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寿的历史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历史论文,陈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寿的《三国志》是我国历史上继班固的《汉书》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记 载了上起184年黄巾起义，下至280年西晋灭吴近一百年的历史。《三国志》记事，被称 为“文质辨洽”(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在这里，我根据《三国志》中的有关材料，对陈寿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一点探讨。
一、以天命解释历史
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将历史演进的动因看成是 天的意志。天根据统治者的行为，授予其天命或者革除其天命。陈寿深受天命思想的影 响。他相信天命，在思考历史时，以天命来解释三国时期出现的一些历史现象。
陈寿把魏蜀吴三国统治者立国看作是天命，认为王者之兴，受之于天。曹魏的兴起与 曹丕代汉，体现了天命。《武帝纪》称：“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 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 绍，天下莫敌矣。”这一记载表明，在陈寿看来，曹操势力的兴起，天在50年前就已表 现出征兆，至其破袁绍，势力日渐强大，这是天意的体现，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文帝 纪》称：“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
兹万国，以肃承天命”(注：参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其目的是通过汉献 帝之口，宣称汉的禅位只是顺从天命，天命是不能违背的。陈寿认为，蜀汉与孙吴的立国同样体现了天命。《刘二牧传》引董扶谓刘焉言，称“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先主传》引刘豹、向举等人上言，称“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
天”，并说：“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 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 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该传又引刘备语，宣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 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这些言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刘备称帝是天的意志，反映了天 命。《吴主传》载，“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
出天子。’”《 胡综传》言，“黄武八年夏，黄龙见夏口，于是权称尊号，因瑞改元。”这些记载表明 ，陈寿把魏蜀吴三国的立国都看成是天命。
陈寿又将魏蜀吴三国的灭亡看成是天命。《三少帝纪》载咸熙二年五月下诏，称“相 国晋王诞敷神虑，光被四海，震燿武功，则威盖殊荒，流风迈化，则旁洽无外 。”至这年十二月，“天禄永终，历数在晋”，“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后 主传》载炎兴元年冬，遣谯周奉书投降邓艾，宣称“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 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三嗣
偷安，未喻天命。”这些记载 表明，在陈寿看来，魏蜀吴三国的灭亡，同样体现了天命。
陈寿将君主的行为与天道的运行联系起来。《杨阜传》载其为将作大匠，明帝“初治 宫室，发美女以充后庭，数出入弋猎。秋，大雨震电，多杀鸟雀”。杨阜上书称：“顷 者天雨，又多卒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 灾谴。”《高堂隆传》载崇华殿灾，明帝诏问隆：此何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 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 。’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 ，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该传又载，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今 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 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陈寿将明帝的行为与当时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并 通过记载杨阜的上书与高堂隆的应对来说明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这些都表明他对天人 感应思想的服膺。《孙礼传》载，“明帝方修宫室，而节气不和，天下少谷”。在陈寿 看来，明帝大修宫室，有违天道，这直接导致节气失和而天下少谷。
陈寿以灾异与祥瑞说明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天意。他引用陆凯的话说：“王者 之兴，受之于天”，“逆犯天地，天地以灾”。(注：《三国志·吴书·陆凯传》。)在 记载一些历史事件时，陈寿将某些异常天象与这些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明帝纪》载， 景初二年二月，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 又犯中央大星”。秋八月癸丑，“有慧星见张宿”。闰月，“月犯心中央大星”。这一 年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三年春正月丁亥，“帝崩于嘉福殿”。从景初二年二 月至这年八月以后的闰月，出现了一系列怪异星象。陈寿记载这些异常天象，旨在说明 这些天象即为上天显现的这年十二月明帝重病及其后来去世的征兆。《公孙渊传》载， “初，渊家数有怪，犬冠帻绛衣上屋，炊有小儿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 ，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占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公孙度 以中平六年据辽东，至公孙渊凡三世，历50年而灭。公孙渊家出现的怪异现象，即为上 天显示的其即将灭亡的征兆。《高堂隆传》载其上言，宣称“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 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三少 帝纪》载，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龙见华阴县井中”。三年春二月，“青龙见于轵 县井中”。咸熙元年六月，卫瓘“上雍州兵于成都县获璧玉印各一，印文似 ‘成信’字，依周成王归禾之义”。这类祥瑞，旨在说明此后晋受魏禅是天意。《王肃 传》载，嘉平六年，白气经天，司马昭问肃其故，肃答曰：“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 乱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唱乱者先亡矣。”第二年春，果然毋丘 俭、文钦反。这里，陈寿引用王肃的话，说明蚩尤之旗这一异常天象的出现即为上天显 示的毋丘俭等人谋反的征兆。
陈寿又以术数、占候、梦境等解释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天意。《周群传》称蜀 郡张裕晓占候，曾谏刘备云：“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刘备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 得民。《杜琼传》载其言：“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 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这就是说，汉代言官为曹，吏为属曹，反映了上天要以曹魏 取代刘汉。该传又载谯周言，“汉灵帝名二子为史侯、董侯，既立为帝，后皆免为诸侯 ”，并称“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 意者甚于穆侯、灵帝之名子”。景耀五年，蜀汉宫中大树自折，谯周书柱曰：“‘众而 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 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在谯周看来，汉灵帝名二子为侯， 此即这二子后来被免为侯的征兆；后主刘禅之名为禅，禅字即已寓含着授予之义，此即 其后来投降于曹魏的征兆。《谯周传》载其咸熙二年夏谓文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 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者谓八月也，这年八月司马师果然去世。《邓艾传》载其 伐蜀以前，梦坐山上而有流水，以问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 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 。’往必克蜀，殆不还乎!”邓艾后来果然在克蜀以后被杀。《魏延传》载其梦头上生 角，以问占梦赵直。赵直私下对人说：“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其后不久魏延果然被杀。
从上可见，陈寿在说明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囿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与认识水平 ，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因而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故只能以天命来解释。通过此类 事例，我们可以看到陈寿的天命思想。
二、从人事思考历史
陈寿的历史哲学思想是复杂的。他深受天命思想的影响，但又看到天命并不能决定一 切。他举例说：“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 不免其身，而庆锺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 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注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的“评曰”。)在陈寿看来，天命是有的，但天命降到 哪一个人身上，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即使天命降临到某一个人身上，这个人能否保有天 命，这更是另外的问题。三国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主要表现 为人的作用。客观的历史过程使陈寿看到人事的作用，又促使他从人事的角度来思考历 史，以人事来说明历史演变的动因。
陈寿从三国历史的演进中看到，君主对于天下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 要表现在是否有雄才大略。他认为，三国的开国君主是具有这种素质的。当汉末“天下 大
注释：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评曰”。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评曰”。
政权鼎立于一方。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 取异，志陵中夏”，并且“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注：《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及其“评曰”。)，故能割据江东。孙权“屈身忍辱， 任才尚计”，“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的“评 曰”。)。正是由于三国的开国君主都具有超乎常人的雄才大略，所以才能够于乱世纷 争之中崛起，建立自己的基业。
陈寿认识到，君主治理国家，关键是进用贤才。要进用贤才，首先必须明确进用贤才 的极端重要性。他引夏侯玄语深刻地指出，“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注：《三国志· 魏书·诸夏侯曹传》。)。在《武帝纪》中，陈寿通过曹操之口慨叹：“自古受命及中 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在《先主传》中，他引用刘备之言， 指出“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在《陆凯传》中，他以陆凯之口，要求“有
注释：
⑦《三国志·魏书·荀
传》。
⑧《三国志·魏书·辛毗高堂隆传》。
贵资，庶政所以伦叙，四门所以穆清也。”(注：《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要进 用贤才，其次必须识才。陈寿远观齐桓，近察孙权，考察他们是否有识士之明。他认为 ，有才能的大臣能否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取决于君主是否识才。孙吴派吕蒙袭取荆州后 ，刘备亲率大军前往讨伐。孙权起用年轻将领陆逊，一举战胜刘备。在陈寿看来，陆逊 的谋略得益于孙权的识才，才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所以济大事”的原因所在(注：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的“评曰”。)。陈寿通过赵咨之口，称道吴主孙权：“纳 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 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故 其堪称聪明仁智的“雄略之主”(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陈寿将怎样看待天下兴亡的问题视为区分亡国之主与圣贤之主的标志所在。他引高堂 隆语指出：“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圣贤之主自谓将亡，然后至于不亡。” (注：《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亡国之主之所以自谓不亡而最终陷于覆亡的命运 ，就在于其依恃权势，为所欲为，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结果众叛亲离，倾刻瓦解；圣 贤之主自谓将亡而能建树为后人称道的不朽的业绩，就在于其时时以天下安危为己任， 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如秦皇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 结果一朝匹夫大呼，国家立即倾覆；汉文帝时时担心国家的安危，故躬行节俭，惠下养 民，使国家逐渐走向强盛，实现天下大治。陈寿认为，成为什么样的君主，其关键是君 主自己。君主欲正人，必先正己。他引用何晏的上疏，指出：“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 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 不正则虽令不从。”君主“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 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陈寿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说明得人才对治国兴邦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广 搜人才，才能兴旺发达；而摧残人才，则会损害自己的事业，甚至走向衰败灭亡。曹操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注：《三国志· 魏书·武帝纪》及其“评曰”。)，所以曹魏集中的人才最多，在三国中也就势力最为 强大。刘备由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所搜集的人才，远不如曹操，“是以基宇亦 狭”(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评曰”。)。袁绍与刘表，他们都据有广阔的 土地，其手下又有众多的人才，“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 朔”。然而他们都心胸狭窄，优柔寡断，“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 而不能纳”(注：《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的“评曰”。)，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 ，结果土崩瓦解。陶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琅琊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 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注：《三国志 ·魏书·陶谦传》。)，结果众叛亲离。陈寿认为，孙亮“童孺而无贤辅，其替位不终 ，必然之势也”。
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注：《三国 志·吴书·三嗣主传》的“评曰”。)。故三嗣主在位期间，孙吴的国势日渐衰落。在 陈寿看来，即使是最贤明的君主，对于人才的识别也会有错误的时候，“昔汉光武谬 于庞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张邈”(注：《三国志·魏书·吕布臧洪传》的“评曰”。)， 即为例证。
陈寿认为要使国家兴盛，必须做到天人和谐。他强调，治理国家应当“上当天心，下 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虽遭凶乱，何忧何惧!”(注：《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袁绍的势力本来很强大，然其“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 注：《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既不能发挥其手下人才的作用，又因其在立嗣问 题上任由个人主观好恶，结果使得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兄弟之间不和，“兵革败于外，谋 臣诛于内，兄弟谗阋，国分为二”，“天灾应于上，人事困于下”(注：《三国志·魏 书·辛毗传》。)，最后土崩瓦解。在《诸葛亮传》中，陈寿引述其“隆中对”，深刻 分析汉末以来历史演变动因。诸葛亮并不简单地将弱小的曹操战胜强大的袁绍归结为天 时，而认为更主要是人事在起作用，指出：“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 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 谋也。”这里所说的人谋，主要是指君主的谋略，既包括君主是否具有雄才大略，又包 括君主是否能团结内部，罗致人才，并充分地发挥人才的作用，使得人尽其才，还包括 君主是否能作出正确的决断等。人谋是弱小的曹操逐渐强大，最后战胜袁绍的主要因素 。这是诸葛亮的观点，陈寿是赞同这一观点的。
陈寿既相信天命，又强调人事。这两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着的，其实这是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感到无法理解，看到在新旧递嬗、兴 衰成败的背后，似乎存在着一种巨大而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决定着历史演变，于是 将这种力量看成是天命；一方面又看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处处是人的活动，是人的力量 在起作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兴衰成败，主要决定于人事，于是在记载历史演进时， 不得不强调人事。在分析历史演变的动因时，主要从人事的角度进行探讨，考察各种历 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果从人事的角度无法说明，那就只好归结为天命。因此，相 信天命与强调人事这两个看来相互矛盾着的方面，就这样统一于陈寿的历史认识中。
三、突出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既是中国古代普遍的社会心理与共同的政治要求，又是分析民的社会地位与 历史作用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强调民为国家根本所在，强调民对于治理国家、巩 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种思想形成于先秦，在汉代得到了 进一步发展。陈寿的历史认识中，包含着强烈的民本思想。
陈寿考察三国时期历史演进过程，指责那些残民、虐民行为，对民的痛苦表现出深切 的同情。这一时期，南北对立，社会分裂，战乱频繁，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与牺牲。 《董卓传》真实地揭露其“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 “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 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董卓
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在《二公孙陶四张传》的“评曰”中，陈寿 直接批评公孙度“残暴而不节”，公孙渊“仍业以载凶”。这些记载与评述，充满着感 情，表明陈寿对董卓、袁术等人残民以逞的罪恶行径极为痛恨。
陈寿尖锐地抨击统治者大兴劳役与专横暴虐给民带来的痛苦。明帝景初年间，宫室盛 兴，百姓劳役。陈寿对此不以为然。在《高堂隆传》中，他记载说：明帝“愈增崇宫殿 ，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 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宵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他进 而以高堂隆之口，指责“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 ，饥馑荐臻，无以卒岁。”“今天下彫弊，民无儋石之储。”陈寿又引述辛毗的上疏 ，指责明帝时“民不堪役”(注：《三国志·魏书·辛毗传》。)。他又援引王肃的上疏 说：“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斯 则有
注释：
②《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③《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
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而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 ”。如果说司马迁编撰《史记》善于采用时人之语来刻画人物，那么陈寿则善于通过大 量选载有关人物的上疏或者言论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所以《晋书·陈寿传 》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陈寿极力强调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治理国家应当以民为本，在《王基传》中，陈寿引 述其上疏宣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 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在《吴 主传》中，陈寿载其诏书强调，“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在《骆统传》中，陈寿 引其上疏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 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因此，“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 。在《陆逊传》中，陈寿载其语指出，“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 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在《陆凯传》中，陈 寿引其上疏强调，“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 。”在《贺邵传》中，陈寿引其上疏强调，“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 草芥。”诸如此类强调治国要以民为本的言论，在《三国志》中甚多，故《晋书》的作 者认为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注：《晋书·陈寿传》。)。
陈寿认为，统治者应当顺从民意，注意舒缓民力。他以魏文帝语强调：“自古至今， 未有不亡之国。”(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因此，君主应该认识到“国有常 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的道理(注：《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居 安思危，与时俯仰。时代条件不同，社会状况各异，统治者需要随机应变，根据具体情 况来治理天下。在《袁涣传》中，陈寿引述其语强调，“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乱则齐之 以义，时伪则镇之以朴；世异事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损益，此古今之不 必同者也。若夫兼爱天下而反之于正，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 《何夔传》引何夔之语，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鲍 勋传》称其守正不挠，谏阻文帝游猎，劝谏文帝应该“宽惠百姓”。《蒋济传》载其上 疏，主张“凡使民必须农隙，不夺其时”。《和洽传》载和洽语，指出“国以民为本， 民以谷为命。故废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在《高 堂隆传》中，陈寿通过高堂隆之口，强调“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是以临 政务在安民为先。”“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
陈寿站在民的角度审视历史。在《三国志》所记载的人物中，只要是爱民、恤民，对 民有利的行为，陈寿总要加以肯定。这类事例甚多。《武帝纪》载曹操于建安十四年秋 七月的军令称：“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 廪，长吏存恤抚循”。《文帝纪》载黄初六年春二月，遣使者“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 之”。陈寿热情称赞那些爱民、
之。”《司马朗传》称其复为堂阳长，“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后 充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张既传》称其为凉州刺史，“能容民畜众， 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杜畿传》称其为吏，“崇宽惠，与民无为”，在其治 理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其子杜恕“益得百姓欢心”。《杜袭传》称其为官， “自知恩结于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业，留丁强备守，吏民欢悦”。《郑浑传》载其 为官，率民“兴陂遏，开稻田”，“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力，刻石 颂之，号曰郑陂”。《庐毓传》称其为官，“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 之。”《徐邈传》称其为凉州刺史，“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 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王昶传》称其为洛阳典农，“勤劝百姓，垦田特 多”。《蒋琬传》引诸葛亮语，称赞“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从《三国志》所记载 的这类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寿确实是站在民的立场，根据其行为是否对民有利来 评价有关人物的是非功过。
四、独特的正统思想
正统思想是中国古代一种衡量某一政权是否合法的政治思想，又是一种用以论评政权 更替与历史演进，进而评价某一个政权的历史地位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在西汉后 期至东汉前期形成以后(注：参见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第五章，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史学的影响极大。《三国志》反映出陈寿有着强烈的正 统思想。
陈寿的正统思想首先表现在全书以曹魏为正统的编撰体例。魏蜀吴三国鼎立，将三国 的历史编入一书，首先必须解决以谁为正统的问题。陈寿生于公元233年，至公元263年 蜀汉为曹魏所灭，在蜀汉政权统治下生活了31年，在曹魏统治下生活了2年，公元265年 ，曹魏为西晋所取代，至297年去世，在西晋统治下又生活了33年。陈寿一生虽然经历 了蜀汉、曹魏、西晋三朝，但在西晋生活的时间最长，而且死于西晋，所以应属于西晋 人。他编撰《三国志》的时间，正是在西晋灭吴以后。陈寿是作为西晋人来思考三国的 历史的，而西晋又是由曹魏禅让而来。无论是其生活的客观环境，还是其作为西晋人的 主体地位，都要求他必须以曹魏作为正统。如果否定曹魏的正统地位，就等于否定了西 晋的正统地位。因此在《三国志》中，他为曹魏的君主立纪，而为蜀汉、孙吴的君主立 传。这种安排体现出陈寿关于正统在魏的理念。
陈寿的正统思想其次表现在全书在以曹魏为正统这一大的前提下，又根据三国鼎立， 正朔有三的情况，将三国历史分别记载，以体现三国互不统属的历史事实。蜀汉与孙吴 的君主虽然都被立为传，但都各有自己的年号，都是按照编年体的形式记载其在位期间 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蜀书》与《吴书》中各自起到纪的作用。从整体上考察陈寿的正 统思想，我们既应该注意他在全书中以曹魏为正统的编撰原则，又应该看到他将三国各 为正统，各成一书，再由三书构成一个整体。因此，《三国志》既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又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陈寿的正统思想的独特性主要反映在他将以曹魏作为整个三 国时期历史的正统与三国各为正统很好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体现在一书之中，既没 有触犯西晋统治者的忌讳，符合晋人的主体意识，又尊重了三国时期正朔有三的历史事 实。
陈寿的正统思想再次表现在其站在君主专制的立场上，竭力维护封建等级与继承制度 。《袁绍传》批评其爱少子尚，欲以为后，致使长子谭与少子尚不和；《刘表传》批评 表及其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致使兄弟不和。陈寿指责袁绍 与刘表都是“废嫡立庶，舍礼崇爱”，结果导致“后嗣颠蹙，社稷倾覆”的下场(注： 参见《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的“评曰”。)。这些评述说明陈寿有着强烈的立 子以长的正统思想。《崔琰传》记载魏国初建之时，未立太子，五官中郎将曹丕年长， 临菑侯曹植聪明有才，曹操宠爱曹植，因而对立谁为太子的问题犹豫不定。曹植是崔琰之兄女婿，然崔琰却站在维护正统的立场，回答曹操说：“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并表示要以死来维护立子以长的《春秋》之义。陈寿称“太祖贵其公亮，喟
了坚决维护立子以长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尽管最初不一定合乎曹操的心意，但最终还 是为曹操所认可与肯定。陈寿对他们三人的这种态度是极为赞许的。
陈寿的正统思想最后还表现在其对曹魏皇权衰落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审视。《明帝纪》 载其于太和三年秋七月下诏称：“礼，皇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 公义”；并指出西汉后期，“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 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 并四位于东宫，僭差无度，人神弗祐”。因此，“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 ，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 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陈寿认为，明帝自坏制度，其临终所立的齐王曹芳，“ 莫有知其所由来者”，这是导致曹魏君权衰落的原因所在。陈寿强
注释：
①参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及其“评曰”。
究的。然而我们却可以从这一结论所包含的内涵中，看到陈寿强烈的维护封建继承制 度的正统思想。
总而言之，陈寿的历史哲学思想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他相信天命，将历史发展演 变的动因归结于天命；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历史的演变主要是人的作用，因而强调人事 。他看到了民的历史作用，强调治理国家要以民为本，指责统治者的专横暴虐，赞扬爱 民恤民的行为。他有着强烈的正统思想，一方面以曹魏为正统来构建其三国时期的历史 体系，一方面又按照正朔有三的原则将三国的历史分别记载，强调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 继承制度。陈寿的历史哲学思想中，有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分，也有着不少应当抛弃 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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