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散文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董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董桥是香港文坛杰出的学者散文家，其作品熔学、识、情于一炉，追求“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本文从“消闲中自有使命”、感性和知性兼融、人工和自然的辩证等方面对其作品作较深入的分析和评述。
董桥是香港著名作家，但他在香港文坛并不著名，他的多数作品大多在台湾出版，因而他和香港另一实验作家西西一样常被当作台湾作家。1994年我读了学者柳苏发表于《读书》上的精彩评论《你一定要看董桥》，就萌生了一睹董桥奇文风采的欲望。陈子善先生最近编辑出版了《董桥文录》，把其大多数散文均收入书中，使我们得以一览董桥那些题名别致内容更别致的《这个那个集》、《在马克思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辩证法的黄昏》、《另外一种心情》、《与中国的梦赛跑》等各种散文集子，品味其奇特的思想散墨、理念圈点、文化眉批、中国情怀，乡愁影印和感情剪接，感受那浸透在作品字里行间的浓浓的书卷气和文人味。读董桥的散文，你会被其独特的见解、宏博的学养、热烈的情怀、幽默的笔调、奇妙的譬喻和不拘一格的文体所吸引。可以说在香港蔚为大观的学者散文群落中，董桥是独树一帜的。本文仅就董桥散文的优闲境界、知性感性兼融和谋篇布局作一简略的述评。
董桥主张散文创作最值得追求的是悠闲境界，这点并不特别。从晚明小品家的独抒性灵到周作人焚香静坐的安闲、林语堂闲适怡情的幽默和梁实秋丰子恺的闲逸妙悟等等，对优闲境界的追求是中国散文家的一种传统。董桥对这种文人心态“隐若隐若有叫人共鸣的地方。”他访书、藏书、读书、玩砚、品茶、作文确常显露出闲适自得的文人雅兴。董桥和语堂老人一样倡幽默和玩物，主张“幽默是福”和“丧志到底！”，在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找饭吃之余，关起门来种种花、看看书、写写字、欣赏欣赏《十竹斋竹谱》的生活被董桥视为完满的。鲁迅先生曾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很尖锐地批评过此类消闲散文，但董桥的处境与当年的知堂、语堂已截然不同，他不是在启蒙和救亡的关头玩物丧志，而是在异乡英伦悠悠地寻访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在科技高度发达高节奏的讯息时代“中了田园的毒”（董桥语）因而其散文之悠闲便别有一种滋味了。况且董桥还特别警惕优闲过了头的危险，认为优闲太过就会坠入风花雪月、空洞或太多愁善感的境地。所以在品味董桥散文的优闲处时我们该细想董桥的细想：“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是消闲，闲中自有使命。这一层应该细想，不可动气。”[①]
细想，便可发现董桥之闲有相互关联的两层意味。其一表现出一种文化人在文化传统变形扭曲衰亡的时代“贪恋传统文化闲处飘香的情怀。”[②]董桥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生活了多年，深切体认到经济挂帅、政治异化、文化庸俗现象所带来的迷惘、困惑和焦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系统的确正在经历严酷的考验。从《也谈花花草草》的开篇“又买到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所显示出的悠闲自得和喜悦中，可以窥出董桥是把悠闲境界的追寻视为身处异乡的“文化香客”贪恋中国文化传统的情怀的。其二、董桥把优闲当作疗救现代人异化病症的一种方式。董桥对机械文明的异化状况有很深刻的感受，他说“机械文明用硬体部件镶起崭新的按钮文化；消费市场以精密的资讯系统撒开软体产品的发展网路；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推广智慧的管道象蔓生的藤萝越缠越密越远；物质的实利主义给现代生活垫上青苔那么舒服的绿褥，可是，枕在这一床柔波上的梦，到底该是缤纷激光的幻象还是苍翠田园的倒影，却正是现代人无从自释的困惑。”[③]董桥用优闲境界的营造来消解这种困惑，他深知在机械文明称霸的时代，真正的归隐田园已无可能，因而向往优闲便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归隐了。董桥喜欢优闲自得逛旧书铺，在杂乱无章的书籍中翻检而获得意外的喜悦和人性人情的满足。而那些在科学制度管理下的大书店如超级市场井井有条却索然无味；欣赏英国人人心中都有一爿古玩铺和罗兰·巴特在熟稔电动打字后仍舍不得放弃笔耕的情致主张“星期天不按纽”和“给后花园点灯”。中国人在努力建造经济科技的大堂圣殿同时还应该经营出一处后花园：“让台静农先生抽烟、喝酒、写字、著述、聊天”，看来董桥所谓“消闲中自有使命”其意正是用消闲来抵御现代人心为形役形为物役的异化和改变现代生活的单向度状态。但他很清醒，并未把优闲看得太重而是作为调剂看的：“至于‘闲居’、‘无事’正是科技时代里人人都舍不得荒废的精神，断非消极，而是调剂。”[④]显然这与在民族启蒙与救亡关头的那种优闲仍含义就根本不同了。
再细想，我们还千万不可被董桥所谓的“丧志到底”所欺骗。其实，董桥并未一味玩物、一味丧志，他究竟是位很入世的现代文化人，如果以为董桥之文处处闲情那仅对了一半。《静观的固执》一文泄露了天机：“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文化世界，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文化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关怀的呼吁。”[⑤]董桥的散文世界便是由冷和热、出世的优闲和入世的关怀两面构成，而且入世的热的成分所占比重要更大些。因而董桥所做所谈所写的就并非一些记者所言“都是旧日文人闲人之所忙而忙人之所闲。”[⑥]可以说董桥闲处不少，不闲处更多。比如他对英国政党领袖大选欺骗百姓的嘲讽《“是何妖道”》，对殖民者剥夺香港财货却不敢拍照的嘴脸之揭露（《有这样一则广告》）、对那些摇着屁股巴结洋人或从洋人胡须中抓一蚤子回来饲养的无骨文人的批评（《龙、凤凰、狗》、《作家与避孕》），对生态环境和儿童教育的真挚关心（《那吃草的》、《玻璃杯子里的教育》）、对“学术思想迟迟不能迈进‘由圣入凡’的入世过程”的省思（《“八十”自述》）以及对国家分裂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和认同危机的感受与焦虑（《没有东西》、《“唔……”我说》）等等，无不显示出董桥的入世热肠，所以读董桥仅读出优闲是不够的，优闲之外更读出他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热烈的中国情怀尤其是那种在中国情怀文化认同受现实际遇考验时所坚持的“不计成败、入水濡羽、飞而洒之”的陀山鹦鹉之操守才为完整。在香港文坛，董桥最为欣赏的是金耀基的作品，他如此评价金氏的《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有了中国文学的涵养，他的文字没有病容，有了社会学的修业，他中年的看山之感终于没有掉进渀渀的虚境里去；有了现代社会异乡人的情怀，则他勇以针对人类的异化输注理性的温情”（《“语丝”的语丝》），读董文亦当如是观，那同样的“文学的神韵、社会学的视野、文化的倒影、历史的呢喃”境界是难以用优闲二字概括得了的。
看来董桥并非真优闲，他自己也说那些小摆设、小玩意儿可爱好玩，但不可太多。他更知道人活着是离不开政治的。他并不赞同知识分子逃避政治的桃源思想：“桃源思想可以轻易消磨一个人的神态：政治上甘受敲诈、道德上甘受贿赂、理论上甘受蒙蔽”（《桃源》）董桥根本不是悠闲超世的旧式文人，而是具有深刻的现代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要理解董桥我想一定要注意其对韦伯的心仪。1977年的冬天在伦敦，董桥深深地被韦伯的著作和关于韦伯的著作所吸引。“心中荡起不少涟漪，想到知识分子徘徊在文化良知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那份错杂心情，久久不能自释。”[⑦]我想像不出一位对韦伯如此心仪和感动的人会是一位优闲自得的旧式文人。董桥从韦伯那里学习作为人文学者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角色定位的方法和理念，即在文化学术和政治活动中力求达到超脱和关注的微妙平衡。韦伯认为一个学者如果在以学者身份讲话时不能超脱就等于滥用特权，成为礼教的阐释者；同时他又认为那种完全超脱时事的人有意无意地成为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可卑的献媚者和蒙昧主义统治的工具。我想董桥对桃源思想的否定和以静观的文化制衡行动的政治的理念是直接源于韦伯或是受其启发而形成的。董桥的结论很明确：知识分子要有政治观点，但衡量政治问题要有独立的创见。董桥的“创见”即在于以静观之文化来制衡行动之政治，用人文知识来“减轻典章制度消磨出来的精神溃疡”。说到这我们就不难明白董桥所谓“丧志到底”的真实意味了。
此时我突然意识到董桥的优闲说和静观论是完全可以互相参读的。记得中世纪哲人圣托马斯·阿奎那曾谈过优闲和静观是同时产生的。优闲不是懒散更非怠惰，而是一种心智和精神上的缄默和不受外界干扰，保持心灵的敏锐感受力和内在洞察力。因而文化静观是以此为基础的。至此我理解了董桥为什么要“给后花园点灯”而不要“星期天按纽”。德国当代哲人皮柏在谈到休闲与文化之关联时曾引用旧约圣经中《约伯传》的一句箴言：“天主使人夜间欢唱”，在深夜的沉静和彻底的优闲状态中人类获得了福佑和直观的智慧。连天主自己也是在第七日休息时才看了自己所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好，难怪董桥那么坚决地说：“星期天不按纽！”那么认同金耀基从海德堡寄给他的信中所说的“正在床上静听古堡传来的钟声，铃声带来了你的Express，想不到德国人连星期天都送信，宗教世界是萎缩了！”[⑧]董桥从不怀疑政治的现实意义也始终肯定经济的力量和价值，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他更强调文化静观的意义，他说“文化理想营造的则是可以延展到下一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他的选择和自信对九十年代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精神困惑或评有某种启发意义吧！
我们接着谈董桥散文的感性和知性兼具相融的特征。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和感性》一文中说：“文学作品给读者的印象，若以客观与主观为两极、理念与情感为对立，则每有知性与感性之分。”因而对散文的划分。这种区分不宜绝对，纯知性的散文理虽盛但终非艺术而是哲学甚至不是好的哲学；纯感性的散文血肉虽满但易发软让人腻味，董桥主张散文创作要学、识、才、情熔于一炉。“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在他看来散文的最高境界即是既具哲学之深远又具艺术之高华，即是知性的又是感性的，两者圆融一体难以抛离。董桥曾用柳树皮与水杨酸作喻说明其理，印第安人用柳树皮捣烂敷在头上治头痛，效果很好，但不知是性近阿司匹林的柳树皮捣出的汁即水杨酸的作用。董桥散文中的理性和感性正如水杨酸和柳树皮的关系，是融为一体的。
董桥阅历丰富、学贯中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看了很多书、接触很多事、见过很多大”此种宏博之学识构成了董桥散文丰富的知识成分和思辩味，董桥曾在英伦专研马克思、读书为文敬佩马克思的猎涉博杂旁征博引，其为文也力求达至此境界，体现在董文中便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个案、历史典故、文化轶事随手引证、左右逢源、涉笔成趣，给人相当丰富而清楚的讯息。谈英国的政治、法国的知识分子、文学翻译、中外园林、陶瓷雕砚、藏书旅行、凯恩斯的手、杨振宁的灵感、马克思的度假等等，其散文视野宏阔，知识性确实丰富。仅举短文《蓍草等等》便可窥一斑，文中董桥从英国民谣中多情的耆草谈到中国古人用蓍草占卦、《韩诗外传》中妇人亡蓍簪之哀的缠绵，进而联想到《本草纲目》服器部所说裆、汗衫、头巾、幞头可煮药治病、寡妇木梳烧灰煎锁匙汤可治小便淋痛，梳乳百遍可通奶，寡妇睡过的荐可治小儿吐利霍乱的猛浪之韵味，再想到大文豪巴尔扎克“一夜风流损失一页上好小说”的谬论，的确有丰富的知识含量。但董桥好引善引并非炫耀自己知识丰富或为引而引，而是用一种“移花接木”来生发哲理或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蓍草等等》征引了古代现代中土外国皆然的各种妙想绮念，“即通”才最是要紧，董桥生发出了“读《本草纲目》而有非非之想该是摸到中国文化的边儿了”的怪理。细想怪理不怪却为至理。读文化做学术若无人味不通人性则易超拔悬空。所以董文之知性不仅体现在知识的富有上，更体现在这种带人味熟人性的有血有肉的识见上。董文中有许多此类个人性的独特见解、颇能给人启迪。无论是论政治、论传统、论文学，还是谈乡愁谈怀旧读婚恋都有一些发人所未发的个人见地。思辩色彩最浓的当属他的“理念圈点”，文化上前与后的矛盾悖谬、新与旧的转换吊诡（《前后》、《新旧》），政治上左右分歧、游戏和学说的事与原违（《左右》《学说》）等等，董桥都做了有趣的辩析和圈点。
但董桥并不是一位无趣的晦涩抽象的哲学家，他欣赏的是本雅明那种感性思辩力和很有个人才情的感性文体。董桥散文的魅力更在于此种思辩和才情会通的感性文体。无论议论、叙述、抒情都浸透着个人情感的分子。他常说自己不懂什么大道理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写一种心情，在异国住久了而生的悲凉之情，董桥是个率性任真之人，董文亦是见性见情之文。比如他说起初不喜欢西谛；读《劫中得书记》知道西谛也是位爱书人，“突然觉得他可爱极了”，也说过“我憎恨所有不喜欢孩子的大人”等等这些极任性的话。因此董桥散文的知性是包裹在丰富的感性中的，感知相依情理相融是董桥散文艺术上的一个特征。相对于黄维梁的融情于理、理中见情，董桥则是融理于情情中显理，正象他用柳树皮和水杨酸所作的比喻，其散文中的理如水杨酸是孕含在感性的柳树皮中的。他的一些文学见解便是透过很感性的文字表达出来的，如吴尔芙笔细如发、梵谷的颜色热得可以御寒、罗素虚伪得可爱、沈三白体贴入微、林琴南的文字可以下酒、屠格涅夫小说干净得象初恋、徐訏很旧旧得有趣象一个堆满旧钢笔旧信封旧钱包旧护照旧打火机旧照片的抽屉等等，我爱看这种有人味的文字，或许可以说董文情理互渗，情是经受了长久的理智薰陶而从心灵深谷中点点滴滴地渗透涌出，而其深刻睿智的哲思又是在长久的情感历炼和浸润中逐渐生发出来的。因此董桥对人情物理文化乡愁的感受理解和体认品评，借用佘树森的话可说是既浸润着湛醇的感情分子，又闪烁着清澈的理智的光辉。我以为这是董文魅力之根本所在。
看来董桥是彻底地为情造文而非为文造情，而且董桥自己也有极明确的造文意识，并经常探究造文的各种套路和技巧。体式的丰富多样和结构编撰的匠心独运亦是董文的一大特色。体式上董桥试图突破散文体的界限，否认小说、诗、散文的分野，而把小说、散文和诗各种文体mixed一起，形成篇篇不同的写作套路和散文体式。有评论体如《干干净净的屠格涅夫》、小说体如《让她在牛扒上撒盐》、有书信体如《给女儿的信》、诗体如《在巴黎写的之一》，更有那奇特的武侠体《董香记》和全用引文拼贴而成的妙文《马克思先生论香港一九九七》。董桥在情感上贪恋于传统，但在散文形式上却力求创新，混合拼贴突破文体界限这本是新锐的作为，他也做得来劲，真有点新锐味。
董桥写得很慢数量也不多，其原因除了“恐怕越写越积极”沾上火药味而难以维护文化静观心境外，更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他对“人工中见出自然”的艺术境界的执意追求。在《归鸿》一文中他表白自己从来不会写高文大册，而是想到那就写到那，希望读者象读家常信，其意似乎是说写得极随意极自由。但在别处却又说自己不是写东西的料，从来不敢多写，并认为杂感随笔写作很不易，需要大学问，两种说法表面看很矛盾。读《文录》的董桥自序《砚边笺注》就易明白其作文的态度和追求，即“琢字成章，是方是圆都不露镌琢之痕却显镌琢之妙。”[⑨]所以董桥为文从来就很下功夫，在他看来出水芙蓉自然天成并非真艺术，艺术创作是一种人工雕琢工作，如练琴苦练基本功极为重要。董桥散文极注意琢字造喻，但我以为董桥功夫用得最多最深的还在于谋篇布局。他说：“天下好文章都要有布局，难免都有点造作、有点假；说文章写得真写得情见乎词，其实意思是说文章布局好、假得好弄假成真。”（《满抽屉的寂寞》），从外观看，董桥之文行文自由散漫、联想触类旁通、论理广征博引、表情随兴所至、叙事苦断若连。有时如同清人刘熙载《艺概》中对庄子散文之评价“胡说乱说，但骨子里尽有分数。”仔细品味，董文绝非松驰闲散而是文笔慢而有致、文思收放有度，起承转合前后照应破题收尾都颇具匠心，“如法国妞儿貌似不装扮其实刻意装扮也”（《书窗即事》）。
董桥散文具有很高的文化品味和审美价值，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引自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P386、P605、P265、P282、P385、P387、P2
⑥引自《现代中文文学评论》第二期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