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全面、科学介评凯恩斯主义的优秀著作——评傅殷才教授主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主义论文,一书论文,经济学论文,著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武汉大学傅殷才教授主编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是近年来十分难得的一本全面、 科学地介评凯恩斯主义的好书和力作。读后获益良多，现仅谈如下一点认识，以就教于同行和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广大青年学者。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影响最大、最广的莫过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此，它自然地成为国内学者极为关注的热点之一。我国早期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学者应首推樊弘教授。当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1936年发表后的第三年，即1939年10月，他就在英国出版的《经济研究评论》第Ⅶ卷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与马克思论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的论文，举起了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解放后以著作形式发表的较早的研究成果有：经济学家、《资本论》译者郭大力著《凯恩斯批判》（中华书局1950年1月出版）， 樊弘教授著《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陈彪如教授著《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和《什么是凯恩斯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初版），以及樊弘、高鸿业、严仁庚、罗志如等教授编著的《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很明显，这些著作对我国研究和批判凯恩斯主义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进入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对凯恩斯主义研究的论文、专著和教材更加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而以刘涤源教授所著《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问世达到了最为成熟的高峰。但是由于凯恩斯主义本身处于不断演变发展之中，以往那一切研究成果由于受到时间的局限，都还不曾也不能包括直至90年代凯恩斯主义发展变化在内的全部内容，更没有论述全部内容的专著出版。傅殷才教授主编的这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共有27万字，分为四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若以标志着凯恩斯主义思想萌芽的《货币改革论》（1923年出版）算起，有约70年之久，内容十分丰富、新颖。这四章的题目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中“新凯恩斯主义”一章则如实全面地反映了凯恩斯主义在80年代以来的新变化、新发展，是以往研究凯恩斯主义的论著一般都很少论及的全新的内容。
该书不仅内容丰富、新颖，而且时刻注意把它置放于整个时代背景和整个社会环境以及各个学派之间的联系与斗争之中，而不是孤立地来考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例如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世界资本主义遭受1929～1931年经济大危机，旧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形成的“（第1页）； 在说到战后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时又指出，它是战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演变成保持公私两方面的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形势下的产物（第79页）；在说到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时指出，那是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难于解释70年代“滞胀”的新现象，同时又面临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挑战的形势下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作者就是这样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说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作者还特别注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其他各学派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深入分析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和斗争。例如在第二章的第九节，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评；在第四章的第七节，除了说明新凯恩斯主义与旧凯恩斯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外，又详细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与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分歧。这些都不仅体现了该书分析的深度，也更有助于读者切实准确地把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内容和实质。
该书最明显的特点和优势还在于它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实事求是的“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和评介。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最近发表的《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11期）一文，针对当前国内掀起的一股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不良倾向，语重心长地指出：“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为此，必须改进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傅殷才教授主编的这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说就是很好地进行了这一“分析和批判工作”的一个标本。例如该书在评价凯恩斯经济学时，既看到它“比较注重数量方面的分析，比较注意经济管理、经济效益和经济政策效应的研究，在这些具体经济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某些一般发展趋势”（第69页），同时又指出它“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庸俗理论”（第70页）。
当联系到我国学者对凯恩斯主义态度时，作者则作了如下概括性的描述：过去“在长时期内，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中，一些人对凯恩斯主义采取了一概否定、全盘排斥的态度。但近年来，又有一些人抱着一概肯定、全盘照搬的态度”，“某些人甚至认为，凯恩斯主义可以成为我国制订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大肆宣扬凯恩斯主义的‘高消费论’、‘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使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受到干扰”（第71页）。我认为，作者的这些判断和观点都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当然，作者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正确评价，远不止此。事实上，该书在每一章末尾都列有专节予以详细的评析，而且在评析中还适时巧妙地借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的分歧来佐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因而使自己的分析批判工作显得更为有力。例如作者在揭露凯恩斯由于站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立场上，不能科学地解释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也提不出有效的对策时，就借用伦敦学派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抨击来佐证自己的论点。因为哈耶克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单纯从需求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而忽视了供给方面的作用，凯恩斯经济学所提出的国家调节经济的措施，必然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恶化和严重失业。因此，他曾尖锐地批评“凯恩斯的整个理论分析是以一种严重错误为基础的。”应该说，尽管哈耶克本身的经济理论并不科学，但他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这些看法和抨击都是符合实际的。
总之，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部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系统阐述与科学评析的优秀著作，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