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希腊文明中的东方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因素论文,文明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明来自东方”
这是句著名的古希腊谚语，形容古老的亚非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但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直接归结为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其实在古代，这种观点就遭到人们的反对。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地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早在19世纪20年代西方就出版过Ramsay的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纽黑文1928年版）。这中间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
《黑色雅典娜》一书标志着对古今研究古希腊历史的学者的挑战。古希腊人认为他们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诸文明中借用来的，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用来的。伯纳尔教授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古代模式”，自古代一直到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接受此种观点，但到19世纪30、40年代人们突然改变了这种看法，代之而起的是所谓“雅利安模式”，这种观点强调来自北方说印欧语言的入侵者对希腊文化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观点至今仍笼罩着西方学术界。《黑色雅典娜》一书的核心就是重倡那种为人所抛弃的“古代模式”，人们之所抛弃这种观点，这并不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而是因为这种观点强调了“东方”尤其是“埃及”对古代希腊历史的影响，而这正是那些为19世纪欧洲文化抱有优越感的学者绝对不能忍受的，不管浪漫主义者也好，民族主义者也好，激进主义者也好，都是如此。接受伯纳尔观点的话，就会把希腊文明的起源理解为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即强调在纪元前2千年代的希腊文化形成时期，近东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起决定性的影响，而“雅利安模式”只强调希腊语中的印欧特征。
对古希腊历史如此大规模地修正，可谓空前绝后，所以人们在伯纳尔著作中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也并不奇怪。
首先，他低估了前人，尤其是19世纪德国学者对“古代模式”所强调的希腊文化的根源进行的有效的解释，因此，伯纳尔对过去古典学者的指责并不都是可接受的。
事实上，那种为过去所夸大的纯印欧因素对希腊的影响也正急剧地消失。在过去的20年间，一些事情就像伯纳尔所修正的“古代模式”一样，已急剧地为那些对古代希腊文明之起源感兴趣的学者所接受。当有不同意见时，它主要涉及到伯纳尔的观点，如埃及的影响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发生的，而不是影响事实的本身。
其次，伯纳尔对希腊和埃及两者关系的态度是一边倒的，他只强调希腊从埃及借用了许多东西，而忽略了希腊对埃及的影响，如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就深受希腊影响。
不过，伯纳尔已经指出他并不企图证明“希腊像埃及或利凡特一样”，只是说明希腊和埃及之间的关系就像“越南、韩国或日本一样类似中国”。因此，希腊人以及其精神继承者当今西方人不必为他们从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那里借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事实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已经改进了它们，可以完全放弃那种沙文主义和自卫心理。同样重要的是受者文化的价值不仅是由所借用外来文化决定的，而且是由新文化的背景所决定的。
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希伯来文明以及古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尤其是赫梯文明扮演了古代东方和古代欧洲的桥梁作用。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在今天所说的近东一带，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就已建立了高度发达且严密的政治和文字系统国家。这一近东文化圈与邻接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不仅有政治、军事、商业、技术上的交流，而且更有语言、文学、艺术上的互渗。
深受东方影响的各个领域
商业的交往必定带来文化的传播。我们可以在希腊文化的各个领域发现东方因素。
现代欧美各国的文字，追溯其源流，多来自古希腊文，而古希腊文又来自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
文字的出现对希腊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尤其表现在文学领域。希腊神话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苏美尔神话、赫梯神话、迦南神话等。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有关鸿蒙初开的叙说及其他部分，与东方神话颇多共同之处。
在希腊“智慧”文学的领域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的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进行翻译，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关于希腊哲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了东方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很大分歧的。19世纪的希腊崇拜者们认为希腊思想是独创的，要是有损于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承认；由此引起一种相反的倾向，认为希腊思想完全是外来的，根本否认他们的独创性。著名古希腊哲学史家格思里比较客观地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建立在偏见和猜想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知识的基础上的。他承认在具体的天文学、数学以及其他一些科学技术方面，东方人早已超过了希腊，是希腊人的老师。他也重述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认为东方人发展这些科学技术，只是为了实用和宗教的需要，只停留在对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认识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对一般理论的认识。只有希腊人提出“为什么”的问题，由于探究原因，产生了进一步的要求，才得到一般性的认识。正是在这一点上，希腊人超越了他们的先驱者。这具体地表现在希腊人所说的“寻求逻各斯”的思想中。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而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其实，早在希腊人之前许多世纪，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贡献，勿宁说是使哲学发展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可见人们时常把希腊文化描述为不受其东方邻居影响的天才希腊人自身所产生的奇迹，这并不符合事实。伯克特的著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反驳了这种谬见，指出正是“在闪米特东方的影响下——如作家、工匠、商人、医治者等——希腊文化才开始其独特的辉煌时期，不久就在地中海世界获得了文化霸权”。
在艺术方面，被称为“原始科林斯风格”（约720BC～640BC）时期的陶器，就明显地存在东方痕迹。这些东方化的陶器普遍采用东方纺织品或金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及神话人物。
古代两河和尼罗河流域，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力学、医学和建筑工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古代希腊的许多思想家，例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等人，都曾前往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旅行和求学，接受东方的知识材料，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创新，形成自己的哲学和科学观点。这些思想家自己就坦率地承认是东方的学生。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这种联系便结束了。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8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就所震惊。这一时期，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开始研读巴比伦天文学家的作品，从巴比伦人那里引进了日钟、日晷并把一日分成十二个部分，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这在后来雅典的哲学学派达到了高峰。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进入黄金时代，它在科学、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影响。
东方化时代
迫本溯源，倒是亚、非地区的文化影响了希腊文化，尤其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上述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1980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不久就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概念首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始终是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