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撤点并校”时代小规模学校的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规模论文,学校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撤点并校”政策实施以来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促进了区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提高了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1]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国内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初中数量下降了26.19％。而作为小规模学校之一的农村教学点从2000年的178060个锐减到2010年的6694.1个，减幅达62.41％，平均每年减少11112个。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持续多年的农村撤点并校、集中资源办学政策，演变为“学校进城”的运动，农村教育出现了“城挤、乡弱、村空”的危局。[2]在农村学校日渐萎缩凋敝之时，县城的学校却人满为患、不堪重负。在学龄人口日渐减少、理应实行“小班小校”的人性化教育之时，却出现班额和学校越来越大的现象，甚至辍学率反弹、校车事故频发，导致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倒退和乡村文化的凋敝。 规模和效益是十年“撤点并校”关注的重点，对于基础教育各学段的规模，学界和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从有效管理的角度认为比较合适的学校规模是：幼儿园每班30个学生以内，每园平行班3－4个；小学每班40人以内，每校平行班5个以内；初中每班40人以内，每校平行班6个以内，高中每班40人以内，每校平行班8个以内，超过上述规模的学校都属于超规模学校。[3]也就是说，幼儿园120人以内、小学200人以内、初中240人以内、高中320人以内是比较合适的规模。从贵州等西部山区省份人口密度低和村落分布散的特点来看，这也是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规模。2002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和优化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意见的通知》规定，农村每所完小最小规模12个班，在校生达到500人左右；乡(镇)中心完小最小规模18个班，在校生达到800人左右。2012年6月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要求初中学校学生一般应达到1000人以上。本文讨论的小规模学校则是100人及以内、教学班不足30人的村校。 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要求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学生就近上学的关系。随着《意见》的发布，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农村中小学盲目的“撤点并校”似乎终于有了刹车之势，学界认为“后撤点并校”时代已经到来，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及效果充满期待，普遍认为小规模学校尤其是教学点的恢复与振兴，是拯救中国农村教育的途径。有学者回顾了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政策的变化：19世纪末，美国小规模学校的存在被许多人视为影响农村教育质量的重要原因。各州相继立法，采取措施推动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合并，例如，宣传大规模学校的优势，鼓励建立大规模学校，并规定如果单位学校面积内低于一定的学生数，则不支持校舍维修，导致小规模学校校舍得不到维护，被迫关闭。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学校合并并非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唯一途径，发现小规模学校无论在学生的学业成就、课外活动参与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比大规模学校有着更好的表现，于是开始探索使农村小学校在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等方面与农村合并校具有“均等的机会”。有学者认为美国的经验和做法具有借鉴意义，提出因地制宜，适当保留小规模学校，提高对小规模学校的资助，以法律形式保障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加强对小规模学校的研究，为政策的实施和调整提供依据等建议。[4]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其政策由最初的合并、消除，转变为保留、扶持小规模学校，说明小规模学校的存在还是有价值的，但我国的现实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二、撤点并校造成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困境 (一)小规模学校资源紧缩或被关停并转 据贵州大学课题组2012年9月以来的调查，在“教育要争做城镇化带动战略的排头兵”、“加快城镇化步伐，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要重点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实现小学到乡镇，中学到县城的目标”的指导下，[5]2009－2011年三年间，贵州省小学在校学生分别减少13万人、23万人和25万人，年均减少20万人；小学(教学点)、初中学校每年分别减少590所、789所和634所，年均减少671所。作为“排头兵”的丹寨县近年来采取“搬动儿子来搬动老子，促进城镇化发展”的举措，初步形成了城镇办学为主体、乡村校点为补充的教育发展新格局，小学向乡(镇)集聚。三年来，丹寨县先后撤并村级完小8所，教学点15个，投入建设资金2000多万元建成8所农村寄宿制小学，小学寄宿生达到5184人，小学寄宿率由2008年的11.76％提高到35.58％，高出全省27.03个百分点。[6]换言之，农村小规模学校正面临资源紧缩或被关停并转的危险。 除丹寨县外，不少地方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规模化办学。如C县，在小学合并为寄宿制学校的指导思想下，三合小学——一所抗争了六年的村校，因为大势所趋及上级意图，在教师的难舍和百姓的反对声中，最终还是于2012年9月被撤掉，百姓无奈地选择带孩子离开村寨或服从分配到新的学校，村长希望“办学前班，给老百姓留点后路”。 三合小学被撤使我们看到，中央政策的落实在地方总是滞后的，十年撤并产生的影响仍在延续，小规模学校尤其是教学点的恢复与振兴仍将任重道远。保留恢复农村必要的教学点，投入资源提升教学点教学质量，防止新的辍学失学和安全事故发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经历了初步兴起阶段(1949－1984年)、蓬勃发展阶段(1985－2000年)和大撤大并阶段(2001年至今)，从“因地制宜举办各种简易小学或教学班(级)”的“小学办在家门口”，到“普九”压力剧增，实行“村村办学”的分散布局模式以满足偏远地区适龄儿童的就学需求，到“以县为主”财政压力下的集中化办学，大量农村教学点和村小撤并，导致农村小规模学校急剧减少。[7]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农村小规模学校经费总量不足与效率困境、办学条件达标与更新困境、课程门数开齐与小科困境。[8] (二)小规模学校的价值被大规模学校的价值预期所掩盖 C县的一位领导认为，从成本上看，分散办学的成本节约得多。因为分散办学老百姓负担低，国家投入也相对低，可以不考虑学生宿舍，原来投资的校舍是有的，集中后反而浪费了。 S小学28.57％的5、6年级学生认为学校合并后没有变化(包含课程一样、老师没有增加)，没有受益(14.28％)，且并不一定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相反，认为学生学习下降的占14.28％、路远迟到的占9.52％，说明未能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预期，造成了学生多教师少、管理不过来的情况。正如有学者所言，超大规模的学校不只安全无法保障，最大的问题是质量无法保障，超出了有效管理范围，无法真正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9] 对于喜欢在哪里上学，38.1％的学生分别选择本村的学校和现在的学校，4.76％的学生分别选择离家近一点的邻村学校、中心学校、撤并前的学校，说明就近入学也符合儿童的愿望。 远距离上学还带来了一个普遍问题即延迟入学，如C县R小学被抽样的9岁男生，9.09％推迟三年入学，36.36％推迟两年入学，54.55％推迟一年入学；其次是隐性失学，如W镇Y小学31.8％的学生上学单程需要步行两小时以上，因体力消耗午餐补充不足导致胃痛晕倒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及在学校的时间和学习的有效性。 课题组一项有关学生家庭生活的调查还表明，学生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52.38％是“做家务”，28.57％是“做农活”，9.52％是“玩”，4.76％是做“其他”事，说明孩子的生活教育是在家庭中完成的，而这正好弥补学校课程中生活教育的缺失。 美国学者劳伦斯总结了小规模学校存在的诸多教育和社会效益、对社区的积极影响，以及大规模学校对学生、教师的消极影响。他使用所收集的489所学校收集的数据证明小规模学校的效益，反驳了小规模学校成本过高的看法，[10]我国目前尚缺乏对此的系统研究。但从大规模学校存在的问题至少可以反观，小规模学校的困境是以管理为本代替了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结果。当教育的原点回到学生，基础教育的关注点将是学生兴趣培养、习惯养成及人格形成，是培养心智健全、有一定道德素养的合格公民，而不是升学率和规模效应，以此观之，小规模学校、小班化教育的优势就会凸显。所以，复兴小规模学校不失为十年“撤点并校”纠偏、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路子。 三、如何复兴小规模学校 有学者建议，基于小规模学校大量被撤并的事实，有必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实施“教学点及小规模学校振兴计划”，对于必须要保留的教学点和小规模学校实行倾斜性政策，在教师配置、经费拨付、教学管理、校舍维修改造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11]同时应采取“科学定位、分类发展”的政策，对于需要关闭的小规模学校，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对于过渡期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对于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当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建设施和学校管理实施倾斜性政策，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12] 有报道称，浙江斥资11亿完成对6个班建制以下的农村学校的调整改造，使保留的学校达到基本办学条件；[13]福建也已出台政策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从“小而差”向“小而优”转化，不仅“农村小学中、低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安排在寄宿制学校寄宿”，将继续保留在校生数小于100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而且将通过经费拨付、师资保障、装备配置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加强学校软硬件建设，加大对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经费补助的倾斜力度。[14] 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已经投入资源复兴小规模学校，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应该如何？我国西部的小规模学校大多属于应该“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但贵州、陕西、甘肃、宁夏、云南已撤并小规模学校60％以上，新疆、青海达70％以上。[15]因此对“后撤点并校”时代西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而言，小规模学校的复兴不失为一条纠偏的路径。笔者建议从教育发展理念、资源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多元化教学模式与办学模式等方面进行因地制宜的考虑。 (一)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发展思想，复兴小规模学校 1.资源逆向投入，由边鄙往中心，布局调整以学生家校间的实际行走距离为基准，减少或分化初小，就近保留1－3年级教学点(含学前班) 建议贵州等山区省份以自然村落的聚居形态为基础，综合人口出生率等因素来布点，比如1－3年级以村寨聚落就近设校点，4－6年级以步行不超过40分钟为原则布点。在硬件设备的投入上实行倾斜政策，优先考虑其校舍安全和师资配备。 2.对撤并校点的社区进行基础服务的支持，积极探索解决山区学校辐射能力受地理条件制约的办法，尝试一校多点的模式，兼顾中心与边远，既改善生源集中区的学校建设，又采取补点的方式在边远山区建立教学网点，保证边缘区适龄儿童能分享教育资源 大多数县乡教育职能管理部门的干部都认为“撤点并校”节约了教育投入和教育管理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牺牲了部分边远地区儿童的利益，也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关于每一个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导致农村边远地区新的弱势群体的产生。一校多点的模式由中心校管理几个教学点，一方面可以减少行政人员编制，在教学上统筹安排，资源上互补共享；另一方面又保障了弱势群体的教育权。 (二)国家投入资源建设村小和教学点教师队伍，培训师资提升其教学质量 1.师资循环流动，实施反向激励机制，鼓励优秀教师到边远校点工作，为其优先提供晋级、培训的机会，增加边远地区补贴和福利 贵州基层普遍的做法是“挂末”考评，学生成绩在片区落在最后，教师即被“发配”到边缘的校点工作，由此造成教师的自卑感和教学质量差的恶性循环，同时这些教师又缺乏培训的机会，培训资源往往被中心校或完全小学的教师享有，包括以远程教学为主的“国培计划”。课题组在C县的调查显示，老师们大多数把家安在县城，村校没有教师宿舍，他们个人投入在交通上的费用每月至少500元，这也是没有人愿意到村小工作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合理提供安全的教师周转房，同时增加边远地区岗位补贴。 2.国家和地方在编制职数上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采取倾斜政策 代课教师的存在以及县城学校教师超编、农村教师总量编制不足是西部农村基础教育在人事方面存在的一个棘手问题。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是： (1)根据西部山区校点多而分散的特点编制教师职数，中央财政落实经费 农村教师编制小学的生师比是24∶1，此比例是以全县适龄在校学生数设定的，如果以24比1的生师比，仅从数量评估，教师缺编112人，但是如果考虑了校点分散、规模小、班级多、课头重及一师一校的因素，缺编远不止此数。因此建议根据西部山区校点多而分散的特点编制教师职数，由中央财政落实“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 (2)在一校多点的管理模式下，增幅名额由中心校根据学区校点的学生数确定，实行动态管理 教师可以实行动态管理，以学生为中心，随学生流动在中心校与教学点之间流动，这样也可以促进中心校与教学点教师之间的交流。 (3)国家或省拨出专项资金以补贴事实上存在的代课教师，提升代课教师的工资福利 由于公办教师不愿到边远的校点工作，有的地方仍然存在代课教师，他们的工资由学校自己筹集，或者接受一些民间机构的支持，少量由教育局补贴。笔者建议至少按当地公办教师工资的70％支付报酬；同时，在培训和考核录用为公办教师方面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3.投入专项资金培训边远校点的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改善教学方法 农村基础教育实现“两基”之后，面临教师素质提升的问题。尤其是边远校点的教师，由于历史原因，他们一人一岗或一人数岗，“充电一次，放电一生”，几十年都没有机会培训进修，教学观念和方法都严重滞后于城镇中心校的教师尤其是城市教师。因此需要投入专项的资金和组织优秀的教师，针对小规模学校的特点，对他们进行持续的培训、示范教学或轮岗进修。 (三)因地制宜采用适合少数民族山区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 1.对教学点采用新型的垂直式复式教学，提升教学质量 通常被撤的校点除了远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教学质量差，其实集中并不能必然带来质量的提升，教师能力的提升才是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对于山区必须存在的教学点，可参考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开发的垂直式复式教学。其特点是内容上将不同科目相同主题的部分结合起来设计教学单元，甚至不同的班级上同一节课，高年级带动低年级，促进同龄人的合作学习。 2.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点或中心校的低年级学生实施双语教学 少数民族的孩子从母语的环境里一下子进入汉语教学的环境，在理解和接受能力上与汉族孩子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的汉语表达能力和作文水平往往与汉族学生相差三到五年。双语课本双语教学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进入和理解汉语文化，同时也可以巩固和传承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 3.对具有丰富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学校实行特色教育 “撤点并校”造成的农村学校进城运动，使孩子们从小学就开始寄宿，轻易地改变与切断了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通道，加快了农村教育“去民族化”、“去乡土化”的进程，甚至导致乡村文明的衰落。而办在家门口的小规模学校，可以透过乡土课程的构建与参与式的体验教学，亲近乡村和社区，将优秀地域文化和乡村文化引进校园，在特色教育的过程中实现素质教育，从而链接乡村文化的传承通道。 (四)支持多元办学模式，改革教育投资方式 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等地，由于布局调整后中心校资源短缺，曾经出现了一批民办学校，缓解了中心校的压力。在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后，学生又涌向公办学校，民办校生存空间压缩，中心校压力骤增，课堂控制力下降。尽管如此，由于校点被撤，有的交通不便的村落自发办起了村校，靠收取学生费用维持运转。笔者认为，多元办学模式可以缓解压力和矛盾，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因此，对质量好的民办村校，政府应给予政策和资源上的支持，鼓励一些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引进边远贫困的农村，通过软件和硬件的投入共同推进小规模学校的复兴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