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前后“纲”的转移问题研究——以党的政策思想转变和调整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线索论文,一九论文,七八年论文,思想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9－0031－10
“纲”的转移问题涉及政治路线的调整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确定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即奋斗目标，从“纲”的转移角度看，就是明确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问题。到1978年底，揭批“四人帮”运动接近尾声，适时地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逐步成为全党的普遍要求，由此，“纲”的转移任务被提出。启动于1978年前后的这次“纲”的转移，从思想认识层面上看，经历了从具体工作路线的“转移”到基本路线“转移”的认识过程；从实践探索层面上看，初步回答和解决了“纲”的转移的政治保障和实现“转移”的具体路径问题，这使得1978年前后开始的这次“纲”的转移，得以坚定稳步地推进下去，并最终完成。
一、“纲”的转移任务破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整个社会关系开始呈现和解、宽松的局面。从政治上恢复公民平等身份的努力，不仅体现在逐步开展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在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逐渐不再被所谓“政治身份”束缚，开始获得平等地融入社会，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公平的政治参与机会上。这个时期，正常社会秩序的重建，极大地动摇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为“纲”的转移任务的提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认知前提。
“纲”的转移任务是在揭批运动行将结束时提出来的。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对于军队，整顿至少是三五年内的纲；准备打仗是打仗以前的纲。”①
一般认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到了“纲”的转移问题。而实际上，把军队建设的“纲”转移到“军队要整顿”上来的提法，在1975年邓小平抓军队整顿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②。因此，1977年，当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个任务的时候，军内的许多老同志认为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予以积极响应。
1977年秋天，中央军委准备召开军委全体会议，罗瑞卿具体负责筹备工作。在工作中，他也曾说过：军队还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也挑不出来③。应该说，在对“纲”的问题的认识上，罗瑞卿等人的认识与邓小平思想认识的出发点是基本一致的。
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随着揭批运动的逐步结束，在实现具体工作路线“纲”的转移问题上，全党是有基本共识的。当然，分歧是有的，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呢？就是“转变”到什么样的道路上去。这就必然涉及到基本路线问题，涉及到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建设一个什么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④。这句话表明，从“纲”的转移提出初始起，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就已经认识到，具体工作路线的转变必须要与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紧密结合起来，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大局紧密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客观上就必然导向对基本路线的全面反思、总结和调整。
的确，从1977年底开始，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就开始表现出超越“拨乱反正”的意义，而体现出“探索新路”的特点。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出席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强调：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⑤ 比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邓小平说：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⑥ 我们的建设速度可以加快，但问题还是成堆的。搞党的工作不懂经济不行。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建设，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懂不懂得管理，善不善于管理，是不一样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强调要学会做生意。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做生意。他还指出：路线确定后，还要有具体的政策、措施和方法，否则就是空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⑦
1978年5月以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全面展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全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认识和总结开始有了整体性的提高和深化，这使得将具体工作路线的转变和基本路线转变结合起来，并最终实现基本路线的转变有了较为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9月14日至20日，邓小平在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视察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再次深刻阐发了关于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问题、关于对外开放和借鉴国际社会现代化发展经验问题、关于农业发展和建设问题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种种重大问题，揭示了“探索新路”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而在随后召开的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则明确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考与“纲”的转移的方向和目标结合起来，为推动实现基本路线调整和转变破题。
还在筹备起草工会九大讲话稿的过程中，邓小平对起草组强调，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⑧ 因此，工会九大开幕词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⑨
由此，在全党范围内明确提出以工作重点转移为核心的“纲”的转移任务条件成熟了。
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任务的正式提出
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正式提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华国锋代表党中央提出，会议在讨论主要议题之前，先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讲话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讲话特别强调，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揭批运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于邓小平等人一再呼吁揭批运动要有一个限，要适时地转移工作重点，因此，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事物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它的发展又是有阶段的。每个阶段总是有个边，有开始，有结束。一个阶段的主要问题解决了，就要发展到新的阶段，开始新的过程，这是合乎辩证法的。”⑩ 回顾两年来的工作，会议认为：两年来，揭批“四人帮”运动发展得迅猛而又健康。就全国范围来说，到年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完成自己的历史性任务，胜利结束了。
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任务。会议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任务摆在面前，迫切要求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在分析了两年来的国内经济形势后，中央工作会议指出，如果不从现在起下大决心，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国民经济计划的目标就会达不到，四个现代化就很可能落空。
第三，抓住有利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的确呈现出抓紧有利时机，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必要性。粉碎“四人帮”后，中日先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随后，西欧及法国也要和我国签订这样的协定，联邦德国也想在中国打开市场。国外也开始积极来投资，并且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的确很好。正因为形势如此，会议认为，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这就是：是否能够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加快我们的建设。
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在新形势下，如果不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就会贻误时机，脱离广大群众，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因此，从1979年1月起，全党上下都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狠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以生产斗争为中心，将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同心同德，为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坚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理想而奋斗。(11)
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向全党提出将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目标任务，无疑是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一个正确决策，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与要不要“转移”问题的高度共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如何实现“转移”，当时依然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和种种顾虑。
而在讨论和回答这些分歧和顾虑的过程中，中央工作会议在有关“纲”的转移的若干方法和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些正确的认识成果：
第一，要真正地、不动摇地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要在包括思想在内的各个方面有一个大的转变。会上有代表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是战略的转移，胜利的转移，前进的转移，实现这个转移首先要把思想转变过来，思想认识提高了，才能真正地转移。否则只是一句空话。代表们建议中央工作会议后有必要掀起一个大学习、大讨论热潮，使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都了解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而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还要转变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不断解决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问题。(12) 为此，一些代表赞同建设四个现代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思想现代化的提法，强调思想现代化就是要克服一切妨碍我们前进的思想，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流毒，还有苏联僵化模式的影响，小生产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13)
第二，对重大思想和理论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最重大、最关键的思想理论问题就是对“纲”的认识问题。与会代表较为普遍的困惑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每个具体阶段是不是都要这么提？现在重点转移了，可不可以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纲？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回答：
其一，这次“转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代表指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提出的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转变，但是由于种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原因，由于种种干扰，这个转变一直没有能够稳定地、有系统地、贯彻始终地进行，因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能够实现持久的有序的高速度的发展。现在克服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就具备了完成党的工作着重点根本转变的新条件。这个新条件，就是人心思定的社会环境和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所以，这次提出的工作着重点的转变，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其二，搞阶级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离开社会主义经济，离开共产主义经济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参加会议的代表认为，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把阶级斗争和排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联系起来，和发展生产力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才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观的特点。
其三，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没有无产阶级政权和党的正确路线，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权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并要保证经济发展的方向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但是政治占首位，只是为了保证政权上不发生危险和错误，为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创造条件。占首位不等于目的。相反，经济才是目的，政治只是前提和手段。因此，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会议代表指出，政治要统帅经济，但不是凌驾于经济之上，政治应深入经济之中，为经济服务，而不是相反。有代表明确提出，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14)
第三，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解析和系统总结。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1958年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1964年又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但是这些工作重点转移的目标任务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从总体上说，是三起三落，主要原因就是“左”的错误的干扰，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冲击经济建设。
回顾历史，代表们提出，近30年来，我们党、我们的领导干部，主要精力大部分都用在搞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上。不能否认，新民主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社会主义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靠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取得胜利的。但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政治思想上的革命，都搞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究竟好不好？很值得研究。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用经济办法，不能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实践证明，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党的领导稍一放松，往往不能很好地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才能，常常被一些人所利用。(15)
对新的工作转移任务，代表们强调，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向一切内行人学习，按经济规律、经济方法办事，讲究经济效果。他们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在全党或高级干部中把经济教训总结透。同时，要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需要制定一套比较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而是切合实际的，而且要有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不能像过去在农业上，一看到农民稍微富了一点，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大的政治运动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搞，要正确坚持和执行群众路线，按照事情的客观规律来开展群众工作。(16)
尽管中央工作会议在“纲”的转移问题上，形成了上述一些正确认识，但是客观地说，从现实条件看，由于指导思想上还存在着偏差，“工作着重点”到底“转移”到什么样的道路上，还存在多种不确定性。
中央工作会议在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同时，指出实现这个“转移”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而这里所说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指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的新时期总任务。其基本内容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17)。显然，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是不能真正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
当然，这一时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还刚刚启动，群众普遍关心的几个重大问题还没有明确结论。在这种形势下，要推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存在种种顾虑是必然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等人在会上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而所有这些分歧和困惑，从本质上看，都涉及如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因此，要真正推动“纲”的转移，实现从具体工作路线“纲”的转移向基本路线“纲”的转移的跨越，关键在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纲”的转移奠定思想基础
正是由于对思想路线问题的敏锐把握，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改变了原计划仅仅围绕“工作着重点转移”作的闭幕会发言，而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重要讲话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
就推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义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中央全会公报的形式将“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任务确定下来。会议公报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其二，阐发了保证“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思想路线。会议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其三，描绘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会议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建设，需要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其四，初步提出了推动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制度保障问题。会议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要注重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要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恰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上述意义，是在实践中逐步呈现出来的，而在全会刚刚结束的时候，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全党对“工作着重点转移”意义认识的普遍深化和提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两天后，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经中央主要领导审阅并修改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篇文章明确强调了“工作着重点转移”与“端正思想路线”之间的关系。
在随后贯彻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影响“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也得到进一步廓清。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这个时期已经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个“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18)。林彪、“四人帮”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竭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制造了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个口号还作过一些宣传。但是究竟它的涵义是什么，的确存在着问题。实际上，这个口号与如何估计阶级斗争有关，也与如何解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有关。而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阶级斗争（无论是否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可以正确处理的。但是这种正确处理是否要叫做“继续革命”？显然不能这么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式和作用的认识问题。这个时期已经明确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的提法是错误的，迫切需要纠正。其实，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那么，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不就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
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这个时期已经明确强调，应当讲清楚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不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因为大多数人会由此推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纲”的转移问题上的主要作用，是端正了探索“纲”的转移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使得全会之后的“纲”的转移，不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践探索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
四、“纲”的转移具备了完整形态
实际上，“纲”的转移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它还涉及到“纲”的转移的政治保障和实现“纲”的转移的具体路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纲”的转移在这两个基础性问题上，曾经有过很好的探索成果，也有过认识上的偏差和实践上的曲折。1978年前后的这次“纲”的转移，随着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转移”的政治基础、实践路径得到清楚阐发，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随着“政治基础”和“实践路径”提出，这次“纲”的转移开始体现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结构性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具体工作路线“纲”的转移成功实现了向基本路线“纲”的转移的跨越，而且也标志着“纲”的转移任务圆满完成。
在什么样的政治基础上实现“纲”的转移，是“转移”工作中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之一。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克服“左”的思想对“纲”的转移的阻碍问题。而实际上，从当时的形势发展看，这只涉及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当然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在粉碎“四人帮”后，极少数人利用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歪曲、反对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政治成果，这是实现“纲”的转移的又一个障碍。
从保障“纲”的转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的角度看，“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是1978年前后“纲”的转移实现顺利推进的重要一步。1979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
“四项基本原则”是针对1978年前后具体的社会形势提出来的，但是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如此，它一开始就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是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维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不实现采取这样的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20)。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和阐发，明确了“纲”的转移的政治基础问题，为“纲”的转移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探索解决“纲”的转移的具体路径问题，是和解决“纲”的转移的政治保障问题几乎同时提出的，这是1978年这次“纲”的转移的突出特点，也是这次转移迈出新步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可资借鉴和继承的政治资源相比，如何立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推进“纲”的转移，要复杂得多。
进入1979年以后，经济形势的发展不容乐观。粉碎“四人帮”后，高速发展经济的愿望和措施，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相反，随着经济速度的不断加码，国民经济发展重大比例失调问题越来越严重。此外，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贫困的人民生活，依然深刻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为以后的经济工作指出了基本方向，但是对于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还来不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会议讨论和原则同意的《关于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仍然是以保证实现《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为前提安排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都定得过高过大，计划中存在着很大缺口。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陈云为代表的几位多年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就提醒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建设上存在的困难，要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新的转移之初就把经济建设的路子走稳、走好，切不可重复历史上的错误。
正是在陈云等人的建议和推动下，经过三中全会以后三个多月的反复酝酿和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决心集中几年时间搞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提出今后一段经济工作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即“新八字方针”。在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强调，我国有9亿多人口，其中80％以上是农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要改善。资金少，劳力多，与搞现代化有矛盾。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矛盾中来搞四化，这就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规划建设蓝图时必须考虑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21)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贡献除正式提出“新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计划作出实事求是的调整外，更具深远意义是正式启动了对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安排，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研究工作。6月27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持召开经济理论和财经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正式启动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研究的动员会。这次座谈会确定了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调研的三个主要课题，即关于经济体制问题、关于经济结构问题、关于企业现代化问题。对于这次调查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姚依林强调，要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国际经验，这是调查研究的基本方面。一定要解放思想，不受任何束缚。既不受我们过去失败经验的束缚，也不受我们过去成功经验的束缚。解放思想，就是要解放到这样的地步。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具体的路子究竟怎么走法？四个现代化究竟如何搞？要从实际出发。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敞开思想，否则，就不容易找到一条真正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具体途径。(22)
为了切实有效地领导好这次调查研究工作，7月2日，成立了以张劲夫为组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专家学者们从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实践出发，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观点和认识，对随即展开的改革开放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在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有这样一种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纳入国家计划。这次调查研究明确指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也在进行国家干预，对市场进行预测，并通过财政金融的作用，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调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要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有共同的规律。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有一定的计划性。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必须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远高于资本主义，但单纯采取行政方法管理经济，不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是不行的。(23)
其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分权问题。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三种关系问题要解决：一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二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三是行政办法与经济办法的关系。这次调查研究提出，分权分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影响到必要的集权；市场调节的作用发挥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影响到必要的计划调节；经济方法如何利用，方能同行政方法较好地结合。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不管什么模式，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要坚持消灭剥削，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都是可以采取的。没有带什么政治帽子的问题，只有适不适合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问题。我们的国家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条件？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这是在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前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匆忙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是要走弯路的。
其三，真正发挥市场作用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客观上首先要克服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障碍，打破一系列传统迷信。这次调查研究强调，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看成是自然经济，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与资本主义等同的东西，否认全民所有制的内部经济联系的商品性，否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把限额限价的收购供应看成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和优越性的表现等等，都是传统的思想迷信。不打破这些传统迷信，是不可能在利用市场机制、实行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开改革的步子。而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企业要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身份，自主地参加市场活动；二是要有一定的价格浮动；三是要有一定的竞争。没有这三个起码的条件，就谈不上利用市场机制，谈不上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24)
其四，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这套经济体制是在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一套是从苏联学来的。这套理论认为，全民所有制必须而且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属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只能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来占有。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领导属于国家的企业，国家通过自己的代表，即由有关的国家机关任命的企业领导人管理这些企业，国家机关直接计划这些企业的生产活动。这种体制通过国家的各种行政组织来管理经济、指挥企业，使各级经济组织成为各级政权机构的附属物。这种体制带来了很多弊病。这次调查研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目前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必须要用经济组织来管理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体制的良性发展。
其五，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我国始终认为经济利益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动力，而社会主义企业要政治挂帅。这次调查研究指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发挥经济利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利益仍然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现在的问题是，企业没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职工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效果不挂钩，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经济利益是分开的。企业缺乏内在的动力，一切靠上面指挥命令，增产节约也要靠上面来动员。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使企业成为独立核算的主体，使企业能够实行独立的、全面的、严格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即企业的资金和收入都应该是由自己的经营活动取得的。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经济。
上述观点和认识将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成果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些认识已经不局限于对具体经典经济理论的辨析和纠偏，而是深入实际经济工作之中，探索中国经济体制的实际问题。
在经济学家、各有关部委和经济领域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10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体制改革小组起草完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1月21日至12月2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12月3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体制改革小组将《意见》印发全体与会代表讨论。12月15日，体制改革小组负责人张劲夫还专门向代表们作了有关《意见》的说明。
《意见》全面回顾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总结了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并在吸收和借鉴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特别是正在进行改革的东欧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若干设想。
《意见》的出台表明中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与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了一些十分鲜明的新的特点。此次改革的思路从一开始就把国家同企业的关系问题摆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着眼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它一反过去长期忽视甚至反对实行物质利益激励的倾向，强调要用这种激励去调动人的积极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强调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式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原则，意义重大。所有这些新的进步，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都是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积极吸收和借鉴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经济建设经验的结果。
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报告的实施，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在新设立的经济特区全局性试行。到1979年，不仅“纲”的转移的具体路径已经清楚地呈现出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条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要素也已经在“纲”的转移的实践中初步呈现出来，这有力地保证了这次“纲”的转移的成功实现。
注释：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6～187页。
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9～60页。
③ 《罗瑞卿传》，当代出版社，1996年，第60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77页。
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20页。
⑦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29～330页。
⑧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94页。
⑨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99～400页。
⑩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1月10日）。
(11)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1月10日）。
(12)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资料。
(13)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资料。
(14)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资料。
(15)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资料。
(16)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资料。
(17)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政治报告。
(18) 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1979年1月3日）。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页。
(21) 李先念在中央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4月5日）。
(22) 姚依林在经济理论和财经政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6月27日）。
(23) 薛暮桥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1979年7月）。
(24) 刘国光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197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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