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伏赫变”到“莱茵的葡萄”——“顿挫”中的革命与修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顿挫论文,修辞论文,莱茵论文,葡萄论文,奥伏赫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郭沫若、大革命的悲剧和1928年的新年：问题的提出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右翼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盗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急迫地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逮捕197名革命人士。在这份“通缉”名单上，有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共产主义革命家，也有刚刚“脱离蒋介石”的郭沫若。①这是郭沫若名列其中的第一份政治通缉令。当时，在武汉方面，郭沫若仍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至于蒋介石方面，则曾以“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委任状对他加以拉拢。而实际上就在几天前，郭本人已经借机离开了安庆，跑到了南昌，在朱德家中写成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样一份通缉名单只不过进一步表明，革命战线的分裂已近乎不可避免。“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印证了郭沫若以及许多革命青年的不祥预感。到了5月7日，国民党中执会将一份张群、陈立夫等署名的《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呈文》批转给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加了这样的按语：
迳启者：现准政治会议函交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呈报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除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承办案。③
曾经在访苏时大赞十月革命、此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胡汉民当即批示：“照办”。④10日，通缉令已经发向各省、各军和各地方党部。白色恐怖降下，郭沫若也做出了抉择。他突破重重困难赶赴南昌，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八一起义。⑤其时，鲁迅先生正在广州冷静地观察着事态的激变，党员沈雁冰(茅盾)则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没有参加起义。当共产党党证意味着杀头危险时，郭沫若在转战途中申请入党。起义很快在转战广东时失败了，郭沫若在逃亡中靠当地农会的协助，得以经海路转移到香港，然后又奔向上海，和早已在那里的家人会合，潜居于国际租界上的窦乐安路。此时已经是11月初。12月12日，他斑疹伤寒病发，不得不紧急入院治疗。当革命遇到挫折时，郭沫若的身体也崩溃了。
从以上的潦草勾勒中不难看出，1927年的郭沫若身处“革命悲剧”的漩涡中，已经跃然成为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政治人物。这一身份转换具有指标意义。正如国内外许多文学史家已经指出的那样，“五四”新文学运动实质上为“五卅”以后的社会运动做出了准备。也可以从一个社会史的视角来看这场“社会流动”：文学所熏染出来的“文学青年”从2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地转变成了“革命青年”，迅速成为了国民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人力资源”。⑥郭沫若无疑被这股由“文学”而“革命”的潮流推到了风口浪尖。从中也应看到，在“新文化”和革命政治这两个场域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旋转门”。就在郭沫若深深卷入政党政治并为反蒋而奔走的同时，他的一系列文学著译也在上海出版。例如，在写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天之后，国民党监委会通缉一天之前，爱情诗集《瓶》由创造社出版部印行；就在郭沫若亡命于海陆丰一带时，他和成仿吾合译的《德国诗选》也在10月中旬问世。经历着革命的悲剧，郭沫若在《脱离蒋介石之后》中也记录下了这样的感受：“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⑦在“机缘”与“反抗”中，我们已经可以体察到一种新的社会空间或可能性，在其中“革命”和“文学”不断相互转换。等到郭沫若隐蔽在上海租界时，他又开始校改自己的《浮士德》第一部译稿。这些细节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把大革命的失败理解为一场文化政治危机乃至“机缘”？
如果说国民革命把一批“文学青年”变成了“政治青年”，那么它的失败又把“左倾”的“政治青年”驱赶回了文化的场域。当“革命武装”在反抗反革命的同时不得不向农村流散，许多革命知识青年和左翼政治人物也向上海“撤退”——上海在此不仅是足以藏身和谋生的半殖民都会，而且是文化和印刷媒介的资源中心。这些革命青年们在一年间经历了“幻灭、动摇、追求”，而此时他们表达自己的震惊与创伤体验并作出政治反应的空间，被局限在了文学、知识、思想等意识形态领域。从1927年后半年起，“革命文学论争”升温，“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争”开始发酵。文学研究者李欧梵不止一次指出，“当左翼作家为革命文学鼓噪时，革命正处于最低点”；⑧社会思想史家阿里夫·德里克也曾说，“反讽地是，恰是在共产主义的运数在中国降至最低点时，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社会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⑨
但是在这表面的“反讽”现象背后，则是随着大革命悲剧而来的社会空间的深刻重构——尤其是“新文化”这一具有高度政治潜能的社会空间的震荡调整。这一态势，集中地表征在了鲁迅对1928年“新正”的冷眼观察中：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而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拼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⑩
鲁迅对革命文学的质疑暂且抛开不谈，这句“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可谓点破了革命本身和“革命文学”“革命理论”热之间的错位以及这种错位的社会机制：受到挫折的政治欲望现在只能被转移或错置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域。
众所周知，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是部分针对创造社的反击，他所说的新刊物，当然也包括后期创造社在1928年新年推出的《文化批判》。此刊的创办，使得原本得到鲁迅、郭沫若以及太阳社成员支持的《创造周报》复刊计划化为泡影，既进一步拉大了鲁迅和创造社之间的距离，也标志了作为创造社元老的郭沫若对刚刚归国的后期成员的妥协。那么，从郭沫若的角度来看1928年的新年又是怎样的呢？在《离沪之前》中，郭沫若正好留下了他从1月15日到2月23日的日记(虽然对日记内容的准确度仍有商榷的余地)。1928年新年，随着身体的恢复，郭沫若也在思考着“革命文学”的诸问题，并试图跟上后期创造社成员转向“理论战”的脚步。1月15日，他完成了诗集《恢复》，其中诗作都是在养病的十几天中写就。2月1日，他隐匿期间校改的《浮士德》第一部译稿得以出版。2月10日，伍豪(周恩来)来访，确定让郭沫若流亡日本。2月24日，郭沫若使用假名登船去国。这是一个文学与政治交错的新年。多年后在一次访谈中，郭沫若对这一时期使用了这样一个词：“革命顿挫”(11)。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1928年历来被认为是“革命文学”之年和思想论争之年。它的纷乱杂陈至今仍吸引着许多学者的目光。本文力图以离沪之前的郭沫若和1928年新年为中心，去挖掘一些易于被忽视的细节，对当时的一系列“理论战”、文学实践和翻译实践进行再解读。我们将聚焦于“奥伏赫变”/Aufheben，“恢复”/Reconvalescence，“莱茵的葡萄”/Rheinwein这一组语言符码，它们所牵连出的丰富文本表征了革命时间的中断和文化政治的强化。我的解读将沿着以下这些问题层次展开：第一，如上所言，必须把这一阶段的文化实践看成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空间，受到创伤的政治无意识在其中寄寓并“恢复”。“革命文学”不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概念或一场运动，更是正在由革命的顿挫所塑造的社会空间和机制。
第二，有时研究者难免过分关心“革命文学论争”的“内容”，但同样值得关注的，则是话语实践中的修辞。后面的讨论会显示，很多时候恰恰是在修辞的层面，革命政治、理论论战和文学书写形成了一个同构的机制，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社会文本”。
第三，翻译问题在这一视野中需要被重新思考，因为翻译本身在当时成为了革命和文化修辞所分享的机制乃至契机。翻译的机制时而造成爆炸性的间离效果，比如后期创造社对“奥伏赫变”的音译，蕴含着一种理论生产的先锋姿态和另类询唤。翻译时而又是文学修辞的隐微装置，形成了社会文本的暧昧纹理，比如郭沫若《战取》一诗中“莱茵河畔的葡萄”这一比喻和《浮士德》译稿之间的互文，就是一个极少被察觉但实际上耐人寻味的症候性细节。
第四，郭沫若在其中的角色又应如何把握呢？在关注于他那一时期的传奇经历以及各方面主张之外，也必须把郭沫若本身还原为一个由历史、文学和政治等多种句法所写成的“文本”，其丰富性远没有被穷尽。研究界太过熟悉“文人郭沫若”和政治的紧密联系，但除了这些直接的关联之外，深层的政治性实际要在这个大的“文本”的语言层面、形式层面和隐喻层面去寻找。一种深层的翻译也不仅仅是跨语际实践，而是将历史危机“翻译”为革命的时间性，翻译为文化政治的机缘。这不仅仅是针对离沪之前的郭沫若，而且意味着一种解读郭沫若的文化政治视角。作为这一视角的示范，下面将看到，从“奥伏赫变”到“莱茵的葡萄”，这一系列话语与翻译的残片，正如同本雅明笔下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辩证意象”(12)，定格了“顿挫”中的革命与修辞；文化政治能动性的种种矛盾正隐藏其中。
二 “奥伏赫变”：创造社、音译与理论战
《文化批判》的创刊拉开了1928年一系列论争的序幕。它不仅以极端的方式显示了创造社的“方向转换”，而且引领了从文学到理论的转型。在外人看来，仿佛一夜间，创造社就从一个艺术至上的文学团体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研修小组。在《文化批判》创刊号的《祝词》中，成仿吾以他一贯声势浩大的语气宣布：
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
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13)
在这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中，成仿吾从日本带回来的一批新成员——也即所谓后期创造社成员——集体亮相。彭康、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等人是《文化批判》的主力，包办了第一期的多数文章。这既是创造社思想转换的征兆，又表现出了创造社内部的组织人事变化。事实上，这一刊物本身就是创造社领军人物郭沫若对后期成员做出让步的结果。
在第一期中，这些创造社新锐实际上制造了一场理论语言的暴动。在《艺术与社会生活》(冯乃超)、《哲学底任务是什么？》(彭康)、《理论与实践》(朱磬)、《宗教批判》(李铁声)等文章中，这些作者强势地引进了一套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术语和话语模式，许多时候，新的哲学和政治名词是以德语的形式出现，尤其是在彭康和李铁声的文章中，大量的哲学引文首先也是德文原文，显得相当扎眼。他们那种掌握了革命意识的雄辩姿态，其实恰恰来自某种对“革命的理论”的拜物教式的推重。虽然《文化批判》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这一刊物的轰动效应或许首先来自它语言层面的冲击力，而非来自其“革命”的内容。
这也就导致了上文提到的鲁迅语带讽刺地说，“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后期创造社的这一套理论语言的迷魂阵，的确有让人气闷之处(尤其对于那些对创造社本来就有成见的作家们来说)。直到1931年，鲁迅仍称创造社人为“才子加流氓”，乃至引起郭沫若激烈反应。后来瞿秋白对“薄海民——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的类型概括，更是为郭沫若等创造社分子提供了一份社会分析乃至批判。至于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对创造社的研究，则富有启发性地提出了创造社和“大正文学青年”(与感伤主义、消费主义等有关)的亲缘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创造社由浪漫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及其局限。(14)回到1928年，创造社最让人生疑的也就是他们的突变。茅盾在1929年曾表露对“1928年春初”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不满，嘲讽成仿吾过去“艺术派时代的主张”，并说：“创造社改变态度的宣言，并没忏悔以往的表示，而是一种‘先驱’的，‘灼见’的态度；这使得不健忘的人们颇觉忍俊不禁。”(15)
这些批评视角对于理解创造社的转变当然都很重要。不过，如果说这些批评还是从“外部”来分析创造社，那么，更重要的任务则是通过创造社自身的语言来理解其变化。创造社的左转及其成员的粗暴革命批判所引起的论争，曾一度成为敏感性的文学史话题，在当今学界对“革命文学”论争的进一步研究中，它也仍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创造社对其自身的“方向转换”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自我理解乃至自我分析，应是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另一视角。于此，首先需要面对“奥伏赫变(Aufheben)”这个词；它不应被视为一个即成的概念或说法，而应被还原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完成的一次音译，还原为由黑格尔主义的复杂词汇所变形而来的自我意识，还原为理论的自我塑造中所包含的政治无意识。
后期创造社成员似乎明白自己过度理论化的话语可能造成的“陌生化”效果和粗暴生硬的印象，因此他们设立了“新辞源”这一栏目，通过对革命理论的“名词解释”来为读者“启蒙”。第一期的九个词条分别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汜、布尔乔亚、普罗列搭利亚特、普罗列搭利亚、意德沃罗基。从“《文化批判》同人”(也即后期创造社)对德法原文的崇拜和对音译的偏好中不难看出这种“方向转换”背后的一种跨语际实践。其中“奥伏赫变”词条是这样的：
4.奥伏赫变
奥伏赫变为德文Aufheben的译音，其意译是抑扬，然亦有译作弃扬或止扬的，颇不一致。它本是黑格尔哲学的特有的用语，用以表示辩证法的进程的。就是一个思考必然地包含与它相矛盾的思考，对于这二个相反的矛盾的思考，丢弃了矛盾的不合理的部分，表扬它的合理的部分，形成一个较高级的综合的思考，这个丢弃，蓄积及表扬的过程，就叫做奥伏赫变。不过在辩证法的唯物论上，所谓思考，当然不是绝对精神的发现，这是事物自身的必然的发展，由此发展，反映到人的头脑，才形成种种的思考。所以思考发生于它自己相矛盾的思考时，就是物质自身的发展的发现，有了这个物质自身的矛盾发现，才发生两者的斗争而反映于人的思考上，使人们有不得不奥伏赫变二者间的矛盾而形成一个较高级的综合思考了。(16)
Aufheben显然构成了左转中的创造社的自我认知的一个核心思路。在1928年3月期的《创造月刊》上，成仿吾再一次宣告着：“我们由批判的努力把旧的意识形态奥伏赫变，把旧的表现样式奥伏赫变，我们有意识地革命。”(17)按照这一逻辑，后期创造社对文化的“全面批判”(包括对鲁迅等作家的批判)也就是自身奥伏赫变的标志。
这种理论的“符咒”以及相关批判活动中的教条化笔法，难免给人以虚张声势之感。“奥伏赫变”本身也没有逃过鲁迅的捎带一击。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鲁迅调侃说，倘若自己并非“三闲”则“不至于被‘奥伏赫变’”，然后，他为“奥伏赫变”一词加了一个括号说明：“‘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18)也就是说，鲁迅把Aufheben译为“除掉”。
也恰恰是针对这样一个括号中的翻译批评，“创造派”进行了反击。彭康——郭沫若在“日记”中两次称赞过的创造社新成员——在《文化批判》上发表了《“除掉”鲁迅的“除掉”！》，专门回应了鲁迅对于“Aufh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的讥讽。首先，彭康强调Aufheben这一黑格尔-马克思术语的含义复杂，当时的其他汉译都不充分，从而为音译的必要性辩护：“我们在中国文字中找不出可以包括Aufheben底复杂的全部意义的语句。”(19)其次，他强力指责鲁迅的译法“除掉”是对这一概念的曲解。彭康凭借着自己的德国哲学理论功底对鲁迅讲解起了这一不可译的哲学词汇：
可是黑格尔(Hegel)开始用在哲学里的时候，[Aufheben]底意义便复杂起来了。黑格尔的哲学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他把世界看为变动的，会生成的(Werden)。而世界的运动又取辩证法的方式，即所谓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肯定的过程。这个过程，黑格尔用Aufheben这个字来表示，因为Aufheben原有否定，保存，提高的意义。所以这里的Aufheben包含了这三种全部的意思，不只是其中的一个。(20)
更为重要的是，彭康绝不仅仅是指摘鲁迅对德语或哲学词汇的误解，而是把这一翻译问题上升为一次阶级意识批判。彭康暗示，鲁迅没能“奥伏赫变”他自己，恰恰因为他对以“奥伏赫变”为核心的辩证法没有充分的意识。只有拥有了“奥伏赫变”的理论，才能发生革命意识的“奥伏赫变”：“要将它[按：指小资产阶级根性]奥伏赫变，在意识上还是要理解‘奥伏赫变’”(21)。彭康试图论证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奥伏赫变已是历史的必然，而同时革命本身又要求着“有意识”的奥伏赫变。因此，创造社自己的“奥伏赫变”，以及它所从事的“关于社会的全部的批判”，就被置于客观必然性和主观革命意识的双重制高点，而不是鲁迅所说的“突变”或“挣扎”。这样，“奥伏赫变”这一音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成为了“意德沃罗基”斗争的一环节。
由这一轮“理论战”可见，“奥伏赫变”一词深深地绞入了当时文化政治斗争的纹路之中。在现代性理论话语中，Aufheben或Aufhebung，作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确实是一个几乎不可翻译的哲学词。即便是在英语和法语中，关于它的翻译仍是聚讼纷纭，没有定论。在中国，现在普遍接受的译法则是“扬弃”。在大革命遭遇挫败、左翼知识人开始系统引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创造社选择音译Aufheben，这一出位的语言举动，在政治上也是一次富有深意的“象征行动”。于此，“奥伏赫变”四个突兀而又难以索解的汉字，成为了创造社整个历史姿态的一个徽记。它不仅是1928年初纸媒上的耸动符咒；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音译这种模式所造成的陌生化效果对应着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性(集体性)体验，也对应着震惊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对于这一集体性创伤的应激反应。在创造社的理论自信背后，是某种急于自我恢复而又仍处于躁狂之中的政治无意识。
要追寻这种理论姿态的渊源，需要提及后期创造社身上的日本影响。如果说创造社前期核心成员曾无形中受到“大正文学”的熏陶，那么，正如郭沫若早已点破的，彭康等后期激进成员“受了福本和夫的影响”(22)。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昙花一现的福本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微妙作用，不过在这里，应该特别关注的倒不是福本和夫对后期创造社的思想上的联系，而是“文风”或话语风格上的呼应。正如黎活仁所说，“福本的表达方式是博引马克思列宁的原典，然后略加自己的评语，这些马列原典大都是尚未译介到日本的，一时令日本左翼知识分子感到震惊，另一方面，由于大都是引文，就算要批判也不知从何着手”。(23)这种引用倾向正是彭康写作《哲学底任务是什么？》等人的风格；音译也正和引文相辅相成，是对理论原始本真性的更激进的渴求。凭借这种语言风格，福本和夫“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投稿者，一跃而为日共领导人”；(24)后期创造者是否在渴望复制这样的一种成功，我不得而知。不过，这种福本主义风格至少透露出了后期创造社对于通过话语的暴力来重新打开政治空间的焦虑。(25)
从“奥伏赫变”的音译问题，可以看到话语模式的异动。后期创造社和鲁迅就这一音译展开的交锋，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只是小小的波澜，但由此已经凸显出，“理论斗争”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创造社的理论狂热和鲁迅对于这种停留在“文人”层面的“挣扎”的嘲讽，看似对立，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创造社的理论躁狂本身在最深层就是一次象征性的“音译”，一次从失败的革命到话语实践的“音译”。这场语言的暴动既造成革命挫败后的话语失序，也是革命欲望的一种应激性恢复和调整：理论的“奥伏赫变”焦急而近乎徒劳地寻找历史时间本身的“奥伏赫变”。
三 “恢复”/Reconvalescence：身体政治和诗歌语言
在讨论如何翻译Aufheben时，彭康还提到了郭沫若的译法：“麦克昂君译的‘蜕变’，[我们]也以为不能表达全部的积极的意义，于是采用音译的办法……”(26)众所周知，麦克昂是郭沫若在被通缉后使用的笔名之一。就我对郭沫若著作的了解，郭沫若并未发表过关于译Aufheben为“蜕变”的文字，所以彭康这里提到的译法，很有可能是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创造社内部讨论中提出的。一方面，彭康的顺带提及似乎表现出对本社元老的尊重；另一方面，郭沫若的这一文学化译法其实和鲁迅的“除掉”一样失于准确，彭康对“蜕变”一解也明确予以拒绝。从同一个翻译问题中，我们可以窥见郭沫若和后期创造社成员间的微妙关系。(27)
如前述，郭沫若收录在《离沪之前》的日记记述了1928年初他流亡之前的多方面情况。这里没有篇幅对这部日记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我只想强调这一文本的混杂性。作为公开了的日记，它在内容上极为杂乱。个人身体、性欲和心理状态在病后的变动，家庭生活的悲欢，社团组织内的扯皮，文人生活的经济学现实，以及秘密政治的些微细节，都以一种典型创造派的自叙传方式暴露在这一文本中。在形式上，这份日记也体现出多元的异质性和拼贴效果。它不仅仅是一部流水账，而且还是一册诗作笔记本，一份回忆早年旧体诗的誊写本，一系列读书笔记；它包含着若干段翻译，比如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序言》的节译；它留有作者对芭蕉日语原诗的抄录；一些关于文学问题的思考片段和对话体散文的未完稿也充斥其间；最后，这里还有一份《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的提纲。因此，这份日记也可以说是一个逃亡革命作家的“病历”，是作者养病藏匿期间的社会学写真、自我追忆和全盘反思。文本的混杂性是由个人命运的变化和大时代的危机共同给定的，而同时，恰恰是这种形式层面的不确定性又反过来为当时文化政治的动荡现实留下了一张“快照”。
日记第一则(“正月十五，星期日”)的第一句就是：“今天清早把《恢复》誊写完了。”28在为这部日记所加的前言中，诗人追忆了诗集《恢复》与那场使他错过了流亡苏联机会的斑疹伤寒急病的关系：
初出院的时候是连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聋了。出院不几天，算渐渐地恢复了转来。在我写出了那二十几首诗——那些诗多是睡在床上，或坐在一把藤椅上用铅笔在钞本上写出的——汇成了《恢复》(Reconvalescence)之后，从一月十五号起便开始在同一钞本上记起了日记来……(29)
1936年，当蒲风在访谈中问及这部诗集时，郭沫若是这样回答的：“《恢复》也没有多大价值，是革命顿挫，且在我个人大病后，在卧榻上不能睡觉因而流出来的东西。全部不免有浓厚的感伤情趣”。(30)到了1947年，郭沫若又在自传散文中勾勒出一幅病愈中诗人的自画像：
大病新愈，但我也赢得了一番新生的欢喜……在恢复期中，有过失眠的现象发生……诗的感兴，倒连续地涌出了。不，不是涌出，而象从外边侵袭来的那样。我睡在床上，把一册抄本放在枕下，一有诗兴，立即拿着一支铅笔来记录，公然也就录成了一个集子。那便是曾经出版而遭过禁止的《恢复》了。象那样受着诗兴的连续不断的侵袭，我平生只有过三次。一次是五四前后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些作品的产生，一次是写《瓶》的时候，再一次便是这《恢复》的写出了。但这写《恢复》时比前两次是更加清醒的。(31)
郭沫若为自己的诗集加上英文名字——Reconvalescence，用这个表示身体病后恢复的医学名词来强化一种身体政治的修辞。病愈期的失眠成为了缪斯，灵感的发作也成为了一种病理的身体现象。另一端，郭沫若又提出了“革命顿挫”作为诗集的基调。换言之，身体“恢复”的修辞隐喻着革命本身的“恢复”。遗憾的是，在郭沫若研究中，对《恢复》的细读还很有限，这或许是因为作为一部政治抒情诗集，《恢复》的意旨显得太过直白明确。郭沫若本人对这个集子的评价也前后不一。一方面他认为这只是革命顿挫的感伤之作，另一方面他又将它视为一次灵感发作，与《女神》相提并论。本文试图挖掘《恢复》在身体政治和诗歌语言上的一些具体分析。毕竟，诗歌灵感的身体性“涌动”和“革命顿挫”的重合本身(虽然这种重合也是被文学修辞制造出来的)就值得去深入体味。
身体政治的隐喻结构中包含的是一场微型的诗歌语言革命；和身体/革命的“恢复”对应的，实际上是语义和符码的神经官能症。这二十四首在十天内写完的诗作，都是由四行诗段所组成的，大致押韵。这保证了诗集在形式上和音乐性上的基本统一。诗集中的政治抒情模式表现为一种激烈摇摆的机制，摇摆的这一端是抒情主体性的不稳定的重建，另一端则是政治召唤的冲动。诗集的第一首，题目即是《恢复》，其中记录着诗人的病中梦呓：
我说，我要以彻底的态度撒尿。
我说，我要以意志的力量拉屎。(32)
在此，语言的谵妄和革命失败后的身心错乱显得难解难分。第二首《述怀》中，诗人的自我反省最后变为对“朋友”/“你”的倾诉：
朋友，你不知道我，有时候连我也不知道，
在白昼的阳光中有时候我替我自己烦恼；
但在这深不可测的夜中，这久病的床上，
我的深心，我的深心，为我揭开了他的面罩。(第336页)
这里，诗歌主体的内在深度(“深心”)是通过代词繁复的场景(“你”、“我”、“我自己”、“我的”、“他的”)所完成的。
如果说，诗集的前两首已经体现出政治谵语症和诗歌主体的深度化自我这两极，那么，第三首就更让人有些意外，因为它是对《诗经·关雎》的白话“翻译”。虽题为“翻译”，其实郭沫若是在重写这一爱情诗经典，乃至于回溯一个抒情传统：“你是不是也在追求爱人，和我一样孤独？”(第338页)但意外并没有结束。这一抒情调子又立刻被第四首《歇司迭里》所打断。在《歇司迭里》中，诗人训斥着一个“姑娘”：“我与你并没有甚么怨尤，/姑娘，我只是不能爱你。/你何苦顶定要和我寻仇？/你真是害了歇司迭里！”(第339页)
在诗集中，一种“呼语法”(apostrophe)(33)和对话式的模式也很突出。在“我”的呼唤与对谈中，“黑夜”变成了“资本化了的黑奴，你印度巡捕的鬼脸”(第343页)，月亮也不过是“苍白的圆圆的面孔”(第350页)。在对话体的诗作中，“诗”和“睡眠”在争夺诗人，而黄河和长江则在继续谈论中国社会的危机。根据《诗的宣言》，诗人“要如暴风一样怒吼”(第349页)。诗人对资本主义的控诉显得简单而躁狂：
啊！一切，一切都已辗碎了，
我们的恋爱，我们的家庭。
你在一切，一切的身上辗过，
你资本主义的魔鬼，你的车轮！(第346页)
在此，呼语法(“啊！”)的抒情方式和在大革命中养成的宣传术编织成了一种诅咒口吻。
同时，革命失败的养病状态也使诗人写下了大量关于家庭之爱和个人追忆的诗作，在其中，诗人表达对妻子(“晓芙”)的感激、歉意和敬慕，梦见了四川故乡的亲人，回想起了峨眉的风景。在政治创伤之下，个人记忆和体验中的自我慰藉和感伤也在不断浮现。最后，对巫峡行船的追忆变成了一次克服失败情绪和重建自我信念的契机：
啊，人生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
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
我如今就好像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
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第371页)
在挫折中转向内在、自我和记忆，通过对创伤性体验的回溯，重新寻找自我肯定性的外向动机，这其实倒更接近Aufheben本义。
《恢复》整体上的诗歌语言的激烈摇摆和诗歌形态或基调上的不稳定，其实恰恰指向诗人所面对的最切身的政治。诗集的爆发性写作本身，的确是“革命顿挫”中的应激性体验，因为革命的欲望及焦虑现在不得不被“错置”到语言的领域。养病的“身体”被“灵感”所“侵袭”，这一自我形象本身则是这次突然错位的中介。“群峭环绕的峡”恰恰是诗歌语言本身，因为当革命政治行动不再是一种直接的可能，诗人不得不囚居于语言。语言层面的激荡无出路，并不是诗人后来说的那样“无大价值”，而是为“革命顿挫”这一历史时间的短暂僵局留下了一种“辩证意象”的可能。
四 “莱茵的葡萄”、“莱茵河畔的葡萄”、Rheinwein：《战取》与《浮士德》
《战取》是诗集《恢复》中的最后一首，与其他二十三首有所不同。据《离沪之前》中的日记，1928年1月15日，已经痊愈的郭沫若整理完了《恢复》诗稿。一天后，16日，郭沫若得到了刚刚出版的那本含有“奥伏赫变”词条的《文化批判》创刊号：“跳读《文化批判》，夜就寝得诗一首”(34)。这样就有了《战取》这一压卷之作。因此，《战取》不仅是最后添入《恢复》一集中的，而且还是一首同时出现在诗集中和《离沪之前》日记中的诗作。全诗三节十二行，如下：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沉闷了吗？
这是暴风雨快要来时的先兆。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
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
阵痛已经渐渐地达到了高潮，
母体不能够支持横陈着了。
我们准备下了一杯鲜红的喜酒，
但这并不是那莱茵河畔的葡萄。
我们准备下了一杯鲜红的寿酒，
这是我们的血液充满在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35)
这首诗的政治抒情意味浓烈而明确。从母体的阵痛到社会的新生，身体性的修辞完成了关于革命的历史隐喻。“喜酒”/“血液”既指向“分娩”的痛苦，也指向革命的暴力与牺牲。结尾则落在“新生”、“太阳”、“宇宙”一类夸饰的壮语上，表达一种革命信心。如果说《文化批判》创刊号中充满了关于中国社会即将“奥伏赫变”的激进论调，那么郭沫若的诗则又一次表达了暴力革命的红色意志，两者在政治修辞上呈现了那种不甘失败的郁结和躁动。
也正因为政治抒情指向和意象结构都十分显白，这首诗很少得到阐释者的重视。历来，它只被看作是一首“革命风暴的预言诗”，“在艺术上似乎也没有独到的巧妙之处”。(36)的确，此诗算不上名作，在似乎一览无遗的革命情绪之下，缺少丰富的诗歌审美内涵。不过，笔者认为，就是在这一首显白的政治抒情诗中，也仍然有值得展开细读的意象与歧义空间。那就是夹在“喜酒”和“血液”两意象之间的——“莱茵河畔的葡萄”。事实上，“莱茵河畔的葡萄”在全诗中显得较为突兀，和其他意象相比，它的意指并不明确，同时又被诗人(以及真正的“喜酒”)所否定(“但这不是”)，因而也就成为了“鲜红的血液”的对立物。就笔者所见，大多数对郭沫若诗作的研究对这一修辞细节都是一带而过，没有给出有效力的解读。而笔者试图证明，不仅有必要在这一隐喻上逗留，而且这其中的语义丰富性其实还牵扯到颇为复杂的跨语际互文。
莱茵河是欧洲大陆的重要河流，更和德法两国的历史紧密相连。进入19世纪，这条河流作为一个意象乃至一个神话又深深地嵌入了浪漫主义、德国民族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等话语和意识形态。莱茵地区曾因为拿破仑的扩张，在德意志地区最早受到大革命的洗礼。而在诗人荷尔德林那里，莱茵河则是纯粹起源的象征，是德意志的精神父亲。(37)马克思出生在莱茵省；他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中所主持的《新莱茵报》成为共产主义联盟事实上的机关报，发出德语世界最有批判力的声音。由此招致的保守当局的镇压，则直接造成了马克思终身的流亡。而就在《新莱茵报》被迫停刊的同一年——1849年，瓦格纳完成了《尼布龙根指环》大型史诗歌剧的第一部《莱茵的黄金》，开场的音乐就是对莱茵河的深情礼赞和充满魅惑力的神化，把德意志精神引向一个神秘而浩渺的象征境界。显然，莱茵河这一意象已是一个内部高度饱满而富有丰富张力的文化存在。郭沫若早年受过德国文化尤其是歌德和瓦格纳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又在苦读马克思原典，想必对此有一定体会。
同时，《战取》写于“跳读《文化批判》”之后。如果说“莱茵河畔的葡萄”可以作为德国文化与思想的一个象征，那么，郭沫若的这一行诗——“但这并不是那莱茵河畔的葡萄”——是否包含了诗人对《文化批判》作者们那种德语癖和理论热的温和批评呢？诗人否定异文化的神话性符码，而肯定基于本国实际(“母体”)的直接的革命行动(“血液”)，这“喜酒”是否也就是对“理论战”和“革命文学”的不满足，而做出向往本土化革命暴力的象征姿态呢？
事实上，郭沫若对“莱茵河畔的葡萄”的使用比这还要复杂。笔者发现，“莱茵河畔的葡萄”一语其实来自于郭沫若对《浮士德》第一部中的Rheinwein一词的翻译。在《恢复》的写作之前，隐居的郭沫若全面校改了自己的《浮士德》第一部译稿，就在《战取》写作前后，他还在为译稿做最后的校对。“离沪之前”的2月1日，郭译《浮士德》第一部最终出版。而在这一版中，Rheinwein恰被译为“莱茵的葡萄”。换言之，实际上在抒情诗写作和《浮士德》校译的共时性中，隐藏着一处细小的互文。
这样一处时常被人忽略的互文是否包含深意？“Rheinwein”/“莱茵的葡萄”出现在《浮士德》第一部的“Auchbach's Tavern in Leipzig”(郭译为《莱普齐市的欧北和酒吧》(38)一幕。在情节上，这一幕是第一部中的一个喜剧和讽刺效果极强的插曲段落，夹在“知识的悲剧(与魔鬼订约)”与“爱的悲剧(与甘泪卿相恋)”之间。效仿以往的浮士德博士传说，歌德让笔下的梅菲斯特带着尚未恢复青春的浮士德去了莱比锡的奥尔巴赫酒吧，而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学者是这家著名酒肆的主顾常客。正如《浮士德》专家西拉斯·哈姆林在其评注中所说，这一幕“是《浮士德》第一部中唯一以真实地点为其地理环境的一幕。”同时，地点的具体和真实之中，也包含着将不同历史时段“同时化”的手法：
这一饮酒地点将那些间隔在浮士德博士和歌德本人之间的不同时代结合在了一起。根据传统说法，浮士德光顾奥尔巴赫酒吧是在1526年，当时他在莱比锡；歌德做莱比锡大学的学生是在1760年代中期，他也常去此地……(39)
将不同时代“同时化”，是歌德写作《浮士德》中的惯用手法。(40)它看似造成时代错乱，实则是一种关键的历史视角。
耐人寻味的是，歌德的浮士德对这种德国大学生的饮酒狂欢表现出很强的拒斥，没有参与这一幕中的主要戏剧行动。梅菲斯特则成为了主角以及这一幕的唯一行动者和情节推动力。酒馆中正在畅饮的有胡乐虚(Frosch，象征大学新生)，白朗德(Brander，象征高年级生)，欧铁迈(Altmayer，象征校友)等人。在胡乐虚唱完了讽刺爱情的玩笑歌曲之后，梅菲斯特加入了他们，并唱出了讽刺封建旧制度的歌曲——“古时候有一国王，/有一匹大的跳蚤……”(郭译第170页)一曲终了，大家嘲笑着旧制度，高呼起：“万岁哟，自由！”(第173页)，但梅菲斯特却说，要为“自由”(Freiheit)举杯，这里的酒太蹩脚，并承诺用自己的酒窖款待众人：“你们各自选择，我听你们自由”(第175页)。大家都认为他在吹牛，于是胡乐虚提出了要求：
Gut! Wen ich waehlen soll,so will ich Rheinwein haben.
Das Vaterland verleiht die allerbesten Gaben.(41)
好的！我便要莱茵的葡萄。
葡萄酒中我们的国产最好。(郭译第175页)
Rheinwein(意为莱茵葡萄酒)被郭沫若译为“莱茵的葡萄”。梅菲斯特自然也就用“地狱的火焰”变出了莱茵葡萄酒。当有酒洒出杯中，就“化为火光”(第179页)。直到最后人们才发觉遭受了愚弄：“一切都是诈骗，蛊惑，虚玄”(第183页)，不过胡乐虚仍痴痴地说：“Mir daeuchte doch als taenk'ich Wein”(第2334行)。郭译为：“但是，我饮的确是莱茵葡萄”(第183页)。原文中仅仅是“Wein”(酒)，而郭沫若又一次强化了“莱茵葡萄”这一指涉。
显然，Rheinwein既是本国好酒，又是地狱火焰，也是一种魔法，作为这一幕中的一个关键修辞和舞台道具，它至少同时寓意着魔鬼的蛊人骗术和大学生们的幼稚。那么，回到《战取》一诗的政治抒情语境中，是否可以对“莱茵河畔的葡萄”一行有更深入的理解呢？
首先需要看到，郭沫若在诗作中对Rheinwein的跨语际复制和重写，意味着对一系列时空关系的重组。《战取》一诗开头对于“目前”的再定义，实际已经表明这首诗也是对革命政治的当下介入，是对一种“革命时间”的创造和召唤。但在这一关乎中国走向的革命时间中，郭沫若又引入了“莱茵河畔的葡萄”，这不仅仅是一个外来的地理学意象，而且也非常隐晦地携带了浮士德、歌德和德国现代性的另一组历史时间。在此，“莱茵河畔的葡萄”不仅是这首诗文本上的一处裂痕，也是一个高度浓缩的历史印记。郭沫若强调中国革命的喜酒“并不是莱茵河畔的葡萄”，是在一个更复杂的历史时空中界定中国革命。换言之，中国革命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客观历史，也是正在不断充血的主观时间(“血液不断涌上心头”)，而不是外来的理论或话语，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摹写——虽则“莱茵河畔的葡萄”已经成为了中国“喜酒”的参照系。因此这一修辞既是对Rheinwein的征引又是对它的否决，既是一种历史的参照，又是用中国的“目前”拒绝某种特定的历史。参照的是什么？拒绝的又是什么？有效的解读必须把这一看似简单的跨语际修辞当做一系列历史时段和意指的压缩和扭结。
其次，具体来说，通过“莱茵河畔的葡萄”，郭沫若至少在两个隐喻层面上完成了关于大革命及其悲剧的自我批判。Rheinwein的情节对应着歌德对德国学子的生活作风的讽刺(“在这儿的先生们每天每日都是节气。/才智不见高超，享乐却是不少”，郭译第165页)，体现出他们一面沉湎于享乐，一面又幼稚可笑。1928年的郭沫若很有可能也在这个德语词中联想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表现出的不成熟。与此相呼应，Rheinwein同时又是梅菲斯特的骗术，表面上是佳酿，实则为地狱之火；在这一语境中，这个词隐喻了魔法、欺骗和不真实之物。郭沫若特意使用“莱茵河畔的葡萄”一语，也含有对大革命悲剧的整体感受。从《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开始，郭一直努力揭穿反革命势力的骗术。知识青年被愚弄了，当革命失败的时刻，才发现自己把地狱之火错认为革命喜酒，其实，“一切都是诈骗，蛊惑，虚玄”。真正的革命，必须先扬弃这过去的幻影，识破“莱茵河畔的葡萄”。在这一意义上，郭的诗行，成为了一句政治教诲或自我提醒，要求克服自身的幼稚并识破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性。互文本身转化为象征性的政治姿态。
再次，这些意义指向也引导我们进入到郭沫若—歌德互文关系中的深层历史结构及其张力中去。《莱普齐的欧北和酒吧》在歌德的《原始浮士德》(Urfaust)一稿中已经出现，但到了1790年的《浮士德片段》中这一幕有重大改动。在《原始浮士德》的版本中，施展骗术的还是浮士德本人。到了1789年底，歌德把整幕改写为诗体，而在其中，梅菲斯特成为了主导人物，浮士德变为旁观者。这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幕文本。这一修改时间和法国大革命的重合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个不应忽略的细节是，梅菲斯特之所以要允诺“莱茵的葡萄”和其他“好酒”，是因为众人要为“自由”(Freiheit)举杯，梅菲斯特说：“我也想为自由浮一大白，/只可惜你们的酒太过蹩脚”(郭译第173页)。“自由”这一理念是和法国大革命紧密联系的。当时，法国社会已经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紧紧吸引着德国知识分子们的目光。因此歌德笔下的“莱普齐真是小巴黎”(郭译第166页)就更具讽意了。这里，“欧北和酒吧”不仅仅是浮士德时代的一处名店，也不仅仅是歌德的大学记忆，而成了德国的又一个缩影。在历史的巨变中，德国知识分子仍只是沉湎于饮酒，只能举杯为“自由”，而实质上没有任何社会改造能力。歌德的批判意图从浮士德这一角色的旁观视角中就更见明确了。浮士德，和作者歌德一样，不屑于加入欢饮，对这些德国学子表示了鄙夷。然而，正如恩格斯和卢卡契对德国现代史的一系列经典论述(在其中对歌德的评论十分突出)所指明的，德国现代性的关键就是“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42)，以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无能；虽然歌德是一个有社会洞察力的大诗人，但他同时也只能“从内部”达成想象性的解决，而没法真正介入社会变革。相类似的，浮士德虽然觉得酒吧里的一切让人“恶心”(郭译第179页)，但他的旁观姿态却说明了他无法成为行动者。(43)
如果为自由举杯恰恰证明了德国缺少革命的现实，那么，郭沫若在重新利用“莱茵河畔的葡萄”这一修辞时，也无意间透露出了像他一样的进步知识分子在面对大革命失败局面的焦虑。换言之，“莱茵河畔的葡萄”出现在中文语境中时，正是一个革命被推迟了的历史危机时刻。对德国知识分子的“美酒”的拒绝背后，是对政治上的无能的一种强烈否定。然而，这一意象的突兀出现，恰恰撕裂了文本的政治雄辩，露出了政治无意识的病灶。《战取》全诗完成的是一套典型的革命预言的修辞，但这种对“先兆”“前宵”的命名，所准备下的仍然是“莱茵的葡萄”，其中的政治姿态，和为“自由”举杯的姿态其实也是类似的。对歌德意象的这次借用无形中说明了一个事实：郭沫若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时代甩出了政治行动的中心，但又无法接受历史现实的“沉闷”与“混沌”。政治抒情因而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案，对抗着“革命顿挫”这一新的历史时间感。
参加大革命之于郭沫若是浮士德式的“突入大世界”，而在革命挫折后重拾译稿，也具有将外在历练和震惊体验“内在化”的象征意义，是外部受挫时的一次内传。郭沫若在《译后》中一开头就指出，这改译的完成，是在“现在失掉了自由的时候”。(44)然后他说，整理修改十年以前的旧稿，“我好像飘泊了数年又回到了故乡来的一样”。(45)郭沫若强调，“这次的成品，可以说是全部改译了的……我要算是尽了我的至善的努力了”。(46)多年后，他在《跨着东海》中这样回忆这次改译：“译文相当满意，而且把十年中的经验和心境含孕在里面，使译文成长了起来。”(47)这种“含孕”和“成长”其实也就是“奥伏赫变”的内在逻辑了。换言之，郭沫若失去政治行动自
由之后，用半个月改译成《浮士德》第一部，病后又用十一天写成《恢复》诗集，这两次都是革命顿挫中的文学爆发。不论称这一特殊过程为“奥伏赫变”、“恢复”抑或“含孕”，都可以体察到文化政治修辞在危机时刻的强度。“莱茵河畔的葡萄”/“Rheinwein”，作为一个《浮士德》译文和政治抒情诗所分享的意象，它的寓意最终承载的，其实就是“革命顿挫”的体验本身，以及作家在这一种历史时间中的矛盾性存在。这并不仅仅是词语上的一次借用，而是意象在历史压强之下的内爆。
五 结论和一点余论
从“奥伏赫变”/Aufheben，到“恢复”/reconvalescence，到“莱茵的葡萄”/Rheinwein，笔者放大并分析了那个特殊时刻留下的一组修辞残片。实质上，它们是政治能量向文化领域撤退时的一系列突然性的定格，记录了革命的历史时间在停顿、中断和危机状态下的异常构造。它们包含着急迫而开放性的动能，但又有着一种来不及充分发展的形态，在今天看来，它们像是革命史留下的未完成的坐标。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作为“革命顿挫”的自我指涉，它们分享着一种翻译的模式；然而，在此，翻译已不是仅仅指跨语际实践，而是包含着深层的历史交错。根据《离沪之前》，郭沫若一月二十九日(即《浮士德》郭译第一部出版两天前)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形势很像一八四八年的欧洲。
法兰西二月革命影响及于全欧，但德、奥、比、法均相继失败，白色恐怖弥漫，马、恩都只得向海外亡命。(48)
于此，郭沫若建立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和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风暴之间的“翻译”关系。扩大一点说，对这一系列跨语际修辞的解读也说明，这里的翻译其实就是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都“同时化”到一种对革命时间的体验中去，因而这种体验既突兀、混杂、充满紧张感，又绽放出不确定的契机。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称这一系列修辞细节为“革命顿挫”时刻的“辩证意象”。众所周知，“辩证意象”是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等晚期写作中发展出的一个观念和视角，内涵比较含混。但一般认为，本雅明所谓的“辩证”，并非黑格尔主义历史观意义上的辩证发展，相反他特别注重历史辩证法陷入“僵局”的时间中断。在历史的某个停顿处，不同的过往时段和绝对意义上的“现在”达成了突然的“综合”，但同时，对所有历史和现实的时间性体验也全在其中分崩离析。在我理解，这种各种历史时间交汇而又崩塌的时刻，就是“辩证意象”的时刻：“意象就是僵局中的辩证法。……只有辩证意象才是真的意象(而非古旧的意象)，人们遇到它们的地方是语言。”(49)在翻译的语言中，我们遇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辩证意象”。从“奥伏赫变”到“莱茵的葡萄”，这些突兀的语言符码，出现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仓促中开始武装斗争、各种文化论争兴起的时候，历史辩证法陷入了中国革命的僵局。在这些不断强化着革命的时间性的“辩证意象”中，历史参照系不断被征引又不断被扬弃。这些“意象”本身，也成为了一个迅速消失的瞬间，被恢复了运转的历史所淹没。文学研究和文化政治批评的任务就是去重温这样的“顿挫”或“僵局”。
由上亦可知，在笔者所呈现的那一短暂时期的文化政治风景中，郭沫若居于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这也提醒，对郭沫若的更严格的解读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文化政治问题。这里的研究也是笔者对郭沫若翻译实践的整体研究的一部分。作为一点余论，我认为还需要重视郭沫若对《浮士德》的翻译所具有的历史跨度。研究郭沫若从1919年到1947年的历次《浮士德》翻译文本，可以挖掘出新文学语言中曾经的一些形式样态和新文化中的多次意识变迁，而它们也会包含着那些如同地层挤压一般的痕迹，关乎现代革命的时间性。
注释：
①《宁汉对立时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发表之通缉共党及跨党分子名单》，伍加伦等编：《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401-402页。
②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沫若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页。
③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5辑第3编(文化)，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页。又见《郭沫若佚文集》下，第404页。
④《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5辑第3编(文化)，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页。
⑤以往，出于政治上的顾虑，学者们对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时的政治面目往往语焉不详。当时的情境的确混乱，不易说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如蔡震先生)认为，郭沫若在赶赴南昌时的政治面貌仍是“国民党左派”。笔者从此说。
⑥相关讨论参见程凯：《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04年。
⑦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之后》，《沫若文集》第8卷，第163页。
⑧李欧梵，The Roman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P,1973)，p.253.
⑨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20.
⑩鲁迅：《“醉眼”中的朦胧》(1928年)，《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11)郭沫若谈，蒲风记：《郭沫若诗作谈》(1936年)，见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12)关于晚期本雅明的这一概念以及它对我们研究的启示，讨论详后。
(13)成仿吾：《祝词》，《文化批判》，1928年第1期。
(14)伊藤虎丸：《创造社和日本文学》，《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78页。
(15)茅盾：《读〈倪焕之〉》(192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54页。
(16)《新辞源》，《文化批判》，1928年第1期。
(17)成仿吾：《全面批判的必要》(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第179页。
(18)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5卷，第64-65页。
(19)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文化批判》，1928年第4期。
(20)同上。
(21)同上。
(22)《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1959年)，《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346页。
(23)黎活仁：《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24)同上。
(25)关于创造社和“阶级意识”理论的关系，参见赵璕：《文学与阶级意识：“革命文学”论争中阶级问题的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05年。
(26)《文化批判》，1928年第4期。
(27)这在后来的“留声机”争论中就显露出来了。参见程凯：《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
(28)郭沫若：《离沪之前》，《沫若文集》第8卷，第257页。
(29)同上，第256页。
(30)《郭沫若诗作谈》，见《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第215页。
(31)郭沫若：《跨着东海》(1947)，《沫若文集》第8卷，第294页。
(32)郭沫若：《恢复》，《沫若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4页。本文对诗集《恢复》的引用皆来自这一版本，以下只在引文后括号中注明页码。
(33)郭沫若和抒情诗呼语法(apostrophe)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但更多涉及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发展。笔者有机会将另文讨论。
(34)《离沪之前》，《沫若文集》第8卷，第258页。
(35)《沫若文集》第1卷，第381页；第8卷，第258-259页。这首诗的两次出现在字句上有一处不同。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沫若文集》，《恢复》一集中第三节首行有“寿酒”一词，在同一文集中的《离沪之前》，“寿酒”为“喜酒”。
(36)邹建军：《革命风暴的预言诗——读〈战取〉》，臧克家主编：《郭沫若名诗鉴赏辞典》，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37)荷尔德林：“Der Rhein”，见Hymns and Fragments,translated by Richard Sieburth(Princeton UP,1984),pp.68-81.
(38)在下面对《浮士德》的讨论中，本文皆用郭译的早期版本：《浮士德》第一部，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以下简称“郭译”。
(39)Cyrus Hamlin,"Interpretive Notes," in Faust,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2nd edition.New York:Norton,2001),ed.Cyrus Hamlin,p.369.
(40)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Franco Moretti,Modern Epic:The New World System from Goethe to García Márquez,trans.Q.Hoare(London：Verso，1996)中对《浮士德》的详尽讨论。
(41)2264-5行。本文对《浮士德》原文的征引，全部出自Faust.Texte,Frankfurt am Main L Deutscher Klasiker Verlag，2005。以下只在文中注明诗行号。
(42)参见卢卡契，"O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German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trans.Peter Palmer(London,Merlin,1980).
(43)关于《浮士德》中主人公缺乏“行动力”的问题，详见Franco Moretti的讨论。
(44)郭沫若：《译后》，第1页(此文单独排页)。
(45)同上，第4页。
(46)同上。
(47)郭沫若：《跨着东海》，见《沫若文集》第8卷，第287页。
(48)郭沫若：《离沪之前》，见《沫若文集》第8卷，第269页。
(49)本雅明：The Arcades Project,trans.Howard Eiland et al(Cambridge,Mass.:Belknap,199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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