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和中长期潜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生产论文,潜力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安全是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粮食供给和价格问题是影响CPI和城乡社会和谐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粮食生产和供给密切相关。近年来，国际市场粮食及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尤其是2008年上半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给危机，迅速转化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当今世界，影响粮食安全的不确定因素正在明显增加，对于粮食生产和供求平衡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因此，本文将基于历史回顾和未来趋势研究，分析我国中长期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揭示未来影响粮食增产的关键因素。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简略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在总体上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30477万吨，2007年达到50 160万吨，29年间共增加了64.6％，年均递增1.7％，连续跨越了40 000万吨和50 000万吨两个台阶。从1978年开始，用了6年的时间，实现了从30 000万吨向40 000万吨的飞跃，1984年达到40 730.5万吨。此后，又用了12年的时间，实现了从40 000万吨向50 000万吨的飞跃，1996年达到50 453.5万吨。自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比较明显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84年，为粮食产量持续大幅增长的阶段。在此6年期间，粮食产量增加了10254万吨，增长了33.6％，年均增长5.0％。除1980年的粮食产量较上年略有减少外，粮食产量连年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年均增产粮食1709万吨。
第二阶段为1984-1998年，①为粮食产量在周期性波动中逐步提高的阶段。在此14年间，粮食产量增加了10499万吨，增长了25.8％，年均增长1.7％。从1985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基本呈现“一年减、两年增、三年一轮”的周期性波动。每经过一个波动周期，粮食产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每个周期粮食产量的最低点，均较上一周期有明显提高。199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51229.5万吨，为迄今为止的最高值。在此阶段，粮食年均增产750万吨，仅及上一阶段的43.9％。
第三阶段为1998-2003年，为粮食连年减产的阶段，仅2002年的粮食产量较上年略有增加。到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为43069.5万吨，较1998年减少8160万吨，减少了15.9％，年均递减3.4％。尽管到2003年，全国玉米产量仅低于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4年，仍为历史较高水平；但同年全国粮食产量已经降低到199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稻谷和小麦产量分别降低到1982年和198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4621.1万吨，减幅达9.1％，减幅之大为历史罕见(见图1)。
第四阶段为2003-2008年，为历史上少有的粮食连年增产阶段。2003-2007年，全国粮食增产7090.5万吨，增长了16.5％，年均递增4.1％。在此期间，全国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略低于1978-1984年的持续大幅增长阶段，但却要比1984-1998年的在周期性波动中逐步提高的阶段快1倍以上。这一时期全国粮食年均增产1769.5万吨，增产幅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2008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实现了历史罕见的粮食连续5年增产。
二、不同阶段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
(一)粮食品种结构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按照我国现行统计口径，粮食包括谷物、薯类和豆类，谷物又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联合国粮农组织将谷物分为小麦、粗粮和稻谷三大类，粗粮包括玉米、大麦和高粱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的生产以谷物为主。1991年首次公布完整的谷物统计数据，在当年的全国粮食产量中，谷物产量占90.9％；其后这一比例一直在87％和91％之间波动。分品种看，稻谷始终是我国粮食的第一大品种，小麦和玉米产量一度不相上下，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多数年份的小麦产量超过玉米，成为我国粮食的第二大主要品种；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玉米产量已基本稳定地超过小麦，居于我国第二大粮食品种的地位(见图2)。尽管如此，1978-2007年29年间，玉米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远远大于稻谷和小麦，接近粮食产量总增量的1/2，成为我国粮食的第一大增产品种；小麦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略超过稻谷。小麦和稻谷的增产量分别略超过和略低于粮食产量总增量的1/4(见表1)。
图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及其主要品种产量的变化
(二)不同阶段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在此期间，粮食产量的持续大幅增长，完全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见表2)。1978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20 587.3千公顷，1984年减少到112 884千公顷，减幅达6.4％；粮食单产由1978年的每公顷2527.4千克，增加到1984年的3608.2千克，增加了42.8％。稻谷和玉米播种面积均有所减少，其增产完全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小麦和豆类的播种面积虽略有增加，但其增产分别有近98％和93％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薯类的单产虽然提高了17.8％，但由于播种面积减少了23.8％，导致总产减少了约10％。在此期间，单产和总产增长最快的均是小麦(见表3)。但由于稻谷基数最大，是支撑这一阶段粮食增产的第一大品种。稻谷、小麦、玉米的增产量分别约占粮食增产总量的2/5、1/3和1/6；豆类增产和薯类减产对粮食总产的影响较弱。由于稻谷和小麦主要用作口粮，这种粮食增产的品种结构，适应了当时主要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目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刺激了农民增加投入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是支撑这一阶段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如这一阶段的化肥施用量增长了近1倍，农村用电量和农机总动力分别增加了83.3％和65.9％(见表4)。改革开放前长期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了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也为这一阶段的粮食增产创造了条件。同期，全国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第二阶段(1984-1998年)：这一阶段粮食增产速度较此前有明显减小，但在总体上仍呈增长态势；粮食总产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在此期间，粮食单产从1984年的3608千克/公顷增加到1998年的4502千克/公顷，播种面积从112 884千公顷增加到113 787千公顷；粮食播种面积只增加了0.8％，粮食单产却提高了24.8％；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和播种面积的扩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分别为96.9％和3.1％。在此期间，玉米对粮食增产的作用迅速凸显，占到粮食增产总量的56.7％，逐步成为支撑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玉米增产量超过粮食增产总量的半壁江山。这与养殖业迅速发展导致的饲料需求快速增长有密切关系。小麦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略超过稻谷，但小麦和稻谷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均在20％上下。豆类和薯类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分别为9.8％和7.2％。有效灌溉面积的稳步扩大和化肥施用量的迅速增加，以及农机总动力、农村用电量、农药、农膜使用量等现代生产要素使用量的增加(见表4、表5)，有效支撑了粮食总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一时期，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也在波动中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说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对粮食增产的重要性已经迅速凸显。
分品种看，在此阶段，稻谷的增产完全是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播种面积减少了5.9％；小麦的播种面积略有增加，但小麦的增产主要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单产提高的贡献率超过97％。玉米、豆类和薯类的增产均是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的贡献率均在40％～60％之间(见表6)。
第三阶段(1998-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有了较大程度的减少，单产水平也有所降低，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98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3 787千公顷，2003年减少到99 410千公顷，减幅达12.6％；粮食单产也由1998年的4502.3千克/公顷，减少到2003年的4332.6千克/公顷，减少了3.8％。同期，除豆类产量增加了6.3％外，稻谷、小麦、玉米和薯类产量均有所减少。减产幅度最大的是稻谷，接近粮食减产总量的一半。小麦和玉米的减产量分别超过粮食减产总量的1/4和1/5。除小麦单产增加了6.7％、薯类单产增加了0.5％外，稻谷、玉米和豆类单产分别下降了4.8％、12.9％和3.8％。播种面积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小麦，减少了26.1％；其次是稻谷，播种面积下降了15.1％。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将传统的双季稻种植改为单季稻，直接导致了水稻播种面积的减少。粮食和稻谷总产的减少中，分别有约4/5和1/5是由播种面积减少和单产水平下降造成的。小麦和薯类减产完全是由播种面积的下降造成的；播种面积减少和单产水平下降，对玉米减产的贡献率分别为36％和64％；豆类增产主要是由播种面积增加造成的(见表6)。
在此期间，一方面，粮食及其主要品种的价格水平不断下降或长期低迷；另一方面，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地方财政负担越重，由此挫伤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增产粮食的积极性。因此，粮食播种面积下降、有效灌溉面积和化肥施用量的增长速度减缓。加之，由于长期疏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这一阶段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呈现在波动中明显扩大的态势。这是导致本阶段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平均每年的成灾面积达到30 546千公顷，尤其是减产幅度比较大的两个年份——2000年和2003年，全国粮食成灾面积分别达到34 374千公顷和32 516千公顷，是1978年以来成灾面积最大的两年(见表7)。
第四阶段(2003-2008年)：粮食连年增产，且主要粮食品种同步增产。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同时支撑着粮食总产的增加。粮食和小麦、玉米单产连创历史新高。2003-2007年，在粮食增产总量中，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的贡献分别约占62％和38％。玉米再度成为支撑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也再度超过半壁江山。稻谷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略超过小麦，稻谷和小麦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均占粮食增产总量的1/3上下，豆类和薯类的产量略有下降。以2003-2007年为例，分品种看，在稻谷增产总量中，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的贡献，分别约占57.6％和42.4％；小麦的增产主要表现在单产的提高上，单产提高的贡献率约占70％，玉米的情况与小麦相反，面积增加的贡献率达71.4％。豆类和薯类减产分别是由播种面积和单产下降造成的(见表6)。在此期间，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惠农政策密集出台并不断加大力度，有效地调动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投入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因此，这一时期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稳定增加，化肥、农药、农机等现代生产要素的使用量明显增加(见表4和表5)。在总体上较为良好的气候条件，也促进了这一阶段的粮食增产。同期，全国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在总体上仍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水平(见表7)。
(三)若干结论和启示。
基于前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1.单产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从表6可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期，我国粮食增产主要是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978-2007年，全国粮食共增产19683.8万吨，其中播种面积绝对减少，粮食增产完全是依靠单产的增加来实现的。
2.化肥施用量和其他物质投入的增加，对于单产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研究表明，粮食单产与化肥等其他物质的投入量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根据王祖力和肖海峰(2008)的研究，1978-2006年，在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中，分别有56.8％和22.9％是化肥与其他物质的增加所致，通常化肥施用量越多，单位面积产量就越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和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增施化肥对提高粮食单产的影响出现了边际递减的现象。化肥施用量的增加，推动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开始严重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②增施化肥所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3.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对粮食生产投入或粮食增产的决定作用已经显著增强。1998-2003年粮食产量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阶段粮食价格长期下降或低迷，导致化肥等投入的增速明显减缓。2003年以来，播种面积对粮食特别是稻谷增产的决定作用显著增强，同政府出台面向种粮农民的补贴政策，刺激了农民扩大粮食种植的积极性，也有很大关系。
4.尽管玉米已超过稻谷，成为支撑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但相对于其他品种，稻谷却更可能成为导致粮食减产的主要品种。如在1998-2003年的粮食连年减产阶段，稻谷减产量占粮食减产总量的46.6％，远远超过粮食增产阶段稻谷增产量占粮食增产总量的比重。
5.粮食增产已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的作用。如长期以来，小麦增产主要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甚至在1998-2003年的粮食减产阶段，小麦单产水平仍呈提高趋势。这与大力推广小麦优质高产品种和应用小麦增产技术，有密切关系。根据王祖力和肖海峰(2008)的研究，成灾面积增减对粮食产量增减的贡献率，1978-1998年为0.38％，1998-2003年为6.16％，2003-2006年进一步提高到9.89％。这从反面说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粮食增产的重要性。万宝瑞(2008)的研究表明，近几年，农业成灾率一直居高不下，2004年我国因自然灾害损失粮食305亿公斤，2005年达到345亿公斤，2006年增加到447亿公斤，2007年1～9月份就达到445亿公斤。目前国内重要病虫害已有100多种，现有条件只能监测15～20种。
三、我国未来粮食增产的潜力
(一)中低产田改造的潜力。
随着人口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今后我国的粮食需求总量将会持续增长。按照适当留有余地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达56 500万吨。届时即使我国可用于粮食生产的播种面积能在现有基础上保持不变，到2020年我国每公顷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粮食产量仍会由2007年的4748.32公斤提高到5348.45公斤，较2007年增加12.6％。况且，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从中长期趋势看，我国可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面积很可能不断减少。在此背景下，由于农业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不断提高，从中长期趋势看，粮食播种面积也很可能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要实现我国粮食的供求平衡，在主要依靠国内自给的前提下，增加粮食供给只能主要依靠提高单产来实现。因此，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努力把中低产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的高标准农田，对于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实现中长期的粮食供求平衡，具有重要意义。1988-2006年8年间，农业综合开发共改造中低产田4.96亿亩(3306.7万公顷)，项目区粮食亩产平均提高100～150公斤(每公顷1500～2250公斤)。③2007年，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粮食播种面积约占2/3。考虑到随着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单产的难度越来越大，按较为稳妥的估计，假设从现在到2020年，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可使每公顷中低产田提高单产1500公斤；按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12173.52万公顷、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中中低产田占2/3、现有耕地中2/3用于粮食种植计算，④则到2020年如能有1/2、即4057.5万公顷的中低产田获得改造，可使粮食增产4057.5万吨；如能有2/3、即5410万公顷的中低产田获得改造，可使粮食增产5410万吨；如使现有的中低产田全部获得改造，即改造中低产田8116万公顷，可使粮食增产8116万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加快中低产田改造”。从前文分析可见，今后，通过加快改造中低产田，在促进我国粮食增产上仍有很大潜力。
(二)技术进步的潜力。
1994年，莱斯特·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断言到21世纪初中国将从世界上大量进口粮食，甚至中国将使世界挨饿。但是，事实证明，中国不仅能够自己很好地养活自己，每年还有少量粮食出口。这与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的决定作用有很大关系。梁子谦和李小军(2006)的研究显示，影响我国粮食单产的主要因子是科技进步水平因子、物质投入因子、环境与气候因子和政策因子，对粮食单产提高的贡献率分别是34.72％、21.35％、19.76％和18.43％。1994-2007年的13年间，我国粮食单产提高了16.9％。但到2006年，水稻、玉米和大豆的平均单产分别仅及美国的81.4％、57.3％和56.3％。⑤如能进一步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建设的话，那么，从2008-2020年的13年间，我国粮食单产再增加17％应该是可能的。据此测算，如果我国粮食的播种面积保持不变，到2020年粮食增产8500万吨以上；届时，即使粮食播种面积在2007年基础上减少10％，仍能使粮食总产增加近2700万吨。
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⑥正在显著加快。这种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仅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新的载体，也使农业科技进步的空间不断拓展。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技术、防灾减灾保护性耕作技术、避灾技术和农业机械化技术，甚至农业产业链综合管理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应用，不同区域之间、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分工协作关系的完善等，都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如我国从2004年开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根据农业部的调查统计，开展测土配方施肥一般可使粮食每亩增产6％～10％。⑦2008年我国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7亿亩以上，约4670万公顷。到2020年前，如能将测土配方施肥面积再扩大1倍，再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提高，即可促进粮食增产3％～5％。又据有关方面的综合调查，我国农户产后储粮损失率约为8％～10％，个别地区抽样调查损失多的达20％以上。⑧如能通过粮食产后处理技术的推广应用，将粮食产后损失减少一半，即相当于每年增产粮食2000万～2500万吨，约占现有粮食产量的4％～5％。根据吉林省农科院的最新研究结果，玉米的极限产量潜力率为88.8％，近期争取的高产目标潜力率为43.5％；大豆的极限产量潜力率和近期争取的高产目标潜力率分别为51.7％和34.7％，稻谷分别为22.5％和16.6％。⑨可见，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今后我国粮食增产的技术潜力也是很大的。
如果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应用，到2020年前我国提高粮食单产的潜力更大。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今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尽管我国的粮食需求总量将会持续增长，但城乡居民的口粮消费总量将不增反减，我国粮食需求的增长将主要表现为工业用粮、特别是饲料粮的增长，甚至工业用粮中非食品加工用粮的比重也将不断增大。在此背景下，今后我国粮食需求的增长，将主要表现为玉米需求的增长；甚至在粮食需求的总增量中，玉米需求的增量将约占2/3以上，稻谷和小麦的需求将会稳中略降。适应未来粮食需求的变化，今后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将主要表现为玉米产量的增长，稻谷、小麦产量稳中略减，大豆和薯类产量也将有较快增加；并且玉米和大豆生产将会出现专用化不断深化的态势，食用、加工用和饲料玉米或大豆的专用化种植将是大势所趋。因此，考虑到未来部分粮食品种转基因技术的进展及其商业化条件的成熟，在加强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基础上，按照食用与非食用分开、食品加工用粮与工业用粮分开的原则，扩大抗虫、抗病、抗逆、增产型的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将是必然趋势。由此会进一步促进我国玉米和大豆产量的提高，进而推动粮食增产。
(三)粮食品种结构调整的潜力。
根据我国中长期粮食需求的增长趋势，按照主要依靠国内自给的原则，要实现粮食的供求平衡，稻谷和小麦的播种面积将会稳中有降、玉米、大豆和薯类播种面积将会稳中有升。由于玉米单产高于小麦，小麦播种面积的减少、玉米播种面积的增加，有利于粮食增产；但由于稻谷单产高于玉米，更远远高于大豆和薯类，稻谷播种面积的减少和大豆、薯类播种面积的增加，将不利于粮食增产。以2006年为例，稻谷单产高于玉米15.5％，小麦、大豆和薯类单产分别低于玉米单产15.6％、68.6％和36.4％。因此，通过品种结构调整，促进粮食增产的空间不大。当然，有人或许说，目前我国几乎每个省、市、区都有马铃薯种植。今后扩大马铃薯种植将是一个长期方向，目前马铃薯单产水平远远高于稻谷、小麦和玉米，因而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相对比重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但在现有粮食统计中，5公斤鲜薯按1公斤粮食计算，据此将马铃薯作为粮食计算的单产水平要大打折扣。2007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567万公顷，总产量接近8000多万吨，每公顷接近14.1吨，折合为粮食2.82吨/公顷，分别仅及稻谷、小麦、玉米和薯类平均单产的45.3％、62.0％、52.3％和82.2％，高于豆类单产66.6％。可见，即使今后扩大马铃薯种植，也难以对粮食单产和总产的提高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后备土地资源的增产潜力。
我国后备土地资源主要包括荒草地、沼泽地、滩涂、苇地，其中荒草地最多，滩涂居其次。2006年，全国宜农荒地3535万公顷，相当于当年耕地面积的27.2％。以吉林省为例，在该省西部地区，经国家有关部门测定和规划的后备耕地资源就有1000多万亩，通过有计划的开发利用，在今后5年内可望达到一定生产水平的基本农田255万亩。黑龙江省农业后备耕地资源面积479.3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0.5％。内蒙古自治区现有适宜耕地后备土地资源1967.58万公顷，其中多数具有较大的可开发潜力。2006年和2007年，全国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分别开发补充耕地36.7万公顷和19.58万公顷，分别超过当年的建设占用耕地42.0％和4.0％。此外，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阶段，人口和经济布局的集中化将是大势所趋。近年来，农村空心村、空心镇迅速增加的趋势已经形成。加强土地整理，将为通过复垦形成部分耕地提供越来越多的空间。可见，通过加强这些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粮食增产，在我国仍有较大空间。到2020年，如能通过现有土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利用，使20％的土地后备资源转化为耕地，按2007年粮食平均亩产的一半计算，即可增产粮食近1700万吨，超过未来粮食需求总增量的1/5～1/4。
四、未来制约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
(一)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约束日趋突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加快推进的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现代化的推进，农业和非农产业、农村和城市争夺耕地、水资源的竞争将会不断加剧。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创造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弱，在与非农产业和城市争夺耕地与水资源的竞争中，农业和农村的不利地位将会不断凸显，由此会导致粮食生产面临耕地减少、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2001-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由12761.58万公顷减少到12173.52万公顷，年均减少98.01万公顷。按此速度，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分别减少到11879.49万公顷(178 192万亩)和10899.39万公顷(163 491万亩)，到2010年就会突破耕地18亿亩的红线。200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之生态退耕已接近完成。因此，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将会有所放缓。2003年，全国耕地较上年净减少253.74万公顷，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减少80.03万公顷、36.16万公顷、30.7万公顷和4.07万公顷，从2004年以来的4年间年均减少37.7万公顷。今后，要长期维持耕地年均减少37.7万公顷的水平，需要我们在保护和节约耕地上作出艰苦不懈的努力。但即使按此速度，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也会分别减少到12060.42万公顷和11683.42万公顷，分别折合180906万亩和175251万亩。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到2020年，为实现粮食供求平衡需要单位耕地面积产量的提高率(见表8)。可见，即使按比较保守的耕地面积减少量，今后要提高粮食单产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主要依靠国内增产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可以说是短期无虑，长期堪忧。考虑到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劳动机会成本的提高，耕地的复种指数在总体上将呈下降趋势，今后提高粮食单产的压力将会更大。
除耕地减少外，今后我国粮食增产还将日益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困扰。我国是个水资源短缺、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今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非农产业用水，甚至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都将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近年来，每年我国农业仅灌区缺水就达300亿立方米(万宝瑞，2008)。今后，农业用水短缺的问题将会日趋突出。第一，我国耕地和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呈现严重的错位状态，往往是有水的地方耕地少、有耕地的地方水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耕地仅占全国的35％，而水资源却高达81％；长江流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5％，水资源仅为全国的19％。第二，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在粮食单产较高、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东南沿海地区，甚至长江沿岸、淮河沿岸地区，水污染问题日趋突出，导致这些地区农业发展面临日趋严重的污染性缺水问题。有些地方甚至因此被迫超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等严重的地质问题。在这些地区，今后如果不能在污染治理和产业节水、生活节水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农业的污染性缺水问题可能会日趋严重。上述两个特点，进一步加剧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制约。
(二)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低、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约束不断强化。
前文分析显示，在今后乃至中长期内，我国增加粮食产量仍有很大的资源和技术潜力。但是，这种潜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种粮和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农业的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对农民种粮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呈现明显的增加态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经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压力不断加大，农业经营效益较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有所下降，人工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成为推动农产品成本提高的三大主要因素。近年来面向种粮农民的补贴规模不断增加，但在总体上仍然远远不能弥补农产品成本上升所导致的利润损失。可以预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在中长期内，粮食生产成本仍将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如果粮食价格不能适度放开并有根本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必将逐步受到侵蚀，并最终妨碍粮食增产潜力向增产现实的转化。
(三)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力度能否有明显加大。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对促进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今后要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仍需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从前文分析可见，在中长期内，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科技进步和后备土地资源开发等途径，实现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都很大。但是，要将这些增产潜力转化为现实，必须以大力增加投入为支撑条件，其中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尤为关键。以中低产田改造为例，根据河南省农业部门的测算，今后几年如要实现每年500万吨的粮食增产目标，需要投入300亿元进行中低产田的改造。200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的平均亩投资标准，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乡村集体自筹资金、农民筹资和投劳折资，平原地区为630元，丘陵山区为820元，较2007年提高20％。⑩按平原区、丘陵区各半计算，到2020年，现有中低产田中如能有1/2或2/3得到改造，将分别需要投资4414亿元和5886亿元。按从2008年开始的13年平均，每年分别需要投资340亿元和452.7亿元。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对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的支持以粮食主产省为重点，要求地方配套的比例各省不一，多为0.5。据此计算，假设到2020年现有中低产田分别有1/2和2/3完成改造，那么今后每年分别需要投入227亿元和302亿元。2008年，尽管中央对中低产田改造的资金支持较以前有明显加大，但也仅127亿元。可见，要将中低产田改造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完全转化为现实，必须以显著加大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为前提。
此外，加强农业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更需要以大量增加投入为前提。但是，我国农业后备土地资源大多分布在西北干旱地区、青藏高原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开发利用难度较大，投资成本高，开发时间也更长，甚至还面临较大的土地潜在退化威胁。因此，加强农业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更需要以大量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为前提。
如前所述，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我国粮食增产面临耕地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困扰，也面临粮食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加大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黑龙江省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由于水利设施建设滞后，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该省粮食增产的关键因素之一。(11)通过前文分析的不同阶段影响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可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促进粮食增产的当务之急。我国中低产田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主要有北方旱作农业地区、黄淮海平原地区、三江平原地区、松辽平原地区、江南丘陵地区等。耕地后备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是西北干旱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在这些地区，要扩大粮食种植，都必须以加强农业水利设施或节水农业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为前提。水资源分布通常是夏秋多、冬春少，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在时间和季节上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要促进粮食增产，必须加强农业水利工程措施，增强粮食生产用地对水资源的可获性。
(四)支持粮食增产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要将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转化为现实，要缓解粮食增产面临的耕地、水资源短缺和成本上升的约束，甚至要确保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并为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建立有效的融资机制，都需要加快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如调查显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难以支撑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部分地方粮食品种更新换代慢，种植结构单一，影响单产水平的提高；大型农机作业推广应用水平不高，导致土壤质量下降等。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滞后，导致科技支撑粮食增产的长效机制尚待形成。要挖掘科技进步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必须加快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又比如，尽管从中长期的角度看，粮食增产将会面临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困扰，如通过发展节水农业，缓解粮食增产面临的水资源约束，仍有很大空间。目前，农业用水约占全社会用水的2/3，虽然农业用水每年短缺约300亿立方米，但农业用水效率低却是一个突出问题，目前我国的农业用水效率仅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发展节水农业，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固然离不开财政投入的增加，如加强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的力度；但也必须以加快相关制度创新为前提。要缓解粮食生产面临的耕地减少和成本上升的约束，也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粮食单产，减少单位产量的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此外，促进粮食增产，增强农民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般而言，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公共品属性，但却难以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源，甚至会不断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因此，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刺激地方政府增产粮食的积极性，就具有重要意义。这也离不开相关制度创新。
(五)发展粮食生产的风险能否得到有效的防范或化解。
我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抗灾减灾能力弱，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很大。以2003年为例，全年粮食产量较上年减少2636万吨，减幅达5.8％。灾害扩大对粮食减产的影响，超过播种面积减少的作用。与2002年相比，2003年，河南、安徽、江苏、黑龙江四省的粮食减产总量占全国的77.94％，其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增加量分别相当于全国的126.56％和130.06％，但其播种面积的减少量却仅占全国的8.62％；甚至与上年相比，2003年安徽省粮食减产19.9％，却是在其播种面积较上年增加1.07％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年该省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较上年增加223.30％和286.85％。近年来，极端天气灾害大面积、频繁发生，30年一遇、50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灾害每年要遇到好几次，甚至几十次。由此导致粮食生产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更为严重的是，从国际上看，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进一步增加，国际农产品乃至石油等相关产品价格的波动对我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显著加深，而国际粮食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正在显著增强；从国内来看，我国农产品市场已经进入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阶段，粮食价格大上快下的风险较以前有明显增加。因此，发展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也在显著扩大。这种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达到一定程度，都可能导致粮食生产能力的破坏，给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和维护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困难。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1.要实现我国粮食增产，只能主要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玉米已经越来越成为支撑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品种；相对于其他品种，稻谷的减产最容易发生。
2.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加快科技进步，促进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仍然很大。但通过品种结构调整促进我国粮食增产的空间不大。
3.中长期内我国粮食增产主要面临以下五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约束日趋突出；二是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低、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约束不断强化；三是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力度能否明显加大；四是支持粮食增产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五是发展粮食生产的风险能否得到有效的防范或化解。
4.为了充分挖掘我国粮食生产的中长期潜力，切实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必须显著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投入，加快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粮食生产方式的转变，增强农业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与此同时，鉴于经济效益和比较利益，对粮食生产投入和粮食增产的决定作用显著增强，为促进粮食增产，在继续增加农业补贴的同时，允许粮食价格有更大的上涨空间更为关键。
注释：
①本文中1984-1998年以1984年为基期，不包括1984年，依此类推。后文将不再说明。
②2002-2007年，3种粮食平均的每亩总成本由370.40元增加到481.06元，增加了110.66元；每亩化肥成本由57.27元增加到90.80元，增加了33.53元；每亩化肥费用的增量占每亩总成本增量的比重高达30.3％.
③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扶持方式问题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www.mof.gov.cn/caizhengbuzhuzhan，2008年9月14日。
④2007年，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约2/3为粮食播种面积。
⑤农业部课题组：《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
⑥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微观层面的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加快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开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二是产业层面的农业分工分业迅速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结构升级和农民增收的引领支撑作用迅速凸显；三是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集约化现象迅速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乃至组织成员的竞争合作关系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的决定因素。
⑦农业部官员：《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取得四方面成效》，新华网(www.news.cn)2008年4月1日。
⑧据国家粮食局的调查，每年我国仅农户储粮损失就达1500万～2000万吨，造成损失180亿～240亿元。粮食产后损失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全世界每年粮食霉变损失3％，虫害损失5％，合计8％(资料来源：董振国、王汝堂等，《我国农村粮食产后损失约8％～10％》，“三农在线”2006年10月16日)。据江苏太仓县2008年8月对4个行政村16个样本户2007年储粮损失的调查，农户在收割稻谷时的加权平均损失率为8.6％；农户储粮损失加权平均率为7.9％，其中鼠害、霉变、虫害损失率分别为4.8％、1.8％和1.3％(资料来源：太仓市粮食局，《太仓市农户稻谷储藏损失调查情况》，江苏粮网(www.jsgrain.com，2008年8月28日)。手工收获小麦、水稻的自然损失率一般为10％左右，而联合收割机的损失率仅为3％左右。根据计算，2007年小麦机收面积2.8亿亩，按全国小麦亩均产量297公斤计，全年可减少小麦损失约58.2亿公斤(路伟：《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载于《经济日报》2008年6月24日)。
⑨陈印军等：《中国谷物发展态势、展望与对策》，载于《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7期。
⑩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于编报200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计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www.mof.gov.cn/guojianongcunzonghekaifa，2008年9月16日。
(11)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郭建军、秦中春、董瑞芳等(2008)的调查，黑龙江省水利设施建设的突出问题是水利设施开发缺乏控制性工程，水资源调控能力低下。全省各类水库总蓄水能力只有85亿立方米，地表水截留能力不足20％，调控能力只有7％。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只占25％，大大低于全国40％的水平。全省易涝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的173多万公顷，增加到333多万公顷，严重年份春季内涝导致33多万公顷左右耕地种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