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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7日，《中国合伙人》上映。这部被外界解读为“新东方创业故事”的电影，三天票房就已过亿元。同样是在三天后，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自己北京的家中招待了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和王强。不过约会是提前就定下的，与电影无关。席间，三个人默契地对这部电影只字不提。
他们对这部电影的看法迥异。而这种迥异不仅仅是对一部电影的态度，从更深层次上说，甚至可以看做三人价值观的截然不同，以至于外界看来，曾经的新东方“三驾马车”早已分崩离析。
的确是明星，的确是屌丝
俞敏洪不愿评价这部电影，但仍忍不住对某些细节提出批评，“有几个场景还是挺委屈我的”。这些场景包括他在创业成功后提议给自己分51%的股份，“这样两个合伙人当场就会走人，完全不符合企业家的逻辑”，以及为了阻止上市一个人增持30%的股份，“你找死啊，商业中间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永远不可能的，当场拿刀子把你给捅了”。
反之，徐小平和王强都声称这部电影很了不起。作为《中国合伙人》最初剧本的创作者，徐小平一次次借用别人的好话来评价这部电影。至于王强，5月31日早上6点多，他一个人溜进电影院又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回想往事，想着我们当年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到第二天，他仍然沉浸在当年意气风发的友谊回忆里，淡化了那些因为利益和观点不同而导致的痛苦争吵。
友谊的确真实存在。俞敏洪当年邀请徐小平、王强二人加盟新东方的创业故事，曾广为流传。1996年，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收入已经在2000万元左右，利润数百万元。当初他准备出国拜访已经几年失去联系的徐小平和王强时，脑子里想着的是两人的才华和耀眼光芒。
当年在北大，王强与徐小平都处在舞台的中央，是耀眼的主角。俞敏洪则与他们不同，他的故事是一个苦孩子奋发图强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徐小平和王强出国，王强甚至“立志不回国了”。然而毕业十几年，等俞敏洪再一次出现在王强面前，王强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在普林斯顿，我看学生都能认出他来，觉得很受刺激，他是有名气了。”王强说，“在北大的时候，哪有人认识俞敏洪，但是到美国没有人认出我来，只认出老俞，这反差太大了”。
而当俞敏洪到加拿大时，徐小平处于失业状态。关于二人在加拿大的重新相聚，徐小平讲述的版本是“我哭着喊着求他带我回来一起做新东方”。
后来，王强告诉俞敏洪：我决定回去跟着你一起干了。王强描述，俞敏洪当时既兴奋又迟疑：“喝完酒以后我说咱们严肃地谈谈这个事。一开始他展示新东方非常兴奋，等到严肃谈，他反而沉闷了，因为他心里也没准备，把我们这样的人物叫回来，他的人生将面临什么？”
为打消俞敏洪的疑虑，王强在俞临上回国飞机前一刻直截了当地向这位老同学“明志”：“当时我也是刺激他，我说老俞你要考虑，你一定要让我去新东方，咱们3个做，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直率地告诉你，半年以后我一定会在你的校门对面建立一个学校，做的是和你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个学校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叫新西方，校长叫王强。老俞一听，沉默片刻，他说算了，大家一起回去吧，就在新东方3个字下做吧。”
徐小平几乎是紧跟着俞敏洪回到了国内。友谊和事业在这个时候达到了蜜月般的融合。
监管俞敏洪
事实上，俞敏洪曾经的疑虑并非多余。如他所说，“尽管电影的情节很精彩，但现实中的故事更加精彩，朋友之间的纷争更加残酷，但友情也更加浓厚”。
三人不约而同对记者讲述了同一个细节，当年俞敏洪和先期回国的徐小平带着一束花去机场接王强，就在从机场回俞敏洪家的出租车上，王强突然严肃地问俞敏洪：“你现在是我们的老板，如果将来我们比你赚得多，你能接受吗？”
在俞敏洪看来，这意味着信心的宣讲。而在王强和徐小平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姿态展示：他们不会是俯首听命的打工者，仍然是大学时代不假辞色、充满质疑和拷问的挚友。
大学时代的交往习惯顽强地保留下来。“可能老俞的痛苦就在于此，他始终无法建立起绝对的领导权。”王强说，“我很难想象突然毕恭毕敬地叫他‘俞总’。我们摆脱不了大学时对他的印象。我宁可自杀，或者他杀。别人有可能完成这种职能（身份）转换，但我们3个从来没这习惯”。
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经常将彼此的性格不同称作“互补”。徐小平充满激情，他喜欢战略；王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则显得冷静，他“喜欢务虚”；相比之下，俞敏洪并不是那类让人惊艳的精神领袖。他生性温和，坚韧，更加现实和谨慎。一个例子是，他“至今不懂得拒绝”。他承认自己“软弱”、“优柔寡断”，并且知道这对企业管理有害。
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面。另一面是，徐小平和王强一直希望俞敏洪变成一个“正确朋友”——从善如流、忍耐、伟大。“你不仅要成为柳传志，还要成为蔡元培。”
徐小平曾将对俞敏洪的批评与国家政治中的监督相类比，“一个国家的活力是靠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辩论来实现的”。
与他一样，王强也自如地在3个合伙人的朋友关系与政治博弈中的关系间来回切换。他表示自己“痛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哥们儿义气”，因为那是中国人情中虚伪而无实质的东西。他表示，自己在治理企业上不如俞敏洪。“我对权力真的没有欲望，但是我对监管权力有巨大的欲望，我的乐趣更在于监管。”
王强在新东方的会议室里推动了两件事，一是要求手机关机，一是禁烟。
起初，新东方很多工作人员抽烟。开董事会时“看不见对方，云山雾罩”。第一次发难引发了争吵，王强使用了他此前此后多次使用的摊牌术。他要求董事会投票，要么禁烟，要么他离开会场。俞敏洪也使用了他的惯常方法解决这一争论，用王强的话说，“各打三十大板”，既肯定了王强的意见，又说这次会议并不正式，抽一抽也可以。
后来王强制定了禁烟措施，第一个罚款对象是俞敏洪的母亲。在新东方初创时，这名早年的万元户、自小对俞敏洪严加教育的农村妇女进入新东方协助儿子。王强因俞母在走廊抽烟，罚了她两百多元钱，然后马上作为典型在全公司推广。
可以说，徐小平和王强在对俞敏洪的批评上几乎是不遗余力和不留情面的。他们分别多次强调自己批评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用徐小平的话说，批评建议“我会发很多条短信反复说，那些把他折磨死的建议，我连续几年一如既往地提”。
沉默寡言、“从没爆发过”的俞敏洪，努力在言辞中淡化这种苦恼：“我对人的批评很快就会忘掉，也没有说有多严厉的批评，大不了就是他们天天骂我土鳖，农民意识，完了没有眼光，对一个企业管理者来说，这应该是算比较严重的。”
然而他也会流露出一丝懊恼，“把朋友请回来，完了本来是一起干事业的，结果到最后事业干不成了，还天天吵架”。后来这种情况严重到一度还出现新东方“三驾马车”俞敏洪、王强、徐小平，同时提出辞职的独特企业景观。
中国合伙人
当然，和电影中的故事一样，2006年，他们三人还是把新东方带上了纽交所上市公司的道路。财富似乎有了完美结局，友谊呢？新东方上市后，徐小平和王强逐步退出了新东方管理层，仅保留股东身份。新东方“三驾马车”再次聚首的最后一次努力，是2009年3月5日，离开新东方3年的徐小平已经53岁，他流着眼泪对俞敏洪讲了他经常做的一个梦。
“我说我天天夜里梦见你，梦见新东方这帮人在玩，我想跟你一起玩。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他用“梦魂萦绕”表述自己对新东方的热爱，并两次强调：“俞敏洪没有回应我。”据他说，第二天，他又去新东方见了俞敏洪，后者脸上明显写着拒绝。几个月后，徐小平写信给俞敏洪，“收回了我当时的请求”。
对友情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一个两全的保全。
直到2010年，俞敏洪还曾以一贯开玩笑的口吻谈到跟徐小平和王强的关系：“那是没有上下级的关系的，完全是他们凌驾于我之上的关系”。
徐小平没有如愿回到新东方，王强则拒绝再走回头路。徐小平曾向俞敏洪推荐让王强重新回新东方董事会，但王强在电话里直接拒绝了俞敏洪的好意，他甚至逼迫徐小平，“如果你还想着回新东方董事会，我就不跟你一起做‘真格基金’了”。
2010年，徐小平成立“真格基金”，并邀请王强成为联合创始人，两人都感觉重新找到了方向。俞敏洪也参与了对“真格基金”的投资。他将此视为3人友谊延续的证明之一。
王强和徐小平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新东方和俞敏洪。王强在离开管理层之后的4年为新东方开了几百场免费讲座，“你想除了友情还有什么解释呢？我要以一种问心无愧的方式离开这个舞台”。
2012年7月，做空机构浑水公司唱衰新东方，许多大投资人询问徐小平，“半夜两点钟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真相，但是我说，买！买！绝对没问题！事实上，听我话买的人都赚钱了”。
在俞敏洪看来，跟以前相比，徐小平和王强对他的批评与之前变化不大，“王强比较含蓄，徐小平比较直白，因为徐小平他就一直是以批评我为他的乐趣”。但现在这些批评听起来更容易接受，一方面“会更客气一点，因为没有了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不再夹杂很多个人情绪。
而对徐小平来说，“我在微博上发了很多话，关于那么多知名企业因为战略失误错失了发展机遇，都是给‘那个人’看的。”他后来又说，有些话“只要那一个人听懂就行了”。
这3个人仍然不时强调已维持了30年的情谊是多么重要，话语风格各异，意思如出一辙。“结果是好的，过去的争执就不重要了。”这是俞敏洪的说法。王强形容3人的友谊，“就像一个少女通过结婚变成一个少妇一样，她失去了少女的那种单纯的美，她可能获得了少妇的这种成熟的美”。徐小平则以特有的激情洋溢的言辞称俞敏洪是“我尊敬的企业家，我热爱的朋友”。他说，友谊是“建立在打造新东方的烈火真金的锤炼之上”。
也许正如王强所说，“友情跟荷尔蒙一样，特点是野性、没有原则，友情的野性需要与公司治理所要求的游戏规则，与强大、冰冷甚至残酷的理性碰撞，被程序正义的理性驯化。否则，友情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正规化治理，一定会分崩离析。如果友情能在这个前提下接受驯服，它就会变成冷冰冰的理性之外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
事实上，这段关于友谊的富有文采的总结，远不如他另一句话动人，“想想老俞也挺心疼的。”王强说。他强调，这句话，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当面告诉俞敏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