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者源自文化相似性的跨文化适应困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似性论文,困窘论文,跨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旅居者、文化适应、文化距离、文化相似性、文化相异性是常见的主题词。有学者提出，当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相异时，旅居者的文化适应会遇到问题。①但近期有研究表明，当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相似时，旅居者的文化适应也会遇到难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不管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是相似还是相异，旅居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不可否认，文化适应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至关重要。没有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以旅居者为代表的人口流动成为全球移民系统中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使得文化适应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化时代值得探寻的问题。有鉴于此，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相似性水平与旅居者的文化适应二者间是否呈现出某种相关性?这种相关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适应相似文化与适应相异文化，哪一个更容易?对文化相似性和文化相异性的预期会给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的关系带给我们怎样的理论和现实启示?本文基于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关系的对比研究，剖析文化相似性对文化适应的影响，试图探究这些问题，揭示与之有关的跨文化问题。 一、旅居者的文化适应与文化相似性假设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旅居者为代表的人口流动成为全球移民系统中的重要特征之一。旅居者指的是在自愿前提下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或合约而在某一国家或地区临时居住一段时间的居民。②旅居者是具有独特社会身份、跨界生存的少数群体，适应东道国文化是旅居者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总结前人的研究，旅居者的文化适应指的是，旅居者在东道国文化语境中各方面的心理舒适水平。东道国文化中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可能是旅居者不熟悉的，所以可能被视为“不好的”或“不正常的”。因此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旅居者可能出现不愿理解、接纳东道国文化或与东道国文化相对抗等一系列消极心理反应。这些心理反应往往伴随着对东道国文化和东道国国民的消极态度，常被称为源自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间文化距离的文化障碍。 在深入考察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的关系之前，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文化适应本身的复杂性。沃特(Ward)等将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划分为行为上的适应和态度上的适应。她提出，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包含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维度，这两种适应在逻辑上相互联系但又有所区别。③社会文化适应基于文化习得理论(Cultural Learning Theory)，指的是旅居者适应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了解东道国的文化，与东道国国民交往的能力。心理适应包括态度和情感因素，指的是旅居者是否对东道国和东道国国民持有积极的态度和情感。社会适应是实际的能力和技能，而心理适应是适应过程中的态度因素。不管旅居者是否出于自愿，他们来到旅居地后不得不进行行为上的适应和改变(即社会文化适应)，这种适应是在外界的压力下而作出的改变。而改变对东道国国民的态度，增加对东道国、东道国国民的好感(即心理适应)只有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正像弗翰(Furnham)和博科纳(Bochner)所提出的，要适应东道国的文化准则，旅居者不必经历价值观上的深刻改变，他们可以像学习一门外语一样，去“学习”东道国的社会文化技能。④这些新的社会文化技能未必会沉淀、涵化为旅居者整体文化技能的一部分(如旅居者的身份发生改变或同内群体交往时)。 布莱克(Black)等人也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他将旅居者在东道国的适应分为三个维度：工作适应、总体适应和交流适应，⑤即旅居者对工作环境的适应、对非工作环境的适应以及与东道国国民交流和交往的适应。布莱克进一步提出，这三个维度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如旅居者与东道国国民交流和交往的适应会对其完成工作适应和总体适应起到促进作用。 很多学者承认文化适应的复杂性，却忽视了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以往关于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关系的研究大多认为，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差距越大，旅居者面对的文化新鲜感越多，其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越是困难，旅居者与东道国国民间的双向文化适应越是困难；反之，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越小，旅居者面对的文化新鲜感越少，文化适应难度越小，相互间的双向文化适应难度越小。这种关于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关系的假设被称为“文化相似性假设”。“文化相似性假设”认为，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同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呈负相关，而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相似性同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呈正相关。如果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大，旅居者在东道国面对的不确定性和环境的复杂性水平会增加，由此而产生的压力感和心理防御状态将延缓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时间。而当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在语言、宗教或政治经济体制上具有相似性，⑥在地缘上具有接近性⑦或者具有相近的历史渊源时，旅居者在东道国面对的不确定性和环境的复杂性水平会下降，文化上的相似性将缩短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时间。 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几个重要事实：文化内涵的复杂性、文化适应的复杂性以及旅居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首先，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两个层面。⑧其次，文化适应呈现出复杂性，不是一个单维度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旅居者是具有独特社会身份、跨界生存的少数群体。在旅居者—东道国国民权力地位不对等的群体间交往语境下，旅居者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文化适应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笔者搜集了以往遵循“文化相似性假设”展开的研究，发现它们有以下几点不足。其一，与之相关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实验环境下进行的，并未经历大规模的验证性研究。其二，旅居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是跨界生存的少数群体，“文化相似性假设”往往以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的态度这一视角展开，而不是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对多数群体的态度。其三，所涉及的测量的基准是人们对文化相似性的感知，而不是实际的文化相似性水平。其四，上述研究只涉及信念上的相似性，忽视了生活方式等行为上的相似性。其五，有些研究存在“文化相似性投射偏误”，误将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在一个维度或几个维度上的相似性(两国在语言、宗教或政治经济体制上具有相似性、在地缘上具有接近性或具有相近的历史渊源)，视为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在所有维度上都具有相似性。鉴于遵循“文化相似性假设”所展开的研究存在一定缺陷，有必要重新检视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相似性关系以及这一相似性对旅居者文化适应的影响。 二、基于文化距离与文化适应关系的“文化相似性悖论”研究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文献，布鲁斯特(Brewster)最先对“文化相似性假设”提出了质疑。⑨他先后在1993年和1995年提出了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关系的新假设。该假设认为，即使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相近或相似，旅居者可能同样会遇到文化适应困难。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新的假设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其他学者的重视和认同。 在布鲁斯特之后，最先围绕这一新假设进行实证研究的是国际贸易学学者欧兰迪(O'Grady)和雷恩(Lane)。欧兰迪和雷恩的研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适应研究，研究的核心概念不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文化距离”，而是贸易学上的“心理距离”，研究的重点是加拿大的对外贸易以及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心理距离，只在一个层面上涉及旅美加拿大商人的一些文化适应状况。根据“心理距离说”，企业在向国外投资、拓展市场时，应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投资对象国的市场，掌握更多关于投资对象国的商业文化和市场讯息，以减少投资市场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向国外拓展业务时往往最先考虑那些与本国心理距离小的国家，因为心理距离是影响这些公司与投资对象国客户间信息流动的重要因素。欧兰迪和雷恩经调查发现，正是遵循这一直觉，加拿大企业在向国外投资时最先考虑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和加拿大不仅在地缘上接近，而且在文化和商业运作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心理距离小意味着两国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这些相似性将有利于加拿大企业把握美国的市场动态，能够使这些企业在美国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 欧兰迪和雷恩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与“心理距离说”截然相反。他们的研究显示，尽管加拿大和美国的心理距离小，旅美的加拿大商人的文化适应却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些加拿大旅居者认为美国和加拿大在语言、文化、价值观、品味以及商业惯例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正是这种文化相似性的观念遮蔽了一些实际存在的价值观和态度上的趋异之处。⑩欧兰迪和雷恩认为，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距离说”是一个悖论，不能仅依赖心理距离来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投资。向与本国心理距离小的国家拓展市场，未必能够降低投资市场的不确定性，未必意味着能轻而易举掌握投资对象国的市场规律、文化和商业运作模式。 欧兰迪和雷恩的这项研究初步验证了布鲁斯特提出的新假设，在原有观念中打开一条缝隙，对此后跨文化视阈中的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受到欧兰迪和雷恩研究结果的启示，以塞梅尔、翰玛斯和杜恩斯为代表的研究者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当中，思考与之相关的新现象，对所涉猎的新观点作出补充，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完善了新假设。这些学者提出的文化相似性悖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方向：相反假设、零假设和不对称假设。 “相反假设”提出，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旅居者面对的文化新鲜感越多，其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越是顺畅，即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呈负相关。 “零假设”提出，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相似性与旅居者的文化适应之间没有相关性。不管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是否相似，旅居者的文化适应难度持平。文化距离对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不是影响其心理健康、心理幸福感和工作绩效的主要因素。 “不对称假设”进一步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拓展，它提出虽然A国与B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是一个固定值，但这一文化距离对A国和B国的旅居者文化适应的影响可能是有差异的。如当A国旅居者前往B国时，文化距离可能对其文化适应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当B国旅居者前往A国时，文化距离对其文化适应产生的影响可能不显著。 塞梅尔是最早将研究目光聚焦在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关系的学者之一。他以此为命题展开论述，选取旅居商务人士、旅居学者等不同的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揭示出该命题中的一些难题和焦点，将文化适应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20世纪末，大量香港人开始在中国内地定居、散居。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人在中国内地投资的数量和规模激增，香港和内地间的人口流动也逐渐开始。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大陆开设分公司，这些分公司倾向于任用香港人担任重要职位。塞梅尔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展开的，他选取10位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香港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文化上的共通性对香港人在中国内地的文化适应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显示，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文化相似性与香港人在中国内地的文化适应呈负相关，香港人在中国内地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适应困难。(11)对文化相似性的感知、文化上的共通不仅没有促进这项研究中的香港人的文化适应，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文化适应难度。这些香港旅居者不愿与内地人交往，只和其他香港旅居者交往，只选择在香港旅居者聚居区生活。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在工作以外他们不会参与中国员工组织的社会活动。他们认为与下属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可以保证工作上的客观公正性。来到内地后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当地人交流的时间减少，而在家中读书、与家人交流、打麻将和看录影带的时间增加。还有些香港人想终止在中国内地的旅居生活。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香港旅居者在中国内地所经历的文化适应困窘不亚于以往文献中所记载的艰难的文化适应。 塞梅尔的第一项研究带有前沿性质，以在中国内地工作的香港人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研究，揭示出文化相似性不仅可以促进旅居者的文化适应，也可能反过来制约旅居者的文化适应，提出了不同于“文化相似性假设”的“相反假设”。但该研究的设计存在一定缺陷，访谈对象均为香港人这一群体，没有可供比较或对比的参照组。塞梅尔的第二项实证研究对此进行了改进，通过将西方人与海外华人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情况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探讨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的关系。第二项研究缘起于西方跨国公司向中国派驻员工时更倾向于选择海外华人，而不选择西方人这一普遍现象。西方的跨国公司常常会将海外华人派到中国大陆工作。他们通常认为海外华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距离小，在中国语境下的文化适应会比西方人更加顺畅。塞梅尔将西方人与海外华人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情况比较后发现，虽然与海外华人相比，西方人感知到更多的文化新鲜感和陌生感，但其文化适应却比海外华人更为顺畅和成功。(12)就旅居时间而言，长期在中国旅居的西方人比长期在中国旅居的海外华人在文化适应上更为成功。这一结果表明，文化相似性没有促进这项研究中在中国旅居的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同时，从历时视角看，文化相异性没有对在中国旅居的西方人构成文化适应障碍，这验证并进一步拓展了前期的研究成果。 塞梅尔此后进行了第三项探索式的研究，选取在中国的西方旅居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文化新鲜感与文化适应的关系，从另一个侧面反向考察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的关系。当时适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五年，一方面，对于西方投资者来说，中国极具市场开发的潜力；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异性，能否适应中国文化是决定外商在华商业运营的关键。这一现象引起了塞梅尔的关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距离是否是西方旅居者在华文化适应的阻碍因素?塞梅尔的第三项研究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选取了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和丹麦等西方国家的165名在华西方旅居者，对他们的三项文化适应指标——总体适应、交流适应和工作适应进行考察。该研究的结果显示，就所选取的被试而言，文化新鲜感与总体适应、交流适应和工作适应这三项社会文化适应指标之间不相关。(13)这一结果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相异性与旅居者的文化适应之间没有相关性，文化相异性不是决定旅居者文化适应水平的关键因素。 塞梅尔的第四项研究力求考察前三项研究的结果是否适用于除中国之外的其他文化语境。他对在加拿大和德国的美国旅居者的文化适应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不管这些美国人的旅居地是加拿大(相比而言，加拿大与美国间的文化距离较小)还是德国(相比而言，德国与美国间的文化距离较大)，他们在总体适应、交流适应、工作适应、心理适应等方面均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组别差异。(14)该研究揭示出，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相似性与旅居者的文化适应之间没有相关性。不管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是否相似，旅居者的文化适应难度持平，文化的相似性或文化相异性不是影响美国旅居者文化适应水平的关键因素。 以上四项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均是旅居商务人士，如旅居商人、跨国公司的外派人员等，塞梅尔认为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范围针对不同的样本考察文化相似性悖论的适用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旅居学者为代表的人口流动成为全球移民系统中的重要特征，据此，塞梅尔的第五项研究将目光聚焦在旅居学者身上，考察文化的相似性水平与旅居学者文化适应的关系。428位在北欧的旅居学者参与了该项调查。研究者将被试分成两组：来自欧盟国家的旅居学者和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居学者。前者的原文化与旅居地的文化距离小，因此其原文化与旅居地的文化是相似的；后者的原文化与旅居地的文化距离大，因此其原文化与旅居地的文化是相异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两组被试对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感知是不同的，即来自欧盟国家的旅居学者认为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文化距离小，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居学者认为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文化距离大，但是他们在文化适应(总体适应、交流适应、工作适应)上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在文化适应所需的“熟练时间”方面，两组被试也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15)针对旅居学者这一不同的样本所获得的结果，与其以往针对旅居商务人士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没有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文化相似性悖论和其所揭示的现象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移植性。 赫玛斯(Hemmasi)和杜恩斯(Downes)两位学者受到塞梅尔研究的启发，选取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样本，进一步探究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的关系。他们选取125位旅居者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旅居者来自36个不同国家，其旅居地为德国、新加坡、委内瑞拉、俄罗斯、新西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32个不同的国家，覆盖了亚洲、欧洲、美洲等几大洲，这一样本使得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文化相似性悖论，而且进一步揭示出“不对称假设”。虽然A国与B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是一个固定值，但是依据A国旅居者前往B国或B国旅居者前往A国不同方向的人口流动，旅居者在不同旅居地(B国或A国)所经历的文化适应难度呈现出不对称性。与从“集体主义文化”到“个人主义文化”这一流向相比，旅居者从“个人主义文化”流向“集体主义文化”，其文化适应更为顺畅。(16)该研究结果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关于文化相似性和文化适应关系的几种假设所持的观点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各自为政或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关联的。文化相似性和文化适应的关系受制于具体的旅居者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在特定的旅居者原文化和特定的东道国文化的文化语境对比下，具有特定而具体的含义。 福斯特(Foster)、皮特森(Peterson)、阿德勒(Adler)等学者也围绕文化相似性和文化适应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为上述研究的结果提供了进一步支持。福斯特基于36个英国企业的研究发现，不管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是否相似，旅居者所经历的适应困窘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东道国的消极态度持平。(17)同样的，皮特森、萨哥特(Sargent)、纳皮尔(Napier)和辛(Shim)的研究表明，日本企业界认为，不管原文化与旅居地文化是否相似，旅居者的文化适应难度持平。(18)安德烈的研究显示，虽然东道国与旅居者的本土在经济、语言上相近似，但这些旅居者所经历的文化震惊却不少于那些东道国与旅居者的本土在经济、语言上相异的其他旅居者。(19)芬威克(Fenwick)等人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公司进入英国市场时因低估了两国间的文化差异而缺少文化自觉，从而造成诸多经营管理上问题。(20)皮德森(Pedersen)等人将丹麦、瑞典和新西兰的公司作为样本，其研究显示，这些公司向与本国心理距离小的国家拓展市场时会经历“震惊效应”，而向与本国心理距离大的国家拓展市场时则不会出现类似的效应。(21)与此一致，塔努尔(Tanure)等人针对巴西旅居者的研究揭示，不管旅居地与巴西的心理距离是否接近，这些旅居者的文化适应难度持平。(22) 旅居者的文化适应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文化相似性悖论体现了这方面研究的演进与发展。以往关于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关系的研究多遵循着“文化相似性假设”的思路，认为文化相似性能够促进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受到欧兰迪和雷恩在贸易学领域研究结果的启示，以塞梅尔、翰玛斯和杜恩斯为代表的研究者针对不同的研究样本，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对此前的文化相似性假设进行证伪。他们提出，文化相似性假设仅体现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关系的一个维度，它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在剥离特定的语境后，文化相似性假设成为悖论。除这一维度外，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旅居者面对的文化新鲜感越多，其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越是顺畅，即基于文化相似性制约旅居者文化适应的“相反假设”。另一种可能是，文化距离对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管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是否相似，旅居者的文化适应难度持平，即基于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没有相关的“零假设”。此外，虽然两国间的文化距离是一个固定值，但这一文化距离对旅居者文化适应的影响可能因旅居者的不同流向而呈现出差异(影响显著或影响不显著)，即基于文化相似性影响的不对称性的“不对称假设”。 文化相似性悖论向我们揭示出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关系的多维视角，但为什么旅居者来到与原文化相似的文化语境，同样会遇到文化适应问题?这些文化适应问题与旅居者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有鉴于此，要全面地考察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的关系，需要对文化相似性悖论背后的认知心理过程进行细致的考量。 三、文化相似性悖论的认知心理阐释 当旅居者来到与原文化相异的文化语境时，会遇到文化适应问题。对于文化相似性假设背后的心理动因，以往很多研究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有研究认为，旅居者的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旅居者所感知到的文化适应压力就越大，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困窘来自因“文化震惊”而导致的认知失调和文化适应的压力。 为什么旅居者来到与原文化相似的文化语境，同样会遇到文化适应问题?尚没有学者对其背后蕴藏的心理动因以及认知心理过程进行过系统的观察、分析和讨论。有学者运用“期待—满足理论”对此展开初步探索。“期待—满足理论”普遍应用于个体对组织的期待及其在组织中的适应。它认为，在个体进入一个新的组织之前，如果能对该组织形成贴近组织实际情况的期待，会对个体在该组织中的社会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对该组织的预期越准确、全面，在组织中的实际适应就越顺畅。如果期待与该组织的现实情况不符合，个体在组织中的适应会遇到问题，脱离组织的概率会增加。本文认为，“期待—满足理论”同样适用于阐释跨界生存的旅居者对东道国文化的期待及其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根据“期待—满足理论”，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可分为预期适应和其在东道国的实际适应。预期适应与实际适应间存在以下两种关系：其一，期待是准确、全面的，期待得以满足；其二，期待是不准确、片面的，期待没有获得满足。前者对个体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起着促进作用，而后者成为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阻碍。 笔者对在中国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波兰旅居者进行了访谈。根据这些旅居者的回忆，他们在来到中国之前已经对自己在中国的文化适应产生了一定预期，对跨文化交往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不确定性作出一定预估，这便是预期适应。但是，依据旅居者的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相似或相异两种不同情形，旅居者进行预期适应的动机水平是不同的。在实际文化适应过程中，其心理预期得以满足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当旅居者的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相异时，旅居者进行预期适应的动机往往处于较高水平，往往在旅居生活开始之前就会对这些文化差异形成期待，做好了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适应当地文化的心理准备。在开始旅居生活后，预期适应和其在东道国的实际适应达成一致，期待获得满足有利于个体在东道国完成顺畅的文化适应。 当旅居者的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相似时，旅居者进行预期适应的动机往往处于较低水平。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相似之处会掩盖彼此文化间实际存在的差异，这有碍于旅居者对跨文化交往中可能遇到的不确定性进行正确的估计和预期。旅居者在到达东道国之前期待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差异小，自己在态度和行为上不需要进行过多的调整与适应。但是即便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是相近或相似的，仍然会存在许多细微的差异，这些是个体开始旅居生活之前无法辨识的。旅居者到达东道国后，感知到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存在差异，预期没有获得满足或没有完全获得满足。预期适应与实际适应间的矛盾，最终对个体的文化适应施以消极影响。在旅居之前能否完成有效的预期适应，以及预期适应与实际适应间是否一致，会对旅居者在东道国的实际文化适应产生重要的影响。 群体间交往是一个社会性的互动过程，文化适应是相互的，参与群体间交往的两个群体均会发生改变，参与交往的一方的行为能够导致参与交往的另一方在行为上的改变。作为跨界生存的旅居者，其文化适应不仅包括自身对东道国文化、东道国国民的适应，还包括东道国国民对旅居者的适应。东道国国民对旅居者的适应也会经历从预期适应到实际适应的过程。东道国国民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居者会给予一定的“特殊待遇”和鼓励，会留给他们更多适应当地文化的缓冲时间。然而，东道国国民对待与自己具有相近文化背景的旅居者，就不会那样有耐心，留给这些旅居者适应当地文化的缓冲时间和回旋余地较少，难以接受旅居者因忽视实际存在的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不当言行。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居者相比，来自相近文化背景的旅居者面对更为严格的评价标准，因为东道国国民会预先假定这些旅居者对当地的文化规则和行为习惯更为熟悉，期待他们了解当地的文化观念，并以此规约自己的行为。文化间的相似性使得东道国国民对这些旅居者产生了顺畅、快速文化适应的期待，而这些旅居者仍延续原来在本土的行为方式，没有满足东道国国民的这种期待。据此，当旅居者的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相似时，旅居者可能因预先期待和实际文化适应间相互冲突而产生心理上的认知失调，即对顺畅、快速文化适应的期待与实际文化适应困窘间的矛盾。而对于东道国国民来说，也会出现类似的认知失调，即对旅居者顺畅、快速文化适应的期待与旅居者难以适应、固守原有行为习惯间的矛盾，这会对双方的双向文化适应产生消极影响。 本文认为，近期学者所提出的文化相似性悖论是关于旅居者文化适应研究的新发现和新观点，这些假设不是对文化相似性假设的否定，而是通过对文化相似性或文化相异性的对比研究，使我们从多视角、多维度重新理解、思考文化相似性对旅居者文化适应的影响。当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大时，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受制于以下三个关键条件：其一，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大，这不利于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其二，在前往东道国之前，旅居者就对原文化和东道国间的文化差异、可能遇到文化适应问题形成了期待，到达东道国后，这些期待得以满足，这有利于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其三，东道国国民对这些旅居者更加宽容，更有耐心，会留给旅居者更多适应当地文化的缓冲时间，给予旅居者更多鼓励。当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小时，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同样受制于以下三个关键条件：其一，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小，这有利于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其二，在前往东道国之前，旅居者对原文化和东道国间的细微文化差异、可能遇到的文化适应问题没有形成期待，同时对顺畅的文化适应形成了期待，到达东道国后，期待和现实形成矛盾，这不利于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其三，东道国国民期待这些旅居者能够快速适应当地文化，留给旅居者适应当地文化的缓冲时间较少，对其行为偏差更加严厉。也就是说，不管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大或者小，旅居者的文化适应都受制于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这些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管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是否相似，旅居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同样会遇到困难。 旅居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适应困难往往源自多重视角，是心理冲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化冲突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心理动因和文化冲突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旅居者是具有独特社会身份、跨界生存的少数群体，他们代表自身所属群体与作为外群体的东道国国民进行群体间交往。在这种基于内—外群体社会分类的群体间交往中，人们将群体性记忆拓展到个体水平，对内群体的认同使得内群体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就旅居者而言，这种群体性判断体现为代表所属群体，以群体的视角、群体的态度看待东道国国民。例如，当旅居者与一个东道国国民交往时，旅居者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在与东道国国民这个群体交往，而不是与该群体中的一个特定个体交往。这种群体性判断将个体间的跨文化交往变为群体间的跨文化交往。 以往的研究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群体间偏见和冲突的原因之一，两个群体在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是群体间偏见的主要成因。而本文认为，文化的相似性(即文化距离小)并不代表没有群体间偏见和群体间冲突，或群体间偏见和群体间冲突处于低水平。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观点，在群体间交往中人们往往基于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社会分类界定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23)这一划分满足了人们的“归属需要”和“求异需要”，在自身所属群体当中获得归属感，在与外群体的对比当中满足自己鲜明有别于他人的求异需要。基于该理论，人们总是努力通过其所属群体来获得自尊感，在群体间差异和群体间对比当中提升自尊感。自尊是一种文化阐释，文化赋予世界以意义感，赋予个体以价值感和存在感。就此而言，旅居者的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抹杀赖以提升自尊感的群体间差异。 同时，根据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24)和综合威胁理论(integrated threat theory)(25)，人类有着求生的欲望，但同时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文化包含着经久不衰、超越有限生命桎梏的意义符号。与生俱来的“存在焦虑”促使人类在赋予生命以意义感和永生的文化价值观中寻求庇护，在文化身份中寻求超越死亡的价值感和文化力量。在群体间交往中，文化价值观往往受到来自外群体的威胁，这种威胁被称为“象征性威胁”。现有的研究认为，象征性威胁主要来自外群体与内群体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而本文认为，外群体和内群体在文化价值观上的相似性，也可能对内群体构成象征性威胁。旅居者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同源，文化上的相似性与接近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旅居者所信守的信念体系构成潜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使旅居者所信奉的文化价值观失去了文化载体。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焦虑无法得以缓解。对威胁的感知可能促使旅居者防御性地强化原文化，抵御东道国文化。以往有研究证实，旅居者在对东道国的文化适应过程中，有时会将生活空间分为个人领域(由原文化所主导)和公共领域(由东道主国文化所主导)，文化同化是其在公共语境下的生存策略，而分离则是为了维护原文化、抵御东道国文化而采取的策略，他们的文化融合和文化适应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双文化适应，体现了一种“冲突的双文化性”。 本文认为，旅居者处于东道国文化语境当中，使得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处于频繁的比较之中。在旅居者—东道国国民权力地位不对等的交往语境中，东道国国民和旅居者的关系因权力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东道国文化界定着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方式和文化框架，有更多机会向旅居者证明其合法性。旅居者感知到的来自东道国文化对内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的威胁更为凸显。由于人们常借助价值观和所属群体身份塑造、维护积极的社会身份，旅居者的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同源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旅居者提升民族自尊感的群体间差异性，原有社会文化体系被东道国文化所遮蔽，对威胁的感知使得旅居者在心理上会产生被剥夺感和自卑感。这种被剥夺感和自卑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遇到困难。虽然旅居者的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同源，在文化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同样会遇到难题。这一现象具有典型的反思意义，值得我们从更深的层面细细考量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间的关系。 四、文化相似性悖论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 文化相似性悖论是关于旅居者文化适应研究的转折点，突破了以往关于相似性—吸引关系的直觉认识，通过大量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重新思考文化相似性与文化适应的关系，这一发现具有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为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文化适应研究范式拓展出新的讨论空间。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旅居者为代表的人口流动成为全球移民系统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很多跨国公司向国外拓展业务时往往最先考虑那些与本国在文化距离上接近的国家，如两国在语言、宗教或政治经济体制上具有相似性，在地缘上具有接近性或具有相近的历史渊源。但是向与原文化相似的国家派驻工作人员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人员在旅居地可能遇到文化适应问题。对于担负外派任务的旅居者来说，其文化适应水平与其在东道国的工作业绩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如果旅居者不能很好地适应东道国文化，他在东道国的工作和生活会遇到各种问题，他的工作业绩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因此，塞梅尔认为，对于这些旅居者而言，旅居前的跨文化培训是必要的。跨文化培训能够使旅居者恰当、及时地完成预期适应，做好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适应当地文化的心理准备。他进一步提出，依据旅居者的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相似或相异两种不同情形，跨文化培训的方向也应有所调整。当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相异时，跨文化培训的侧重点可放在认知方面，如介绍有关东道国的背景知识等。而当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相似时，跨文化培训需要发生转向，应将侧重点放在转变旅居者的思维定式上，使旅居者事先认识到东道国文化与原文化可能存在一定的细微差异，使其产生调整行为以适应东道国文化的动机。 除担负外派任务的旅居者之外还有一些因私出国出境的旅居者。如就留学、出国旅行而言，最先考虑的往往也是与本国在文化距离上接近的国家。通过探讨文化相似性和文化适应的关系，我们认识到，虽然这些人群大多不具备进行跨文化培训的条件，但是在他们进入新的文化语境之前，做好“跨文化适应的准备”是必要的。这里的“跨文化适应的准备”既包括预期适应，也包括为了促进预期适应的完成而进行的实际跨文化准备。不管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是否具有相似性，旅居者都应对文化震惊有一定的预期，做好可能经历文化适应问题的心理准备，“冻融”自己的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自觉，对自己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进行更准确、更全面的预测。同时，在开始旅居生活前与东道国国民或曾经在东道国旅居的人进行交流也是一种有效的跨文化准备，能够很好地帮助这些即将开始旅居生活的人更好地适应旅居地文化。 从这些研究获得的另一个启示是，许多跨国公司在遴选外派员工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与对象国具有相近文化背景的人。这种倾向性大多来自文化相似性假设，认为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人比那些具有相异文化背景的人更容易完成文化适应。文化相似性悖论研究揭示出，不管原文化与旅居地文化是否相似，两类旅居者的文化适应难度大体持平。来自相异文化背景的旅居者的文化适应未必像以往所认为得那样艰难，来自相似文化背景的旅居者的文化适应也未必像以往所认为得那样顺畅。仅根据候选人的原文化与东道国文化间的文化距离来判定候选人能否适应东道国文化的做法缺乏理论和现实依据。文化相似性悖论研究表明，与宏观层面上的文化相似性相比，候选人微观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更为重要。跨文化能力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总体的跨文化能力，指的是候选人有着在多个国家旅居、工作的经历；另一种是特定的跨文化能力，指的是候选人有着在某一国家旅居、工作的经历。两种跨文化能力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旅居者顺利地完成总体适应、交流适应和工作适应，而曾在某一国家旅居一段时间的候选人，已经适应了该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具有与当地人交往的能力。将这样的候选人派驻到这一国家，能更有效地促进其完成文化适应。 文化相似性悖论研究建立在文化相似性假设缺乏理论诠释力的基础之上，这使我们重新检视文化相似性的内涵，将对文化相似性内涵的阐释与旅居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本文认为，文化相似性假设所涉及的文化相似性，通常指宏观意义上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文化距离的绝对值和国家层面的总体水平，它未必符合旅居者(少数群体)—东道国国民(主流群体)权力地位不对等的交往语境。鉴于旅居者跨界生存的身份与文化相似性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相似性还应包含以下三个微观层面的含义：其一，文化上的相似性是否增进了交往双方的舒适感，提升了交往双方的自尊水平。文化上的相似性是否使旅居者原有的行为、态度和世界观得以确认。其二，文化上的相似性是否有助于旅居者预测、理解东道国国民的态度、感受和行为，以减少将来发生冲突的概率。其三，文化上的相似性应以交往双方处于同等的地位为前提。而作为主流群体的东道国国民对作为边缘群体的旅居者的态度，即“我会喜欢你，如果你和我相似的话”的判断所基于的是同化模式。对于旅居者这一边缘群体来说，文化同化未必是促进文化适应的积极因素。因此，提高交往的品质、态度和行为的可预测性以及双方处于同等地位是文化相似性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以往关于文化相似性假设研究忽视的问题。 旅居者进入一个与原文化相似的文化语境时，同样会经历各种各样工作和生活上的困窘和受挫感，即同样存在“文化震惊”。文化相似性投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具体而微的差异，使得旅居者缺少驾驭异文化的文化自觉。对文化相似性的感知与对文化差异性的忽视将旅居者置于充满挑战的情境当中，同时，忽视实际存在的文化差异会导致来自东道国国民的排斥。从这一意义上讲，仅着眼于宏观的相近和相似性，而忽视微观的相异性和差异性，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跨文化误读。因此可以说，文化相似性悖论研究对重新检视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文化距离与文化适应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视角。 注释： ①A.T.Church,Sojourner Adjustment,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91,No.3,1952,pp.54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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