为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出现这一结果，依笔者看，原因有四：一是农户经济本身增长；二是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商业化转制，在农村放贷减少和放款方向转变；三是受整个大的宏观信用危机影响，资金供求之间互不信任，农民求贷无门；四是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一度无序开放，最后被迫关闭。
从农户家庭的借贷结构变化还可看出，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户家庭经济增长所以出现徘徊或下降，正规金融部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减弱也是根源之一。大量的农村资金通过储蓄等形式被调离农村，而农民求贷无门，直接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户储蓄与借贷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的区域差异
为了对农户家庭储蓄与借贷行为有一个深入全面了解，在总体趋势分析之外，有必要从区域和收入水平等分组角度进行研究，更全面更系统地观察农户家庭储蓄与借贷行为的变化规律。
1.不同区域农户人口规模、结构及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
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户家庭人口规模、构成及其收入水平的变化，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上的表现与总体表现相当一致。随着时间的变迁，家庭人口规模呈明显下降趋势，劳动人口负担程度呈明显减轻趋势，人均纯收入水平在经历了一段上升后，进入90年代中后期呈明显的徘徊或下降趋势。单就区域间比较看，差异也相当明显。在人口规模上，西部观察户家庭一直最高，其下降幅度在三大区域中也最大。相对观察初的1986年的5.33人，到2000年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已下降到4.36人，15年下降了0.97人，下降幅度达18.20％。中部观察户家庭人口规模在90年代中期前一直居次，到1995年后则转为与东部相当，直至超越东部成为最小，下降幅度居次。相对观察初的1986年的4.79人，到2000年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已下降到4.02人，15年下降了0.77人，下降幅度达16.08％。东部观察户家庭人口规模在整个观察期间总的看最小，近年被中部取代成为次小，人口规模下降幅度也最小。在劳动人口负担上，东中西的梯度差异明显，西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降幅也一样西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三大区域的农户家庭劳动人口负担正向一致化演进。在收入水平上，各区域变化趋势尽管一致。但东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明显与中西部不是一个层次，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差距呈明显拉大趋势。到2000年东部地区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已达3592.61元，分别是中西部的1.89倍和2.00倍，较1986年的1.49倍和1.86倍分别扩大了35.04和13.9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上，一直被看作是重要影响因素的家庭人口规模及构成，其倒梯度化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需要从其它因素中去找。
表2 不同区域农户人口规模、结构及收入水平的变化
2.不同区域农户家庭储蓄水平及构成的变化趋势。
从表3可以看出，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户家庭在年末累计存款水平及构成的梯度差异比较明显。东部观察户家庭的存款水平最高，且直接储蓄率也最高，其次是中部，再次是西部。到2000年，东部农户家庭人均年未存款水平已达3182.35元，其中银行储蓄达2389.12元，占整个存款额的75.07％，而中部仅1206.39元和829.58元，储蓄在存款中的比例也仅68.77％，西部则更少，仅1047.02元和681.18元，储蓄在存款中的比例为65.06％。东中西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就趋势看，经过15年的发展，三大区域农户家庭存款水平（现价）均有明显上升，相比较，东部的上升速度显著快于中西部，从而使得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图2）。存款方式选择各区均表现为：有较强的银行或信用社偏好，银行储蓄在农户家庭存款中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相比较，东部地区农户的储蓄比例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再次之。就储蓄比例在15年的上升速度看，中部最快，西部次之，东部最小。这一结果充分表明：随着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增长，农户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户对多余资金处理方式选择的倾向是相当一致，将钱存入银行已成为各区农户的首选方式。这一点在我们进行的意向调查中也得到充分反映。
表3 不同区域农户家庭储蓄水平及构成的变化
图2 农户储蓄与借贷水平变化：东部与中西部的比较
3.不同区域农户家庭借贷水平及构成的变化趋势。
从上文分析我们已知道，随着时代变迁，中国农户经济收入水平，无论是总体，还是不同区域，均呈上升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同时还伴随一个借贷水平的上升过程。尽管农户家庭的人均借贷水平相对收入水平和存款水平要低的多，借贷水平的持续不断上升也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到2000年，农户家庭人均借贷水平东部已达589.42元，中部和西部分别达322.58元和266.61元，较1986年分别增长了6.07、4.70和8.68倍。显然，在借贷方面，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图2）。这表明，在农户家庭借贷上，区域梯度也是十分明显的。就借贷来源看，东中西的趋势是非常一致的，即从银行获取的借贷比例呈下降趋势。但程度有明显差异，农民借贷对银行依赖程度，东中西呈倒梯度分布，东部相对较低，其次是中部，西部相对较强。
表4 不同区域农户家庭借贷水平及构成的变化
综上所述，农户经济发展不只意味着经济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储蓄借贷水平的上升。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经济组织的借贷行为发生是呈正相关的。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农民对借贷的依赖程度就高，否则相反。换言之，农村金融市场较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传统的，以银行信用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市场，在银行机制商业化转变后，在农村资金投放大幅度减少，而其它金融市场一时又没有及时跟进或不规范的运行，导致农民信贷需求服务不能满足，这可能是引发90年代中后期农户经济收入增长出现持续多年徘徊或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储蓄与借贷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在研究收入水平对农户家庭储蓄与借贷的影响时，由于涉及时间比较长，受物价等影响，收入间不可比性较大，我们运用相对收入水平作为分析基础，依据各年人均收入水平对观察农户进行五等分，从而形成收入五等分组。
1.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化趋势。
从图3和表5可以看出，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及其构成是不同的，但演变趋势是非常一致的。无论是收入水平较高的户，还是收入水平较低的户，其家庭人口规模以及劳动负担人口程度均呈下降趋势。就人口规模大小看，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数量明显呈下降趋势，相比较，相邻两个收入组之间的人口数量差距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扩大。就农户家庭劳动人口负担程度看，同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负担程度呈下降趋势，收入两极农户的负担程度极差随着时间变化则呈缩小趋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人口规模方面，低收入组与中低收入组差异并不明显，但构成则非常明显。由此可见，在影响农户家庭经济增长方面，家庭人口数量仅仅是人口因素的一个方面，家庭人口构成则是人口因素的另一方面。单纯地说人口规模高低并不足以反映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结合人口结构来共同反映。
图3 收入五等分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化
表5 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化
2.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家庭储蓄水平及构成的趋势。
从表6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农户家庭的存款水平也相应上升，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非常一致。到2000年高收入户家庭的人均存款水平已达5794.09元，与1986年相比，15年提高于7.10倍，年平均提高78.34％，中等收入户家庭的人均存款为1154.82元，较1986年提高7.75倍，年平均提高86.87％，低收入户家庭的人均存款为408.25元，较1986年提高9.84倍，年平均提高116.91％。两极农户家庭存款水平的绝对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由1986年的相差677.71元扩大到2000年的5385.84元，相对差距则有所缩小，在1986年，低收入户的存款水平相当于高收入户的5.26％演变到2000年的7.05％。就存款构成看，同样收入水平的差异也导致了农户家庭存款构成的差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银行信用社的储蓄比例显著上升，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向完全一致。尽管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银行储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相比较，收入水平居于中等及以上家庭储蓄倾向最高，这类家庭的多余资金有60—80％是以银行储蓄形式存放，而低收入家庭的储蓄比例则仅50％左右。这一结果从一个侧面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储蓄水平高，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整个农村经济发展，高储蓄的产生主要来自少部分高收入户，而绝大多数低收入户的储蓄水平并不高。如果将低收入户的储蓄水平与目前学生上大学交的学费比较，供一个年学费5000元的学生需要25个低收入农户，若加上学生的在校生活开支，可能需要的户数会增加到40—50个。
表6 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家庭储蓄水平及构成的变化
3.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家庭借贷水平及构成的变化趋势。
从表7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不同的农户，其借贷水平也存在着明显差异。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农户家庭借贷水平呈显著上升趋势。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借贷水平变化趋势非常一致，均呈上升趋势。相比较，收入水平高的户上升幅度要显著高于收入水平低的户。到2000年，高收入户的人均年末借入水平为1109.26元，较1986年的96.23元增长达10.53倍，而中等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仅增长4.58倍和3.83倍。由此可见，在借贷水平上，两极农户的差距呈显著拉大趋势。所以形成这一结果，依笔者之见，主要根源来自放贷者对借贷者的偿还能力估计差异。众所周知，一定的偿还能力是获取借贷的基本保证，收入较低的农户，尽管也想借到资金，但受自身经济发展影响，真正能够借到资金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由此形成低收入户的借贷水平相对较低，且增长也相对较慢。这一点在借贷来源构成上也有明显反映，传统的依靠农村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借贷已不复存在，农户家庭的借贷来源主体已完全演变到依靠民间借贷，从银行获取贷款的比例呈急速下降趋势。无论是高收入户，还是中等收入户或低收入户，到2000年家庭年末累计借贷资金中来自银行或信用社的比例最高仅19.89％（低收入户），最低的中等收入户只有11.69％，高收入户也仅16.07％。与观察初期的1986年相比，来自银行或信用社的比例呈明显大幅度下降趋势。15年下降了25-4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低收入户，其次为中低收入户，分别下降46.54和43.45个百分点；再次为高收入户，第四为中高收入户，分别下降26.94和26.7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小为中等收入户，为25.63个百分点。如果说，在依靠农村金融机构的借贷中，低收入户还可通过村集体担保（出据介绍信等）获取贷款的活，那么在目前以民间借贷为主体的农户借贷环境中，缺乏偿还能力保障的低收入借贷意愿能真正兑现的比例可能要大打折扣。这可能是农村金融商业化机制转变后低收入户借贷能力水平低的一个根本原因。
表7 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家庭借贷水平及构成的变化
四、年内借款来源及用途构成的变化
尽管在上文中我们已对农户家庭年末累计的借贷情况进行了一些分析，但这一分析有一个明显漏洞，那就是对农户家庭当年已还年内借贷情况还不清楚。对借贷来源以及用途也需要做进一步分析。为此，结合调查资料，对1993年以来的农户家庭年内借入款（注：年内累计借入款金额指年内从各种渠道借入的各种款项的总额，包括其中年内已归还的部分。）情况作进一步分析。
1.不同区域农户家庭借入款来源、用途及其变化。
比较表8和表1可以看出，农户家庭当年借入款水平与年末累计借入款水平几乎相当，在1995年前年末累计借入低于年内借入，平均低5个百分点左右，到1995年后，则完全颠倒，平均高出10—20个百分点，且这一趋势随着时间的变化呈增强状。这一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借贷时间趋向延长（图4）。从借贷来源看，农户家庭的年内借贷来源主体为私人性的民间借款，其份额占到当年借款的70％左右，银行信用社借款处于从属地位，仅占20—30％，最多的2000年为29.59％，最少的1998年仅20.95％，两者相差近9个百分点，其它年份均在20—25％之间。在私人借贷中，尽管无息借贷比例略占优势，但付息借贷比例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付息借贷在农户家庭私人借贷中的比例到2000年已上升到47.77％，较1993年的39.11％上升了8.66个百分点。就借贷用途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性借贷（注：生活性借款指年内农民家庭累计借入款中用于生活消费方面的全部现金支出。包括购买生活消费品、文化、生活服务、筹办婚丧、年节以及人情往来等方面的支出。生活消费品包括食品、衣服、住房、燃料、用品等。）份额呈上升趋势，而生产性借贷（注：生产性借款指年内农民家庭累计借入款中用于生产、经营（包括私营企业、合伙企业、合股企业）方面的费用性现金支出。其中既包括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部分，也包括用于工、商、建、运和商业、饮食、服务业及其它各业生产经营中的部分。年内借款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应予统计。）则呈下降趋势。在生产性借贷中，用于农业的比例呈“ ”趋势。这一结果从某种情况反映出进入90年代中后期后，中国农民的生活如同其经济收入增长，也处于一种徘徊或倒退趋势。
表8 不同区域农户家庭年内借入款及其构成的变化
注：这里的银行包括信用社；基金会指农村合作基金会。下同。
图4 农户家庭借贷的结构
就区域差异比较看，年内借款以东部地区农户家庭最多，中西部相对较少，且在观察到的几个年份中，互有高低，相比较，中部略高于西部。就趋势看，年内借款额各区均呈上升趋势，到2000年东中西各区农户家庭人均年内借入款分别达468.63元、266.27元和296.22元，较1993年分别增长了70.56％、99.74％和105.34％。
在借贷来源上，同样各区均以私人借贷为主，银行借贷为辅。相比较，东部农户家庭对私人借贷的依赖程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再次之，对银行借贷的依赖程度正好相反。进入9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则为：银行借贷东部呈上升趋势，中部呈下降趋势，西部则呈“
”趋势。而私人借贷趋势正好相反。在私人借贷中，付息借贷比例最高的是西部，其次是东部，中部则相对较低。到2000年，西部付息私人借贷的比例高达59.01％，东部为53.12％，中部仅为33.29％，分别较1993年提高了22.16、9.33和3.61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透析出，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在财政金融政策倾斜上对西部农户经济发展有了较大支持，同时还刺激了西部民间借贷市场。
在借贷用途上，东部农户家庭的借贷趋向一种生活与生产均等模式，中部则趋向一种强化生活借贷弱化生产借贷模式，西部则相反趋向一种弱化生活借贷强化生产借贷模式。在生产性的借贷上，各区用于农业生产的比例均比较小，随着时间推移均呈下降趋势，相比较，西部下降的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到2000年各区生产借贷用于农业的比例，东部为25.30％，中部为27.31％，西部为14.17％。由此可见，受各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策倾斜差异影响，在借贷用途的侧重点上不同区域借贷用途倾向明显不同。
2.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家庭借入款来源、用途及其变化。
从表9可以看出，尽管受收入水平的差异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家庭的年内借贷额有较大差异，且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而借贷水平呈上升趋势。两极农户间绝对借贷差距呈显著上升趋势，而相对差距则变化不大，从某种角度看一度呈缩小趋势，总的看两极农户的相对差距的变化呈“ ”状。就借贷来源看，各类农户的借贷来源主渠道均为私人借贷，其比例随着农户间收入水平的上升呈“”趋势变化，作为辅渠道的银行借贷比例则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呈“
”趋势变化。随着时间推移，两极农户的私人借贷比例呈下降趋势，而银行借贷比例则相反，居中农户的结构变化正好相反。就私人借贷的付息程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付息借贷比例呈“”趋势，随着时间变化，各类农户的付息借贷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
表9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家庭年内借入款及其构成变化
就借贷用途看，受收入水平影响，借贷用途构成差异比较明显，高收入户的借贷主体为生产性借贷，确切地说为非农业性生产借贷，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则为“”状；中等收入户的借贷主体为生活性借贷，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借贷呈强化趋势，而生产性借贷则呈弱化趋势。在生产性借贷中用于农业生产的借贷比例相对较高，但趋势则呈下降状。低收入户的借贷经历了一个由生产借贷为主向生活借贷为主的转换。在其生产性借贷中用于农业生产的比例相对其它收入组为最高，2000年低收入户的农业生产借贷占到其家庭年内生产借贷的比例达45.22％，较中等收入户的35.81％高近10个百分点，较高收入户的14.05％高出30个百分点。总的看，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农户家庭经济增长的徘徊或下降使得农民的家庭借贷结构发生了变化，生活性借贷的大幅度上升预示着农户家庭生活水平改善需要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中低收入农户的生活状况改善是决策者重点要关注的对象。
五、结论
综上所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的深入，以及农民的生育观念变化，农户家庭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趋势。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家庭劳动人口负担程度处于不断减轻状态。这一结果在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农户间的表现非常一致。
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上升，其家庭的储蓄与借贷水平也呈相应上升趋势，且上升速度要显著快于收入增长。这一双增模式暗示着农户经济增长是在一种不平衡性加剧化状态下进行。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户的收入水平增长出现明显徘徊或下降趋势，但家庭的储蓄水平，特别是银行储蓄，依旧呈持续上升。这一方面表明农户对银行储蓄的偏好是非常强的，同时也表明农村投资渠道单一的状况依然没有大的变化。尽管从宏观角度看，改革开放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股票交易所，各种证券市场也相继开放了，但这些投资渠道对农民来说是那么遥远，农民的银行储蓄偏好依旧如此高。
农民的银行储蓄偏好高在农村固然是一普遍现象，但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决定了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其偏好实施程度大小有着很大的区别。比较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发现，推动农村的银行储蓄上升的根本动力来自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农村储蓄居高不下并不意味着农民手里真的有了钱，而只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其中暗含着不少农户正为生活，为生产在筹资。事实上，农户家庭借贷的持续上升就是一个明证。
在农户家庭借贷水平持续上升的同时，来自银行的贷款份额却呈显著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户的银行贷款在其家庭借贷中所占份额呈急速下降趋势。尽管受农户的贷款用途变化影响，生活借贷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但也不能排除，在银行体制转向商业化后，银行对农村放款有减少迹象，对农户经济发展支持在下降。由此，作者认为，中国农户经济持续多年的徘徊或下降与国有银行担负的农村信贷职能减弱有关。
作为农户家庭借贷的主体，民间借贷对发展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有金融部门在农村信贷职能减弱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已担负起繁荣农村经济的部分职能。农户的民间借贷的付息比例呈上升趋势，已取代过去无息借贷的主体地位。这一结果意味着，非正规的民间借贷市场正处于一种兴旺阶段。尽管其发展还处于一种地下状态，不被政府认可，并时刻面临着来自执法部门的惩罚。在面对有强烈资金需求愿望的农村市场，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满足在不能得到正规金融部门支持下，其发展自然会迅速。事实上，有资金需求的农户，寻求民间渠道获取满足也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行为。这是因为银行借贷的成本（利息）较民间借贷相对低。基于此，作者认为，在正规金融部门不能保证农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开放农村信贷市场，让其在规范中发展可能是目前政府所必须考虑的。加入WTO后，传统的国家垄断式的金融市场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外国金融组织即将登陆中国，在这一前提下，政府应当考虑拥有广大客户的农村，成立自己的民间金融组织，类似日本的“农林中金”。以取之于农（村），用之于农（村），独立自主经营的原则筹建中国农民信用社（区别于国有化的农村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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