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视角下健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李元勋1李魁铭2
（1.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2.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首次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这一举措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格局。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尤为突出，乡村传统文化体系逐渐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趋势、乡村道德不同程度滑坡等问题亟待解决。破解乡村治理场域中的道德问题，需要结合具体实际，构建与时俱进的乡村文化体系、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关键词： 德治；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这是党中央首次在重大政治报告中针对乡村治理问题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是从源头上破解乡村治理问题的指南针，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格局提供了总揽性思路。针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挑战和困难，把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的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体系的范畴，充分发挥德治的融合、引导、教化等功能，有益于破解乡村治理中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和完善。
一、德治思想的历史演进
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朝，经过中国传统社会对德治思想的改造与整合，逐渐形成一套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基本的治国之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极为重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吸收传统道德精华，把共产主义道德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思 想。
（一）传统德治思想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强调以德为先
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德治是把道德与政治融合于一体的治理模式，它所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德治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提倡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② 胡文正：《论语类读》，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引导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原则。“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① 胡文正：《论语类读》，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他认为道德教化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为官者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孟子主张王道仁政，反对霸道暴政。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 程艳杰：《孟子选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 其“仁政”思想是对孔子德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先秦德治思想试图用道德规范来禁锢人们的思想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强调统治者的道德引领和示范作用。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儒家思想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正统。此后，德治思想被历代统治者视奉为最基本的治国之道。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且内涵丰富的治国方略和思想体系。
（二）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中国化的德治模式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特别重视用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在革命中不断探索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虽然在党的文献中没有出现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相关表述，但在实际宣传教育中，已经内在地涵盖了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某些内容与核心要义。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过程中，对广大党员干部道德教育的探索取得了重大发展。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等光辉著作，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做道德高尚的人。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 、阶级性)”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133页。 。“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133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对治国方略的思考研究与探索，逐步形成了以“德治”为主 、“法治”为辅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 略⑤ 戴木才、田海舰：《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历程》，《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2009年第4期。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以德治国方略，强调法治
在改革开放新的时代背景下，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重视共产主义道德建设的治国传统，对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最终确立了“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这既是对十年“文革”教训的反思，又是对共产主义道德认识深化的高度概括，把对共产主义道德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江泽民为以德治国方略的确立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进入21世纪，各种问题凸显出来，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风气令人担忧等，这些问题仅依靠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不足以全面彻底的解决，必须借助道德规范来巩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传统德治思想进行了扬弃，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首次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在2001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要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⑦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德治国、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治国方略，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更加成熟、更加完善。胡锦涛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基本治国方略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他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和发展”①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0页。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极大地推进了以德治国方略在实践中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
（四）德治：新时代观察与应对乡村治理挑战的新视角和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挑战、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他强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133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133页。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德治是法治基础上的德治，是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治理体系。乡村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国家的基因自然天成于乡村”④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因此，以德治国方略必须落实在以德治村这个微观层面上。20世纪末，中国全面推行村民自治，乡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政权力量从乡村部分退出，虽然村民自治已经走上法治化的轨道，但发育不太完善，需要引入德治来弥补法治不足所造成的治理上的真空，以德治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国家治理基石的乡村治理，仅仅依赖于法治不足以有效地推进，基础不牢就无法全面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德治嵌入乡村治理的范畴，并成为新时代观察与应对乡村治理挑战的新视角和着力点，以德治为抓手推进乡村治理，有益于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机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演变，并不断调整和改变渗透与演变的方式方法，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广大乡村进行渗透。1999年，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向美国政府建议，和平演变中国的第一步就是使中国意识形态西方化③ 张青磊：《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再思考——以国内安全学为视角》，《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极其隐蔽的环境下展开的，这使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暗流涌动中更加复杂、尖锐激烈。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十条诫令》，强调从中国青年入手，破坏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第1条就明确规定，要用物质引诱和败坏中国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等④ 张青磊：《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再思考——以国内安全学为视角》，《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西方的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传入国内，在一些乡村散播开来，导致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复杂严峻的状况。此外，西方国家利用“宗教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宗教化”的手段实施文化入侵，推行文化霸权，严重干扰了乡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德治困境与挑战
2.人际关系淡漠，乡村美德逐渐被消磨
（一）乡村传统文化体系逐渐消融解体
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乡村青壮年外出务工，造成许多农村规模缩小，传承者力量渐弱。乡村传统文化体系不断地被削弱腐蚀、消融解体，乡村现代文化体系的构建滞后于时代变迁，致使乡村传统文化领域出现真空状态。
1.村落数量减少，乡村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减 退
温度升高，北极的降雨会比降雪更频繁，雨到达极地表面后会形成较硬的冰层覆盖在地表，这大大增加了驯鹿寻找食物的难度，会让它们饿肚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乡村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务工，致使我国传统村落不断减少。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人口从不足1.7亿人发展到2017年的8.1亿多人，增加了6亿多，部分村庄正处于湮灭的边缘。据统计，我国自然村落在2000年时共有360万个，2010年锐减至270万个，到2015年仅剩下260万个，其中前10年消失了90万个，后5年数量下降了10万个⑤ 刘淑兰：《文化自信视阈下乡愁重构的困境及制度设计》，《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 。随着村落数量的减少、劳动力的缺乏以及人才的外流使村落的生命力不断减退，数千年来形成的乡村传统文化的根基被慢慢改变，传统文化赖以传承的物质载体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曾经令人眷恋的乡村成了“空心村”，出现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并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2018年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比2016年增加481万人，增长1.7%。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6%，女性占34.4%。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乡村村落明显的“中空化”，乡村文化的传承者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并日益减少，甚至面临着无人传承的局面和断层的危险。
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极端思潮影响，商品交易规则裹挟了乡村道德规范。几年前出现的三鹿奶粉案、好心扶老人反被告上法庭、地沟油案件等不胜枚举，这些案件折射出社会道德的滑坡、传统美德不同程度丢失。人际交往“商品”化、“利益”化，为了“利益”和“好处”，道德感、羞耻感、荣辱感正在逐渐褪去③ 邹海霞：《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德治建构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诚实守信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市场经济“趋利性”的原则导致部分人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异。比如，在农产品交易中，缺斤少两、以次充好、制假贩假等现象频发。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走向“利益人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混乱。如今有些乡村虽不再是晏阳初笔下单纯的“贫、愚、弱、私”，但社风、民风、家风等还是不同于以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④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2. 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构建新时代乡村文化体系
（二）乡村主流意识形态分散化
乡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非法宗教、邪教组织腐蚀民众的干扰；面临西方国家对我国乡村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实施文化入侵的挑战；受宣传队伍匮乏和宣传阵地萎缩的影响，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切实发挥，不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
我们提倡高中阶段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高校英语教学法衔接互动，其基本理念就是，运用国内外外语教学的先进理论和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的目标内容指导学生；通过大量的教师职前训练和实践，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论水平和教学实践能力；为各类学校培养合格的英语教师。[4]其主要特色就在于：
女性妊娠与分娩的这段时间里，是家庭变故的高发期，性生活的缺失，激素水平的变化，令女性的情绪容易波动，如果再有其它因素的影响，家庭矛盾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遭遇情绪抑郁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1.非法宗教、邪教组织腐蚀民众，干扰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传播
综上所述，退耕还林工程对于生态建设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人类的生产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所以，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视和实践，是建设一个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和关键。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还要更加积极的开展退耕还林工程，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乡村振兴农技展上，来自国内和海外的展商将集中展示各自在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初级加工、存储、物流，以及农产品电商等，贯穿一二三产业全流程，多领域的设备、技术以及服务；来自国家级先进农业示范区，研究、规划、设计机构，以及行业龙头企业的参展商，也将通过形式多样的展示，把代表国内乃至国际先进水平的乡村振兴规划设计、三产融合解决方案等成功案例呈现于所有行业专业观众眼前。
2.西方国家对我国乡村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实施文化入侵
传统媒体的盈利主要在于收视率和广告宣传，新媒体融合形势下，要善于整合不同的营销渠道，包括广告的宣传模式、相关产品的推介等，都要采用全新的模式。目前，微信的广告宣传采用植入软广告的方式，宣传内容设置专门的文章，有很强的代入情境。借助网红的个人影响力，对媒体的宣传形成名流效应。对于营销策略的整合，还在于与多家媒体的通力合作，双方信息的共享，降低信息获得的成本，促进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借助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媒体传播方式，促进传媒业的变革。
我国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切实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据统计，我国现有宗教信徒超过一亿人，其中乡村信教人数约占总信教人数的80%，构成了我国信教群众的主体② 刘颖、杨云：《我国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然而，一些非法宗教、邪教组织披着合法宗教的外衣，污染民众的精神世界，使一些思想觉悟低下、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不愿意甚至拒绝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教育。20世纪末，邪教组织“法轮功”打着宗教的旗号对部分地区尤其是广大乡村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腐蚀民众，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抗党和政府。“法轮功”事件就是借助合法宗教的外衣对民众进行精神侵蚀的典型案例，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的传播。
3.基层党组织工作方法不当，对乡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够重视
在现实中，由于文化程度偏低、思想认识不到位等主客观因素，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组织生活不正常，对日常的群众教育疏于管理，主要工作任务仅限于完成当地的经济发展指标，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缺乏足够的重视，无法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宣传，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向心力、凝聚力不强，甚至将乡村舆论宣传阵地拱手相让，致使我国乡村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十分薄弱① 刘淑兰：《文化自信视阈下乡愁重构的困境及制度设计》，《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 。例如富有鼓舞性的一句话“一切向前看”，硬是被乡村民众曲解为“一切向钱看”，从侧面反映出乡村民众对理论认识的不足。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诈骗村”等群体性的违法犯罪现象，更是反映出基层党组织在对乡村事务的管理和群众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上存在重大纰漏② 杨群红：《农村基层党建难题破解之道》，《人民论坛》，2010年第26期。 。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也给传播主流价值观带来不小挑战，面对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人们可以选择的自主权增强，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凝聚 力。
（三）乡村道德不同程度滑坡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诚实守信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市场经济“趋利性”的原则导致部分人的价值取向异化，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责任等，人际关系变得冷漠。
1.诚实守信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价值取向出现混乱
2.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乡村现代文化体系构建滞后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号角，“三农”问题站在了历史新起点上。乡村振兴战略正迈开大步，全面铺开，作为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治理也随之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越向纵深发展，乡村治理面临的新老问题和矛盾就越是交织叠加，推进乡村治理的难度就越大，面临的挑战就更艰巨。目前，乡村治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不少难题亟待破解，尤其是乡村德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更为突出和严峻。
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诚信、责任等，人际关系变得冷漠。除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其他的事基本上遵循一个原则：即做某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或获得什么利益？乡村社会的有些群体和个人“势利”、钻到钱眼里了；过去人们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拥有能量强大的亲戚、朋友、邻居等社会关系网的帮助，现在则需要借助利益或好处才能请人家来帮忙等。很多亲人之间为了财产等利益分配翻脸甚至大打出手，以致酿出刑事案件。子女相互推脱不赡养老人，更别提“亲兄弟，关起门来是一家人”了；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等传统美德不同程度地丢失。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在一些比较富裕的乡村，炫耀、攀比、跟风等错误的消费观滋生，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盛行。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农民投机取巧，甚至铤而走险，不惜一切手段来获取利益，偷盗、赌博等不良现象屡禁不止，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逐渐被消磨。同时，互联网信息化也加速了人际关系的淡漠和道德责任的异化，基本道德规范受“利益优先”冲击严重，有悖于伦理道德的事件时有发生。
三、新时代加强乡村德治的路径探索
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部署出发，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来。针对目前乡村德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需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引入德治视角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凸显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德治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结合具体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因地制宜地推进，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一）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构建与时俱进的乡村文化体系
1.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民心和道德引领的核心作用
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舵手。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力量和治理体系的中心。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党的基层组织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既是党凝聚民心和引领发展的核心，又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和实践者，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领导村民自治的核心力量，它一边连接国家权力，一边连接人民群众，是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充分发挥的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以推动自治为核心、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以伦理道德规范为准则，移风振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形成潜移默化的“软治理”。因此，一方面必须坚持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毫不动摇，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夯实党在农村基层执政的组织基础，在建设与时俱进的乡村文化体系中发挥引领功能，确保党的德治建设方针在广大乡村得到贯彻落实。另一方面要抓住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切实发挥其核心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41页。 。作为具体执行乡村治理的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地执行涉及“三农”的各项改革举措，发挥模范先锋作用，才能有效地推进乡村治理。
在现代文明和内生于现代文明的城市文化冲击下，我国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乡村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导致“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及秩序危机”① 江立华：《乡村文化的衰落与留守儿童的困境》，《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 。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人口的频繁流动促使乡村阶层的急剧分化和乡村价值观、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样化。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血缘、宗族、家族、伦理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化体系逐步消融解体，传统文化共识、传统价值观、历史积淀的价值取向不断被削弱腐蚀，使其破碎化、边缘化，乡村传统文化与其根基断裂甚至消失。乡村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式微，与时俱进的乡村现代文化体系未能及时构建，使之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步履，导致乡村传统文化领域出现真空状态。
KS值为TPR与FPR之差的最大值，KS值可以反映模型的最优区分效果，此时所取的阈值一般作为定义好坏正负类的最优阈值。计算公式如式(7)。
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是民族的血液和灵魂，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力量的桥梁和纽带，这足以见得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鉴于当前乡村文化出现代际割裂与断层的现实，乡村德治建设要一如既往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蕴含的人文精神和现代价值，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广大民众在接受优秀传统文化中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崇德尚法、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等良好社会风俗成为人们内在精神需求和价值追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促进乡土乡风文明建设，特别要树立好宣传好新乡贤典型，用榜样的力量激发人们在道德规范的轨道上身体力行、奋力前进；用美德的感召力和向心力带动人们和睦相处、与人为善，在乡村社会形成崇德向善、德行天下的浓厚美德氛围② 朱娅：《构建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体系》，《学习时报》，2018年3月5日。 。在广大乡村通过开展道德大讲堂和“最美大家庭”“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和“好媳妇”等多种形式的道德评选评议活动，弘扬真善美，让乡风民风美起来、浓起来、淳起来。
比特币、众多山寨币和一些无币区块链项目大都会坚持使用P2P网络，这其实是去中心化的物理基础。我们知道纯粹的P2P网络是没有服务器角色的，每个节点既是服务器又是客户端，彼此地位均等。这种地位均等与设备的计算能力、网络带宽等无关。
（二）坚持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牢牢掌控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
1.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远流长，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淬炼，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41页。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大力打击封建迷信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适应。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为扎实推进“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服务，切实加强对自媒体的监管，不允许负能量的因素干扰党和政府在乡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
2.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
我们在田里对话就像家中一般平常，几乎忘记是站在庞大的雨阵中，母亲大概是看到我愣头愣脑的样子，笑了，说：“打在头上会痛吧！”然后顺手割下一片最大的芋叶，让我撑着，芋叶遮不住西北雨，却可以暂时挡住雨的疼痛。
牢牢掌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乡村的领导权，就要毫不动摇地巩固作为核心价值观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广大农民群众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状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开展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文艺文体活动，力争在每个村庄建设一个文化大舞台，以利于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乡村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乡村治理中的道德教化功能，充分发挥其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作用。
（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夯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极其庞大持久而又复杂的工程。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把人的需要概括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乡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首先要解决好广大农民的生存需要，只有解决好基本的生存问题才有可能去考虑精神层面的需求。马克思强调：“人民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它的物质利益有关”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8页。 。农民只有得到物质的保障，获得生存需要的满足，才能去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必须大力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夯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可见理论宣传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强化理论宣传，理论宣传是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首要任务和基础，只有理论宣传做到位，农民才能够认同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价值观的传承具有一定的代际传播性。因此，要大力发展乡村基础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切实发挥核心价值观道德引领和塑造整合功能
(3)道路两边成对出现横缝，且大多数贯通路幅的横缝在路边的缝宽比路中间的大；推测是先成对出现道路两边的横缝，然后逐渐发展搭接形成贯通路幅的横缝。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主体和灵魂的核心价值观，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社会思潮具有极其强大的道德引领和塑造整合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页。 。从宏观方面来说，在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社会意识形态趋于复杂化的形势下，需要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强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从微观方面来说，在广大乡村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运用润物无声和柔风细雨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融入乡村德治中，使之成为民众的行为习惯，并一以贯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有丰富的底蕴和内涵，应该采用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其由抽象变为具体。坚持“贴近农村生活、贴近农民实际”的原则，充分利用一切农村思想文化阵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宣传普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从内心深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使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真正内化为农民的自觉意识，大力营造崇尚真善美、反对假丑恶的良好风尚。
四、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新时代乡村治理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更高要求。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基层民主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体系，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也有益于突出德治的作用和功能。因此，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着力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
Some Reflection on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Rule of Virtue Perspective
LI Yuan-xun1 LI Kui-ming2
（1.Graduate School，C.P.C Party School，Beijing 100091 ；2.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 Xinjiang 830017）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rural governance that combines rural autonomy，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incorporate the rule of virtue into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rural governance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especially the moral problems，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traditional cultural system，and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deology，among many others. To solve the moral problems，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rural cultural system that fits the current rural situation，with the times. We must firmly control the leadership and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y, and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rule of virtue.
Key Words: The Rule of Virtue；Rural Governance；Rural Revit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19）02-0070-08
收稿日期： 2018-09-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研究”（18BSH0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元勋，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李魁铭，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周普元]
[责任校对：刘 成]
标签：德治论文; 乡村治理论文; 乡村振兴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论文; 新疆师范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