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国主义论文,日本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日本军国主义以“在乡军人会”等群众性组织为其社会基础，又与天皇制度、神道、“武士道”精神等紧密结合，在近代日本社会，形成一股极其凶恶的势力。日本军国主义以无休止地对外扩张为其特点。扩张需要征服，征服离不开暴力。军国主义的残暴、野蛮与疯狂，是一切战争暴行之源。日本军国主义企图通过恐怖手段，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进行大规模屠杀，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中国人民停止抵抗。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日本军国主义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覆灭。但是，日本国内极少数右翼分子与政客，一次又一次地在南京大屠杀，以及对中国和东南亚侵略的问题上，进行翻案活动。我们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回顾
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起，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至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方被迫终止。期间，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朝。一般说来，明治时代，军国主义开始起步，抱着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向中国勒索巨款，以充实海陆军的建设和建立新的工业基础。大正时代，军国主义化的程度进一步发展，利用在中国已经攫取的特权，掠夺资源，剥削劳工，抢占市场。昭和时代，军国主义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中国的侵略也从发动局部战争而至全面的战争，变中国部分地区为其殖民地。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
由军国主义头子田中义一一手创建的“帝国在乡军人会”，及其辅助组织“大日本青年团”、“青年训练所”和“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成为推行军国主义的四个全国性组织。这些组织及其成员，便是日本军国主义赖以存活的社会基础。明治初年开始施行的全国征兵制，使很多青年农民接受了军事训练。这种训练，实际使整个青年一代成为军国主义的国民。正如史麦赫司脱先生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一书中所说：“在乡军人会成为战前日本最重要的大众爱国压力团体，其中很多会员的狂热甚至超过陆军的领导。”“后备军人们和稍见逊色的青年们在1930—1936年间共同参加每一运动以压迫文人政府对外国和国内‘威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1〕
日本军国主义的推行，还与天皇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1891年开始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作为国家的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有宣战、媾和及缔结诸般条约之权力”〔2〕。 这种赋予天皇以至高无上权威与权力的天皇制，为近代日本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重要保证。
日本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神道，也经过改造，成为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从明治维新开始，由国家大规模操纵神社事务，使神道及其祭仪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现代神道”，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神道。神官们毫无保留地利用神社来宣扬阵亡者的荣耀，使神社染上了鲜明的军国主义气息；同时，也使得神道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紧密地结合起来。《神道与国家》一书指出：“正是在建立这神社与祭拜战死者之间的连带关系，使神社浸染于军国主义气息之内，证明了日本国家如何有效地操纵神道。”〔3〕
打着浓重封建烙印的“武士道精神”，自然地为军国主义所接纳和采用。“武士道”，始于镰仓幕府时期，本是日本武士共同遵守的一种封建道德，其内容包含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逐渐形成与发展，武士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等级已被废除，但在学校中仍长期向学生灌输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成为近代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一种精神力量。
日本军国主义，以无休止地对外扩张为其特点。中国是日本的近邻，也是遭受军国主义扩张、侵略之害最重的国家。
1874年5月，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2000余人的部队， 进犯台湾，声称“讨蕃抚民”。经两月作战，终将台岛各社降服。10月末，对外防御无备、对日本军事强盛一无所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中日北京专条》；再经一系列阴谋步骤，日本政府终于在1879年4月， 单方面强行改琉球为日本的冲绳县，公然将琉球吞并。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又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日军首以1.5 万人分四路攻占平壤及朝鲜全境，继经黄海海战，控制了黄海、渤海制海权；后又攻占旅顺和辽东半岛，并使清政府北洋海军全军覆没。1895年4月，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开设一批通海口岸。
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日军参战人数达2.2万多人， 属八国之首。狂热好战的日军在进攻大沽炮台的战斗中，冲锋陷阵，首先攻入西北炮台，海军中佐服部雄吉当场战死；在攻击天津的战斗中，日军司令福岛安正实际上担任了联军总指挥的角色，指挥部队轰开南门，并由日军首先攻入城内。在“八国联军”之役中，日本侵略军共伤亡1282人，占联军伤亡总数的37.6%〔4〕。
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明目张胆地企图独霸中国。
后来，田中义一首相在呈奏日皇的文件《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5〕中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政府以此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并制定了具体的侵略步骤。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 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起进攻，侵占东三省。旋又于1932年1月， 在上海制造藉口，挑起“一·二八”事变。淞沪之役中，日军三易主帅，猖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于5月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协定》规定日军可以留驻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防。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通过卢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军迅速占领了平津及华北的大片土地，同时又将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兵锋直指南京。
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发展，用铁与火，在中华大地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军国主义是一切战争暴行之源
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 便野蛮地血染古城， 使30万以上的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惨遭屠杀，1/3 的街道和建筑物被焚毁；同时，还制造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 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为什么会发生如南京大屠杀一类怵目惊心的暴行？最根本、最本质的一条，即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与野蛮。前文已述，军国主义乃以扩张为特点。扩张需要征服，征服离不开暴力。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史上，侵略与暴力，从来就是同步进行的。他们侵略到哪里，就施暴到哪里。军国主义是一切战争暴行之源。有军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暴行发生。
为了建立一支军国主义的军队，日本军方对军人的教育与要求，就是不择手段地忠于天皇、实践天皇的旨意。用军国主义思想培植、教育出来的军人，变得野蛮、残忍与疯狂。日本战犯山冈繁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所形成的可怕的精神状态：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勇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正由于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6〕
美国吴天威教授最近引用最新资料证明，“凡是被抓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就无资格当排长。”〔7〕另据原日军第16 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其《阵中日记》中记述，在12月13日南京城陷之日，他在中山门外，曾以自己的佩刀供给部下，砍下两名中国俘虏的头颅来进行试刀。
一名参加攻击南京的第10军士兵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使士兵变得粗暴、疯狂。他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8〕
正因为如此，必须指出，侵华日军的屠杀等暴行，决不是在南京特有的现象，也决不是自南京才开始发生的。
早在1874年日本刚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时候，便在侵犯台湾的过程中，对当地土著居民大肆杀戮，纵火焚烧房屋。日本军医落合泰藏曾亲见“凯旋士兵，获得首级十二个，把他们的头发缚在青竹上，意气扬扬地挑着回来。”〔9〕时隔20年，日军又于1894年占领旅顺后， 大杀三天三夜，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通天街与四十八间房两条街，几乎全被尸体塞满。仅据当年抬尸队统计的数字，死难者即达18000 多人。〔10〕1900年“八国联军”一役中，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京津地区后，大肆烧杀淫掠，仅在天津郊区纪家庄一地，即屠杀了2000多名居民；在京津地区共抢劫白银500余万两。1928年四五月间， 在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中，日本侵略军将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施以割耳、割鼻等酷刑，并将蔡与大部工作人员枪杀。与此同时，日军疯狂屠杀中国军民，或以煤油灌鼻后再烧死，或以烧红钢针穿刺手心、脚心，或将俘虏倒悬树上活剐，或在井水、食品中投毒。据统计，在5月3日前后，日军以刀刺、枪杀、炮击、活埋等残暴手段，共杀死中国军民6123人、伤1700人；通过焚烧、毁坏和抢劫，共造成中国同胞财产损失2957.5万元。〔1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东北地区疯狂屠杀无辜居民和俘虏、伤兵，且以枪杀、刺杀、刀铡、活埋、火烧、电磨、狗咬等多种残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据史料记载：这年10月，在长春活埋中国受伤被俘人员200多人；11月，在齐齐哈尔捕杀马占山部伤兵数百人； 1932年9月，在抚顺近郊制造平顶山惨案，将3000余名村民屠杀， 全村仅存活1人。据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报道，自“九一八”事变发生， 至1932年底，即有23662名中国军民被屠杀；事变中， 中国官方损失达178亿元，公私总损失不下200亿元。〔12〕
与此同时，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后，又在淞沪地区残暴地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美国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说，他目睹在一家米店店铺中，“已经堆了四层中国平民的尸体”，“日本浪人还在拖更多的尸体到门前，准备点火烧着”〔13〕。当年在三井物产公司担任玉井组负责人的火野苇平在《魔鬼的河流》一书中揭露， 有50多名运煤工人曾用20多天时间， 把“看来是平民”的大批中国人的尸体拖上驱逐舰，抛入长江。据上海社会局不完全统计，中国在此次淞沪战争中，物质上的损失共达14.8亿元。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同时在华北与华东战场，犯下了大量的血腥暴行。据统计，仅从9月9日至10月9 日的30天时间内，日军仅在晋北阳高、天镇、左云、灵丘、朔县、宁武、原平七县，即屠杀无辜百姓1.6万名。〔14 〕据上海郊区宝山县罗泾所建纪念碑载，在日军由此登陆后的100天时间里， 在这里共屠杀无辜群众2244人，烧毁民房10908间；宝山县全县被日军残杀的平民达11233人，连同瘟疫、饥饿共有2.3万名无辜百姓死于战乱，占战前全县人口的19.27%。〔15〕在日军第10军登陆地点金山卫，仅山阳一带， 即有无辜农民351人被杀、4177间房屋被烧毁；金山卫乡一地共有1050 人被日军杀害。〔16〕
日本侵略军在从上海攻向南京的过程中，一路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暴行累累。日军在常熟杀害百姓达1500人左右，仅南门居民和附近农民在莲墩滨盐公堂搬盐者，当场即被杀300多人； 在苏州强奸妇女千余人，其中约200名妇女被“集体奸淫”〔17〕。日军攻占无锡后， 纵火七天七夜，仅从闾口桥到吴桥，被杀的无辜平民尸体即有2000 余具〔18〕。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常州沦陷后的大烧杀中，共残杀百姓8790余人，烧毁房屋36580余间。〔19〕江苏省会镇江，于12月9日城破后，数千未能离境的难民遭到屠杀，仅红十字会收埋的尸体就达3000具。
以上对于侵华日军暴行的简略追踪，足以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切战争暴行的罪魁祸首。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
上文阐述的日本军国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侵华日军在中国（也包含中国以外的地方）任何一块土地上，在任何时候制造暴行的最本质的原因，即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疯狂。但是，为什么在日本侵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震撼人心的一次屠杀与暴行，竟发生在南京，而不是其他城市与地点？这与南京本身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日本军国主义眼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南京的防守，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20〕他在12月6 日离开南京前夕，又对防守南京部队师长以上长官强调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21〕蒋介石的这些看法，说明了作为首都的南京，在抗战中确实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特殊重要地位。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来说，则是以在中国首都南京发扬“武威”而使中国“畏服”为其既定方针。以松井石根为头子的日本华中方面军，正是企图通过恐怖手段，对首都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中国人民停止抵抗。对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松井石根等战犯的判决书中写道：“当松井被任命为上海军司令官离东京赴战地时，他已想好了在预定的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松井发表声明说：‘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在占领上海的一月以后，日军到达了南京郊外。松井发出一个命令，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22〕
美国著名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在其长篇政治历史专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披露：“攻占南京是在东京皇宫中最深处的密室里策划的，旨在迫蒋下台。”贝尔加米尼还断言：“南京浩劫的可怕部署始于1937年8月15日。”这一天，松井石根受命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他受宠若惊，迫不急待地向近卫首相表示：“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23〕
日本海军头目，也十分清楚南京在中日之战中的特殊地位。早在淞沪会战的高潮阶段，日本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便在9月19日发出的一份“通告”中扬言：“日本海军航空队以南京系中国军事活动之主要根据地，兹为消除中国军队之敌对行动，早日结束目前之敌对状况起见，将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以后，对南京城以及附近之中国军队及一切属于华军军事工作及活动之建筑，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24〕事实证明，日军飞机对作为首都的南京，进行了最野蛮、最猛烈的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至南京沦陷前，日机总共出动了1000架次以上，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
战后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判定：“日本军阀以我首都为抗战中心，遂纠集其精锐而凶残之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第十八师团牛岛部队，第一一四师团末松部队等，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之下，合力会攻。”〔25〕11月22日，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华中方面军向参谋本部电呈：“为了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价值。”他们表示，将“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来达到这一目的。〔26〕
鉴于日本侵略军对于占领南京价值的特殊估计，当华中方面军所属各师团已进抵南京城郊时，松井石根命令向中国部队散发《劝降书》，宣称：“南京是中国的古都，民国的首府”，“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就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将也化为乌有。”〔27〕《劝降书》中，还规定了中国军队接洽投降的时间、地点等细节。日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为此专门乘车由苏州指挥部赶到南京中山门外，准备接待中国方面洽降的军使。纵观中日之战全局，日方企图迫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的做法，除南京而外，尚不多见。很显然，在日本侵略者的眼中，南京是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城市。他们把胁迫中国政府、中国军民停止抵抗、屈膝投降的最大希望，寄托于对南京的迅速征服。
正因为如此，参加攻击南京的日军各级指挥官，都曾逐级下达、执行过对战俘和平民的屠杀令。12月7日， 松井石根在他设于苏州的方面军指挥所，颁发了《攻占南京城要领》，规定根据不同情况，日军应以不同的兵力进入城内实行“扫荡”。在这里，“扫荡”实际上就是对停止抵抗的军人和无辜百姓进行屠杀的代名词和屠杀令。松井还曾亲口命令对战俘“纪律肃正”，即屠杀〔28〕。继松井之后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王也曾亲自签署盖章，发出一连串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的命令，内容是“杀掉全部俘虏”〔29〕。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阵中日记》中写道：对于成千上万的俘虏，“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30〕
由此可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出之于日本军国主义既定方针的需要，及其有计划、有预谋的精心策划。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
二次大战结束后的50年中，国际上的政治形势并不平静。日本国内的极少数右翼分子和政客，一次又一次地在侵略中国与东亚，以及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掀起翻案的逆流浊浪，妄图为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军国主义招魂。其中，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影响比较恶劣的翻案活动有：
1982年7月末，日本文部省强行修改高等学校教科书， 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改成“进攻”或“进出”，同时还极力缩小和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
1984年6月，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 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在该书后记中明目张胆地写上“谨以本书奉献松井石根阁下在天之灵”。接着1985年12月，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4个月之际， 田中正明又发表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为日军的血腥暴行进行狡辩。
1985年5月，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纂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 把日本侵华战争描写成日军是被迫应战；有意掩饰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真相；把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目的，说成是要“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等。
1990年10月，日本众议员、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杂志《花花公子》上发表谈话，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
1994年5月3日，日本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会见《每日新闻报》记者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侵略行径，“目的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994年8月12日，日本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歪曲二战历史真相， 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记者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不是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战后亚洲各国民族独立和发展，是“战争的结果”。
此外，在这一期间，还有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于1986年和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于1988年，先后发表侵略无罪的谬论。1985年8月15日， 首相中曾根率全体阁员公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战后内阁首次公式参拜祭祀着包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14名战争罪犯在内的靖国神社。此后，由于国际及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虽未再发生现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现象，但历届内阁中，都有一些成员以公职或私人身份前往参拜，其中最近的一次（统计至1995年6月），是1994年8月15日7 名内阁成员的参拜。
上述各种翻案活动，各有特点。修改教科书，是为了毒害青年一代，为日后复活军国主义准备好“群众基础”。在美国杂志发表谈话，意在混淆国际视听，欺骗世界舆论。由官僚政客发难，是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扩大翻案谬论的影响。田中正明披着学者和“学术研究”的外衣，著书立说，貌似“客观”，对不明真相的人们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永野以法相的身份，公然否定经过法律程序判定的罪行与事实，是为了从法律的角度否定历史，使翻案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翻案意在复活。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和官僚政客否定南京大屠杀，就是否定整个侵华历史的突破口，其目的是要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我们必须对日本一小部分人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注释：
〔1〕R·J·史麦赫司脱著、 郭鉌译：《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台湾金禾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2〕[日]井上清：《天皇与日本的侵华战争》， 《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
〔3〕H·Hardacre 著、李明峻译：《神道与国家》， 台湾金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4〕〔9〕〔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14、281～282页。
〔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56～58页。
〔6〕山冈繁：《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 转引自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
〔7 〕吴天威：《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再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
〔8〕《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 转引自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第240页。
〔10 〕禹硕荃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2〕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页。
〔13〕斯诺：《远东前线》，载《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
〔14〕〔16〕〔18〕《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5、61～62、63页。
〔15〕《宝山县志》第二十四，“御侮志”。
〔17〕〔28〕李恩涵：《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4、115页。
〔19〕《日军暴行简述》，《常州革命史资料选编》第7辑。
〔20〕台湾《蒋总统大事长编》卷3，第145页。
〔21〕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第129页。
〔22〕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
〔23〕〔29〕[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0、54、70页。
〔24〕《申报》1937年9月21日。
〔25〕《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6页。
〔27〕松井石根：《劝降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0〕日本《历史与人物》增刊，1984年第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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