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道教、现代文明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庄子论文,现代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拟就《庄子》书本身及其与道教和现代文明的关系谈一点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从《庄子》到《南华真经》
《庄子》是先秦思想家庄周及其后学的作品集，现存33篇，分成内、外、杂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根据历史上诸多注疏及今人的研究，内篇基本思想、文风较为统一，相互间有一种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可视为庄周本人的作品；外、杂篇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文字风格皆不尽统一，非一人一时之作，可视为庄周后学的作品。但是，总括起来看，内篇与外、杂篇之间也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外、杂篇的一部分篇章主要阐述内篇的思想，另一部分篇章则吸取儒、法各家思想，对内篇思想有新的发挥，还有若干篇章为猛烈抨击社会现实和统治者的文字。笔者窃以为研究《庄子》，宜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只是在讨论庄周及其后学的关系时，才有区分内、外、杂诸篇的必要。
据历史的记载，《庄子》一书在先秦便有流传。荀子在《解蔽》篇中曾评价百家之说，有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评之辞。且不论荀子对《庄子》的评价是否得当，但由此可知他对《庄子》思想确有了解，不是皮毛之见，而是阅读其书后一种总结性的意见，其批评也绝非毫无根据。成书于秦朝初年的《吕氏春秋》中引用过庄子的一段话，其间除文字略有差别外，文意是一致的。可见，秦初便有《庄子》之书的流行。此后，《史记》中曾对《庄子》书中若干篇章作过介绍，对其思想作为概括，并明确记载该书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则著录《庄子》一书为52篇。由这些记载可以得知：荀子、吕不韦、司马迁、刘向都曾读过《庄子》，《庄子》一书应该是当时的知识者可以读到的。
但是，庄子学说直至秦汉时期曾不十分流行，这是因为，其隐逸思想的特征不仅在统一国家的历史活动中于世无补，而且对治理社会的活动无大益处。秦始皇争战与治国偏爱法学理论。汉代初年流行有益于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武帝之后则专崇有益于大一统社会的儒家学说。直至魏晋时期，情况才有所改变。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折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载：“向秀注廿卷廿六篇。”并作注说：“亦作廿七篇，亦作廿八篇，亦无杂篇。”司马彪注《庄子》21卷、52篇。陆德明说司马氏注内篇7、外篇28、杂篇4、解说2，与《汉书·艺文志》载同。但这个注本早已散佚，现仅有两个辑本，一为孙冯翼辑本，存《问经堂丛书》中；一为茅泮林辑本，存《古逸丛书》中。目前通行的是晋太傅主簿郭象的本子，“注卅三卷，卅三篇”。这个注本实际是向秀、郭象二人的成果，不过由郭象总其成，而整理为内篇7、外篇15、杂篇11罢了。今人讨论庄子及其学说，主要依据的是这个注本。魏晋时期，道家思想大为流行，《庄子》一书被列为“三玄”之一。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问秀、郭象等著名玄学思想家，都是庄子思想的爱好者。《晋书·王弼传》中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由于庄子思想受到重视，学术界出现了由爱“黄老”到重“老庄”的转变，甚至出现了“庄老”的说法，把庄子抬到老子之上。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中也说：“此庄老之说所以见弃于当涂。”《颜民家训·逸学篇》则称：“《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这都是《庄子》受到普遍重视的表现。有学者以为，《庄子》思想在魏晋时期得到重视和发挥，“是道家思想史上的一次壮丽的日出”。这话不无道理。
由于《庄子》书中含有一系列神秘而深刻的关于“道生万物”、“养生”及“逍遥而游”的思想，因而为道教所推重。自东晋葛氏开始，道教学者便大量吸收《庄子》思想。葛氏所著《抱朴子·畅言》篇对《庄子》思想发挥极为透彻，并将之纳入道教理论的体系。南朝道士陶弘景在《真浩·嵇神枢》中说：“庄子师长柔公子，授其微言，谓之《庄子》也。隐于抱犊山，服兆育火丹，白日升天，补太极周编郎。”这里把庄子作为道教仙人、教主加以尊崇了。到了唐代，不仅《庄子》思想直接影响、诱发了道教重玄理论的出现，而且直接由皇帝出面，把庄周其人合为南华真人，庄子其书命名为《南华真经》。天宝元年的诏书称：“册《庄子》宜依旧号曰《南华真经》，义取离明英华，发挥道妙也。”这也就是后人称《庄子》为《南华经》的直接根据。诏书上称“依旧号”，显然之早有“南华”这一说法了。据《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类著录：梁旷《南华论》25卷（原30卷缺），《南华经》3卷。《旧唐书·经籍志》道家类著录则说：梁旷《南华仙人庄子论》30卷。梁旷系茅山道士，生活大约于陶弘景同一时期。由此可知，早在南北朝时期，便有《南华经》和“南华仙人”的称呼了，不过仅限于道教上层道士之间罢了。
为什么要称之为“南华”呢？后人作为许多考证，有人认为是因山名而得，有的则说是因地名而成，皆不得其详。其中，南宋褚伯秀的说法值得参考。褚云：“南华之号，其来久矣。似是上天职任能司、犹东华、南极之类，不可以人间义理臆度，故诸解无闻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序）“此事只可天上找，可奈人间无处寻”，这就从道教信仰的角度，揭破了“南华”称号的由来，指认它是一种神化系统的司职，染上了仙灵之气，从道教的角度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唐代道教盛行，统治者自己推崇《南华经》，又由于《南华经》的理论较之《道德经》更贴近人生，更合乎人情，因而，它日渐成为道教经典系统中仅次于《道德经》的又一基本经典。此后，道教注疏发挥《南华经》者代不乏人，其中较著名者为唐代的成玄英、孙思邈、李含光，宋代的陈景元，褚伯秀等。在现存《正统道藏》中，洞神部本文类有《南华经》5卷、玉诀类有武林道士《南华真经义海纂微》106卷、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12卷、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14卷、贾善渊《南华真经直指》2卷、吴澄《南华有篇订证》2卷、罗勉道《南华经循本》30卷、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余事》1卷、王元泽《南华真经新传》10卷、《南华真经拾遗》1卷、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35卷。所有这些注疏，都是从道教角度加以发挥阐述的，在道教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从而对《南华经》思想的泛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庄子与道教
在道教的典籍序统中，《南华经》（《庄子》与《通玄经》（《文子》）、《冲虚经》（《列子》）、《洞灵经》（《庚桑子》）被合称为“四子真经”，其地位仅次于《道德经》（《老子》）。因而，研读和注疏《南华经》往往成为上层道士的重要的宗教学术活动的内容之一。
本来，《南华经》属于先秦子书范畴，与宗教无大关系，因而，秦汉魏晋学者多把它作为子学来研究，并没有什么宗教崇拜的意味。但自东晋时起，便不断有道教界学者从《南华经》中吸取精神养分，以补充、扩展道教自身的理论内容，其中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尤为突出。他在《抱朴子·内篇·畅玄》中有一段对得“玄道”者的描述：“得之者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经乎汗漫之门，游乎窈眇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践跚旋机，此得之者也。”这段描述与《逍遥游》篇中关于“神人”的描述十分相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说明《庄子》对道教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从教义、教理与信仰上对道教有很大的启录，从而为道教理论的成熟与丰富提供了精神养分。
从教义、教理方面看，《庄子》对道教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庄子》中关于“道”的讨论对道教的影响极大。诚如前述，在《庄子》中，“道”首先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具有“生天生地”与“一化之所待”的双重作用，既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的起源，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的根据，同时“道”还是人的最高认识或最高真理，它“未始有物”，具有绝对的同一性。《大宗师》中还有一段说：“夫道有情而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是“道”对于万物的本根意义。“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诚。”（《齐物论》）这里讲的是最高认识意义上的“道”。两个方面关于道的讨论与描述，都对道教有启发。早期道教主要经典《太平经》中有云：“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论。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也。”这里便有对本根之道的描述，它体现了道教教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道”是宇宙的本原与主宰，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时不存，是宇宙中一切的开始与万事万物的根据。宋代谢守灏《混元皇帝圣纪·序》则说：“原夫大道玄寂，理极无为。上德中虚，义该众妙。是以精凝真一，非假物以称生，形结九空，不待有而成体。”这里讲的则是认识论、修养论意义上的“道”。“道”不仅对世界有意义，而且对人生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所强调的“道”，正是对人生有根本意义的“道”。《老君清静心经》说：“欲既不生，心自静矣。心既自静，神即无扰。神既无扰，常清静矣。既常清静，及会其道，与真道会名为得道。”这种可谓的“得道”，实际上与《庄子》中“见独”境界完全同一，即由于心静欲息而体悟到“道”的存在与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庄子》中关于“道”的理论，补充道教理论的不足，构成了“道生万物”的理论基石。
其次，《庄子》中关于道功道术的论述，关于长生久视的追求，对道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在宥》篇云：“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至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这里讲的是修身养性之道，认为人如果静心无欲体悟妙道，便可以实现长生久视。这个思想后为道教发挥并加以膨胀，使之成为道教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内观经》有云：“道不可见，因生以明元；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为了追求这种“长生不死”的目标，道教参照《庄子》中一系列养生方式，造作了内丹、外丹、存思、守一、服气、服饵、导引、行跻、房中、守庚申等一系列养生方术，认为只要“保神固根，精气不散，淳白不分，形神合道”，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重来世重今生，不求彼岸谋此岸的宗教思想，不仅吸引了众多的信仰者，而且在世界宗教之林也极具特色。
再次，《庄子》关于人生应该避俗弃世，消极无为的思想对道教也产生了影响。如《养生主》篇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里对人生之认识与实践活动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认为这样才是“保身全生”之策。这显然与先秦战国时代的社会动荡，人生处困苦之中的历史环境有关。《田子方》篇说“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不为知者的游说动心，不为美人的容貌迷惑，死生之事无动于衷，这正是《庄子》可尊奉的理想的无心无情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同样为道教所追求。许多的道教道德都以消极避世、遁迹山林作为修道求仙的基本方式，都主张远离功名利禄，抛却尘世的享乐，淡然自若，与闲云野鹤为伍，于静默中求得对道的体验与把握，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
此外，《庄子》中关于“圣人”、“真人”、“神人”、“仙人”的论述，关于生而悲苦，命定人生的理论，关于“心斋”、“坐忘”的描述，都与道教思想仅有一纸之隙，从而为道教或挪用，或改铸，或发挥，融入了道教的理论绪统之中。
总之，《庄子》中一系列神秘主义的理论内容与自由精神的心灵追求，与道教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因而成为道教进一步发挥、发展的思想酵母。所以，后世道教视庄周为南华真人，把庄周的著作尊奉为《南华真经》，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但是，从整体上看，《庄子》毕竟还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产物，是一种学术理论的体现，其中的一系列神秘主义观念是其整个理论内容的组成部分，但却不能以之为主流，其主流则是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学说，是有内在的理性精神的学术理论，而不是以信仰主义为根据的宗教观念。具体说来，《庄子》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即认为人生是气化流行的产物，有生必有死，生死之变都是自然作用。在《知北游》中，有一段关于生死问题的讨论，其中较明确地指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这里以“气”来解释生命现象，认为生死为自然之理。这是理性的精神，是有科学意义的理论。但道教却不同。道教极力主张人的长生不死，并坚持认为，人只要绝欲静心，通过修炼精神，实现体悟天道、形神相保，便可以解除死的威胁。这种“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的观念，不仅是非科学、不现实的，而且与《庄子》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其次，《庄子》中虽有某些“仙人”、“神人”的概念，并不崇奉什么天神、地神，也不把老子作为宗教首领看待。而在道教的信仰系统中，有一个神化世界，认为最高的有“三清”之神，而且把老子奉为“太上老君”，这与《庄子》显然不同。此外，《庄子》中一系列神秘现象的描述，本为寓言形式，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叙述方式，既不是对历史的回顾，也不是对事实的陈述，但道教却把这一系列寓言作为事实加以阐述发挥，以致使这些神秘现象成了道教信仰的历史根据，这便与《庄子》相去甚远了。
综上所述，从历史与理论相统一的角度看，一方面，《庄子》中某些思想确有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的成分，与道教的教义、教理及其信仰有相合之处，因此《庄子》为后起道教所重视，对道教理论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庄子》毕竟是一种学术理论，理性主义是其主导因素，因而它与以信仰主义、神灵观念为支柱的道教之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把《庄子》与道教相混淆，或者误认为《南华经》就是道教的基本理论阐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缺乏根据的。
《庄子》与现代文明
《庄子》是先秦时代的作品，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及其历史影响是丰富而巨大的。随着社会的演进，思想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其中许多的观点、思想皆与现时代不合拍，成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了；然而，正如其它一切优秀思想成果一样，它所倡导的一系列重要观念和思想，在现时代仍有其意义与影响。对于走向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经常以现代意识和现代目光读一读这部古老的经典仍会有所获益。
从现代文明角度看，《庄子》对现代人还有何教益呢？
首先，《庄子》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对于今人仍有意义。在《庄子》形成的时代，作者已经看到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问题，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平行的问题。《大宗师》篇有云：“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天是自然的代表，“天之所为”即大自然的活动，“人之所为”即人的社会性活动，只有把握住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才算真正理解了“道”的意义。按照《庄子》的观点，大自然不仅是人的养育者，而且是人类活动的必要空间。人类要生活得有意义，不仅不能破坏大自然，而且要顺应大自然。要提倡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大宗师》）畸人是不合乎时俗的人，他虽与时俗不合，但却顺依自然，从属于天，与天为一，因而他是真正的“圣人”。只有把自身与自然相融合，在和谐之中把自己托付给大自然，才算真正的“圣人”。“古之人，天而不人。”（《列御寇》）“天而不人”也就是顺倚自然，不对自然进行人为的解破。
这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别与矛盾，看到了自然对人的作用。但反对以人为去干预自然，主张以人去顺依自然，它有消极的因素，也有其相当深刻的合理成分。
从现代文明的发展看，近代的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都主张积极地改造自然，倡导“人定胜天”的观念，通过人对大自然的改造与索取，人类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是，人类在获得了大自然的恩惠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大自然疯狂的报复。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人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口的急剧增长，生态平衡的被打破，能源与食物的短缺，已成为20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温《庄子》中“侔于天”、“天而不人”的主张，确有“悔之晚矣”的感喟。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章法的第一大难题，人类如果过于“侔于天”，便会“天而不人”，“蔽于天而不知人”，使人类永远生活在低水平的文明状态下，以致于社会不发展和生活过于贫困；但如果过于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则会出现人为破坏大自然的平衡，招致大自然对人类报复的局面，势必使人类自食其果，为自己过度地榨取自然资源，而承担自然的惩罚。生活于两大世纪之交的现代人，如果能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适当地顺从于自然，减少对大自然的干预破坏，或许可以减轻或免除未来的灾难，使人类的生活真正实现自由与富强的统一。现时代，绿色和平组织的出现，低熵社会理论的提出，未来学中悲观派的崛起，都从不同的方面告诉我们，《庄子》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并没有完全失去意义，它的基本精神正在成为人类走向更高阶段文明的价值导向之一。
其次，《庄子》所倡导的直觉主义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仍有启发、借鉴意义。
在《庄子》中，那种体悟天道的方式是直觉主义的，即它不是通过理性的推导而实现的，而是以超越于感官感知之上的豁然开朗的理性直觉而达到“见独”的。这种直觉的思维方式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直接性，即心灵对对象的直接把握，抛却感官感知的环节。《养生主》说：“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种“神遇”即心灵直接把握。二是意会性，即不须以言辞表达，而只须以默然领会。所谓“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德充符》）三是整体性，即注重从总体上去把握对象，而不是以分解的方式认识事物。《天地》篇谓之为，“修混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识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即其义也。这种独具特色的直觉思维方式，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和艺术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今日的科学和美学都有启发意义。
近代科学发展到了20世纪，物理学中相对论的出现和基本粒子理论的形成，表明了经验科学时代盛行的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海森伯，都主张以新的思维方式取代实证主义。他们所提倡的新的思维方式都具有整体模糊和意会的特点，因而与《庄子》中的思维方式暗合。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则通过《创造力和直觉》一书，对现代思维方式与《庄子》的思维方式加以比较，认为虽然战国时代没有“基本粒子”的概念，没有对物质世界的深刻认识，但那种关于混沌的理论和关于体悟道体的方式，对现代自然科学家仍有启示。
在美学研究领域，关于审美过程的心理活动的分析，关于艺术创作中想象力的研究，关于艺术欣赏中通感的讨论，关于形象思维的辨难，都从不同角度引申、发挥、发展了《庄子》所倡导的那种富有艺术特色的直觉思维方式。因而，有的学者说，庄周所倡导的直觉思维初步揭示了审美活动的复杂过程与特性，从而对现代主义的艺术观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现代哲学的发展表明，过去人们过于侧重思辩对逻辑的研究，鄙视直觉思维，但理性主义没有真正穷尽对人类思维现象的研究，相反，过于理性主义弃之不顾的直觉思维还具有广阔的研究领域。虽然在今天的思维科学和神经科学看来，直觉思维仍是一个有特深入的灰箱，但是，它对人类思维的意义已为哲学家所承认。现代哲学家伯尔尼提出了在西方极有影响的“意会认识论”，初步揭示了没有语言参与下的意会思维现象，其中许多观点和意会特征的揭示都与《庄子》的讨论极为相近。
《庄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经典，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虽然它已形成两千余年，但是其中一系列思想观点都对现代人有启发，因而我们说今人仍需要读一读《庄子》。但是，仅从上述两个方面即可以看出，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是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它所要求的“天而不人”是有障于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因而从根本上说是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矛盾的，今人只能从吸取其精神实质上倡导自然主义；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又与否定性分析相联系，与相对主义和诡辨术相联系，因而对它的倡导的只能是补足理性思维缺陷意义上的倡导，而不能完全以直觉思维替代理性思维。总之，一方面，《庄子》在现时代仍有强大生命力，现代人仍需要在与古人对话中吸取其智慧；另一方面，现时代生活日新月异，古代智慧不可能真正拯救现代的人生，停留在《庄子》的思想水平上，则势必落后于时代，从而寻求不到真正的未来。只有在吸取古代智慧的同时进行新的创造，才能开出现代生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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