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指标体系诱导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可行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诱导论文,路径论文,实现现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与全面小康的建设过程一样，由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全国范围内的同步现代化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采取“区域推进”的方式，在相对发达地区，比如长三角，率先推进基本现代化进程，进而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实现现代化。因此，200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长三角地区要率先于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
从现实情况来看，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的一些先行地区如长三角，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全面小康的总体要求，具备了率先向基本现代化目标挺进的必要条件。例如，江苏基于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于2011年正式吹响了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的号角，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研究制定了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浙江、山东、广东等地也纷纷推出类似的发展目标，一波推进基本现代化进程的浪潮正在东部沿海地区展开。
但是这些先行地区随之而来将面临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在建设全面小康阶段，地方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和竞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或奇迹，但是从全面小康走向基本现代化的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政府如何改革和发挥社会、民间、市场的力量的问题，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可能要变化，或者不能再用。同时，“十二五”的开局之初我们遭遇了国际经济危机的阴霾，世界经济进入结构调整、增长乏力的长周期，我们经济也进入了增长平台下滑、社会与经济矛盾交织的风险期。推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我们有什么新手段和新方法？
我们认为，发展的目标决定转型的路径选择，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联系和差异，决定着战略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基本现代化是全面小康的高级阶段，但是基本现代化并不仅是全面小康在数量这一维度上的扩张和提升，而是有着质的转变和升华。主要表现在：全面高水平小康是初步现代化，基本现代化是中度现代化；全面小康是中国特色，基本现代化要有国际标准和时代特色；全面小康是以经济要求为主，基本现代化则突出人民的幸福。在全面小康时期，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和人的现代化要求，但是它累积的贫富差距以及各类社会经济矛盾，需要通过及时实施基本现代化战略来化解，如发育中等收入群体。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遭遇低速增长和各类经济陷阱，如各种经济发展动力的消失，出现社会陷阱、文化陷阱和政治陷阱，等等。由此决定了基本现代化阶段应该摆脱小康阶段追求数量的粗放式发展倾向，转向以追求质量、效益和人民幸福为中心的发展。发展内容上的根本性差异，说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也有一定的差异。如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民间和社会主体的发展功能，适当限制政府的权力边界和功能范围，充分发挥法制政府、法制社会的调节作用；对发展主体的数量考核要转向对发展质量、效益和人民幸福程度的综合考核等。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从全面小康建设转向追求基本现代化，仍然离不开法制政府对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利用。科学利用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诱导发展功能，其实就是在具体地实现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文提出的重要命题是：要以指标体系诱导发展的方式，引领区域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的一条可行路径。本文将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阐述，以期引起讨论。
一、以指标诱导发展：理论基础与现实经验
一般来讲，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至少有三种，分别是市场机制、民主机制以及行政机制。三种机制的实施主体各不相同，其中市场机制主要通过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向高级阶段；民主机制则是以民众需求不断升级的形式，自下而上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向更高阶段演进；行政机制是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助推所认识到的发展规律的运行，加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上三种动力机制各有优劣，该以哪种机制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往往受到历史、国情、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种机制一般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经常是在某一发展阶段以某一种机制为主共同综合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国具有强势政府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就是在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机制和民主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发生的。江苏则是这一实践的典型地区，在全面小康指标体系的引导和激励下，辖区内地方政府紧紧抓住农村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展开竞争，实施经济赶超，由此推动了全面小康社会的率先建成。具体来看主要有三方面经验：一是坚持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并由此获得了“体制转型红利”；二是坚定不移走开放经济道路，并由此获得了“全球化红利”；三是坚决利用要素的比较优势发展制造业，并由此获得了“人口红利”。在由全面小康向基本现代化过渡的时期，是不是要摈弃这种以政府推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市场推动或民众推动为主的发展模式？
诚然，以政府为实施主体的行政机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弊端和风险，比如主观风险。政府推动对官员自身的认知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对客观规律产生正确的认识，在顺应规律而不是扭曲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推动发展；一旦出现认识偏差，或盲目相信自身的力量，就会阻碍发展，而且代价必将高昂。再如腐败风险。政府推动将使政府掌握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容易产生垄断，进而滋生寻租和腐败。最后是信息风险。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各级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虚假瞒报等现象。但是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期，我们认为，政府推动的方式仍将是我国迈向基本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原因在于：
第一，市场机制虽然具有调节发展的功能，但是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在我国现阶段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和激励作用的环境、土壤和决定因素需要长时期的内外部的自我修复和冲击，其功能的不完善一是表现为市场制度环境的恶劣，如激励企业家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破除垄断、鼓励竞争的相关制度等都还需要加强构建和优化；二是表现为企业家的质量、数量以及配置仍需进一步提高与改善；三是表现为内需市场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需求升级是驱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动力，而当前我国还缺乏内需扩张的基本力量，技术创新的滞后更使我国缺少有效供给。这些问题虽然要通过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改革来实现，但是我国的基本现代化进程不可能等到体制优化完了才去进行。最可行的办法是在发展中推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作为转型期重要的选择，用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去模拟发展进程的导向，可能是在混合经济体制中，共同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的比较现实和聪明的做法。
第二，我国还未进入以民主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阶段。民主的良性运行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由于历史、体制、文化、教育等诸多原因，国内现行的民主只能是集中的民主而非普世的民主。综观国际发展史，西方式民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是相对成功的，而在亚洲、非洲、拉美等国家则屡尝失败苦果，甚至引发了经济停滞和衰退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我们认为，只有在经济社会步入相对发达的阶段时，民主才有可能作为主动力助推发展，而在转型期，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可以去尝试并逐步推进，但是要把其作为推进发展的主要方式，就等于滥用民主，很有可能使中国经济社会过早地陷入“民主陷阱”，甚至引发整体动乱，从而丢失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崛起机遇和发展的黄金期。
第三，以政府为主推动基本现代化存在有效抓手和可行路径。在转轨经济时期，地方政府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主体，地方政府之间的“锦标赛”竞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重要经验。中央政府巧妙地通过指标考核方式，营造了一个相对有效的地方政府竞争市场，引导和激励各地官员为了获得政治晋升而展开多种形式的竞争，例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培养各类人才等。这种竞争为地方经济起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设立指标来促进竞争，原因在于指标能够相对直观地、准确地反映政府官员的工作绩效，并且有利于相对公正地对各地官员政绩做出比较。指标竞争之所以能够诱导发展，关键在于所制定的指标较为准确地模拟了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践证明，只要设计出符合实践要求的考核评价机制，就会有助于在宏观决策中降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成本。一种“好的”指标设计和考核方法，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科学发展；而一种“不好的”指标设计和考核方法，则会激励和诱导错误的资源配置。例如，江苏建立的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就很好地引导地方政府在实现“第一个率先”中建功立业。
第四，政府推动发展的弊端与风险可以有效防止与规避。正如前文所说，政府推动发展很容易产生主观风险、腐败风险以及信息风险等。但是这些风险是可以有效防止与规避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在确立政府作为推动迈向基本现代化最主要的主体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主机制的辅助作用。比如为了降低主观风险的发生概率，政府可以适当放权，或仅仅关注宏观综合发展事务，而把那些微观上的具体事务交由市场机制来协调；也可以在制定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发挥民主作用，多倾听群众的呼声，以达到指标能够相对准确地模拟市场规律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并利用指标体系去诱导地方政府“为发展而竞争”，可能是从全面小康走向基本现代化的一条有效路径。我国东部地区各行政区为了顺利地实现“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把本区域建设成为全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示范区、改革创新的引领区、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国际化发展的先导区”，科学地认识区域率先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差异，在中国国情制约下谨慎地选择率先现代化的评价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导向价值。
二、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特征及功能：以江苏为例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基本现代化应该主要具备四大特征，分别是服务经济成为产业主导、增长方式呈现集约型、增长动力突出内需拉动以及增长趋势体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基本现代化指标不应该仅仅是全面小康指标的简单数值提高，而应该能够体现出“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的更高要求。
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这份重任？以江苏率先研发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为例，我们认为，江苏的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不仅具有引导发展进程的功能，而且可以作为实现“稳中求进”战略目标和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和工具，还可以当作“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的最重要的工作抓手。
第一，江苏的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功能。一方面，江苏现代化指标目标值的设定比较科学，有较好的参照系和现实基础。资料显示，江苏现代化指标的目标值主要是根据四大依据进行设定的：一是全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要求；二是当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三是江苏“十二五”规划和全面小康目标的量的扩张和发展质量的提升；四是2008年后世界金融危机考验的江苏发展的实际能力。因此只要利用这个现代化指标体系引导和激励发展进程，就一定可以达到经济政策稳定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江苏制定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强大的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功能。通过比较江苏的全面小康指标和基本现代化指标，我们发现，全面小康指标较多地侧重于经济发展，这在现代化进程的低级阶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区域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事实表明，江苏在通过侧重发展经济促进全面小康率先实现的同时也累积了贫富差距以及各类社会经济矛盾，而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停滞不前或返回旧的发展轨道来解决，必须通过及时实施“第二个率先”战略来化解，如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等。因此基本现代化指标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公平和公正，更加强调全面协调发展。
第二，江苏的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引导和激励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的强大功能。现代化指标体系中“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只要全面落实这个战略部署，并以此统揽全局，就等于是抓紧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西方世界普遍、全面和深刻的危机，本身就是中国尤其是像江苏这一类原本发展基础和条件较好的省份“争先进位”、“弯道超车”的最佳机遇期；二是江苏的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诱导和激励“扩内需、调结构和转方式”的强大功能。经过科学分解和任务落实后，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实现从全面小康到基本现代化的要求：(1)扩大内需方面，一是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标值设定为53％，直接成为落实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二是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江苏现代化指标体系提出要把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值控制在1∶2.4，基尼系数的目标值控制在小于0.4区间；三是改善民生，涉及预期寿命、城乡居民收入、住房保障、生活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和城乡公共交通等诸多方面，一方面会直接产生扩大内需的效应，另一方面也会间接地支持扩大内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立。(2)调整结构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突出发展实体经济，江苏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了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指标，与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直接相关的6个指标，以及建立服务经济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指标；二是经济社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目标值设定为68％，实现城市与产业的协调发展；三是需求结构，江苏现代化指标体系强调内需驱动，在内需当中尤为重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3)转变方式方面，一是由学习模仿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江苏现代化指标体系提出了涉及科技创新的5个相关指标；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单位GDP能耗的目标值控制在小于0.5区间，降低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强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5％等。
三、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引导和激励搭建“扩内需”的平台
在中国与世界的再平衡中，着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三驾马车”中最为稳定的消费需求，不仅是推动科学发展、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最强有力的主要引擎，也是在我国未来经济将较长时间处于下行或者中低速增长趋势的背景下，实现稳增长的宏观管理目标的重要武器。我们认为，可以利用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来引导和激励搭建扩大内需的平台，从而解决扩大内需缺少着力点的难题。
(一)提升制造业平台：基于内需创新驱动
需求因素虽然是形成经济周期的动因之一，但供给因素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从微观层面上说，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目前我国制造业的问题表面上是大量的生产过剩，实质上是产品技术含量低，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同时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严格的国际产品标准又进一步地挤压了出口空间，严重威胁了我国，尤其是像江苏这类出口导向型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实践证明，我国企业今后仅仅满足为国际大买家进行贴牌生产和代工是没有多少出息的，是发展不出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只有基于内需才能够发展起来。因此我国的内需市场扩大，是制造业品牌成长的最佳机遇和主要空间，同时也是保持整体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
在扩大内需中，为了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地方政府要围绕创新驱动的现代化指标展开布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此外还要鼓励畅通产学研结合的渠道，让科技人才进企业、科技资源进企业、科技成果进市场，研究探讨“体制创新—企业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依托城镇化平台：营造“扩消费、稳增长”的良好环境
根据国际经验，在城市化的前期阶段，城市规模扩张将引发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此阶段中投资的动力要大于消费动力；在城市化率接近50％之后，进一步的城市化则会带来消费的积聚效应，此时最终消费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上升。目前，我国不少具备率先向基本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地区的城镇人口比重已达50％以上，正在向比较成熟的城市社会推进。从城市化进程来判断，这些地区不仅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在扩大内需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过去的城市化理论和政策，都比较集中于城市建设投资，对城市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关注不足。通过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以解决“二元结构”为主的城乡现代化指标及其目标值规定，必将会逐渐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升级，并最终促进公众生活福利水平的全面提高。
通过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指标来引导和激励消费增加和升级，特别要体现“四个注重”：一是注重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政策差异，充分发挥城乡一体化战略在扩内需、稳增长方面的牛鼻子效应。二是注重在城市发展战略中加入消费因素。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应该逐渐把消费问题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充分考虑城市化应有的消费增长指标，避免对居民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三是注重增加改善消费环境的公共支出。通过对商业设施分布、构造、环境、配套等的综合考虑，使得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能被充分发掘。四是注重大力发展民生商贸服务业。
(三)整合生产性服务平台：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
提升“服务业增加值以及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本身就是扩大内需。根据国际上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消费性服务业具有可贸易化特征等现状，我们判断生产性服务业将接替制造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稳增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尤其是制造业发达地区要依托基础优势，利用全球市场支撑，围绕制造业升级，积极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举措包括：一是要推进区域性国际商务中心建设。力求在金融产品创新、展会品牌培育、服务贸易示范区功能创新等方面有所突破。二是发展物流配送。加强商贸物流的统一规划，依托港口、机场、货场等交通枢纽，建设、改造一批仓储、分拣、加工、配送、信息服务等功能齐备的商贸物流园区，建设一批以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和高效信息管理系统为支撑的物流基地。三是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加快流通领域电子商务推广进程，促进线上交易与线下交易融合互动、虚拟市场与实体市场协调发展。鼓励引导大型专卖店、连锁企业、购物中心开辟网上商城，加快培育形成大型网络购物示范企业。
(四)做大居民消费平台：实施现代商贸民生工程
消费需求是所有市场需求的本原动力或终端发动机。我国居民消费意愿低下的因素，除了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慢于经济增长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居民对未来收入以及医疗、住房、教育、养老保险的担心和忧虑，这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同时，扩大居民消费，必须解决农村居民消费这个“木桶短板”的制约问题，需要继续从财政支出方面扶持农民消费的现代商业流通设施建设，把现代零售网点延伸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
扩大居民消费主要是：第一，重视提高服务消费质量，开拓服务消费的新领域。随着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趋近30％，更多的居民将转向譬如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休闲旅游、文娱体育等“软消费”领域。当前，提升服务消费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理念、服务机构、服务产品，刺激居民对服务消费产生更大的市场需求。第二，着力于政府公共服务普惠民生。要确保各级政府有法定比例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卫生、交通、住房等诸种民生支出方面。第三，建立现代化流通平台。要大力发展连锁经营，不断提高连锁经营的规模化水平，同时以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为重点，建设新型农村流通服务体系。
四、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引导和激励搭建“调结构”的平台
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调结构”的重要功能。在迈向基本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重点着力于服务业平台、消费平台、收入分配平台以及城市化平台的建设。
(一)提升服务业平台：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工业化的高级阶段，服务业将逐步成为新的增长点。目前服务业产值在各国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攀升，逐渐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基本超过70％。而我国不少地区，包括很多发达地区普遍存在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足50％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快速发展的制造业压低了服务业的份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相对于全球市场支撑的制造业，我国服务业供需只是面向本地市场，可贸易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在迈向基本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通过现代化指标来引导和激励现代服务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引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四个突出”：一是突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以集聚化定位，规模化生产，面向全球市场的思路，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二是突出文化产品供给的改善。缺乏丰富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有营养的文化作品，是文化消费出现瓶颈的重要原因。要从供应端入手，整合和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高级要素。三是突出能够满足人民群众较高层次生活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改变供给集中在二产，需求聚焦于三产的供需失衡状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四是突出服务贸易发展。我们要像过去推动制造业全球化那样，全力推进服务业的全球化，突破服务业不可贸易的传统技术特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服务贸易和吸收服务业FDI。
(二)增强消费平台：实现消费拉动型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力几乎都是消费，比如美国经济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长期保持在2/3左右。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一个最大优势就在于，相对于投资和出口，消费能够最大限度“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牢牢把握现代化指标体系，加紧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重点做好：一是用投资去引导消费。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是说不需要投资，而是要利用好投资，通过改变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消费的引导作用，使消费的增长产生乘数效应。二是用出口去倒逼消费。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第一，设立内需创新基金，鼓励生产企业立足国内市场，开展产品创新，使产品能够符合老百姓的需求和偏好；第二，促进内销产品与出口产品工艺、安全等标准的统一，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三是用需求升级去激活消费。消费需求的扩大无外乎是要让居民“想消费”和“能消费”，不仅需要通过收入倍增计划、消费金融创新等举措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还需要重点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层次，需求层次决定了产品高度和消费环境的优劣，而消费者的需求及偏好往往与其受到的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三)优化收入分配平台：推进打破垄断的各项改革
分配是整个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绩效。库兹涅茨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差距将由逐渐增大演变为趋向缩小，即呈现“倒U型”。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体现在分配结构上，目前，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普遍存在着这样几个现象：一是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而个人收入的比例趋于下降。二是劳动报酬占比逐年下降。三是收入分配的行业差距进一步拉大。四是同行业中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明显。
如果把享受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不平等考虑进去的话，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将更加突出。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堡垒”。我们认为，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本垄断、行业垄断等各种垄断导致了溢价的产生。
打破垄断，调整分配结构主要是：第一，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最近十年以来，政府的边界不断扩张，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中“有形的手”无处不在，压缩了市场的边界。①要通过“拆庙遣和尚”，限制政府权力。第二，构建劳动报酬增长的长效机制和保障机制。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劳动报酬增长率与企业利润率挂钩的机制。第三，充分发挥创新效应，打破行业垄断。利用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科技创新指标，去引导和激励创新，是诱发竞争、打破行业垄断的最佳途径。第四，促进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均等和公平。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收入分配公平的底线。当前情势下，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在于投入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从而弥补公共服务的供求缺口。
(四)加强城市化平台：创新城乡统筹制度
提升城市化水平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目前，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同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继续扩大；城市失业日益严重，农民进城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失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城中村”问题凸显等。
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创新：首先是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要建立有利于农民向市民转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实施城乡协调的户籍登记制度。其次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形成城乡协调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增加农村社会保障品种和覆盖范围，提高对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第三是城乡土地管理和适用制度改革。应该明确农村地权，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法合理流转，实行建设用地城乡挂钩，健全征地补偿安置机制。第四是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支持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设立分支机构；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创新发展面向“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第五是县乡村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给予地方直接的行政管理权，适当整合和减少行政单元。推进“强县—虚乡(镇)—实村”的行政体制改革。
五、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引导和激励搭建“转方式”的平台
我们认为，在迈向基本现代化的过程中，“转方式”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以创新驱动发展、实施第二波全球化战略以及实现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一)构建创新驱动平台：从后发到先发
所谓创新驱动，并不是不要要素投入，而是要摆脱学习模仿，变后发到先发。即今后在技术上要强调自主创新而不是动态追随，在产业上需要彰显“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在要素投入上要依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在比较优势上要依靠品牌竞争而不是低成本的价格竞争，等等。
在利用现代化指标引领和激励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推动战略转型带动体制机制转型，从而激励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确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体制性障碍，政府保持着过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应该适当放权，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基本社会保障、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等现代化指标上来。二是通过财富效应来驱动创新效应，从而激励发展方式转型。财富驱动效应的主要实现机制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化解创新者的市场风险并为其迅速积累财富。可以通过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总部经济，营造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的良好氛围。三是高水平地保护知识产权。引导和激励通过创新打破垄断而形成新的垄断，即建立动态的垄断制度来鼓励创新经济发展。四是实施服务业全球化战略，建设我国高端创新人才集聚的“新型特区”。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把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引入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是制造业的聪明的脑袋、起飞的翅膀和心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现代服务业等同于发展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五是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对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利用和整合能力。要抓住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契机，借助“走出去”以及“引进来”的方式，发展研发外包，加强对国外创新要素的吸引和使用。六是通过创新文化的建设，构建创新经济的“精气神”。要破除扼杀创新精神的官本位意识和小农意识，确实树立“优秀的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时代的英雄”的观念。
(二)做大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平台：大力吸收高级生产要素
出口导向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即以外部需求来支撑制造业的发展。这一发展模式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等大宗产品价格提高、人民币升值等复杂经济背景下亟须转变。转变的目标应该是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
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手段，参与全球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新一轮发展中，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中找准新定位，发现新优势，实现新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建设名列世界前茅的内需市场。这个战略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经济全球化，而是要设法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众所周知，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一方面，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也是吸收全球各种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
第二波全球化重点在于加入全球创新价值链，形成全球区域创新中心，提升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我们的理解是：一是要利用我国内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发展以吸收国外高级要素为主要特征的逆向外包活动，如到国外投资设厂吸收外国高技术人员参与我国的研发，利用我们的市场规模优势向发达国家厂商发包技术订单，甚至外包我们的研发订单，在发包中学习、消化吸收，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吸收全球竞争性创新要素；二是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诱导企业形成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要以流通企业反向整合生产企业，实现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的一条龙整合，实现由产品出口向企业走出去的跨越。三是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发展自己的巨型跨国公司，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即在细分市场上处于垄断、寡头或者垄断竞争地位的企业。
(三)完善生态文明平台：实现可持续发展
评价基本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要彻底摈弃“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的集约式、可持续发展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快发展生态经济，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积极发展低碳技术，推广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推进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努力构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态产业格局。二是着力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加大环境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引进民间资本参与，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大力提升公众的参与性。引导群众建立绿色消费观念，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四是创新制度设计，实现生态保护区科学发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采用“机会成本法”，制定科学的补偿标准。积极探索开征环境税，试点完善资源税。不断拓宽生态补偿资金融资渠道，实现生态补偿方式多样化。
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经济系统之间形成了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体制结构，为发展而竞争是我国转轨中的经济体制的特征。尤其是某些与政绩挂钩的考核性指标，往往会发挥“指挥棒”效应，即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目标，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力度。因此率先现代化指标体系作为发展的目标导向，既是对发展绩效的评价准则，也是发展的主要“指挥棒”。一旦设计和运用不当，就会发生重大的发展偏向。
由于任何复杂的评价准则都不可能那么完善，都不可能完整地反映和涵盖真实世界的内在要求，所以在此意义上经济学家主张将那些复杂的竞争性活动交给市场，由市场去内生地评价，而对那些市场评价会发生偏误、发生真空现象的“公共性”和“准公共性”活动，则应该主要由代表总体社会福利立场的政府去评价。在实践中，为了避免发展的导向系统或指标体系对发展过程评价的扭曲，最佳的办法是正确界定政府的发展功能和活动界限，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的规模和活动边界，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民间和企业家的作用。
对于尚处于转型阶段的我国政府来说，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之所以严重，不在于我们设计的评价准则与真实世界之间有多大的偏差，而在于我们现在的评价准则或者指标体系涵盖了太多、太强、太细的政府功能。当我们强制地把那种不可能完美的评价体系运用到对人类复杂的、带有利益倾向的经济活动的评价中去的时候，我们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状态，必然会偏离评价准则设计者的初衷。例如，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招商引资规模等小康阶段作为评价发展主体的发展业绩指标作为评价行为主体的单一标准，而且把这种片面的评价结果作为追求基本现代化阶段的干部升迁的主要依据时，就会继续诱发地方政府官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行为，出现忽视技术进步和环境的结果，使发展的实际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我国东部区域率先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扭曲发展进程的隐患。这是需要竭力避免的。
最后，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我们认为在转型期，以指标诱导发展是各地从全面小康迈向基本现代化的最有效路径，但是这条路径所蕴含的风险和弊端也绝不能忽视。除了前文提到的主观风险和腐败风险外，还存在着指标分解的风险。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各地方辖区内市、县、镇，乃至村的共同努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尺度较小区域的地方政府的现代化行动和努力，就不可能汇集为省级，乃至国家层面的现代化结果。因此，为调动各地政府的积极性以及便于现代化指标目标值的完成，各级政府必然会将指标层层分解下去。在指标分解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指标的特性和分解的科学性。比如如果要求每个市县，甚至镇村都将服务业的比重调整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规定的目标值，就必然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区域同质化倾向明显，取消了社会化分工和合作；二是目标根本完成不了，因为这与各地参与分工的模式有关。同样地，像城市化水平、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等指标也不适宜层层向下分解，分摊压力。只有真真切切了解并规避了以上风险，充分发挥了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才能使迈向基本现代化的道路更加平坦和便捷。
注释：
①主要表现之一是我国的宏观税负率不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了30％，这还不包括各部门对企业的乱收费和乱罚款以及隐性负担。不仅大大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也不算低。更大的问题在于，宏观税负率的不断上升并没有促使政府把大多数的钱直接用于民生福利的支出，而是在基础设施投资和行政费用上支出过多，在中央各部委办局集中太多。表现之二是政府规模不断扩大，1997－2007年，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从1093万人增加到126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0.88％上升到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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