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经济与对外政策的互动关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美国论文,新经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以来，就以平均每年2.7%的速度稳步增长。199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3.3%。与此同时， 美国的失业率不断下降，从1996年的5.4%、1997年的5.0%下降到1998年的4.6%。 消费品物价上涨率也持续下跌，1998年降至1.6%。 道—琼斯股指也连创新高，至1999年上半年已突破万点大关，至今仍在11000点徘徊。持续9年的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使美国企业界、经济理论界甚至政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论点：美国经济受经济周期因素约束的效应已逐渐减少，市场的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出现延长了经济周期的生命力，菲力普曲线不复存在。“新经济”这一称谓便由此而来。在新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美国对外政策对其产生了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新经济也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从新经济的含义入手，分析美国新经济与对外政策的互动关系。
一、新经济的含义
所谓新经济，就是建立在高科技和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而新经济的深层含义则表现为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所出现的几种长期趋势：
第一，美国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也就是说，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随着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已步入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和输入国，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取得了巨大收益。进出口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20年前的17%增加到今天的25%。1998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达9313亿美元。在这些出口产品中，40%以上的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航空、通讯设备等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商品。1998年服务业出口也达到创记录的2583 亿美元、 服务贸易盈余813.3亿美元。目前，全球对服务业出的需求正处于起步期， 由于美国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中的比较优势，无疑美国公司对全球的服务业口将会增加，并在服务业出口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由此可知，出口扩大，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
第二，高技术产业、金融业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80年代以来，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以高新技术为中心，掀起了一场信息革命，不仅形成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而且传统工业也被新的信息技术所改造。从1993年以来，美国大公司运用信息技术改造管理程序和生产流程的规模越来越大，到1995年，其企业信息技术软件、计算机和通讯设备投入已占全部企业投资的75%以上，而且这种投入的增长率是其他资本品增长率的2倍。 目前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具活力的产业，在过去12个月内，因特网的经济产值猛增68%，与因特网有关的就业机会增加了46%。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在各个产业中的普遍应用，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普遍提高。到1997年上半年，整个美国经济除了金融业部门以外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2.4 %的增长率，在高技术部门则达10%以上。大量使用计算机的制造业生产率已由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除高技术产业以外，金融业亦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渗入而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信息网络把全球的金融市场连接起来，各种投、融资行为可以在瞬时内完成，提高了资金的运营效率，节省了运营成本，使金融业成为美国的又一大主导产业。
第三，从微观经济层面来看，美国企业规模呈两极发展，跨国公司日益增多。1994年以来，美国掀起了第五次并购浪潮。1997年美国企业兼并和合并的交易额达9190亿美元，比1996年的6260亿美元猛增近50%。这次并购潮与以往不同，是各企业从战略上考虑，顺应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巨额投资行为，以跨行业、跨国家的强强联合为主要特征，主要集中在电讯业、金融服务业、医药业、传媒领域及国防工业等在美国已经发展成熟的领域，以此来抵御欧洲、日本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争夺全球市场份额，降低信息开发成本。1998年全球最大500 家企业中美国占了175家。1998 年美国两大金融机构——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涉资1400亿美元，合并后的花旗银行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这些跨国公司已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的利益集团。
二、美国对外政策对新经济的推动作用
应该承认，90年代以来美国制定并实施的一些对外政策对美国新经济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美国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
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新的战略观念。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引起了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初级政治（经济）比高级政治（政治、军事）更为重要，经济安全上升到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首位。克林顿总统在其提出的美国外交三大支柱中，把美国强大的经济竞争力作为第一大支柱，突出了经济安全的重要地位。
在新的经济安全战略观念主导下，克林顿政府强调全球经济的较快发展是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条件，认为美国人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和改善就业机会等日益取决于世界各地区和各主要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5月份的一次谈话中说， 他“今天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世界各主要地区都必须得到增长，这样才能维持我们自己的增长。”美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同年6月也指出，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很可能是世界经济不安全及其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反弹。”美国新经济是在经济活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市场连为一体，一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他国经济发展的条件。美国作为经济开放度最高、经济全球化程度最深的国家，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已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了创造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美先后对墨西哥和亚洲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给予援助，帮助它们从金融危机的严重灾难中摆脱出来。
此外，由于新经济形成发展过程中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作用日益增强，美国在对外政策中也极力强调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性，并在经济安全领域根据开拓出口市场机会的大小及各国对美国的重要性重新加以排列，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参照标准，以增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美国新经济的推动作用。中国由于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大大增强。 因此， 美国多次重申， “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并于1999年11月15日与中国就中国加入该组织签定了正式协议。
第二，由于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受经济安全战略观念的影响，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并试图领导制定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克林顿在1998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美国在本世纪结束时要建立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联盟。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和加快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就是美国为此作出的外交努力。自1994年1月1日NAFATA生效以来，它在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和区域性合作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已经显示出来。 1994年底1995年初，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克林顿避开国会的重重干扰，推出由美牵头的耗资500亿美元的国际援黑行动计划。此外， 克林顿在连任总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三次出访拉美，意图之一就是改善美拉经贸关系， 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 在美国的推动下， 1998年4月， 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宣布正式启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美国邻近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必然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产生益处。
克林顿上任后首次亚太之行就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是美国的亚太政策，并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它们在这个地区的政策的基石。为此，美国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比重从1980 年的 20.5%增加到1996年的30%，进口比重则从1980年的24.4%增加到1996年的45%。亚太地区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显著提高。
此外，美国还凭借其超级大国的经济实力，在对外关系中强迫别国接受其所制定的全球化规则，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保证经济较长时间的增长。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稳定美元霸权地位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美国通过WTO达成《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全球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使强势的美国资本能自由出入世界各地，同时通过金融外交，利用IMF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信用等级评估机构等，影响直至左右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主导全球金融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受到各国的日益关注。当时的美财长鲁宾主张系统地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并采取积极地改革步骤，其核心目的是维护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有利的主导地位，特别是维护美元的统治地位。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各国均有意维护美元的汇率稳定，这样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美国的上述政策措施，则从政策层面上为维护有利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作出了保证。
第三，为利用经济全球化，消除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克林顿政府一改战后历届政府在对外贸易领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出了“国家出口战略”。该战略宣称将促进出口列为美国对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并强调以提高美国高新科技产品及知识服务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作为促进新时期出口的“重中之重”。1997年7 月克林顿又公布了被他称之为未来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全球网络贸易战略”，目的是充分利用美国在信息技术与网络贸易领域的优势，为美国跨国公司及中小企业争取更强的网上优势，更多的市场机会及最大的市场份额。这两个战略实施以后，自1992—1996年间，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年均增长40%，特别是高新科技产品增幅更大，以高新科技为依托的知识类商品出口占全美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5年的12%猛增至1995年的42%。据美国贸易办公室公布的“1998年全球贸易壁垒年度报告”称：“1997年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比整体经济快了3 倍，在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净增的2600亿美元中，有1060亿美元（或稍多于40%）是由出口的增长带来的。”
三、美国新经济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
上述美国的对外政策对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为美国国力的增强奠定了物质基础，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报告，1993年至1999年美国连续7 年保持国际竞争力第一的地位。表现为低级政治的经济实力的变化必然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引起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的变化。
首先，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美国仍要在21世纪继续保持其全球霸主地位。克林顿在其第二个任期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应为“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作准备。”1998年5／6月出版的《外交》发表的《第二个美国世纪》一文，也指出美国新经济加上美国传统文化及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金融市场，将在21世纪塑造出“第二个美国世纪”。为此，美国推出并实施了被称为“参与和扩展”的全球战略。
“参与和扩展”的全球战略实质就是维持美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竭力营造一个由美主导的国际安全格局。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其财政状况大大好转， 美国于是凭借财政盈余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投入。 1999年克林顿宣布1999财年国防预算将增加120亿美元， 6 年内共增加1000亿美元，这是美国冷战后首次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增加国防建设投入的目的是为其在全球保持霸权，实现美在国际安全中的领导地位作准备。1999年3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发动了对南联盟的单方面军事袭击，4月美国又推出了北约新战略概念， 这些都与美国新经济支撑下的全球战略有关，其实质是美国企图利用北约来应付全球化下的安全威胁，保持其在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由于高科技在这次美国经济增长中具有发动机的作用，美国政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技术官僚集团；同时由于在这次增长中跨国公司实力大大增强，因此技术官僚集团和跨国公司作为利益集团日益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技术官僚集团虽然意识形态色彩较少，但是保持美国高技术竞争优势的意识更强烈。它们主张防止高技术向中国转移，加大对军事高科技的投入等。1999年美国抛出《考克斯报告》，无端指责中国窃取美国军用核技术，实质上是阻止民用高科技向中国转移，保持美国在高科技中的垄断优势，从而保持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从本质上讲，美国外交是垄断资本输出和国际剥削政策的总代表，而跨国公司（包括跨国银行）则是这种输出和剥削政策的载体，两者根本上是一致的。由于在此次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并购浪潮再度掀起，跨国公司日益增多，占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跨国公司作为利益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趋于一致，相互借重，前者往往成为后者推行国际干涉、经济制裁和强权政治的工具。
总结全文，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与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美国对外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美国凭借经济实力的增强谋求世界霸主的意识也随之上升。由于在高科技和信息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美国仍能维持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并维持其霸权地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以“民主和人权”为借口，动用军事力量干涉别国内政和地区冲突的强权行为，很可能会更加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