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巨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1)01-0008-09
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代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次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常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借用这句话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也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和更加复杂多变、激烈坎坷的社会震荡，同样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出现了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璀璨群星。其中，鲁迅和郭沫若应属当之无愧的文化巨人。对于以鲁迅与郭沫若为代表的这一文化星群，需要从时代变革的全局，从巨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个人思维能力、文化性格、思想遗产、成就业绩形成的全过程着眼，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给予恰当的文化史定位。郭沫若是生活在20世纪的转型期，既对时代作出过巨大贡献，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时代和环境所局限的历史人物，尤其需要采用这种论其世而知其人的方法，观照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全局，研究他在这一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才是知其全人。否则，就容易出现迷误，甚至对全人的歪曲和否定。笔者拟就上述问题略申浅见，求正于方家。
一
回眸百年，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政治上，这是中国由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革命的突变。在经济上，这是由积贫积弱转向复兴繁荣，向近代化、现代化转换的历程。在思想文化上，是围绕现代化转换这一课题而展开的长期的新旧思想之争。这些进程，特别是其中最本质的进程，即从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到创建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转换进程，对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最突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新与旧之争、封闭与开放之争、保守复古化与现代化转换之争。从19世纪末算起，到20世纪初，以西学的引进为导因，带来了旧国学的式微与新国学的突起。清末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可以说是旧国学最后一位经学大师。王国维用西方科学方法改造过的国学则是新国学的代表。其中，他以综合比较考证为特征的二重证据研究法，尤其显示着新国学的光辉。这一时期新旧之争，主要还局限在传统之学的内部。上述两种思潮对郭沫若都有深刻的影响。郭沫若是廖平的弟子帅平均、黄经华的学生，后又最服膺于王国维能冲出旧学的城垒，因而国学的新旧两派对郭氏一生的学术研究都发生过重要的作用。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与旧之争的内涵已衍变为中学与西学的直接碰撞、冲突和互相融汇。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集中在对传统思想文化如何对待，怎样使之向现代化转换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借助新旧冲突的大舞台，作出了“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充分表演，占有了当时思想文化界一席独特之地。
到大革命失败后及至3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挑明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道路问题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否适合于中国国情，成为论战的中心。站在否定方面的是反共营垒的陶希圣等人，而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写中国历史的则首推郭沫若。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社会史的论战，但他以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实践，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真理。当时他就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历史唯物论）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他身体力行，筚路蓝缕，成为中国史学唯物史观派的开拓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到40年代，围绕“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斗争，郭沫若强调和发挥他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观，站在思想文化争论的前列，成为“箭垛子”式的人物。那时，既有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几部爱国历史戏剧的攻击，也有革命营垒内部关于孔子思想和墨家思想的论争，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论争。在这些论争中，润泽培育出以郭沫若为主将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队伍，占据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建国以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从50年代至7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新旧之争出现新的情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确立了领导地位，同时与主流文化并存的还有多种多样的非主流文化，它们都显现出其存在的不同价值和作用。社会主义文化的勃兴和巨大成绩触目可见，“双百方针”的提出也促使科学文化的若干领域出现“百花齐放”的绚丽花朵。但另一方面，由于左的干扰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非主流文化日益受到压抑，遭致弱化，主流文化也出现越来越封闭、现代化转换越来越困难的趋势。到“文革”期间，这种左的倾向达到了极致，体现非主流文化的各种学术固然受到攻击和排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学术文化也受到压制和打击，先进文化被封杀、被摧残，假“无产阶级”之名一花独放的反而是反文化和伪学术。在建国后的历史时期，郭沫若可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陈寅恪可作为非马克思主义、非主流文化的代表，他们本应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都可以闪耀出不同认识观的光辉，既可以有各自的学术指归，又可以在前进方向上取得某些共识。但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都有着为时代扭曲的深刻烙印和沉重的经验教训。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们仍然各自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文革”中倒行逆施的抗争。
郭沫若有幸目睹了“四人帮”的垮台，以病弱之躯发出了呼唤“科学的春天”的时代强音。但遗憾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时代，郭老却来不及触扪就逝世了。如果天假以年，相信郭老在改革开放时代一定会顺利地站在文化的现代化转换的前列。
从上述郭老一生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结合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变迁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看出下列一些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和郭老对这些课题的深刻思考：
（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转换，是20世纪新旧思想文化激荡冲突和争论的主题。对这一主题的回答有各种方案，郭沫若关于“把马克思请进文庙”的主张，虽然自称笔墨带有游戏性质，但其实有严肃的内容，所表现出的思想深度和锐敏性，居于当时同代人的前列。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在传统已经荒芜、故园风雨如磐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四川出了个“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把传统这座七宝楼台淋漓痛快地拆了个七零八碎。人们跌跌撞撞地把眼光转向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尼采哲学和柏格森思想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企图在否定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在西方文化里找到新的精神家园。当时的西化派就简单化地否定传统文化，主张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只有走“全盘西化”之路。而当时的国粹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药方则是全盘肯定和抬高传统文化，主张用东方文化去拯救世界文化，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的路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之路。巴黎和会撕去了“公理战胜强权”的面纱，人们失望地发现，对西方政治理念的依恋和价值观的无条件皈依是十分虚幻和可疑的，而固守传统，一成不变，走复古之路，也不是明智的办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上述两种倾向都是不同意的。李大钊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主张仿效苏俄，为中国社会改造另辟一条新路。郭沫若在1923年也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道路。”同时，他基于吞吐中西的世界文化观，以游戏笔墨申述严肃内容，主张“把马克思请进文庙”，让孔夫子和马克思对话。他认为孔子的大同思想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相通的，并一一加以对照，比较其共同点，以此作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契合的基础。显然，马克思和孔子的学说，各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在出发点、内涵等方面都有本质的不同，一一比照其共同点，难勉牵强附会之处，有不少误读的地方。但就其实质看，这个二者契合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采取辩证否定的态度，对传统文化加以扬弃，应当说不失为五四以后回归传统潮流中的一种清醒认识。既然马克思学说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契合点，就回答了那种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郭沫若的主张反映了一批初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以与孔子的大同理想和儒学思维定势相契合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把马克思请进文庙”，无非是动员知识文化界在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的一种形象说法。
郭沫若这一主张在当时同代人中确实有其思想深度，代表着当时掌握先进文化的代表人物一种前进性、创造性的思考，可以说是对传统的现代化转型指出了可行的路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借鉴的意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走着之字形的道路。我们在否定传统与肯定传统中来来回回走了80年，这才发现，无论是五四时的人们，还是现在的我们，当你努力清算传统文化的时候，传统文化却以其深厚积淀和巨大潜力影响甚至左右着你的思维定势和研究趋向。当你努力批判传统的时候，传统又以自己悠长的灵性和活力潜入你的思想，不断为你的文化个性提供魅力和养料。而这正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既然谁也无力和无法摆脱与抛弃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反过来就应该认识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不过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面向未来的文化延伸。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继续做五四以来人们未能做完的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点、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工作，研究和认识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继往开来，怎样提供丰富的智慧经验和深刻的精神动力，怎样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怎样为世界文化作出新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郭沫若一生为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不懈从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和方法，确实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在封闭的体系中，还是在开放体系中来实现？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融汇中推进，还是固守文化保守主义的樊篱？这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需要解决的又一课题。郭沫若以其鲜明而清醒的开放意识和吸收融汇东西方文化而形成的独具魅力的文化个性，对这一课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胡绳同志曾指出，郭老“始终保持鲜明而清醒的开放意识”是“他成为一代文化巨人至关重要的一点”。开放意识也就是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汇的意识，是自觉吸纳新潮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养料的意识，是对传统文化继承和超越与对西方文化吸纳和转化的意识。这二种有关开放性的意识，在郭沫若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也是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的优越条件。郭沫若从一开始就不是保守的国粹主义者，也不是过激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渴求变革，但从未将变革解释成全盘西化。他热爱传统，但从未向隅固守。他始终具有开放的心态和东西方文化吞吐互补，容纳百川的气概。早在20年代，他就说过：“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这种热情奔放的开放思想和求新创造的开放能力，正是郭老成就为百科全书式的开放性的球型天才的必要条件。
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与同时代人相比，郭沫若在接受马克思学说上较早较易，在历史唯物论的运用上较早做出成绩，这是否与他善于容纳互补东西方文化的开放意识和“凡是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都应当赶快接受”的开放思想有关？例如，鲁迅是经历了苦闷、彷徨和艰苦的求索才终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郭沫若就要更快更顺当些。又如蔡和森在20年AI写作的《社会进化史》，基本上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简化和翻译，中国化的东西较少。郭沫若晚几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自觉运用恩格斯“起源论”研究中国古史，以弥补恩格斯的“起源论”没有中国记载的遗憾。后者比前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无疑前进了一大步，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他具备的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底和文化开放的胸襟和眼光。
（三）早在20世纪开头，中国思想文化界就涌现出多元竞争的活跃局面。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化力量为争取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作了不懈的斗争。两极对抗成为那个时代文化领域的突出特征。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已居于主流地位，两极对抗的格局本来应该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多元文化交流对话、协调发展的格局转变，但因为政治上“左”的干扰等种种原因，这一转变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指示着前进方向，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格局。
在整个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始终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郭沫若在五四以后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参与了党在思想文化界斗争的全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为争取确立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流地位摇旗呐喊和不懈斗争，他是反对文化围剿的旗手之一，是冲锋陷阵的战将，是用“有东西”打“无东西”（反驳胡适语），通过对旧学的深邃研究和批判来为马克思主义占领学术文化阵地的主将。在建国后，他为促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呈现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尽过主观的努力，对社会主义的学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他也受过“左”的影响，也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的处理上出现过失误，但这些失误“都是在我们党和毛主席犯错误时所犯的”，不能因这些失误而抹煞他对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贡献，无视他对执行党的“双百方针”的热忱。
对郭沫若在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居于何等地位、起了多大作用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认为，总的来看，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主将之一的独特地位，是无庸置疑的。郭沫若是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与时俱进的人物，是在多样化文化思潮相互碰撞、冲突和交融的背景下，长期站在主导地位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和文化活动的人物。人类文化薪火相传，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蔚为大观，它们的代表人物都为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添加了或多或少的薪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承认。衡量文化代表人物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应看他对文化发展和积累作出了多大贡献，看他在多样化的文态环境中添加了多少创新性因素。我们承认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固有国学加以创新，从事不中不外、不古不今之学所作的开拓性贡献：承认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研究方法的更新，承认他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贡献。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不承认郭沫若立志写“起源论”在中国的续编，对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贡献，以及他对学术文化多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再深入一层看，不同的文化代表人物推动历史和文化前进的作用有主有次，不能不说郭沫若作为20世纪先进和文化的代表之一，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开拓，为先进文化别开生面，是一位贡献更大的人物。
二
五四以来民族文化革新和创造的过程，实际上涵容了对过往社会的清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建设、对世界文化史的民族贡献这样“破”和“立”两个方面。五四以来，能在上述清算、批判和建设、贡献两方面都做出重大建树的人不多，能像郭老那样在学术文化的多重领域都做出开拓性、奠基性贡献的学者则更少；至于像郭老那样文史兼通，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民族文化深厚根底和西方文化的丰赡基础，能在现代学术文化发展史上起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发挥重大影响的人物，就更加罕见其匹了。对于这样的文化巨匠，怎样看待他的成就，怎样评价他的是非功过，自然引起后人瞩目和关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会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可以从容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尽量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明显带有政治偏见的攻讦和谩骂，如说郭“没有学术良心，没有真正的学术素养”，这就简直信口雌黄了。毕竟客观真实是公正的裁判，再多的谎言也掩盖不了客观真实。这种本不值得一驳的言论，倒提醒我们对郭老与20世纪思想学术文化的关系，对郭老学术文化的成就及思想遗产、智慧经验，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以事实服人，以理智服人。过去，许多学者曾从文、史、哲诸方面，或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对郭老的学术成就作出过评价，这里拟从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历程的纵的角度，着重分析郭老在他丰硕的学术文化成果中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品格。
（一）郭老学术文化研究的众多成果体现了20世纪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闻一多曾称赞郭沫若：“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是完全的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20世纪时代精神的核心。五四新文化运动揭示的“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呼唤的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当此世纪之交，人类文化的转型和重构，仍然面临着如何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进一步契合和统一的问题。不少西方学者以为欧美在经历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失落后，现在要以“第三种价值观”——儒家学说来拯救衰退中的欧美文化。他们主张以西方的科学主义与东方的人文主义互补互融，这似乎回应着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
郭沫若在五四文化论争中，既不赞成否定西方的科学文明、物质文明，也不赞成否定东方固有的人文精神，而提出了“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的主张。在二、三十年代的著述中，他对东方文化精神和欧西科学文明的结合作了独到的阐述和分层次的剖析：一是他将西方的科学文明、物质文明的价值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严加区别，认为“科学不仅不会在西方破产，我们还要望它来救济东方呢。”二是取儒家动的精神，入世的精神，作为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换的契合点和内核。他一再不同意东方文化为“静”，西方文化为“动”的观点，认为应该打破东西方文化地域界限来区分文化性质：印度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属于静态的出世文化；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属于动态的入世文化。希腊文化精神是近代科学文明之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这种动的进取精神也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化之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三是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精神。他认为传统文化不仅固有人文关怀，而且从先秦时期起就有从自然科学发轫的科学文明，直到明代以前，人文与科学的结合还创造出东方文明的惊人成就，明清以后才生变异和衰变；就是纯粹的人文著作里，也可以涵容科学精神，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既传史，又传神，就是二者精神的内在结合，并成为我国文史的传统。虽然这些观点容或有不够全面和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对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是否估计偏高？对西方人文主义特别是它的民主精神是否应更加重视开掘？但他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的见解，以及重视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的分析态度，至今仍对我们观察世界文化走向和趋势富有教益和启示。
（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转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也是郭老学术文化成就的主要特点。
郭老既精通传统文化，又熟稔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的根底使他很轻松地就把先秦的全部资料几乎翻剿了个遍。而对西方文化的精熟，据秦川同志统计，郭老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较大影响的西方学说，以国家而论有十几个，以作家、艺术家、哲学家而言不下百人。这样广泛而深刻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形成郭老对传统文化研究的现代化转换的基础。可以说，难得有几个人能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如此紧密地水乳交融地会通和合在一起，而这正是郭老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
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传统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很大的超越。他对先秦社会与思想的研究，就既是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工程，又是探求和构筑新史学科学体系的工程。郭老对传统文化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他能根据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的需要，选择西方文化的最高科学成就——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来作为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作为民族文化更新的途径，并且从青年时代作出这种选择起，这一方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是他成为现代学术文化巨匠的根本保证。同时，郭沫若既是一个热爱和尊重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人，又是一个善于广泛吸纳和转化西学精华的人。他曾把巴比伦文化中星象学的知识运用于甲骨文研究，他对进化论、生命哲学、泛神论、相对论、条件反射及弗洛伊德心理学、欧洲自然主义等均作过研究和改造。西学的思想资源经过他的分析、综合、改造、制作，便带上了中国特色；而中国的传统“国学”经过他的批判继承，也就是扬弃之后，便被赋予了现代的气质。不土不洋，亦土亦洋，这就是郭沫若学术文化研究的特质。
（三）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的学术文化思想，把人民放在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为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立论和评价的客观标准，开辟了新的道路。
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根据列宁关于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它大略可划分为全社会全民族可以接受的文化心理和伦理规范的一面，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所支配的文化形态的另一面，两面分别凸显出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阶级性。郭老是典型的尊孔派，其尊孔一生没有变，这实质上是对儒家思想所表现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特征和民本因素的肯定，即肯定传统文化精神具有民族性、人文性的一面。他从儒家思想中提炼出“人民本位”思想，又加以新的阐释，运用于学术文化研究。对于传统文化表达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郭老也用“人民本位”来作为判断标准。他认为“批评古人，同法官断狱一样”，“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就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郭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为某些杰出的统治阶级人物翻案，都力图遵循“人民本位”这个标准。如果我们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标准的实质就是把人民置于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主体地位。换句话说，民族文化的发展，是随民族文化的主体不断更新和变迁而前进的。历史人物在这个主体变迁序列的各个环节上所占有的位置，其重大作为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利害得失，就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拿这个标准同后来广泛流行的以阶级划线的单一标准相比较，无疑在思维方式上，所取的角度高，具有宏观的综合性，因而能突破传统观念的藩篱，能在深化的层次上展开学术研究，也往往能提出不同于传统看法的领导标新之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郭老所倡立的“人民本位”标准，确是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新的境界。
（四）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是郭老为20世纪思想文化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
创新是科学的灵魂。郭沫若的一生是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一生。从年轻时发起组织创造社，“努力创造一个光明的世界”，到生命即将燃尽时呼唤“科学的春天”，号召“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所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这种终生一以贯之的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是郭老在古文字学、史学、经学、社会思想史、文学等众多领域不断开拓新天地，不断提出新创见的思想基础。尽管他在某些人物评价上容或有简单化、绝对化的偏颇和被讥为“多变”的老毛病，但他不拘于陈说、经常反思、坚持创新、带头争鸣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上的贡献，是常人难与伦比的。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创建之多，也是别人难以伦比的。
三
罗曼·罗兰说：“伟大的人物同样有一般人的缺点，有时比一般人还多一些。”郭沫若是20世纪的人，不是20世纪的神。他是科学文化的巨人，巨人有巨人的弱点，巨人的成就往往受着时代的局限。从气质性格而言，郭沫若是个热情奔放、心胸坦荡、具有浪漫情怀、较易感情冲动的诗人。他感情丰富，性格复杂，他的自传性作品既暴露一个历史时代，同时也暴露自己，包括爱情、婚姻、家庭，乃至性的萌动和个人隐私。因此，他的弱点和缺点往往显露得比一般人还多些，引起的街谈物议也多些，这并不奇怪。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原是可以任人评说的。从个人经历而言，“戎马书生”的郭沫若，不是站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和历史大振荡的风口浪尖上，就是站在学术阵地领异标新的前沿。他在革命实践中动若游龙，他在学术实践中静若处子，无论在革命高潮，还是退潮的年代，无论在政治运动频仍之时，还是学术争鸣迭起之际，他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引领着时代潮流。这自然也是最能引起物议，尤其是引起怀有敌意者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海外海内有一股批判和否定郭沫若的思潮。有的借此发泄某种情绪，借此批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个别人恣意攻击、贬损郭沫若，根本上是因为郭沫若一直跟着共产党走。说穿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想借攻郭沫若这个靶子来达到某种政治图谋。正如马识途先生所说：“对于这样一个中国的文化名人，进行评价，不是容易的事。简单的肯定，简单的否定，都不可能探究郭沫若的底蕴，而会落入‘物有恒准，鉴无定识’的老套。”因此，怎样科学地辩证地看待郭沫若的弱点和缺点，正确地认识其与时代相连的局限，科学地分析其思想文化根源，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这同样是郭老留给我们的有关20世纪这个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的气质性格、个人经历外，不妨从时代环境、特殊身份、治学特点等层次作如下的分析：
一是对郭老政治上的某些弱点，特别是建国后跟着党和毛主席走所犯的某些失误，要放到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去。如马识途先生所说，认识时代特征，还要顾及他这个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政治环境、交往人物和心理素质，才能探得其可以引为教训的真正的文化根源。
郭沫若是生活在20世纪风云数度突变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人物。建国前激烈的敌我斗争、阶级斗争环境，建国后从1957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平坦的道路，都对郭沫若带来不可避免的深刻影响。戎马书生的郭沫若是站在政治激流和学术阵地前沿的中心人物，这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是辉煌而又曲折跌宕的，招来是非物议是必然的。
郭沫若狂飚突进的激情在与敌对营垒斗争时显示出可贵的毫不妥协的特色，而在建国后则易受大跃进、个人崇拜等流行病的感染而不能自知自省。郭沫若在建国后有些违心之言和违心之事，出于他对党的领导之无条件地服从，自愿做“党的喇叭”，并把这种意识由他律变成了自律。他对毛主席的崇敬，也同老一代史学家范文澜等同志一样，达到了视之为“天纵之圣”的盲目程度。因之，党和毛主席犯错误之时，也就是郭老犯错误之时。不过，由于郭老坦荡奔放的气质和勇于自我暴露的品格，使得他的错误、失误和弱点更易明白如画地自然流露于人前，不喜欢自我掩饰和深纳周藏。顺便说一句，如果不是郭老这种个人的性格和气质，使其人的全部思想资料摆在公众面前，今日别有居心贬斥郭老、妄加不实之词的“英雄”，还难于找到恣意贬损的材料哩！
还要看到郭沫若是共产党员，早在20年代就归依党的事业，但又长期未公开党员的身份，而是作为民主人士、统战对象进入领导层。这一特殊身份使郭沫若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长期形成的对党的领导的自觉服从习惯，党的纪律约束，使他在政治运动中有所自律；另一方面，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使他不可能通过党的会议表述自己的见解，高处不胜寒，一举一动都要顾及对党外人士，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即便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看法，也不便说三道四。“文革”中他更加处于艰难微妙的处境，对很多事心知肚明，郁结于胸，但又不便表达，只好韬光养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的郁结心境，他的寸草之心，只能通过有限的文章，例如《李白与杜甫》中来作曲折隐晦的诉说了。
歌德有句名言：“最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郭沫若的弱点是同时代相通的，时代决定了他的思想方式的局限性，他摆脱不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对他的影响和局限。恩格斯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歌德的庸俗气使他成为魏玛宫廷的帮闲、贵族客厅的清客，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承认歌德是世界性的非常伟大的文学天才。如果用这种理解和宽厚的态度看待郭沫若，其弱点多为他在政治运动中有所谨慎的自律和某些失误，为什么就会妨碍我们承认他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伟大代表呢？
二是对郭老学术研究上的弱点，也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源流里去分析。在古文学学研究上，他擅长规律性的探讨，建立了彝器形象年代学，多有宏观性的创见，但某些具体考据上则略嫌粗疏。在史学研究上，他长于开拓性的创见，喜欢不断追求新的东西、研究新的课题，而在运用史料的缜密、考据的精确上则相对不足，且往往受到浪漫气质的妨碍，很难回头再就同一课题作深入的研究。郭老对先秦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注意了研究角度的转换，选择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新角度，能纠正当时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偏重于政治史研究而忽略对社会生活、社会文化规律性研究之偏，但郭老同样有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历史唯物论分析中国史方面易犯的公式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的通病，也有脱离历史实际插标签的地方。这些毛病可溯源于前苏联的史学模式。解放后，在史学研究中推行前苏联模式，教条化和公式化的研究框架有所加强，特别以大跃进时期“厚今薄古”为最。郭老作为学术界、史学界的领路人，其弱点对这种框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还需要指出的是，郭老从小受到今文经学的教育。影响他最深的中小学老师是今文经学廖平的弟子，他本人也最喜好今文经学的学风，例如好翻案的学风，好宏论观统体的识见。这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有深刻的影响。
总之，对郭老的弱点要放到当时时代、环境里，联系个人气质及个性特点来分析。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方法。大时代带给郭沫若的弱点和局限，掩盖不了大时代成就他的光辉。郭沫若晚年曾写过《黄钟与瓦釜》一文。瓦釜虽能雷鸣一时，黄钟终不可毁弃，“黄钟鸣而八音克谐，这雄伟的交响乐要响彻天地，响彻八垓，响彻未来”。人类正走入21世纪，世界文化对话与和谐共振发展的时代一定会到来。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也一定会历时弥久而愈显其光辉！
【收稿日期】：200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