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我国当代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2-0018-05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苏联实践派美学的引入而在我国开始并发展起来的。在这之前的蔡仪的美学研究有些学人把它归之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由是他主张“美的根源在于客观现实”[1]242，“坚持在美学研究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1]243，从而认为“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并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1]264。我觉得似乎并不十分确切。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与我国哲学界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认识论哲学，把哲学的基本问题看作是意识与存在的问题，并以唯物还是唯心来作为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首要标准是分不开的。按照这样的理解，蔡仪的美学思想自然也就被归入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了。
要鉴别这个论断是否正确，我觉得就要回答认识论的唯心与唯物的区别能否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界线。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自然非常清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头脑中还是相当模糊的，似乎只要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就可以被归入到马克思主义；到底是直观的还是能动的，那是属于进一步的完善的问题。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自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个概念，“实践”却很少为人们所注意和重视。这样，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从总体上说基本上还囿于近代哲学的视界。马克思主义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我认为就在于它把实践的概念引入了哲学而使直观的唯物主义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所以要说明两者的根本区别，这里我们就得先来谈谈“实践”这个概念。“实践”这个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把哲学分为理论科学(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实践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理财学)和创制科学(诗学)，他所说的实践理性主要是在他的伦理学中谈的，所以后来实践往往被人们看作只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康德的理解即沿此而来。到了19世纪，随着叔本华对康德的批判所相继兴起的意志哲学、生命哲学、存在哲学，标志着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于是实践也就从伦理活动转向个体的生命活动、生存活动。与上述对实践的理解不同，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物质活动，首先是生产劳动，把它作为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来进行阐述，这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但是，不论对实践作何种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容有多大分歧，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是与“知”相对的，是一种“行”，它的重点不在于认识而是人的行为、活动，从而使西方现代哲学的性质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近代哲学以求知为目的、以知识为本位、以科学为中心、以思辨理性为特征而转向人的活动，转向以人为目的。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实践美学所首先必须明确的。这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别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
1.认识是为了求真，是为了达到对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它的成果就是知识。而知识有经验(感性)知识和理论(理性)知识之分，在这两种知识之间，传统的知识论哲学又认为“一切科学都以恒久存在的东西为对象，或者经常存在的东西，这里决不包括偶然性”。由于经验的知识是个别的、偶然的、可变的而认为是不真实的；只有理论的知识才能把握事物普遍的、必然的、根本的性质，并认为这不是依凭观察、实验，而只有通过思维、通过逻辑推理才能得到。这就使得传统的知识论哲学陷入到了思辨形而上学，这在黑格尔哲学中被发展到了极端，从而使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趋向分离。实践是为了求善，是为了改变世界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所以它虽然以认识为前提，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纯粹的知识，而是为实践确立目的，使人的行为的目的性和规律性获得有机的统一。这就使得实践所指向的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价值论哲学。目的主要不是求得知识，而是指导人的行为，所以与认识论的使主客体趋向二元不同，实践论要求回归现实。
2.认识既然是为了求真，这就必然导致客体至上，物为中心，以知识是否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的评判标准。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必须相符”。黑格尔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认为“真理即是客观性与概念相符合”。虽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符合论”一直遭到后人的质疑，认为一切认识成果都是受主客观的条件所限制，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符合实际的；但作为认识所追求的目标，我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而实践既然是为了求善，是通过改变世界来满足人自身的某种需要，所以它不仅以人为目的，而且是通过人自身的活动来完成的。这里，就不仅要人们有理智的参与，而且还要有情感的激发和意志的努力，所以黑格尔把它归之于意志的活动，说“理智的工作仅在于认识这世界是如此，反之，意志的努力即在于使得这世界成为应如此”。这需要人把自己的全身心都调动起来而投入其中，从而决定了人在实践中的中心的地位。就像伽达默尔所说的：“‘实践’意味着全部实际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实践固有的基础构成了人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和本质优先地位”。
3.由于认识追求的是知识，而传统知识论哲学又认为真理是恒定不变的，认为“在现在的科学中，没有一门是投身于研究偶然性的”[2]556，这就决定了它们在研究方法上是静态的，并且把数学的方法引入到哲学研究，因为“数学处理的是不变的东西”，“它只是把共同原理应于个别情况”[2]549，所遵循的是一种演绎的方法。直到近代，西方知识论哲学几乎都维护着这样的一种原则。而实践是为了创造价值，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提出目的，并采取一定手段，克服困难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所以对于实践，我们就只能相应地采取动态的思维方式，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一种活动来加以研究。在事物的静止与活动之间，它把静止看作是相对的，把活动看作是绝对的，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只是在静止的状态中，而只有在变动的过程中，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来。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只有把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把握事物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疑问是在继承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从它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命题以及以上的初步分析来看，它的整个思维方式与近代直观的唯物主义已有了根本的区别。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支点和按照这一思维方式，我认为蔡仪的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以我之见那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过程中，引入苏联实践派美学家万斯洛夫、斯托洛维奇等人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这里有李泽厚的一份功劳。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于以往的一切美学，就在于把实践观点引入美学研究，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点和思维方式，为我们看待美学问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界。
以往的美学尽管在理论建设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共同的一点都是离开了现实的人的活动，或者把美看作纯粹是事物的一种自然属性，从比例、对称、均衡、变化统一等方面进行考察；或是把美看作是一种理念的显现或主观情感的外化，认为它完全由某种超感性的观念设定和个人心情所生。从而使人们长期以来没有找到美之所以为美的真正的科学的现实基础。
与上述观点不同，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美学研究，才为我们看待美学问题找到了真正科学的理论基础。所以我认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始于实践论美学，它把美看作不完全是客观的、是由事物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也不完全是主观的、是个人思想情感外化的结果；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主客体交互作用的产物。从而在客体方面，告别了直到今天人们还比较习惯于仅仅从经验的观点，仅仅着眼于从事物的形状，从比例、对称、均衡、变化统一等方面来进行评判的研究方法。尽管从经验的观点来看，这些研究方法似乎也有道理，但从哲学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就很难成立了。如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谈到，布什门人和澳洲土人，他们生活的地方，气候温和、四季鲜花盛开，但那里的妇女却很少用鲜花装饰自己，她们根本不感到鲜花是美的，鲜花和她们还没有形成审美的关系。这表明事物的色彩、形状等都只不过是构成美的物体的一种条件，而并非它的根本属性，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当事物与人形成了某种关系之后，它才有可能成为美的对象。所以马克思从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从根本上把审美关系看作是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把美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是“确证实现他的个性对象”，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而为我们找到了正确认识美的科学依据，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探讨美的思维方式。
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却长期遭到人们肤浅化、庸俗化的理解，把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理解为美就是人们直接劳动、加工的产品。要改变这种认识，我觉得就必须克服我国传统思维方式那种以经验和实用为上的思想惯性。理论自然是要学以致用的，但是这种应用并不等于直接说明；应该看到若是不首先解决根本问题，我们在看待和分析具体经验现象时就会失去思想依据，而不能从根本上来给予科学的解释。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水风光、花鸟虫鱼等自然美也同样。由于原始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原始人尚处于自然的支配之下，所以许多自然现象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或是令人恐怖的，或是完全疏远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关的。但是这种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渐渐发生了变化。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谈到原始人的舞蹈时写道，不论是操练式的舞蹈还是摹拟式的舞蹈，原始人都喜欢在月光下在广场上点起篝火进行，若是月亮一旦被乌云遮蔽了，他们的兴致也就顿时减少了不少。这时，月亮也就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领域，使原先与人疏远的变成与人亲和的，他们也才开始发现了月亮的美。这说明月亮虽然不是他们直接劳动加工的对象，但却已经“成为人的现实”、“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论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样，它才有可能与人形成一种审美的关系。这说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建立不可能完全是自发的，它总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只有到人类实践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才有可能。因此，当我们在谈到审美关系时还必须看到人的审美活动除了从对象中直接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之外，也同时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内部的条件，因为他们每一次的审美经验都会在自身意识中积沉下来，使得前一次审美经验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了后一次审美经验的前提。正是这样的历史工作造就了人的一种感知美的心理结构，包括人的审美观念和趣味标准，并以这种观念和标准为中介，使人进入到在大千世界以往为人们所未曾发现的审美领域，从而使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拓展。这以往被一些唯心主义美学家解释为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一种外化活动，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所以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这自然应包括审美感官在内。这我认为就是实践论美学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马克思的实践的理论以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的理论虽然为我们的美学研究找到了科学的基础，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前提毕竟不等于结论，若要具体说明美学问题，还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结合审美心理学、审美文化学来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当然，以往我国的实践论美学离完善的境地还有很大的差距，这除了对于“实践”这个概念的理解尚存在着不够全面深入，并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认识论美学的思想窠臼，把实践仅仅看作是美感的现实基础，而未能上升为作为人的社会存在的基础来看待美学问题之外，还由于它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层面而未能进入与美学自身的特殊性相结合的层面。这种不足促使我国美学界，不仅不能直接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来说明美的问题，而且对实践论美学这个核心命题给予了否弃，转而从纯感性的、纯生理的、纯心理的方面去进行探讨，这样就出现了一股否定实践美学的所谓“后实践美学”的热潮。
这股热潮在美学界受一些中青年学者追踪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我认为倒是李泽厚本人。他原本是我国实践论美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社会体制的转变、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所带来的个人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为了应合刘晓波的“超越理性主义，还人以个人的感性的本体”、“人的生命在根本上是感性的，理性只是人的感性生命为发展自身所运用的工具”的吁求，李泽厚的思想也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在历史本体论问题上，也就从“社会实践本体论”经“人类本体论”，转变为“心理本体论”和“情感本体论”。反映在美学研究上，不再是以社会历史的观点来解释个人的、心理的、审美的现象，而是通过把历史主观化、心理化、美学化来达到与美学接轨和融合，尽管李泽厚还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但实际上恐怕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南辕北辙了。所以要追踪“后实践美学”，根系恐怕还得要找到李泽厚那里。
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内涵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意志哲学、生命哲学、存在哲学，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范畴，是指人的感性物质活动，首先是生产劳动；是一个人根据需要、确立目的，通过意志努力，改变物质世界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人自身需要的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人的这种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并受着一定社会条件所制约的。不仅人自身的需要总是反映着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而且这种需要能否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得以实现，还要看它是否合乎客观规律。这就决定了一切成功实践总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实践、认识历史、认识人的一个理论前提，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地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或同时代其他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所决定的”。不论个人有多大的能力和才干，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超越历史。虽然我们不赞同黑格尔的个人只不过是历史的工具这种宿命的观点，但是这种客观的制约性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另一方面，却是我们所不能不承认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但李泽厚却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都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就是理性、必然性、总体性对感性、偶然性、个人性的主宰、排斥和抑制，这是造成人的异化的总根源。所以为了“消除异化”，他提出“心理结构即人性建设的工作才是重要的”，“人性就是……心理本体，其中又特别是情感本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排除“理性的主宰”而回归“个人的感性的本体”。所以他把理性理解为只是一种“实用理性”，认为“理性只是作为生活的‘工具’即第二性的存在，才享有其价值和意义。使它置于生活之上，便是本来颠倒，头足倒置”[3]34。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背弃马克思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后马克思主义”，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又作了这样的理解：“这里所谓‘决定论’”，是就人类总体生存发展的存在本体，亦即千百年历史鸟瞰的角度而言，它只是哲学提示，并非某种直接搬用的公式和教条，并批评“当代中国时髦学人”把“经济决定论”视为“几乎不值一谈的‘陈旧’、‘过时’观念，大张吹捧鼓噪的是当代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而忘了自己说过的他提倡“现实生活的感性人生方向”，“也正是由理性、逻辑普遍性的现代走向感性、人生偶然性的后现代之路”。他虽然也以历史的观点，即所谓“千百年历史鸟瞰的角度”来解释人类本体，但由于他的历史观是时空分离的，他在吸取荣格的思想提出“积淀论”时是没有人的现实活动的客观基础的，是完全否定人的共时态的现实关系，否定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否定“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过把历史抽象化来理解历史的，所以他的人类学是与社会学分割的，他的“心理本体”、“情感本体”与原先的社会实践的思想是对立的。他虽然不像荣格那样把积淀理解为是遗传机制的成果，但由于否定了现实的人的活动这一客观基础，因而在根本上说都是抽象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与荣格的积淀理论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样，也就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后实践美学”否定“实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否定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从抽象的生命活动、生存活动出发来谈论美的个体性、自由性、超越性等等，实际上都是以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心理本体论”、“情感本体论”为理论依据的。虽然李泽厚本人并没有提出“后实践美学”这个概念，但是，说李泽厚是我国实践论美学的倡导者，又是后实践论美学的始作俑者，我认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必须说明：虽然我们不赞同“后实践美学”，但并不等于对它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认为它在推进我国美学研究从宏观研究走向微观研究，从社会学研究走向心理学研究和文化学研究方面，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只不过认为由于它们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基础，而终究难以走向科学。所以我觉得要使我们的美学研究走向科学，还是应该把审美心理学、审美文化学的研究与社会历史的观点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亦即在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的基础上来解释审美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和文化现象，唯此才具有客观现实的内容而避免走向主观、抽象。美是一种感性的存在，它只能诉诸人的感觉和体验。感觉和体验都是一种感性的意识，它与理性的意识的不同就在于它未经知性分解整体地反映对象世界。因而审美的世界总是最丰富多彩，若是以思维的方式去进行把握，那美就会损丧殆尽。因此“悟性(按：即知性、理解力)通过它的诸概念是永远不能企及想象力的全部内在直观的”。这表明美学是离不开心理学的。而人的心理作为一定的生理条件基础上，经由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感觉、思维、气质等心理现象的总称也是一个整体，所以尽管人们的生理条件是相同的，但由于这些心理因素的结合方式的不同，不同的个人、不同的集群、不同的民族，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和体验、想象和联想、理解和评判。如前面提到过的月亮的美，当原始人在月光皎洁的晚上环绕篝火纵情跳舞的时候，只不过是觉得可以增添不少情趣，显然还没有多少文化内容。但到了后来，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月亮也渐渐成了人类文化的载体，且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的成员眼中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月亮有着其他民族所完全没有的丰富而深厚的情感含义，不少诗词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无不寄托着思乡怀亲、祝愿平安、祈求福祉的情感内容。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文化意蕴，在我看来，是由于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而农事的节气与月的运行是紧密相关的，因而就逐渐形成了从月的运行中来推测世道的盛衰及人事的吉凶的观念，这才会对月亮产生我国民族所特有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才会使我国传统诗词中出现那么多的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咏月的佳作，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月亮特有的审美意识。难道仅仅凭抽象的“心理本体”、“情感本体”，而不需要联系社会实践能作出科学而深入的解释吗？
所以我认为尽管实践论美学离它所要达到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毕竟为我们的美学研究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审美心理学、审美文化学的研究都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所前进而不至于再走回头路。这种综合研究我认为就是发展和建设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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