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存在论境域中的共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域论文,共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世纪显学，在传统教科 书的解读中，近乎模式般地被一分为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不论我们传统上如何强调“一整块钢铁”的思想，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裂隙却从 来未能真正地被填补，反倒随着各自理论的精深而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在呼吁着实 证科学与人文科学整体化趋势的同时，也在日益关注着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 交叉融合。在我们看来，这种关注与努力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在马克思那里，果 真存在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不同的理论领域吗?第二，我们又是在 何种理论基础上议论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对第一个问题作出了 肯定的回答，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三个部分整合为“一整块钢铁”?同时，当我们谈论着 它们之间的交叉，比如说经济哲学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点和指向上构建它 们的交叉?此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 间建立新的交叉学科?这样的交叉基点和指向又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从未构建过什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部分 。对于马克思来说，它们是一门科学。马克思从来没有建构过任何纯粹的哲学，他的哲 学就是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建构过什么政治经济学，他 所有的只是国民经济学批判；独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同样并不存在，它与马克思的 哲学、国民经济学批判就是一个东西。作为同一个东西，可以表述为“哲学=国民经济 学批判=共产主义”，或表述为“存在=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因此，在本文中 所出现的“马克思哲学”之类的名称，只是在今天语境下的陈述的需要。
对此，本文只想揭示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境域的开拓，以及在这种开拓中所显示的“马 克思哲学=国民经济学批判=共产主义”，或“存在的真理=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 视域。
二
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如果套用传统的哲学概念，也可以说(虽然由于 马克思已经根本改变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因而这样的套用已不再可能了)是它的本体论 基础，但它所探讨的已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概念；如果说传统本体论只是在 主体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界“二元分立”的格局下对存在者抽象规定性 的思考，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却本质地表现为对存在者何以存在或存在之意义的 根本性追问，是对现实主体及其对象世界之原初存在或本真关系的追问。这一追问的结 果作为一种理论表述，就是“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正是“感性活动”或“对 象性活动”构成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感性对象性活动”， 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包含着不可分割的三层含义：
第一，感性。感性与感觉、感性意识虽属不同的层面，但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其 深刻的规定性都在于：它们不只是“狭义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应看作是“对本质( 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①，因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亦即现实的，这就等 于说，它是感觉之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亦即在自己之外有着感性的对象，有着自己的 感性之对象。”②因此，感性的原则，首先标志着对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承诺，但这种 承诺也只是一种原则性的承诺。在这样一般性的意义上，斯宾诺莎与狄德罗，费尔巴哈 与马克思，正如阿尔都塞所想象的那样，还都属于同一个“类”。在这里，甚至最基本 的差别也都还没有开始显现。在这里，主体与对象世界、人与自然(也包括人与人)的二 元分立是可以自然地引导出来和设定成立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正是旧唯物主义或如马 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指证的“敌视人的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然而，“感性”却 并不必然、唯一地与“敌视人的唯物主义”相链接，它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展开维度 ，也就是说，标志着现实性(即物的存在)的“感性”，同时也意味着为感觉的存在，即 感觉主体的存在，而感觉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除了“洞喻论”式的分立模式外，还有 另一种关系性存在，即对象性存在。
第二，感性对象性。感性对象性的理论规定可以表述为两个相关性命题：其一，“非 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根本不可能有的]怪物[Unwesen]。”③其二，主体必与之发生 本质关系的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之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正是在两个相关性的命题中 ，一种不同于“敌视人的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的——它还并不就是马克思的“存在论的 ”的——境域已经呈现出来。在这一境域中，就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来看，如果没 有了自然界这个对象，人就成了无。人以自然界作为对象，人在自然界中直观到的正是 自己固有的客观本质。人就是人的自然界；对象性在这里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 人是现实的人④；就人与人的关系来看，纯粹自我的直接真理就是“你”，没有了“你 ”这一对象，“我”就成了无；“我”以“你”为对象，“我”在“你”中直观到的正 是“我”所固有的本质，这一本质就是“类本质”。对象性在这里意味着：作为主体的 人是类存在物，人是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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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22 、121页。
④能否反过来说自然界以人为对象呢?这是一个形式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对象性始终 是针对主体而言的，而主体始终是现实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自然界以人为对象只 具有自然的拟人化了的意味；另一方面，对象性原则在逻辑上贯彻到底的发问也未尝不 可。马克思也常常谈到自然界的属人的性质、属人的自然界等等。但在这个意义上的自 然界以人为对象却不是在本原意义上的陈述，而勿宁说倒是以自然界的本体论存在为前 提的；而以此为前提的自然界以人为对象所表述的则是：一、脱离了人的纯粹的自然界 是无意义的抽象的自然界；二、自然界是人之本质力量的确证。但这两个含义同样也只 是由人发问、且对人而言。故逻辑陈述的对称性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形式主义的强制性要 求，而关键是要理解问题的本质。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的本质在于它建 构起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不是理智形而上学的“二元分立”。当然，如果把自然界 理解为人化自然或活动的结果(如劳动产品)，那陈述在逻辑上的对称性将不成为问题。 这正是马克思在对象性活动的境域中所要说的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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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这一“感性对象性”的规定中，除了马克思外，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 人的影子；客观地说，这一规定性与其说是马克思的，倒不如说是费尔巴哈的。事实也 正是这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在其存在 论基础的孕育中，马克思明显的立场是站在费尔巴哈一边的。禀承着费尔巴哈对象性原 则的马克思，在该手稿的序言中给予了费尔巴哈以极高的评价①，并认为：“费尔巴哈 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②。与把前 康德的唯物主义称作“敌视人的唯物主义”相对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被马克思称作 “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但是，如果我们仅只看到马克思“明显的立场”并把它僵化 ，而忽略了马克思“微妙的立场”，那么，马克思将不会成为马克思，而只能永远滞留 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本体论境域，仅只成为另一个费尔巴哈。那么，马克思是在何处超越 了费尔巴哈，并开辟了全新的存在论境域呢?这就是作为人与自然之真正“原初关联” 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呈现。
第三，感性对象性活动。“感性对象性活动”与“感性对象性”的原则区别表现于主 体对作为主体之对象的反思方式即直观的反思方式与活动的反思方式的不同。在直观的 对象性视域中，无论是主体还是作为主体之对象，都是作为一种既成的、无历史维度的 存在(实际上仍是存在者)而存在，它的生成过程仍处于哲学之思之外；主体与对象世界 的联系就仍然是外在的而并非本质内在的原初性关联。这种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界还仍然 是抽象的③。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马克思已经本质地认识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还 仍然是抽象的，仍然表现为黑格尔哲学的“片断”、“支脉”；他实际上分享着整个近 代理智形而上学的前提——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但是，在“对象性 活动”的视域中，本质的差别已经发生，真正的“原初关联”已经呈现：虽然马克思还 在沿袭着费尔巴哈的“类”的术语，但“类本质”在根本性上已不再被了解为直观的感 性对象性存在，而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并因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④。马克思 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 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它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 ⑤显然，正是这种作为生命活动、生存活动的对象性活动才使现实主体与对象世界、人 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真正内在的关系，并因而成为原初性的关联。作为对象世界 的自然界就既不是斯宾诺莎式的冷漠的自然界，也不再是费尔巴哈式的直观的自然界， 而真正成了属人的自然界，成了人的本质的确证和呈现。正像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针对费尔巴哈所说的那样：“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 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 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 ’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⑥这时，马克思 所强调的属人的自然界或自然界的属人的性质，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式的意 味，历史的维度已经本质地呈现出来：自然界已真正成为人的自然界，是在人类历史、 人类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 界”⑦。而在这一生存着的自然界中表现着的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同时，人也不再是一 切以往的抽象的人，它既不是斯宾诺莎式的无灵魂的机器，也不再是费尔巴哈式的直观 的人；它既是一种对象性的因而是受动的存在，同时，又根本性地成为能动的存在，成 为创造生命的生存活动。属人的自然界，正是由于人的生存活动而拥有了自然界的属人 的性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与呈现。这样一来，现实的主体实际地创造一个对象 世界，与对象世界对人来说的生成，正就是同一个历史的过程，而这同一个历史过程的 本质就在于主体与对象世界、人与自然界(也包括人与人)的“原初关联”，即作为人的 生存活动、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性活动⑧。正是在这一“原初关联”中，呈现出与一切 以往的理智形而上学之“二元分立”所对立着的关于存在者何以存在的哲学之思——对 存在本身而不是对存在者抽象规定性的追问，从而诞生出主体与对象世界、人与自然界 、人与人的真正和谐统一，本质地凸现出为一切理智形而上学所缺乏的历史原则——作 为同一过程的自然的生成史，和人的生成史，即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对人来说才成为人。因 此，社会是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并因而也是人的——引者 加)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⑨这就是马 克思以“对象性活动原则”为我们所开辟出的全新的存在论境域。在这一境域中，人、 人的本质、社会、共同体社会、历史成了同一个概念，其共同之处就在于其共同的宗旨 和指向——马克思之科学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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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50页。
③恩格斯指出：“他(即费尔巴哈——引者注)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 里，自然界的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 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 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重点号为引者所加)。”(《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236—237页)
④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0、51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48页。
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⑧在这里诞生的就是作为历史哲学的马克思哲学：历史就是人的存在，即生存；人的 存在、生存就是历史；海德格尔所说的：“……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 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就是 在这一意义上的评论(《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上卷，第383页)。
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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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的孕育与初步生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与 其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即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以及与作为异化之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的 生成，是同一个历程。在此，追问谁是前提，谁是结果是没有意义的；逻辑陈述的先后 在这里只是陈述的需要，而不是对思想发生史本身的强制性要求。作为同一个历程，我 们只能说，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而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也 就是对“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③的批判；作为这同一批判 的积极方面，它就是对“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的超越，是确立真实的人的本质、 人的“本真状态”，即主体与对象世界、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原初关联”，而这一 真实的人的本质、“本真状态”或“原初关联”就是人的“社会”或真正的“社会状态 ”，亦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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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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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存在着明显的“二律背反”，而这一“二律背反”的根源 ，就在于它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是颠倒的、虚假形式的劳动，是否定自身的即异化的劳 动，在于它把这种异化的劳动当作了“本真的劳动”。除却这种异化劳动的经济学色彩 ，它的根本的哲学含义就是人的本质与其现实存在的冲突，在于对象化成了异化，在于 本应属人的、对象化的人的本质，成了外在于人并反过来敌视人的对象性存在，即在于 主体与对象世界、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二元分立。在经济学的视野中，这种异化状态 就是人的本质与私有财产的对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以及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人与人 的对立，即阶级斗争。
马克思指出，一切以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空想性质不在于它们不反对这种异化 ，而在于它们只是一般地反对异化，即它们都还根本不了解异化的哲学本质，不了解私 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并因而只能在异化的圈子里批判异化，在为私有财产所扭曲了的 人的本质的领域中，在现实主体与对象世界的“二元分立”中抽象地要求人的权利。因 此，无论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还是“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和“废除国家的，但同 时还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它们所要求的或者只是平均化的私有财产，即“私有财产关 系的普遍化和完成”①，或者是仍然作为异化之表现的政治制度(不论它是民主的，还 是专制的)。换言之，它们还都不懂得需要的属人的本质，因而对作为对象世界的财产 的需要仍然是本质的力量与人的分离，而不是“本质的对象……对人来说的存在。”② 在这一意义上，它们至多只能达到要求政治解放的高度，而不可能提出人类解放的任务 。对拥有私有财产的抽象渴求，与对私有财产的抽象批判在它们这里成了一回事。在这 样的理论视野中，它们根本就不可能看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或者说还不能认识到“ 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③。异化的积极扬弃，即真正的共产主义 就永远与它们无缘。
因此，使共产主义科学化的问题的关键就必然地指向对“存在的真理”的追问，对作 为现实主体的人及其对象世界之“原初存在”或“本真关系”的追问。这一追问是马克 思提出，也是由马克思所达成的，而它的直接表现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 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 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 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 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④从这段曾经引起众多争议的名言中，我们至少可以领 会出以下六层含义：
第一，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与异化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世界，而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 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作为积极扬弃，其根本含义首先在于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 走着同一条道路，正是异化世界本身构成它的否定性基础，它在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 的同时，也为这种非人化的否定准备了条件⑤。其次在于，异化之扬弃，不是像一切空 想社会主义那样对私有财产力量的简单排除，而是消除其异化形式，使之重新成为社会 力量，并为人类所占有，即“本质的力量……对人说来的存在，”从而“保存了以往发 展的全部丰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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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③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73、 103、70、73—74页。
⑤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 当与之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 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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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共产主义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社会性质的人类解放，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通 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 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不再是或至少不能仅只理解为政治解放( 它只是人类解放之手段、中介或环节)，更不能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 因为任何一种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不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是非人的、与人相 对立的外在力量，而共产主义已根本不是任何一种这样的政治性质的制度，甚至它根本 就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只是社会性质的人类解放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第三，作为这样一种社会性质的人类解放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它意味着一种新人或新 的共同体社会的确立，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 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是“ 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即现实主体与对象世界、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 。
第四，这种和谐统一就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而以往的历史都只不过是真正人类历 史的“史前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在结果中或在过程的终端存在 的东西，勿宁说它就在开端中。
第五，这种在开端中的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自知就是这种解答”。 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作为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它本质上并不是某种具体时日中的开 端，不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意义上就可以达到或进入的开端。因为这样的开端看似具体， 实则抽象至极端而成为一种“公设”，因而对于现实的人而言必然物极必反地成为不可 企及的彼岸世界式的终端；同时，这样的共产主义所培育的永远只能是被动的庸人意识 、不思进取的懒汉意识和急功近利的渺茫意识。共产主义，作为真正历史的开端，其本 真的含义根本在于：对于一切能思维的意识说来的“共产主义意识”，或对共产主义的 “自我意识”的培育和生成。尽管共产主义以全部历史的运动为其生成基础，但“这种 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的存在的诞生活动”①，决不是与人无涉的“ 自行造成”的历史，“现实的产生活动”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自我意识”才能真正成 为“历史之迷的解答”。这种“自我意识”就是关于“对象性活动”的自我意识，关于 现实主体与对象世界之“存在的真理”的自我意识，关于主体与对象世界、人与自然界 、人与人之“原初关联”、“本真关系”的自我意识，就是上升到人、人的本质、社会 、共同体社会等本质统一了的自我意识，即共产主义的“自我意识”。这种共产主义的 “自我意识”，扬弃了一切外在性的要求，而以内在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启蒙为其首要的 规定性。共产主义从而不再是对某种抽象设定的外在终端的渴求，而首先是开启出主体 内在的能动意识，即对共产主义的积极的自我意识，然后才是这种能动意识的现实化要 求，即能动的活动原则②——由此生发出的是：
第六，作为活动、实践的共产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境域中的共产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存在论境域和这样境域中 的共产主义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即与国民经济学和共 产主义成了完整统一的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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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②正像马克思在此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的那样：“批判的武 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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