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东[1]2001年在《浅论知识经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文中提出二十世纪末，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迈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综合国力的强弱成为一国在国际竞争中成败的关键并进而决定了国际关系格局在二十一世纪的走向。而知识就是综合国力的最根本力量源，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的获取和争夺将成为影响国际关系领域诸多问题的最重要因素，也将是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出发点。本文拟运用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系统地论述知识经济对世界经济、政治、安全等国际关系诸要素的影响，在注重全球性问题研究的同时又注意中国发展知识经济战略的分析。 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概述知识经济的定义和特征。第二部分从综合国力、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知识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叁部分讨论知识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包括四个方面：①对国家权力的影响；②对国家主权的影响；③知识经济时代新的强权政治——技术霸权主义；④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与世界政治秩序。第四部分论述知识经济对以经济和军事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的影响。第五部分分析了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
王思羽[2]2016年在《日本的中亚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在国际体系呈现单极-多极格局的背景下,日本大规模开展中亚外交,以政府开发援助为主要手段,构建日本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政治互信机制,为其实现“全球政治大国”、“能源保障多元化”战略目标服务。日本在中亚的战略涵盖了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哲学,一方面,在中亚各国的国家转型问题上与西方国家产生分歧,较之美国推动的“中亚民主化改革”,日本更偏向于维持地区稳定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另一方面,日本在对待中亚地区事务中的另外两个非西方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时,则比美国和欧洲显得更为谨慎与缓和。日本在中亚大力推动经济市场化,提高日本企业对中亚能源领域的参与度,但收效并不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引发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化,中国在亚太地区彰显的综合优势使日本对外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调整,其力量明显向亚太地区集中和收缩,同时,将大量的外交资源用于打造“美日印”防华战略同盟关系,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保持了高度同步性与协调性。依靠美国、拉拢印度并以此平衡中国,成了日本对外事务的核心,并凸显日本以海制陆的“海洋国家”地缘战略偏好与特点。在这一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对中亚战略的目标、利益诉求、政治资源进行了弱化和削减,用以支撑其不佳经济状态下的新亚太战略。日本的中亚战略即在战术层面上存在先进性、实用性,又在战略层面上存在狭隘性、局限性,这为中国更好把握周边外交、发挥地区作用、调节大国关系发出了启示。
卢妮娜[3]2011年在《以哥本哈根大会为例浅论当代美国环境外交政策》文中指出美国环境外交自从实施第一项环境外交政策以来,走过了并不平坦的四十多年发展历程,进步与倒退循环交替,最近奥巴马政府的态度又有些“摇摆不定”,其政策的出台是出于何考虑,背后的推手又是出于何种目的,这支“离岸平衡手”又在把玩怎样的博弈,我们该如何应对与借鉴,这些都值得冷静分析与思考。当代人类面临无数挑战,但只有两个挑战真正毁灭人类。一是核战争,二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球问题。这里要重新提到美国生理学、地理学和进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这位谨慎的乐观者指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不久远的,当代儿童和青年在有生之年必须解决世界环境问题。而我们是主动选择愉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被动地接受不愉快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将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通过论述,本文主要阐明以下几点关键问题：一是在“后京都时代”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真实走向问题；二是美国环境外交政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是否是新的倒退问题；叁是美国环境外交政策是否成为继人权外交政策后又一干涉他国内政强有力的工具的问题：最后我国该如何同时应对和借鉴美国环境外交政策。文章将着重展现美国在当代以及追溯以往几十年的环境外交政策走向和发展趋势,同时剖析在本次哥本哈根全球大会上,奥巴马的发言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其真实目的.美国作为环境外交发源国,其政策的颁布均有其深层含义,要进行深层挖掘和提炼。
张军[4]2003年在《企业成长的系统控制论》文中指出论文以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基本理论硬核的历史变迁为出发点，回顾了经济学史上各种划时代的人性假设，并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以及基于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自由人”假设，作为划分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认为贯穿这叁大人性假设的主线是“自由”原则，而经济学研究范式变迁的实质则是对不同“主体自由”的扬弃过程。通过揭示各种人性假设与其产生的社会实践背景间的关系，提出了应当以“知识人”假设作为构建当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人性基础。论文在此假设前提下，并以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工具，对企业本质及其成长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 论文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个“知识人——利益协同体”，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表现为“一个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在一定物化资本配置格局中的特别合约”；企业成长的动机是“知识人——利益协同体”在外界竞争压力的作用下为求得自身发展的一种本能冲动；企业成长的实质是企业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断与外界进行物流、能流、人流以及信息流的交互作用，从而实现自组织和自演进的自然系统过程；企业在与外界环境持续进行物流、能流、人流以及信息流交换的同时，形成了自身的“经济场”；影响企业成长经济场有效运行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府职能演进、市场环境演进以及产业技术演进等)和内部组织因素(包括资本聚量演进、组织结构演进以及企业制度演进等)，将以上影响元素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企业成长的六维坐标图体系；在内外部影响元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成长一般将历经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产经营→资本经营→规则经营的发展阶段；在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发挥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一般会有所差异，因此，企业成长战略的侧重点也将伴随着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和要求而有所调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认为，引导企业健康成长的向导是战略管理，并对战略管理的内涵与理论变迁、当代企业战略联盟与企业成长以及构建中国企业跨国战略联盟的原则与建议进行了研究.在产品经营部分，论文对企业产品经营的内涵、150认证与产品经营的关系以及中国企业培育产品核心竞争力的路径展开了详细论述。在品牌经营部分，论文通过对企业品牌经营的内涵与决定因素、品牌经营战略、品牌经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品牌经营战略的具体措施。在资产经营部分，论文对企业资产经营的内涵与地位、资产并购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做了详细分析，重点研究了中国企业资产并购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在资本经营部分，论文就企业资本经营的内涵与地位、资本经营的原则与方式展开了系统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经营绩效进行了全面剖析，针对当前中国上市公司产权资本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从企业角度、市场角度和政府角度，提出了推进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经营良性运行的策略。规则经营是企业成长的臻境，也是21世纪企业成长战略的最新发展动态。在此，论文首先对企业规则经营的内涵和运行环境进行了创新性分析:其次对企业规则经营的基本理论做了必要阐述;而后重点研究了企业规则经营的方式与相关策略;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企业从事规则经营的系统应对方案。
宁国栋[5]2016年在《文化软实力建构背景下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以振兴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前提,在全民层面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的量级和影响力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思考。本文将从美国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及其理论和方法,从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去探究两者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期从中获得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有益且能不断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新的道路和途径。本文将分为五大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绪论。一是问题缘起和选题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缘起和选题价值进行阐述,提出本文可能实现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二是研究现状的评析,具体对叁方面的研究内容进行了中外学术的评析,包括: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和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美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叁是本文的研究思想,详细阐明本文内含的理论植入和逻辑思路;四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文化软实力的界定与建构。本部分首先是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进行背景的阐述和理论的界定,然后重点分析文化软实力的丰富内涵和特点,最后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科学建构主义对文化软实力的建构过程来进行分解,并运用实践论据进行论证。第叁部分:文化软实力的建构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本部分主要是从理论层面探讨文化软实力和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研究对象对彼此的影响。首先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软实力建构的影响,然后延续上一章对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理论框架进行延展,探讨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叁大影响,为下文的现实论述阐明理论逻辑。第四部分:美国文化软实力:背景与目标。本部分为下文进行核心内容的阐述提供宏观的背景描摹,探讨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演进、现实挑战和身处的国际环境,总结当前美国文化软实力所追求的近景和远景目标。第五部分是文化软实力背景下的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内容与形式。本部分为整篇论文的核心章节,之前的论述都为本章节做背景铺垫和理论建构,最终的研究成果都将集中在本章节得到全面的展示。本部分内容分成叁个部分:一是"教育主体:多元主体的参与和政府主体的整合";二是"教育内容:爱国主义、公民教育和全球政治教育";叁是"教育方法:面向社区和面向世界的实践活动"。本部分将充分结合案例分析的方法,全面阐述本文的核心观点。第六部分是"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本部分作为整篇论文的结语部分,主要是从上文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之处,并结合中国自身的情况和软实力追求来探讨对中国的可借鉴内容。
李强[6]2011年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行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特别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由1978年的世界第29位上升到第2位,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事实。但是,围绕着中国崛起的问题,国际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前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打破现有的世界格局,例如必然对美国的霸权形成挑战,从而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其主要依据是,近代国际社会各个大国崛起都是如此。“中国崩溃论”者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只是一个恢复性发展,且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提高效率,.因此,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持久。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必然激发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将导致中国迅速崩溃。本文在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中国完全可能和平崛起。这个观点不是本文首创,但要想使它深入人心,使它变成全党、全国人民的自觉信念和自觉行动,就必须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毕竟,这两种观点目前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力。本文的具体结构是,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其中导言论证了选题的意义,分析介绍了国内外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基本结构和创新点。第一章历史与现实：中国威胁论的由来和演变所谓“中国威胁论”,主要是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宣传论调,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明及其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将在不远的将来对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欧美国家、现存的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么,所谓“中国威胁论”在内容上、理论上都有哪些依据呢?一般认为,“中国威胁论”主要有叁大方面的内容,即“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文明威胁论”；其依据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对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和敌视,还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理论学说和相关假说。归根到底,“牛国威胁论”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其他文明、国家、文化和发展模式的种种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侵略过中国的西方,面对当今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忧虑心态。本文在这一章中运用不同的视角详细分析“中国威胁论”：首先是从最有迷惑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分析批驳,重点是现实主义理论部分,.包括霍布斯主义、权力转移理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二是运用“民主和平论”视角分析“中国威胁论”。这些理论视角不仅仅给“中国威胁论”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而且使得“中国威胁论”更具有欺骗性。从而使得其在西方社会、尤其是学界和政界有了广泛的传播空间和社会基础。第二章对中国威胁论的批判首先,在所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理论是产生“中国威胁论”的主要理论来源和基础,这种理论最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解读为现实性的“威胁”,所以最容易得出中国威胁论的悲观结论。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是把美国的崛起作为一个参照系,把中国的情形与当年美国的情形作类比,有以小人之心推君子之腹的嫌疑,最根本的是中国崛起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与美国当年崛起时都大不相同。因此,现实主义理论不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根据。本章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为例,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对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此外,即使抛开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仅仅从过去中国经历的历史经验以及当前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等现实角度来观察,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发现,所谓“中国威胁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其次,从军事角度看,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巨大,不可能主动挑战美国。中国缩小与美国为代表的国防现代化水平的目标非常明确：捍卫领土和国家主权完整。从经济角度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构成对世界上任何经济体的威胁。恰恰相反,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后的表现证明,中国实际上担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文明角度看,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都是世界文化资源的重要一部分,共同促进了世界的发展。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无论是以“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还是“中国文明威胁论”为代表的“中国威胁论”,事实上都更多的是一种推断,种猜测,一种假说,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更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第叁章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政治背景下的战略分析从清代的闭关锁国到目前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走传统的老路。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必须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当今的时代主题也决定了“和平崛起”既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主动战略,也是当前国际政治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从当今国际政治背景出发,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仍然面临两大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中国崛起的新时代背景；其二是地缘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区域障碍。前者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积极因素,后者则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构成了某种制约。具体来说,对于中国崛起的新时代背景而言,如果说后冷战时代中国的崛起和历史上西方强国的崛起模式有什么不同的话,其典型的一个特征是中国的崛起过程的和平性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可持续性,即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实现。其原因主要是叁个方面：全球化深化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美国的制度性霸权给新兴的崛起国利用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可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从地缘政治上讲,中国崛起有叁个不利因素：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海权争端以及台湾问题。本文认为,首先,坚持目前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将有利于减少中国和平崛起过程的阻力；其次,发展海权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维护世界自由市场经济贸易体系,这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另外,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利益是相互渗透共存、共生共荣的,中国经济利益受损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利益受损,所以美国没有什么理由遏制中国拥有正当海权,并且这也完全不会损害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最后,台湾问题的解决将决定中国崛起的成败,涉及中国崛起全局的战略问题。要圆满解决台湾问题,首先要立足自身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其次是加强和台湾的交流与合作,只要做到这两点,台湾早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第四章中国崩溃论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崩溃论是西方国家一些人士针对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矛盾和问题,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并预言中国将在数年内走向崩溃的一种论调。在本质上,它和中国威胁论一样,都是对中国现状及未来发展的错误判断和预言,是对中国和平崛起而产生的一种极不适应的反应,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也是在西方国家某种政治需要的情况下,而对中国进行的一种别有用心的攻击。中国崩溃论产生的根源有多种：中国威胁论的破产,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冷战思维的作祟,以及政治上歪曲中国发展的需要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阻碍作用。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结构性矛盾,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消费、投资、出口的矛盾；粗放型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城市与农村二元制结构矛盾；另一类是体制性矛盾,主要包括：腐败和法治的缺失。在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影响下,民生问题严重,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已经直接成为影响老百姓生活的重大问题之一。第五章对中国崩溃论的批判中国崩溃论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完全忽视中国经济社会巨大发展的现实,而是专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对矛盾和问题进行夸大,以此来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并由此对中国的未来进行错误预测,显然这种以偏概全,以点概面的方法,完全颠倒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正确认识。它的本质与中国威胁论一样,是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延缓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当然,中国崩溃论者所提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虽然客观地存在,但是很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若干问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和全局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崛起。。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很多都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叁十多年发展的巨大成就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中国崩溃论的失败。虽然存在着若干的矛盾和问题,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的中国已经拥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物质和体制基础,其中物质性基础包括：巨大的经济规模、人口与市场和科技创新。体制性基础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中国崛起拥有着巨大的优势：高资本形成率,教育和丰富的人力资本及技术创新力量,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崛起的动力和源泉。总的来说,中国存在的若干问题在目前阶段已经拥有了解决的必要条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将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巨大的财力将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结语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摸索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这条道路已经在过去叁十多年里取得了成功：事实证明,中国只要按照叁十年前确定的渐进式改革之路,一步一个脚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就一定能够破除“中国崩溃论”的谣言,顺利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刘德定[7]2012年在《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的综合国力评价方案中，越来越多的把文化软实力的诸多因素纳入其中，这已经成为综合国力评价的总体趋势。文化软实力直接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逐渐增强的结果，也是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意志越来越渗透到个体生存领域的结果。可以预见，文化软实力对综合国力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最终会成为支配着其它物质性因素的核心要素，主宰着国际政治风云的变换和国家的兴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当代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文化的作用，运用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水平。提高文化软实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语境中的软实力概念的影响。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同时对西方与文化相关的概念要做批判分析。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文献资料法、综合归纳法、比较分析法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等分析和探讨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八个部分：一是绪论，主要阐述现阶段研究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意义，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二是探讨文化软实力及其相关概念；叁是分析文化软实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位；四是分析文化软实力与当代中国发展；五是概括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的成就；六是分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不足与面临的挑战；七是提出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的主要途径和对策；八是结束语，指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对文化的概念作出多角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梳理并界定了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主要内容和构成要素。包括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作用；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内容和构成要素；文化软实力的特点。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二是分析了文化软实力提出的背景：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提升、文化在促进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及国力竞争的日益加剧都构成了这一问题提出的一个背景，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呼唤加强文化建设构成了这一问题提出的又一个背景。叁是概述了文化软实力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文化软实力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四是概括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的成就：我国的持续发展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的成就。五是分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不足与面临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化软实力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挑战；中国文化软实力存在问题与挑战的主要根源。六是提出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的途径和对策：巩固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体系，增强国家凝聚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增强国家决策力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创新力；内外兼修，提升国家形象的影响力；明确外交战略理念，提升对国际关系的协调力。本文的结论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软实力建设在我国是一项亟需加强的工作，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关注世界软实力话语的变化，要积极的关注和应对“巧实力”的挑战。软硬并举，在“软实力”和“硬实力”彼此的良性互动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平发展，促进和谐世界理念早日成为现实。
范盱阳[8]2017年在《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利益突破地理疆界,海外经济利益出现了加速拓展的趋势。海外经济利益不仅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日益增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十分重视海外经济利益的拓展和维护。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在一定层面上已经成为大国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增强。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数量、范围、重要性不断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和资源依赖性不断增强,对外投资数量不断扩大和对外贸易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仅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内涵,而且以迅速增长的态势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形式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日益凸显。从外部环境看,原有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趋势有所增强,中国企业面临的来自东道国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政策层面、法律层面、社会层面等风险层出不穷;从内部条件看,由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中国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上还存在经验不够丰富、维护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因此,在全球经济竞争态势加剧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迅速拓展的背景下,研究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紧迫性。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涉及多个学科研究领域,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的学术成果。但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研究主要分散在各个相关领域,集中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本文试图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整体出发,通过详细分析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现状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等问题,借鉴美国和日本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上的成功做法,以期从战略层面对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整体而言,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多层次的风险和挑战。从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看,由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导致全球性经济失衡以及国际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等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从国际贸易层面看,形式多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制约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从对外投资和海外资产层面看,由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导致中国对外投资不仅容易遭受来自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等风险的威胁,还容易受到投资保护主义的制约。从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层面看,由于地缘特点和其它原因,中国海上运输通道面临现实和潜在的风险。因此,中国需要在全面衡量可用于维护海外经济利益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积极稳妥的维护战略。本论文除绪论外,正文共有5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对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等几个主要方面内容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最后对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难点进行阐述。第一章为“相关概念界定”。本章利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国家利益、海外利益、海外经济利益等概念进行梳理。在全面总结分析国际政治主要理论关于国家利益概念的基础上,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出发,指出海外利益和海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本章还对中国海外利益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和说明。第二章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现状”。首先,分析了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认识的变化历程,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断拓展的动因,以及中国目前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利益现状。其次,通过分析中国国际贸易的总体情况、区域分布情况和产品构成情况,说明中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现状。再次,通过分析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结构分布、地域分布等问题,说明中国在对外投资中的利益现状。最后,对其它形式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作出总体的分析。第叁章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首先,本章阐述了由于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存在严重缺陷给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带来的严重威胁。其次,从贸易保护主义角度论述了其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特别是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再次,从中国对外投资所面临的保护主义和其他风险出发,指出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制约和瓶颈。最后,阐述了中国海上运输通道面临的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以及海外员工面临的安全风险。第四章为“典型发达国家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做法”。本章主要介绍和分析了美国和日本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上采取的主要途径。首先,在分析美国实现和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具体做法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美国利用其作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者或主导者的地位所获得的巨大经济收益。其次,在阐述日本在实现和维护海外经济利益时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和实施方式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日本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战略性、法律性和多元性等特点。第五章为“加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的举措”。首先,阐述了中国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复杂性、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冲突的多元性和中国拥有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其次,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升级转型、完善中国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增强外交工作服务海外经济利益能力、适当运用军事力量等方面提出了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具体举措。
赵永宏[9]2017年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文中提出资源型城市以其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而出现,伴随着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也会经过一个产生、发展、壮大和衰退的过程。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建国后至今几十年的采掘,已经有很多资源型城市走过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资源接近枯竭,处于衰落阶段。储量仍较丰富的资源型城市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困难重重,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尤其是在当今出现的经济“新常态”形势下,资源型城市的整体发展势头普遍低于一般的城市。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实现下一步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努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发展是全社会的任务,也对资源型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体处于落后的状态下,要实现转型发展,赶上或超过其它地区,资源型城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克服经济结构单一、环境破坏严重、生产方式粗放、科技发展水平低等共性的问题,其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要转变观念,在比较优势选择上改变依赖以外生的自然禀赋为主的优势为以创新为主的内生优势,要着力培养新的产业,依托产业集聚的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依赖外生比较优势的观念并非完全抛弃已有的自然禀赋优势,一方面要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的升级,发展行业内高端产品,另一方面要在原有资金、技术和科技积累的基础上寻求新的主导型产业,利用内生条件培养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或者是发挥外生条件,引进与原有比较优势关联度不大的新的行业和产业。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型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型企业的转型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文章结合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平顶山的实际,对资源型企业平煤神马集团的经济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平煤神马集团应该以绿色低碳和创新为主,一方面将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发展高端资源性产品,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积极转型,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竞争力打造的方法上,主要依据钻石模型和GEM模型,结合企业的特点全方位推进。通常,钻石模型的使用范围被界定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相对完整的较大系统内,在这个范围内分析国家的竞争力或者是某一产业(或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这里考虑到企业集团,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特点,试图将资源型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虑,使用钻石模型建立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同样的,GEM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那么,基于资源型企业系统的完整性,同样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考察对象,结合GEM模型所要求的外界因素,运用该原理分析企业集团如何来打造其核心竞争力。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源自于所在的资源型城市,必然有为所在的城市承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资源型企业在规划和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下属企业时,首先要考虑将这些企业落户在当地,而不是投资于其它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回馈原生地,解决大量从事采掘业的职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促进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地方政府责无旁贷。查阅平顶山市1982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市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寻求上级政策支持、为企业筹资融资和推.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除了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外,还来自于利益驱使,多层级的政府之间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博弈关系。资源型城市既有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指导,也有下级政府的抗争和接受,还有同级政府之间发展经济的相互竞争。多层次的博弈关系使得资源型城市要以寻求上级政府的支持为主,必要时要和上级政府进行抗争,同时还要取得下级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最佳的结果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寻求在与同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中胜出。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要有一定的具体可行的方法。例如,平顶山市,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分析经济增长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是“投资”,经济增长结构中“消费”难以带动经济增长,而“出口”所占的份额相对更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平顶山市下一步经济增长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着重“补短板”,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产业集聚区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的可行道路之一,在产业集聚区促生产业的聚集,发挥集聚效应,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增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进步,实现绿色低碳、创新发展。鉴于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规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上和实施过程中,要防止产业的单一化、低端化和负外部效应,要注重产业的互补性、已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利用的高效性,以“多核共生可替代”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数理模型的推断和论证,通过充分的相关理论支持,论述了“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总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要结合实际,谋划全局,长期坚持。资源依然丰富的资源型城市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其自然禀赋的潜能,将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同时要未雨绸缪,为经济转型做好积极的物质、技术和人力准备,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源已经枯竭或接近枯竭的资源型城市要立即着手新兴产业的培育。无论资源优势存在与否,资源型城市都要转变观念,以发展内生优势为努力方向,深化改革,坚持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以建立“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为基础,实现向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的转型。
朱和平[10]2005年在《国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文中提出国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是关系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侧重于从战略层次对国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进行历史反思与宏观思考。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国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置于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并将二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国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的历史反思,同时比较借鉴世界各国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国防经济的经验教训,探讨国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有机联系和特殊规律,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出有益启示,指导当前和未来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力求在宏观运筹和战略指导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本文在回顾考察历史的基础上,对国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二者的辩证关系作了分析,就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新的国防经济发展观、构建国防经济发展新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看法;就国防经济发展如何坚持以国家安全需求为牵引,使之更好地体现和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如何坚持以国民经济发展为依托,实现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如何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以建设信息化国防为目标,推进国防经济向信息化整体转型,探索中国特色的建设信息化国防的道路;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军民兼容的国防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在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开放与合作中促进国家安全与发展;如何坚持以创新为动力,依靠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法制创新和理论创新,推动国防经济持续发展,提出了若干新的战略对策及措施。本文遵循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史为今用的原则,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历史阶段、事件的史料搜集和求证,而重在尝试结合现实,以史为鉴,启迪和指导未来。同时,坚持以我为主,比较中外,力求在历史反思与开放比较中得出更为科学、辩证的结论,试图在宏观思考和战略指导上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 浅论知识经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D]. 张东东. 暨南大学. 2001
[2]. 日本的中亚战略研究[D]. 王思羽.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3]. 以哥本哈根大会为例浅论当代美国环境外交政策[D]. 卢妮娜. 湖北大学. 2011
[4]. 企业成长的系统控制论[D]. 张军. 四川大学. 2003
[5]. 文化软实力建构背景下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宁国栋. 湖北大学. 2016
[6]. 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行性研究[D]. 李强. 山东大学. 2011
[7].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D]. 刘德定. 河南大学. 2012
[8]. 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研究[D]. 范盱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9].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D]. 赵永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10]. 国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D]. 朱和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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