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激进论文,发展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马斯·E.韦斯科普夫(Thomas E.Weisskopf)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著名激进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的创始人之一。本文是2014年韦斯科普夫教授在纪念已故的另一位美国著名激进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 Gordon)的典礼上所发表的演讲。在这一演讲中，韦斯科普夫教授回顾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其中既有雄心壮志，又有感慨和无奈；既有对现实美国经济学界思想和立场之格局的概括，又有对美国社会短期和长期发展的预测。韦斯科普夫教授认为，激进经济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是把自己视为社会的无感情的观察者和分析者，而是投身于改良这个社会的参与者。这一演讲十分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首先，非常感谢能够受邀参加今年的大卫·戈登纪念典礼并发表此番演讲。对于我来说，荣幸之至。 在我看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成立以来，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坚决地将经济分析与政治行动主义结合在一起，代表着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如民主、平等和团结。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达到经济分析上的优秀标准，而且也希望对争取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政治力量有所用处。我们希望自己所从事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且也要成为人们开展积极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我们的工作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在所有这些方面，大卫·戈登教授是一位典型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不仅仅在于他是北美地区最早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践行者之一，而且他做得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多得多的是，经常不断地与工人阶级、社区积极分子和媒体打交道，齐心协力地想要提高对于周围世界的理解，提升我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价值理念。 如果说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做演讲是因为我有某种比较优势的话，那么就是我的年龄了，我作为一名经济学者的职业生涯跨越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这一组织的发展历程。因此，由我来回溯激进政治经济学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并且思考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似乎是合适的。 二、20世纪60年代末的世界是何模样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是这样的： 苏联刚刚度过了斯大林主义之下最糟糕的时期；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在新的“60年代的人”(shestidesiatniki)①的领导下，苏联在经济上更加开放，在政治上更加自由，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捷克斯洛伐克倾向自由化的杜布切克政权垮台之前。中国已经率先探索一种新的扎根于农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大革命看起来预示着中国将形成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南斯拉夫在市场社会主义形式下正日渐繁荣，暗示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有前途的中间道路。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成功取得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军事斗争的胜利，古巴由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成功摆脱了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束缚，建立了一个革命性左翼政权，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典型范例。 在美国，“新左派”运动发展迅猛，大学校园尤其成为日益增长的政治行动主义的场所，学生首先是支持公民权利和反对发展核武器，进而是关于民主和公民参与的更大议题，其典型案例是1962年的《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的发表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兴起。其中重要的事件包括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演讲”运动，以及1965年从密歇根大学开始的反对越战的师生辩论会；接着是由于美国征兵参加越战而引发的对于约翰逊政府以及整个美国制度的反对；“黑人权力”运动进而引发的白人中间的激进主义；妇女们开始有力量地组织起来，反对性别歧视与父权主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高校校园里，一大批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一些教职工——主要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逐渐形成了激进的立场，反对学科中的主流思想，形成了持不同意见的团体，讨论和宣传主流思潮需要激进地改变方向，将这些主流思想视为不公平社会的堡垒。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正是此时成立的许多新左派学术组织中的一支，也是时至今日仍存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支。 在当时看来，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推进威权主义和不公正上是串通一气的，因此它们不仅要拒绝保守主义，而且也要拒绝自由主义。由于受中国和古巴的鼓舞，人们追求革命性变革和用社会主义代替美国资本主义的激情日益高涨。 在此背景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成员们试图发展一种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以区别于主流经济学就不让人感到惊讶了。激进经济学大量引用卡尔·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著作，丢掉政治中立的伪装进而号召通过经济分析来帮助实现社会的根本性变革。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就是，“问题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 的确，当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为在有生之年在美国实现革命性的变革是确实可能的。正如霍华德·瓦赫特尔(Howard Wachtel)在研究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早期历史时所指出的一样，“毕竟在60年代，我们认为一切皆有可能”②。 三、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十年 激进政治经济学中的“激进”一词的含义是，既在什么是好社会的构成内容上持根本不同的观点，又强调理解经济现象的深层次根源相对于表层现象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一词强调将经济现象嵌入到更宽广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中去。 有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使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是在《资本论》中呈现出来。他们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利润率不可避免的下降趋势最终将资本主义引向不可避免地灭亡的框架中开展研究。 相对上述这些人而言，我们更多地是将自己视为“新马克思主义者”(neo-Marxian)。我们采取折中主义的方式，既参考马克思的政治和哲学著作中分析资本主义以及替代经济制度的总体框架，又使用主流经济学分析工具，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观点。我们拒绝正统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著作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对我们的影响同样很大。 我们都试图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方法与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法之间划清界限。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的凯恩斯式改革不足以回应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缺陷；如果这种“非革命性的改革”本身不够革命的话，那么“革命性的变革”将取而代之。 激进政治经济学者们所开展的研究覆盖经济学领域的诸多方面。相比于主流经济学者，这些研究更多地是跨学科的研究，往往使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甚至是心理学上的分析方法，而且他们所经常研究的经济现象是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所难以解释的。比如说，为什么单个人的自我利益行为会与自由市场均衡的失灵所共存。 我们通常研究的是那些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糟糕情况的问题，试图证明只有对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造才能得到好的结果。我们或明确或隐晦地呼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我们的一些研究发表在主流经济学刊物上，但更多是发表在一些关于诸如劳动关系、产业组织和经济思想范式等问题的专门期刊上，或者是一些不太著名而又欢迎不同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刊物上。其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 将全部激进政治经济学者们联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共识，即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重大缺陷的经济制度。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就应该是帮助那些反对政治当权者的运动，最终建立一种替代性的真正民主和真正参与式的制度。我们设想采取革命性的变革方式，将美国资本主义变革为一种新型的、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者是政治行动主义者，他们与左翼团体在一起工作，对现实经济问题发表言论；而且我们倾向于给普通大众和学生们写文章和著作(而不是给专业期刊)，我们的观点就是从一种激进的角度来影响公众对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和认知。 四、现在的世界有何不同 2014年的世界是这个模样： 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然成为历史。我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希望和期盼苏联的解体会引发混合型体制的建立，其中既包含社会主义因素，也包含资本主义因素。可是这些地区的后继国家以不同的形式纷纷拒绝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南斯拉夫不复存在，在其后继国中难觅任何一点市场社会主义的踪迹。古巴经济在许多方面与早期社会主义模式相似，但也逐步向私有市场活动开放，目的是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困境。古巴目前严重依赖国外经济援助(先前依靠苏联，现在更多地依靠委内瑞拉)，仍是极不民主的国家。查韦斯主政时期的委内瑞拉引入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同时保持着相当活力的政治民主；但是在后查韦斯时期，随着经济条件的恶化，其经济不断走向衰退，维持社会主义因素的能力遭到人们极大的质疑。 在美国，虽然左翼因素在一些地区仍然比较强，比如说纽约和旧金山，以及像阿默斯特、安娜堡、伯克利等大学城；但从全国层面来看，整个左派(新的、旧的，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的力量都遭到极大的削弱。 2008年迎来了“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以主要金融机构和富有的精英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在一些案例中是犯罪行为)为标志，导致失业率上升，大多数民众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大幅下降。即使那些少数预测到这次经济危机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们，也绝不会想到当前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能够存活下来。我们本应该预测到这次危机对先前的统治集团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并且持续一定时期的民众抗争乃至混乱将引发根本性的变革。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够预想到，人民对于经济危机行凶者——华尔街的投机商人和全球金融业者、主张较少或放弃政府管制的人——的愤怒会被美国的右派而不是左派所利用？我们中有多少人现在能够满怀信心地预测到，从当前的危机中将产生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它将更加符合我们的价值理念和期待？ 事实上，目前正在上演的经济危机就促进民众反抗来说，效果并不明显，并没有让左派获得多大的力量。虽然它确实引发了占领运动，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美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在一段时间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收效甚微。亲市场与反政府的力量已经持续增长了40年，基本上没有受到此次危机的破坏。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日趋加剧，随着政治方面对资本力量的限制越来越少，主要政党对于经济议题的态度大幅右转。民主党已然成为站在中间立场上的政党(比如说在医疗等问题采取了先前共和党的政策)，进步力量在努力地避免政策进一步右转。共和党已然成为单纯右派力量的政党，它们认为政府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意识形态将经济政策进一步拉向极右的方向。③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现象都在增长，福利国家变得孱弱，经济政策不断右转。 让我们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贡献——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来思考当前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一方面，大卫·戈登发挥了先驱者的重要作用。④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看成一连串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为主要特征的长期波动，每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都产生于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进而进入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随后则消亡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引发新一次大的经济危机。“积累的社会结构”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发展过程是：一开始是资本主义的原始形式，接着是“公司制资本主义”，随后是“受管制的资本主义”，进而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⑤在这一系列“积累的社会结构”中，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就将市场引向集体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言，它是第一个代表着历史退步而不是历史进步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仅仅是公司制资本主义由一国扩展至全球而已。在1980年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沿着与长波发展一致的方向走向更加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而过去30年的历史却完全是一种脱离了任何形式社会主义的倒退。 五、最近几十年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如前所述，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大气候右转的大背景下，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最初拒绝主流经济学(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脱离反对资本主义改良的任何可能性的立场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激进政治经济学仍然继续通过更多地关注历史背景，关注不同群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权力的运行，关注那些为了利润而背离效率或背离合理性的所有力量，将自身与主流经济学区别开来。而且，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们也就一些重要话题做了大量杰出的工作。举几个例子来说，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平等的增长、“劳动过程”、劳动市场分割、父权制、种族主义、经济繁荣和危机的长波，以及经济增长的生态限制等。《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作为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一个重要事业，在创办45年之后，依然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文章发表的最重要的渠道。但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逐渐在主流经济学刊物和一些经常批评主流经济学的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例如《女权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 尽管有其最初的追求，但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形成一套研究经济问题的新的、一以贯之的分析框架或范式。而且，与其他以各种方式批评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异端经济学一样，激进政治经济学在使用各种分析工具来对抗经济思想中的右倾思潮，和在提出针对右派经济政策的替代性政策时，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为数众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形成的观点逐渐地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观点相接近。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文章在以下研究领域带有主流经济学的因素：“效率工资”及对失业的启示、⑥买卖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结果、⑦冲突情况下讨价还价的博弈论分析，⑧以及影响投资者行为和宏观经济的“动物精神”。⑨尽管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普遍存在着右转的倾向，尤其反映在教给本科生的经济学中所体现的对市场的支持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敌视，但是上述这些时常得到诺贝尔奖承认的理论新发展还是出现了。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文章带有主流经济学的新因素，招致了一批更为遵循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激进政治经济学与任何形式的主流经济学都是不相容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囊括了这两派激进政治经济学者，但是两派之间的分化变得越加激烈。这种分化是两种经济方法论和两种政治观点的分化：是否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取得社会进步，并且与自由主义力量结成联盟；还是说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取得社会进步，并且必须反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力量。 尽管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文章带有主流经济学的新因素，但相比于大学的经济学院，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现在得到的关注更多是来自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和学生。激进政治经济学引导人们关注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歧视、市场失灵和经济危机，但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太引用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文章。 那么，激进政治经济学究竟获得了什么成果呢？显然，我们并没有将美国政治话语权和经济政策扭转到左边。但是这一失败并不能归咎于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们。我们中的许多人决意去以自由主义政策为导向的机构中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毫无疑问是因为现在学术界的机会越来越少。相应的，不少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比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杰弗里·萨克斯以及(大卫的哥哥)罗伯特·戈登，在批判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变得相当直截了当，而且更加激进。它们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一起投身到反对右翼经济学家和华尔街银行家政策霸权的斗争中了。 此外，以激进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或受其理论影响的研究和外围组织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现在，大部分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试图将其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与推动渐进式社会变革的运动相连接，或者努力捍卫过去反抗右翼力量所获得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当前许多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在一些有政策导向的研究机构和媒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开展和传播着进步性的政策研究。许多这种组织都是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所创立的。这些学者中一些是教师，而另一些是过去几十年中从曾经开设过激进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但是他们将进步的价值理念与合理的经济学方法结合在一起，对社会中存在的经济政策争论发表看法，比方说关于生活工资(living wage)问题的讨论。 追求这种目标的知名左翼机构包括：大众经济学中心(位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美元与意识(位于马萨诸塞州萨莫维尔)、政治经济学研究所(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华盛顿特区)、全球发展和环境研究所(塔夫茨大学)。在更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机构中，同样可以找到一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或研究生项目的高校，例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美国进步中心、政策研究所、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新美国基金会和新经济思想研究所。虽然所有上述机构的活动在资金支持、延伸范围和影响力等方面都无法与右翼的智库和媒体相抗衡，虽然右翼力量在美国公共话语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些机构确实就经济问题向美国公众提供了一些与右翼理论相对抗的重要的思想观点。 我想指出，激进政治经济学在最近几十年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给为数众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了激进政治经济学，鼓励他们不仅仅要在更宽广的视野中理解经济现象，还要帮助他们认识到不平等和不公正是亟需解决的道义问题，而且还要认识到以更加人性的路线来重构经济生活是他们的重大目标。第二，成立和壮大了进步的经济研究和外围机构(详见前述)，由此增强了寻求进步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政治力量。 现在，我们与主流经济学家的区别不在于什么经济问题值得研究、写作和教给学生，也不在于用什么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而在于我们从事研究、写作和教授的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挑战，而是一种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挑战，而这种挑战需要政治行动主义。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必须要了解经济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而且必须同时指明如何变革经济制度和政策才能提高人类的福利，这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 六、以联合为方向的短期需要 正是因为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有助于政治力量追求改善社会的斗争，我们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就必须继续意识到政治环境和现实状况是何等不利于左翼力量的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可以预见的未来来看，在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要成功地发动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革命暴动是不大可能的。要在任何主要国家建立任何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是通过革命还是改革——似乎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真正的战斗(至少在富裕国家)不是引进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来取代资本主义，而是建立或维持一种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在北欧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该地区所取得的成果在近期正不断遭到侵蚀。 因此，左翼力量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停止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抗的视角来看待未来在经济上的选择；相反，应当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中有着相当广泛的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其中一些远比美国当前的模式优越得多，而且也在左翼运动可以在未来几十年争取的范围之内。但是，想要取得任何进步，我们都需要了解我们所生活的政治环境。 让我们想想过去40年中左翼力量已经实现和尚未实现的事情。在引导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管理、组织穷人反抗富人等问题上，我们一直在退步。工人和工会向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失业率不断上升，贫富差距大幅拉大，贫穷与缺乏保障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接近实现左翼力量的目标方面，唯一取得重要进展的是，主要的受益者不仅包括工人阶级成员或者更为广泛的穷人群体，也使得一部分富人成为受益者。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减少了，穷人和富人都从中获益。与此类似，种族主义的减少和同性恋者等群体(LGBT)平等权利的推进，也使富人中的少数群体获益。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许多富人在政治上的支持对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此，为了重建和增强美国资本主义中的社会民主因素，反对与我们对立的强大势力，我们必须认识到联盟的必要性。首先，从我们经济学家开始，我认为就反对右翼的威胁与建立更加人性化的社会来说，许多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与我们观点一致，虽然他们大多数不愿意采取行动。我们应当开展工作来争取这些相对理性的伙伴，让他们认识到，如果要阻止右翼疯狂分子彻底掌控一切，他们就需要更多地参与和引导公共话语。有权势的政客们连那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都可以例行公事般地否认，所以即使是不愿意行动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肯定能看到不要把政策制定留给政客的必要性，看到反对蛮不讲理的必要性。 有鉴于此，我认为进步运动不仅应当支援和增强我们与传统盟友(如工人运动)的关系，还要在美国更广阔的社会中寻找盟友。例如，我们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中有远见的人士一道工作，他们足以看到美国当前所实行的许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实际上却与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相违背。美国国内的一些非金融机构中肯定有一些商人乐于看到公共开支转向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促进就业和节约能源的项目，限制金融投机等等。我们为什么不尝试把潜在的进步商人与银行家和右翼自由市场主义者区别开来呢？ 反对这种结盟策略的人可能会指出，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争取革命性的变革，这样才会使社会民主改革比较来看更为温和、更为合理。这种观点认为，主流政客和人民大众可以拥护社会民主改革，前提是他们认为有必要通过这些改革扫除更加激进的左翼替代方案。但是，只有当革命性变革拥有足够的支持力量并使这种激进左翼替代方案带来的威胁让人可信时，这种观点才能讲得通。而在今天的美国，很难找到更为强大的激进左翼，所以这种威胁就是空话。在美国，至少在未来几十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联合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组成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以实现更加合理的社会民主目标。 我想指出另外一点，与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作为一个组织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在联盟成立后的头十年左右，我们没有遇到这种挑战，因为当时美国的左翼力量相对比较强大，许多高校和大学的学生被激进的替代性方案所吸引。但是自那之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艰难，尤其是在当前仍在持续的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当前的状态下，学生们不得不更多地关心找工作的问题，更不必说偿还学生债务了。因此，支持激进目标的政治行动主义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为了保持并扩大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影响力，就需要吸引更多的青年人，不管是信仰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使我们的方向变得更为温和。我认为，我们不能再专注于强调激进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而是应当强调我们与他们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秉承一种支持进步目标的政治行动主义。 七、替代资本主义的长期需要 鉴于当前右翼自由市场主义者以及政治领域中资本的强大力量，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很容易对建立一个更加社会民主的制度产生失望情绪，更不必说实现大家都知道的想象中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从国际标准来看，美国左翼力量的传统旗手——工人运动——的力量从来就没有多么强大，而这里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一些媒体和政府机关中存在少数左翼力量，但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往往有限，只是在一些城市地区和大学城里有影响力。“占领运动”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有效的组织，并没有给当权者带来多么严峻的挑战。 从积极方面来看，工人运动比较灵活，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公共部门中取得重要进展。此外，工人运动还在基层开展了许多进步性的活动，从反对银行收回贷款违约的住房，到建立实行民主管理的企业，以及开展其他形式的合作制经济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团结经济网络的快速发展⑩。然而，工人运动力量的复兴与团结—经济学(solidarity-economics)运动的蓬勃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阻碍。展望未来，在右翼力量仍占主导的局面下，我们去哪里寻找反抗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力量呢？ 反抗现状的强大政治力量只能来自于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例如导致积累的社会结构死亡的内部矛盾所引发的危机。过去我曾经指出，未来资本主义矛盾最基本的来源：一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和矛盾；二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和随之而来的地球生态资产的消耗和破坏。(11)由此可能引发大的危机并需要实现根本性结构变革。现在来看，很显然，我以前高估了第一种可能性，因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加剧，被边缘化的群体现在没有能力、未来也很难有能力去发动一场对资本主义统治精英有真正威胁的运动，除非在一些外围国家可能实现。还要注意的是，随着部分经济增长的果实流向不太富裕的人群，政治上的不平等性会被经济增长所削弱，但是经济增长则会加剧生态破坏，因为环境恶化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如目前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情况最为突出。 因此我相信，比于社会矛盾，事实将证明生态矛盾给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带来的威胁会大得多。的确，从长期来看，生态矛盾将肯定能严重到使资本主义灭亡的地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病态，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健康运行带来诸多困难，但这不足以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日益增长的生态破坏，将最终破坏资本主义繁荣的物质基础。 因此，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地球资源的生态限制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为了确保人类能在这些限制中生活下去而进行的结构性的变革，最终必须将整个资本主义结构——其关键是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变革为一个优先考虑保护环境、资源的再分配和生活质量，而不是产品数量的制度。资本主义显然无法提供人类最重要的东西——真正的可持续发展。(12)在宏观层面上看，这显然需要在强大的政府机构监管下的集体行动；而从微观层面上看，需要用大规模的合作制企业来取代市场逻辑。正如许多著名的分析家所指出的，“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市场失灵”。(13) 过渡到后资本主义世界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首先，这种方式可能是渐进式的，以左翼力量联合温和的但有政治实力的中翼力量为中坚力量，通过逐步形成并实行一系列有效的环境政策的形式来进行。其次，这种方式可能是革命式的，前提是这些反对力量有足够的实力去击败资本主义的当权者。只有发生在以毁灭性环境灾难和资源争夺战为特征的深层次危机背景下，第二种过程才会发生。历史上所记载的革命性变革的代价和由此所带来的后果是让人警醒的。我认为，唯一合理的是竭尽所能地实现改革性的替代。 穷人们处于贫困中，被剥削工人生活在窘境中，但富人们的幸福生活没有受到的任何损失，如果实际上没有变得更好的话，他们也会受生态破坏的影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外面的温度让人难以忍受，空气污染严重，暴风雨更加猛烈，上升的海平面破坏了洼地和滨水区的房产，他们也会同样感到痛苦。诚然，相比于穷人，富人们拥有多得多的资源能够保护自己，不受这些环境问题的侵害，但他们同样无法彻底摆脱。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环境政策在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在防止地球变暖方面取得了适当的发展。 从短期来看，全球变暖问题的威胁可以通过一些直截了当的政策来加以解决，例如，通过逐步增加碳生产税，或者通过总量控制的碳交易来让化石燃料生产者交付环境污染费；此外，提高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和家庭能源效率措施的财政补贴。(14)采取这些措施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来对抗化石燃料企业和与其相关的大型金融机构的利益集团。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世界一些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沿着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方向进行调整，尤其是欧洲一些更加社会民主的国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从长期来看，很明显，需要推进一些更加激烈的改革措施，以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的措施有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限制资源生产量和能源使用。要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需要对经济进行共同管理，减少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自由，用人类的活动来替代生产中的物质资源消耗，由物质消费转向对人民幸福有益的非物质消费。(15)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变革资本主义。 因此，我认为激进政治经济学者需要将注意力逐步转向生态威胁。我们需要组建联盟，研究和倡导在政治上可行的、从短期来看能减缓全球变暖和气候恶化的政策方案；同时，需要制定和宣传新的环境友好型的、从长期来看既能保护地球又能提高所有人生活质量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正如安德鲁·德尔班科所写到的，(16)“激进”一词“以前是指对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刻不满，以及想要推翻它的革命热情”。我对于激进政治经济学发展方向的看法可能会引发这样一个问题：我在何种意义上说，自己仍是在为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说话？ 我的回答是，“激进”一词传递出我们许多重要的特征，与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同行们相区别，我们开始于一个好社会的概念。与主流经济学家所理解的不同，这个好社会更加民主、更加平等、更加团结。我们相信，想要在走向好社会的道路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需要对当代社会结构进行激进的变革，而当代社会结构从根本上是与人类福祉相背离的。我们不是把自己视为社会的无感情的观察者和分析者，而是投身于改良这个社会的参与者；而且，我们不仅希望与那些拥有权势的人们合作，而且还希望与那些与现实抗争的群众合作。 我认为，我们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说都可以是激进的，但并不认为必然要与当权者采取革命性的对抗方式。依照我对过往历史和当前政治现实的理解，我认为，相比于革命性策略，采取改革性的策略更有可能成功实现我们的激进目标。 本文译自美国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4年第46卷第4期第437-447页。——译者注 ①这一术语是指“60年代的人”，它的含义是指苏联60年代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主张苏联制度的自由化。 ②霍华德·瓦赫特尔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40周年仪式(2008年1月3日新奥尔良)上的演讲，详见：http://www.tni.org/es/archives/act/18573。 ③正如库尔特·舒勒(Kurt Schuler)曾经提醒我的(通过电子邮件通信的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大气候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左转的，诸如妇女自主权，少数种族的民主权利，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权利，对大麻使用的容忍等社会或文化问题。然而，就前两个问题来说，随着美国法院和许多州政府进一步右转，先前取得的一些进步最近则遭到不断损害。 ④见戈登早期关于长波和积累阶段的著作。(Gordon,D.M.,"Up and Down the Long Roller Coaster",in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eds.,US Capitalism in Crisis,New York:URPE,1978,pp.22-34.Gordon,D.M.,"Stages of Accumulation and Long Economic Cycles",in T.Hopkins and I.Wallerstein,eds.,Processes of the World-system,Beverly Hills:Sage,1980,pp.9-45.) ⑤见鲍里斯、戈登和韦斯科普夫用“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法分析美国经济(Bowles,S.,D.M.Gordon,and T.E.Weisskopf,Beyond the Waste Land: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Economic Decline,New York:Anchor Press/Doubleday,1983.Bowles,S.,D.M.Gordon,and T.E.Weisskopf,After the Waste Land:A Democratic Economics for the Year 2000,Armonk,NY：M.E.Sharpe,1991.)；更近的一部“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著作是科茨、麦克唐纳福和里奇的著作。(Kotz,D.M.,T.McDonough,and M.Reich,eds.,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Kotz,D.M.,M.Reich,and T.McDonough,eds.,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⑥Shapiro,C.,and J.E.Stiglitz,"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4(1984). ⑦Akerlof,G.A.,"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4(1970).Spence,M.,"Job Market Signal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7(1973). ⑧Binmore,K.,Essays on the Foundations of Game Theory,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 ⑨Akerlof,G.A.,and R.J.Shiller,Animal Spirits: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2009. ⑩有关各种团结经济网络的活动信息，可见http://www.ussen.org/(美国的资料)和http://www.ripess.org/about-us/?lang=en(全世界的资料)。 (11)Weisskopf,T.E.,"Marxian Crisis Theor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ism",Rethinking Marxism,vol.4(1991). (12)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主张“变革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从根本上减少非可生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这将从根本上延长物质资源能够满足人类发展需要的时间”。(Sutcliffe，B.,"Development after Ecology",in V.Bhaskar and A.Glyn,eds.,The North,the South and the Environment:Ecological Constraints and the Global Economy,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1995.) (13)Schor,J.,True Wealth:How and Why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Creating a Time-rich,Ecologically Light,Small-scale,High-satisfaction Economy,New York:Penguin,2011.Stern,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Stern Revie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2007. (14)Harris,J.,"Green Keynesianism:Beyond Standard Growth Paradigms",Working Paper no.13-02(2013),Glob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Tufts University). (15)Jackson,T.,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London and New York:Earth-scan/Routledge,2009.Schor,J.,True Wealth:How and Why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Creating a Time-rich,Ecologically Light,Small-scale,High-satisfaction Economy,New York:Penguin,2011. (16)Delbanco,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Education,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60(2013).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美国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