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雍正论文,乾隆论文,绿营论文,武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5-0042-05 清代凡铨叙任职各类文武官员，一般须经皇帝引见。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由军机处收藏，现已影像出版为《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①(以下简称《全编》)。《全编》所录主要为文官，绿营武官为数较少，约有4800人(含与八旗武官、文官互转者，重复引见不计)，其中雍正朝(1723-1735)、乾隆朝(1736-1795)引见武官有3000余人，嘉庆以后各朝引见武官数少，康熙朝只有数人，可见雍正、乾隆两朝取样最丰富。本文以雍正、乾隆两朝引见绿营武官的履历资料，分析绿营武官籍贯、民族、避籍、任职层级、出身、年龄以及出兵等问题，以揭示这一时期绿营官僚人事与军政诸特征及其变化②。 一、绿营武官籍贯与任职统计 雍正、乾隆时期引见绿营武官的履历档案计有4978件次，其中姓名重复者多，是重复、多次引见所致，特别是雍正朝引见的部分武官乾隆朝又经引见(计748人)。少数官员籍贯缺失，根据任职地方志《职官志》增补。此外，《全编》还有部分“无朝年”的引见官员，经考证有些属于雍正、乾隆朝者，也纳入计量。由此整理出雍正、乾隆时期引见的绿营武官为3073名，详见表1。
表1“省区”为官员的籍贯，在《全编》中有个别官员注明改籍，则以改籍前为准。武官档案比文官简略，文官籍贯一般具体到县级，武官基本只记录省籍，这也说明武官的避籍制度比文官宽松。此外，雍正朝武官履历档案中江南省(含江苏、安徽二省)、湖广省(含湖北、湖南二省)、陕西省(含陕西、甘肃二省)也未加细分。此时三大省已经分省，但武官履历档案未加细分，可能与当时的军事区划有关。绿营一般在各省建立军区(罗尔纲《绿营兵志》即称“军区”③，本文沿袭此称)，如山东、山西等皆有绿营建制。但也有多省建一军区，如江苏、安徽属于“两江”军区，陕西、甘肃属“川陕”军区，湖南、湖北属于“两广”军区。“直隶”军区含顺天府，但顺天府籍的引见武官皆注明“顺天人”，可能与重视“首善”地有关。乾隆朝引见武官籍贯，有些已有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甘肃、陕西之别，为统一比较标准，本文仍以三大省进行统计。八旗以旗统人，亦置“省区”目下。 表1统计的为雍正、乾隆朝绿营武官的总体情况。雍正、乾隆不同朝代的计量也有差别。为观察两朝绿营官僚人事的变迁，又分列表2、表3。因雍正朝部分官员又经乾隆朝引见，所以雍正朝引见官员和乾隆朝引见官员之和大于表1的总计人数。
二、绿营武官籍贯 绿营武官的籍贯分布是各地、各民族分享选官权力资源的重要体现，也是军事人才地理的核心内容。计算各省区武官占全体武官的百分比，以了解武官籍贯分布的总体情况。雍正、乾隆两朝总降序为(据表1计算)：陕西(22．6)、八旗(15．3)、福建(9．9)、直隶(7．5)、江南(7．4)、山西(5．2)、四川(5．1)、山东(4．6)、浙江(3．9)、湖广(3．7)、贵州(3．6)、广东(3．6)、云南(3．1)、河南(2．2)、广西(1．2)、江西(1．1)。雍正、乾隆两朝武官比例亦有赢缩(据表2、3)，雍正朝各省武官占全国总数的百分比降序为：陕西(29．0)、福建(11．2)、江南(7．6)、直隶(7．3)、四川(5．9)、山西(5．6)、八旗(6．1)、山东(5．6)、浙江(4．2)、湖广(3．9)、广东(3．7)、河南(2．8)、云南(2．4)、贵州(2．3)、江西(1．2)、广西(1．1)。乾隆朝各省籍武官占全国总数的百分比降序为：陕西(20．0)、八旗(19．2)、福建(9．5)、直隶(7．6)、江南(7．2)、山西(5．2)、四川(5．0)、贵州(4．1)、山东(3．8)、湖广(3．8)、浙江(3．7)、广东(3．4)、云南(3．3)、河南(2．0)、广西(1．3)、江西(0．9)。 由此可知，陕西和福建籍引见武官的比例皆居高位。陕西籍的绿营武将人数遥居全国之首，与长期西北用兵有关。陕西地近西北战场，牺牲巨大，而民俗尚武，经济较为落后，民众也乐于当兵食粮，故而兵员和将官数量大。武将人数仅次于陕西的是福建省，与征台和兴建水师关系极大。为戍守台湾，福建水师的编制规模最大。福建濒临海洋，水师技能高超，他们往往被调往别的水师担任教练。直到晚清时期，北洋舰队中福建籍海军军官仍然技能出众、人才济济。而任职水师军官需特殊技能，又无须避籍，成为福建将官数量较多的重要原因。 乾隆朝各省武官百分比与雍正朝之差，更可直观各省区军事人才的变化，两朝之差降序排列为：八旗(13．1)、贵州(1．8)、云南(0．91)、直隶(0．29)、广西(0．18)、湖广(-0．1)、江西(-0．3)、广东(-0．3)、山西(0．4)、江南(-0．5)、浙江(-0．5)、河南(-0．8)、四川(-0．9)、陕西(-0．9)、福建(-1．7)、山东(-1．8)。差距最大的为八旗，可见旗籍武官在乾隆朝比重激增。这是加强旗人特别是满人统治的体现，也与允许旗人任职以谋生路的政策有关。有些论者已注意到乾隆朝旗籍绿营武官比例攀升的现象，如赵秉忠、白新良以《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为主要参考资料，认为“根据兵部奏报，至乾隆三十八年，在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副将至守备1826缺中，满洲、蒙古在绿营者，已经超出原定数额647名的一倍以上。至此，满洲官员不但掌握着中央与地方的主要权力，而且在绝对数额上也将及半数以上。”④孙静也转引了这一说法⑤。以本文的统计数据分析，这一说法显然夸大其词。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为战略要地，对出兵西北、拱卫京师都有特别意义，只能说在这一时期加强对五省的军力控制，满洲和蒙古籍绿营武官过半数，并非全国的情形。乾隆朝贵州、云南武官比例也有较小增幅，可能是因为西南用兵增加、因功提升者多的缘故。 各省籍武官的比例，与绿营兵的数量有一定关联。绿营各军区一般在本籍招募兵丁，兵丁越多所提拔的武官数应该越多。我们以乾隆二十三年(1758)各军区的绿营兵数来对照雍正、乾隆时期的各省籍将官比。罗尔纲整理乾隆《大清会典》的数据，考订乾隆二十三年各军区绿营兵数为648345人，各军区兵数所占百分比降序依次为：闽浙108095人(16．7)、陕甘97267人(15．0)、两广96731人(14．9)、云贵86631人(13．4)、两江(江苏、安徽和江西)73661人(11．4)、直隶44348人(6．8)、湖广43447人(6．7)、四川33970人(5．2)、山西28707人(4．4)、山东20052人(3．1)、河南10436人(1．6)、巡捕营5000人(0．8)⑥。 兵数多的省区应该将官多，但各省区将官比例与兵员比例并不对应。将各大军区兵丁所占百分比减去该军区所含省区(如“两江”军区涵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区)，取表1数据计算武官所占百分比，降序排列为：陕甘(7．6)、山东(1．5)、山西(0．8)、直隶(0．7)、河南(0．6)、四川(0．1)、两江(-2．9)、闽浙(-2．9)、湖广(-3．0)、云贵(-6．7)、两广(-10．0)。可见从兵丁数与将官数比差看，陕甘籍兵丁所产武官比例最高，北方各省武官比例也偏高，南方各省武官比例偏低，尤其是西南武官比例最低。福建籍武官居多的现象已见前述，但浙江籍武官偏少，故闽浙整体而言武官较少。 三、绿营武官避籍、任职层级 与籍贯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武官的避籍制度。避籍制度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事腐败。同时也有防范同籍武官串通谋反的用意。乾隆《大清会典》对绿营武官回避本籍制度规定：“凡武职回避，月选官均避本省，题补官参将以上避本省，都司以上避本籍五百里，守备避本府，千把总避本营，水师及河营官不论。”⑦月选武官由兵部负责安排，抽签决定人选。但有些职位需要特殊的技能，如水师需要熟悉水性，河营需要懂水利，某些区域的部队需要特殊技能和统帅能力，则不能由抽签决定，须由总督、巡抚、提督等大员酌情补用，以使人选适当，此谓“题补”。题补的武官则不避本籍⑧。 前文各表“本籍官”，即是指在本省籍或本省籍所在军区任职者。据表2，雍正朝“本籍官”平均为32．4％(不计入旗人和奉天籍，因为旗籍不是地籍，奉天无绿营驻防)。据表3，乾隆朝“本籍官”平均为36．5％。雍正朝参将以上官员占20．1％，乾隆朝参将以上官员占53．1％，参将以上的武官原本更需要避籍，数据表明乾隆朝选用绿营武官的避籍制度比雍正朝宽松多了。 表1“本籍官”反映了雍正、乾隆时期各省区武官避籍的一般情形。雍正、乾隆两朝各省籍武官曾在本籍任职的百分比降序为：云南(62．1)、广西(59．5)、广东(46．8)、福建(45．1)、贵州(44．6)、江南(42．5)、陕西(40．9)、四川(36．5)、浙江(29．4)、山东(17)、湖广(15．8)、直隶(15．2)、河南(12．1)、山西(9．43)、江西(8．8)。广西、云南本籍武官比例高，是因为西南地形和气候特别，外籍人不太能适应，题补缺者多。广东、福建水师多，江南河营多，也须题补本地人任职。陕西、四川可能是因为战事多，升任者众，在本籍题补也为数不少。河南、山东主要是有一些河营，否则本籍武官更少。直隶、河南、山东、山西这些接近京畿的地带本籍官少，含有防范地方谋反中央的深刻用意。 各省区武官任职层级的差别，也是衡量该省区分享选官权力资源的重要参考标准。清人一般视参将以上为高层武官。据表1，雍正、乾隆两朝引见绿营武官参将以上占45．7％，各省籍武官的高层百分比降序为：八旗(74．9)、山西(52．2)、直隶(50．6)、贵州(43．8)、福建(42．8)、云南(41．1)、四川(41．0)、陕西(40．9)、浙江(39．5)、湖广(38．6)、山东(34．8)、广东(34．2)、江南(30．5)、河南(30．3)、广西(27．0)、江西(20．6)。整体上说旗人和北方省籍任高层官员比例大，南方省籍任高层官员比例小，福建籍武官因多在本省任水师将官，其技难以替代，所以高级武官比例也较高。 雍正朝引见下级武官的比例高，可见皇帝重视基层官员的选任与考察。据表2，雍正朝引见参将以上武官占20．2％，各省籍高级武官占该省籍全体武官的百分比降序为：云南(28．9)、八旗(28．4)、陕西(24．4)、直隶(21．9)、山西(21．8)、福建(21．8)、四川(19．8)、山东(19．5)、贵州(16．7)、湖广(16．4)、河南(13．6)、江南(11．9)、江西(11．1)、广东(8．8)、浙江(7．6)、广西(5．9)。据表3，乾隆朝参将以上1204人，占53．1％，各地域、民族武官的高层百分比降序为：八旗(77．2)、山西(61．5)、直隶(56．4)、贵州(50．5)、福建(50．5)、浙江(50．0)、四川(47．4)、陕西(46．4)、山东(46．0)、湖广(45．3)、广东(44．7)、云南(42．7)、江南(38．3)、河南(33．3)、广西(31．0)、江西(23．8)。与雍正朝相较，乾隆朝旗人任高级武官的比例大幅提高。 四、旗籍武官分析 八旗主要生活在京城、关外及驻防地，以旗统人而不是以地划分，因此旗人主要以旗色和满洲、蒙古、汉军等民族计⑨。 雍正、乾隆朝引见的471名旗籍武官中，35人不明族别(皆为乾隆朝引见)，从姓氏判断，几乎均为满洲人。可识别的旗籍武官中，满洲246人，汉军146人，蒙古44人，满洲、汉军、蒙古的百分比是56．4％、33．5％、10．1％。细析各朝，则雍正朝旗籍绿营武官95人中，满洲13人，汉军81人，蒙古1人，百分比分别为13．7％、85．3％、1．1％。乾隆朝可识别的旗籍武官中，满洲243人，汉军113人，蒙古43人，百分比分别为60．9％、28．3％、10．8％。可见乾隆朝满洲籍武官大幅上升(如果将35名有满洲姓名特征的旗籍武官也计入内，则满人所占的比例更大些)，蒙古籍武官也有增长，汉军籍武官则大幅下降。这与解决八旗生计、让满人多入仕、让汉军“出旗”等政策有关。汉军在总量上也在减小，特别是乾隆朝多次调整政策逐步让汉军脱离旗籍。 旗人特别是满人人口少而将多、任职层级高，是统治民族的强势体现。旗人出任绿营将官有钳制汉人的用意，对影响京畿安全、战略地位重要的军区重点控制。前文已提到乾隆时期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绿营武官中，主要为满洲和蒙古籍。雍正、乾隆时期引见武官的迁转资料，亦可印证这一问题。据这一时期471名旗籍武官的迁转，计算其主要任职的省区如下(每一迁转计一次，统计旗人任职各省区的迁转频次)：陕西(含甘肃)171次，直隶139次，湖广63次，四川61次，福建60次，广东58次，山西53次，浙江51次，云南46次，江南44次，广西39次，山东37次，贵州35次，江西13次，河南10次。旗人主要任职陕甘和直隶一代军区，可见朝廷对西北用兵和防卫京师的重视。当然八旗驻防更具有控制战略要地、钳制汉人的目的，旗人任职绿营武官只是渗透到汉人军队加以调控。 五、绿营武官出兵记录分析 功劳是武官升职的重要依据，因此不少武官履历档案上注明有立功和出兵的记录。本文试图考辨这些官员的出兵地点，以考察当时用兵情况。 “出兵”主要有戍守和征战两项任务。雍正、乾隆朝引见武官的出兵活动主要集中在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这一时期的征战活动，主要为西北用兵和西南用兵。戍守地点主要在新疆、西藏、蒙古、台湾等地，清朝在这些地方设营戍守，戍守兵也有征战任务。在无特别戍守任务的地方出兵，则以征战居多，尤其是雍正、乾隆时期“改土归流”，在云贵、湘西一带与苗族、彝族等民族冲突激烈，出兵者几乎都直接参加战斗。四川、青海、甘肃等省邻近西藏、新疆和蒙古，出兵者也不少。 履历中出兵西北(新疆、西藏、青海、四川、蒙古等处)记录最多，计516例。出兵新疆者记录占多数，计215例，其中189例出兵巴里坤(履历又记为“巴尔坤”、蒙古语“巴尔库尔”，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因巴里坤长期为提督和总兵居地，是防范蒙古和俄国的前哨，故为重点布防地带。新疆其他地方则是布点控制，兵力不强。这样的布局主要是防外敌而不是针对内乱。其次是出兵西藏，计211例。出兵西藏有具体地点记录者很少，其中15人记录出兵察木多(履历又记为“叉木多”、“
木多”)。察木多故址在今西藏昌都县，地当四川、云南、青海入藏孔道，为供应兵粮的咽喉之地，清廷十分重视对这一区域的戍守，引见履历特别注明。其他西北地区的出兵记录，还有青海90例、四川(含重庆)87例、甘肃71例、蒙古11例。 出兵西南(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等处)278例。其中出兵贵州142例，云南133例，广西28例，湖南13例，台湾84例。其中有31例为同一人出兵多个战区，主要是出兵西藏者又出兵西南。对出兵事例数据分析，出兵西北、西南、台湾武官的百分比为58．8％、31．6％、9．6％，可简化为6∶3∶1，可见康熙末年到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用兵主要在西北，其次西南，再次台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边防的重点和轻重缓急。 五、绿营武官出身与年龄分析 绿营武官的出身主要为行伍，武科举中式的进士、举人、武生并未受到特别重视。有清一代武进士约9500余人，他们中式后授侍卫，并候补守备，“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均授三等侍卫，三甲入选者授蓝翎侍卫，其余请旨简选。列一等、二等者，注册以营守备用，三等者以卫守备用。”武举人要升迁守备以上官职极其困难，会试落选的武举人可发回本省营伍学习，候补千把总⑩。武举人一般都不能按资补官，只能降低资格和身份(即“告降”)就千把总的缺位。至于武生，只有建立战功或效力军营者才能补用，这在平定太平天国叛乱时有一些例证。雍正朝引见的1555名武官中，注明武进士220人、武举人83人，占19．5％；乾隆朝引见的2266名武官中，注明武进士451人、武举人103人，占24．4％。乾隆朝武进士、武举人比例的提高，说明循资授职的现象增多。 侍卫也是武官选任的重要出身。从《全编》看，大部分侍卫都是由督抚保举产生的，保举侍卫的重要条件是立功或有军事才干，因此侍卫实际上成了武官的人才库。侍卫本为皇帝身边的警卫人员，原来都是由满洲上三旗充任，可出任文武高官，为满洲和皇权统治的核心人物。下级武官大量进入侍卫阶层，既有笼络汉官的用意，也是加强皇权的手段，学者在论侍卫制度时大多忽略了这一现象。侍卫又分一等、二等、三等和蓝翎侍卫等不同级别，清代武进士皆可授侍卫职衔，下层武官保举以蓝翎侍卫居多。雍正朝侍卫572人，占36．8％；乾隆朝侍卫534人，占23．6％。乾隆朝侍卫所占比例低于雍正朝，可能是对武官的考察和资历管理放松的体现。 从年龄结构看，雍正、乾隆朝引见武官有年龄纪录者3004人，平均年龄约为46岁。不同级别的武官年龄也有差异，参将以上(含参将)757人有年龄纪录，平均年龄49．6岁。游击以下(含游击)者2247人，平均年龄44．8岁。分朝而论，雍正朝参将以上185人，平均年龄48．3岁；游击以下1360人，平均年龄44．0岁。乾隆朝参将以上661人，平均年龄49．4岁；游击以下1572人，平均年龄44．5岁。可见无论是高层还是中下层武官，乾隆朝的平均年龄都较雍正朝稍大，是选官难度加大、官僚队伍偏向老化的体现。 六、结论 雍正、乾隆时期引见绿营武官相关数据分析表明，旗人特别是满人的选官特权十分明显，而且乾隆时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旗人、满人武官比例大幅攀升，任职层级也明显偏高，且任职军区多为战略要地。满人和旗人以民族和政治地位占据选官优势，陕甘籍官员以功绩，福建籍官员以水师技能分享选官特权。 对比雍正、乾隆两朝的数据，亦可察觉乾隆朝武官队伍的因循化趋势，如武进士、武举人循资任职比例增多、官员年龄增大、避籍制度宽松、侍卫比例缩小等。 通过对出兵情况的分析，可见康熙末年到雍正、乾隆时期，出兵西北、西南和台湾的比例约为6∶3∶1，对军事、政治史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注释： ①《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笔者曾对雍正朝引见绿营武官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参见王志明：《雍正引见绿营武官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因《全编》还有部分“无朝年”的引见官员，现经考证有些属于雍正、乾隆朝，因而本文关于雍正朝的分析数据与以前稍有出入。 ③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页。 ④赵秉忠、白新良：《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 ⑤孙静：《试论八旗汉军与满洲的差异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⑥罗尔纲：《绿营兵志》，第62页。 ⑦乾隆《大清会典》卷60《兵部·武选清吏司·职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⑧王志明：《清代督抚保题绿营武官的人事权》，《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 ⑨关于旗籍官员的满洲、汉军族属问题，有些记载比较混乱。特别是包衣汉姓的官员，应隶属八旗满洲。但包衣身份低下，一般人都回避包衣出身，混称汉军籍，这类人物有属于满洲还是属于汉军的争议。武官履历中未见“包衣”字样，但包衣人口不少，推测书写“汉军”籍的必有部分是包衣人身份，他们属于汉姓则无疑。后来汉姓包衣与汉军有一体化的倾向，计入汉军亦有其合理性。参见徐法言：《内务府汉姓包衣的社会地位及其族属认定》，《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张玉兴：《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⑩乾隆《大清会典》卷60《兵部·武选清吏司·职制中》，第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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