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之管理价值——历史知识与治国安邦——《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国安邦论文,历史学论文,二十四论文,启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事物与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历史的主体是人。
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路径。重视历史，必须进行历史学探究。而历史学探究又是一项综合工程，其中包括：取材、分析、形成思想、得出结论等系列过程。这一过程与科学的研究过程完全吻合。所谓历史学并非科学且“无用”的观点是站不住的。
从事历史学工作的人需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个训练包括：文献如何解读，思想如何形成，文字如何表达等。历史不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随意解释的“玩偶”。历史学需要真实，是在求真基础上的思维活动。“可以随意解释历史”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从历史学的训练层面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的训练模式与政治家的决策具有一致性。所以，许多政治家特别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关注历史的作用与历史学研究的成就，这是有道理的。
历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且变化不断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众多，内容庞杂，但其核心还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史。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明天的历史。虽然这句话不够全面，但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白寿彝先生说：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刘家和先生说：历史是现实政治运动发展的轨迹。这些都告诉我们，历史学研究的是大问题，是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大问题。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必修课程。
古往今来，谈论历史学价值的学者很多，作品也不少。但阐述历史学之管理价值的却寥寥无几，本文选择下述四个方面来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目的就是想以此来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与关注。
第一、历史学是一门能够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恩把历史学放到“唯一的科学”这样的高度，说明历史学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从维科的《新科学》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在探究和思考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定势；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到司马光“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也都是在探寻历代的“成败兴坏之理”。他们的作品也确实回答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众多成果也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入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
马克思的发现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阐述了众多意识形态、社会活动与这一客观基础之间的关系。这一历史规律的发现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为了解社会问题奠定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为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执行政策规定了行为准则。把握这一规律可以帮助管理决策者更好地科学决策；帮助民众更自觉、更积极地参与现实之社会建设。
第二、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但这些真理只有通过研究历史才能揭示。惟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开阔的视野下观察事物的发展；惟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定位政治家的功绩。人们通过历史科学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历史能为现实所鉴，为社会服务。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等都是先人们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是历代管理者治国智慧的高度总结。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通·史官建置》中曾这样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跷，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历史学所具有的“断是非、惩恶行”之功能不言自明。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也说：“往事研究特别富于教益，富于成效，因为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档案中可看到各种各样的范例。你可以从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能够模仿的榜样，也可以从中察觉到源自起点的或过程中与最后的失误，并将之杜绝。”② 惩恶劝善既是对史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学重要功能之所在。
应该说，客观的历史不可重演，但在科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可以复制，可以传授。其一旦为管理者掌握，就能发挥无穷的作用。
第三、历史学是管理之基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其研究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而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知识与福利。因此，历史学研究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但常常也是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学术问题。学习历史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③；可以使人在运动和发展中明确方向，定位自己，定位自己的行为；可以使人在矛盾中分辨主次，看清大势，把握发展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同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处也有过阐述：“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⑤ 历史学正是研究和阐述人们在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已有基础，管理者若能了解社会现实活动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制定有效的政策，就能更顺利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每个人或单位都跨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今天的决定既受制于昨天，更对明天的发展起重大的规定作用。优秀的管理者应该从历史的视角思考问题，承担历史的责任。
第四、管理的主体主要是人，提高人的精神创造力是管理者的重要责任。而历史学正好也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能给管理者提供生动的事例、丰富的精神食粮。李大钊说：“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⑥ 这种精神食粮对管理者有教育之能，对被管理者也有示范之效，给人信心，鼓人奋进。充分利用历史学的育人功能，培养民众的自觉与自律意识本身就是管理的核心内涵，是管理者增强凝聚力、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途径。
总之，现实管理与历史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通性与互补性。现实的管理可以为历史学提供大量的素材，而历史学又可以为现实的管理提供成功的经验，帮助其合理决策，科学发展。历史学和管理的结合既是社会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它将有助于人们自觉地总结昨天、把握今天，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未来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0-04-02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② hoc illud est praecipue in cognitione rerum salubre ac frugiferum,omnis te exempli documenta in inlustri posita monumento intueri:inde tibi tuaequae rei publicae quod imiter capias,inde foedum inceptu,foedum exitu,quod vites.李维：《建城以来史》，序言，10。
③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
⑥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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