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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031(2008)12-0002-11
[修回日期]2008-08-29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最早、发展缓慢和近期快速增长的国家，但是中国城市化研究开展滞后。自1979年吴友仁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后，中国城市化研究才得到快速发展。此后，从国家城市化战略出发，学术界对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 中国城市化政策研究
1.中国城市发展方针
1978年以来，国家根据中国城市化研究成果逐步制定了相关的城市发展方针。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正式提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1990年代后期，《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对城市化提出了新的目标，即适当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市，积极适当发展中小城市与大力发展小城镇。
学术界围绕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针对大城市的“控制”、“严格”与否及小城市“发展”的力度。有学者支持严格控制大城市，认为必须“积极”或“重点”发展小城镇，至少是“合理”发展小城镇；也有学者对“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提出质疑。鉴于1990年代后期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小城镇发展困境，学术界(尤其是城市地理学界和城市规划界)对已有城市化方针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对“城市”、“区域”、“城市化”等基本概念进行“澄清”或“重新解读”，更加理性地分析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机遇、挑战、危机、科技问题。这一期间，许多学者就城市发展方针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有学者从“非主流视角”更为激进地提出“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某些片面性认识，以及西方‘现代性’、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造成的对我国城镇化的扭曲和误区”；有学者认为城市发展方针应“考虑更多因素，更全面表达”；有学者提出应采用多样化城市规模方针和因地制宜的城市化方针，“多元化、非均衡、逐渐推进、综合发展”；有学者认为应采用以城镇体系网络建设为重点的城市化方针；和积极的可持续城市化战略发展方针；有学者主张建立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有学者认为应确定“全方位开放式、效益型”城市化发展方针；有学者主张中国城市化发展方针需要参考全球化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城市发展方针讨论已不在表象的城市规模之争和新的城市发展方针表述上，而集中于城市发展的深层次内涵上，“人口(户籍约束)、资源(土地制度)与城市化(分工演进)之间的两难冲突已到令人担忧的地步”，“持续不断地完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效率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是农村非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占据当今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主导地位的过程，是乡村性向城市性转化的社会变革，所以健康发展、质量、特色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导向。
2.中国城市化道路
与城市发展方针的讨论相呼应，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在1980-1990年代也极为激烈，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
(1)小城市论
1983年，中国城镇化道路学术研讨会一致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各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道路也应各具特色”。讨论会和吴友仁的总结报告注意力的焦点在“积极恢复和发展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集镇”，从社会主义分布生产力理论和安全要求出发，小城市“是符合理性的，是有生命力的”。在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工业化的现实和“小城镇，大战略”的导向以及既定城乡制度的制度惯性作用下，这种论断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几乎是独占鳌头。
(2)大城市论
冯雨锋则认为重点应发展“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中心城市”。饶会林、曲炳全明确指出大城市具有远大于小城镇的规模效益。王小鲁和夏小林提出适合国家当前条件的100万-400万人口的优化城市规模区间。饶会林和丛屹认为城市规模效益率仍然在发挥主要作用，需适当放宽对大城市规模上的限制。周干峙认为，在落后地区，大城市必然要首先发展，形成“极核”，然后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
(3)多元论
也有学者试图从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中寻求平衡，提出农村城镇化与“城市圈为中心的提高内涵为主的”城市现代化、城市内涵化的二元(或多元)城镇化道路模式，或大中小城市互相协调，东中西部差异化发展道路。
(4)中等城市论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于1984年最先提出“中等城市”论，但该学说的研究成果却相形见绌。
(5)城市体系论
随着城市化研究的深入，周一星提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而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城市体系发展道路遂受到重视。
更有学者理性地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取决于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孙施文认为要“避免从不切合中国实际的先验假定出发来制定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政策”。
二 中国城市化特征研究
国外学者承认，198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化作为社会主义城市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西方经典城市化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的特点，这种差异性在1980年代以后依然存在。国内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也承认中国城市化在世界上的独特性，只不过在1990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被用来解释这种差异性，而1990年代及以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则成为解释的切入点。这也与“特色”城市化方针或道路不谋而合。
1.中国城市化的整体特征
1980年代初，中国城市化特征表现为“城镇人口增长较慢；通过计划和行政措施，不断调整城镇人口比例；广大农村地区亦工亦农的人口大量增长”。1990年代，对城市化与经济、社会转型的互动认识更为深入，辜胜阻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城镇化及其基础——工业化是由政府发动的，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并举，城镇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城市构成不协调，农村劳动力职业转换先于地域转换”；故此，“二元社会结构、地区差异、城市吸纳力不足与农村推力有余、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行、以小集中为主多渠道并存的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控制”等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期的特征。进入21世纪，在继续讨论人口、地域、产业等关注焦点的基础上，可持续理念的深入使学者们关注城市化的生态特征，提出诸如“持续的加速性、极度的不平衡性、与经济发展的相依存性、城镇化与市场化的相伴随性、解决三农问题出路的唯一性、资源保护和破坏的双重性”等中国城市化特征表述。
2.中国城市化水平和速度
对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城市化水平测度中“城市”、“城市人口”等概念的质疑和改进。由于城镇建制标准调整，城镇的范围在不断变化。而几次人口普查对“城镇人口”的统计标准并不一致。所以，不仅不同时间段的城市化水平测度结果不具可比性，即使是同一次人口普查，不同省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也缺乏可比性。许学强等和阎小培等概之以“中国统计之谜”。
——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的探索和改进。包括人口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改进、土地城市化指标改进，以及采用人口、经济、社会和居住环境因子构建综合指数，运用灰色关联分析、SPSS分析、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等测度城市化水平。从发展趋势看，综合指标和指标体系似乎更能说明城市化的复杂状况。
——中国城市化水平“度”的思考。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钟水映和胡晓峰指出其存在方法论的缺陷；葛永军、许学强、阎小培和周一星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1980、1990年代“城市化与非农就业水平之间的偏差呈逐步缩小”，中国城市化应适度发展、目标不可过高；陈彦光和罗静等推算出2005年前后中国城市化速度达到峰值、城市化水平饱和值为80％左右。所以，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三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1.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西方经典城市化动力机制理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成果等被引进，对国内学者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口迁移理论、经济学解释、交通通讯理论、政策与制度被视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机制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进展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经济全球化等被引入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中。
经济、政治、人口因素与人口城镇化关系紧密。“比较利益—互补利益—选择利益”共同构成的利益关系链，是引致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
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区域城市化存在互动机制，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引起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变化，使区域城市化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模式；城市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支撑、拉动、载体等作用；工业化(城市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及农村劳动力的结构转移，是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集群、外资投入和外向型工业化等逐渐成为工业化这一动力机制研究的主流。也就是说，“自1978年后，中国工业化实际上在走城乡二元发展的道路，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生；消费需求的三次升级，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增长，使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快速扩展，另一方面，也吸引了外资和技术的引进”。第三产业发展，诸如旅游业发展促进城市化快速发展，提高城市化质量。第三产业发展不良则会导致就业结构转变滞后、城市化水平不高。
就业结构转换、人口迁移是推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民工潮”使长期形成的二元结构体制出现危机，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最低经济门槛作用机制对于进城的农村人口顺利城市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机制的中心规律是就业支柱产业工资与城市物价的均衡。就业结构变化滞后是中国城市化推进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教育对城市化非常重要，反之亦然。
交通、通讯的发展及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对中国城市化起到动力作用。城市化过程与交通网络的发展互为因果。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具有互动关系。进入21世纪，由信息网络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已在中国浮现，北京、上海和广州之间的互联网骨干连接构成了中国长距离电子通信的核心层次，且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重构城市的竞争优势，而地理区位因素仍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外开放、新国际劳动分工与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化的动力作用，这也是1980年代萌芽，1990年代中后期逐渐发展的新兴研究方向。地缘政治、国际竞争的大格局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而中国的产业政策、城市发展模式也都与现有的国际空间密切相关。1996年以后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由第三产业推动，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将有助于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本地市场正在成为决定城市发展乃至区域竞争力的主要动力。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显著：城市化过程空前加速，涌现出更多的新城市，大城市继续快速发展，若干大都市连绵区已开始逐步形成，郊区与城市中心区共同繁荣，几个国际性城市将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网络。对外开放对特大城市开发区建设及城市空间成长起重要促进作用，使中国城市空间发展呈现新趋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竞争与技术创新日益聚焦于大中城市，城市通过物质和能量输入对创新起塑造作用，创新通过物质与能量输出对城市具有反作用，具体表现为以时空为参照系，城市化水平与创新能力相互作用的界面特征。
综合城市化动力机制。1990年代末期以来，学术界对既有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反思，从推动主体、内因与外因、产业结构、要素聚集、制度、教育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提出了多元城市化动力机制，或者说城市化动力机制体系。
城市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环境基础，对自然资源、资本的分析，以及城市化制约机制的研究，如生态环境、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效应、自然灾害等，作为动力机制研究的有益补充，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理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生态思维是城市化的新取向，可持续的生态规划、生态管制势在必行。
2.制度和政府的作用
政府干预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起着关键性的调控作用，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公共政策，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土地权属与使用模式、区划调整、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张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人口迁移政策、市镇建制政策促使政区变动、新城镇产生，推动了人口城镇化。政策对人口迁移的作用远比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从1950年代的人口集中定向迁移，1960、1970年代人口向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疏散，1980年代，自由经济成分得到加强，许多政策，包括人口政策开始由指令性转变为指导性，因而人口迁移也更趋于自然，而人口迁移率的提高使城市化加速。政府对自下而上城市化和外向型城市化也起促进作用。自下而上城市化得到政府认可或支持，国家方针政策的影响和政府、农民、外部(内资、外资)力量的共同作用构成了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形成诸如江苏的集体经济加开发区建设等政府主导城市化发展模式，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也导致珠江三角洲的分散农村城市化格局的产生。一个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大企业的联盟已经在中国城市出现，并推动城市的增长，在开发区建设中，甚至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更可以通过城市规划直接影响城市化空间格局，实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和制度对城市化并不完全是起促进作用，传统体制、制度、政策使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和集中缺乏合理性，造成城市化的不均衡偏态和人为波动。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的政绩牵引和利益驱动，构成了中国城市化特有的制度背景与体制条件，使中国城市化面临更多陷阱和困境。当前的城市建设监管、政绩考核、城市财政、土地使用制度对城市政府执政行为的影响使城市政府的执政行为与中央统筹城乡发展，借助城市化扩大内需、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市集约化发展的初衷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背离，使城市倾向于集聚生产，城市的人口集聚功能相对弱化，从而在制度层面上造成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如户籍制度、现有农地征用制度和失地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的缺陷造成城市化成本高昂、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问题严重等不良后果。
3.改革对城市化的作用
改革对城市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制度变迁表现出来。从宏观层面来说，改革促使中国参与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体系中，改变了中国城市化的宏观政治、经济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逐渐被制度安排和投资引导的方式所取代。传统体制与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同时并存且存在区域差别，从而使城市化进程出现偏态运动。深入进行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形成的城市化摩擦力；另一方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放松对户籍的管制，在降低城市化风险和节约交易成本的同时，增加城市化的收益水平。成功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与流动人口的出现及增长相关，开放政策、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与有专长、高收入集团相关。具体讲，推进城市化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行政区划体制创新和调整；
——生产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确立；
——户籍制度和人口迁移制度变迁；
——土地、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土地市场、住宅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城市建设投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
四 中国城市化过程研究
1.中国城市化过程
根据城市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重大历史事件等，研究者们对中国城市化过程进行阶段划分，归纳各阶段发展特点，尽管对中国城市化过程的阶段数量和起止时间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基本同意改革开放前后是一个转折点，1990年代是又一个转折点。
建国后，中国城市人口有很大增长，但城市化进程波动较大，城市化水平提高较慢。1964-1980年，中国城镇人口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小城镇没有得到应有发展，但特大城市人口得到了控制。至1988年，人口城市化已进入城市化的早、中期。1978年后近20年的时间内，中国城市化过程结束了大起大落，实现了持续增长，进入中期加速阶段；城市化发展的区域重点发生转移：东部快于中西部，南方快于北方；小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提高，大城市人口的实际增长率大幅度回升；城市适度走向国际化；大城市已经开始了郊区化过程；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形成；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化在扩大。
赵士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是正常的。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朱正举和于文学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尚不具备加速腾飞的基本条件，城市化进程处在一个两难境地。陆大道、姚士谋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城镇化脱离了循序渐进原则，出现了“冒进式”城镇化的现象。
也有学者针对某一阶段或某一区域进行城市化过程的研究，如黄盛璋对张家港市的研究、何春阳、史培军、陈晋等对北京、高向东和吴文钰对上海、林桂兰和左玉辉对厦门城市化过程的研究。
2.中国城市化过程影响因素
人口增长速度、数量、密度、迁移、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因素、制度、制度创新、城市规划、生态文化因素等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其中土地制度改革、产业政策和主导产业选择非常重要，如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政策等政府行为和3000年城市发展形成的旧有城市格局和古部风貌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北京城市发展的基本过程；以同心圆式环形道路与放射形道路为基本骨架的城市建设格局对上海郊区化扩散方式有重要影响。
五 中国城市化空间研究
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初步探讨了中国城市的分布、无锡、重庆、成都、南京、包头等的区位、城市构造、轮廓和功能等。1980年代，对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外国理论进行翻译介绍的基础上，相继对城市地域结构的概念、类型、地域结构的演变规律、动因机制、合理模式、个别城市地域结构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990年代，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主要加强了对大城市地域结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用地结构变迁等新趋势的探讨。概括起来，城市化空间研究主要有以下9个方面。
1.城市—区域关系
城市与区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借区域而立，区域借城市而兴。宋家泰首倡“城市—区域观”，该理论强调城市的总体规划与布局必须把城市与区域统一起来，城市发展与区域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动态关系，具有多层次、开放型的特点。按照这一理论，城市总体规划必须以区域发展为基础来确定城市发展性质、发展规模以及城市空间布局，多层次的“城市—区域”体系是中国城市经济区的本质特征。区域分析和区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的深化和具体化，必须改变传统的“就城市论城市、就区域论区域”的做法，使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此，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分析工作作为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的基础得到广泛开展。这一时期，还有学者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展开了区域经济开发及其模式研究、中心地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推广应用、城市规划中的区域分析、城市郊区范围的划分、城市经济区的影响因素分析和经济区划等实践工作。区域层面的城市研究还包括城镇密度和区域中的城市空间分布、中国城市时空变化和城市用地扩展类型、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效率及其变动特征、城市实体地域、区域中的城市空间再组织。目前，通讯技术发展迅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城市的区域范围扩大，垂直联系加强，“城市—区域”观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沈建法认为市场化和全球化正在重组尺度体系，城市化的尺度调整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市民等不同尺度上均有发生。
2.城市形态
从19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围绕个别城市的城市形态作了探讨，同时也进行了对不同城市形态组合形式的规律性研究，如同心圆式、多中心式、组团式、带形城市等城市形态的分析。武进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一书通过对国内数百个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从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形态发展演变的动力学机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合理的发展模式。还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对具体的海港城市、河口城市，如福清、石家庄、龙华、无锡等城市形态的发展演变和布局形态的研究以及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研究。在对中国大都市增长的空间过程的研究中，概括出城市发展具有从同心圆圈层式扩展形态走向分散组团形态、轴向发展形态乃至最后形成带状增长形态的发展规律。
3.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物质空间结构研究。一些学者对北京、大连等城市的意象空间进行研究，发现各个要素在意象形成中的作用与林奇所研究的3个城市不尽相同。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如许学强，胡华颖和叶嘉安认为广州市区的空间模式呈向东曳长的同心椭圆态势，城市发展历史过程、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分配制度是该模式的主导机制；周素红和阎小培以广州市典型街区为案例，对居民通勤行为进行城市空间解读，发现居民通勤行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实体空间的现状及其演化，同时，与社会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研究。如广州新老CBD同时并存，分区发展，发展模式存在差异，转型期的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也很明显。闫小培、毛蒋兴和普军对影响珠三角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进行了分析。
4.城市边缘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大城市迅速发展，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城乡交接地带，又称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区。198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城市边缘区研究，顾朝林、崔功豪、武进、林炳耀、涂人猛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顾朝林等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的实地调查，在探讨中国城市边缘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的人口特性、社会特性、经济特性、土地使用特性、地域空间特性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孙胤社认为中国城乡边缘区的形成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国外的“居住导向型”，而主要是“工业导向型”。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大城市边缘区的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张建明、许学强等在对城市边缘区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研究的新课题；苏建忠、魏清泉、郭恒亮认为需要运用精明增长的理念，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目前，一些学者对大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大城市边缘区的成长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5.半城市化研究
半城市化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过渡。学者们对半城市化的定义、类型、主要特征、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研究。
半城市化地区为“已经初步具备城市的某些特点和功能，但尚未被划为城市的地区，在中国主要是城乡结合部、小镇、乡和非农产业发达的村”，主要是由于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在城郊和乡村而引发的。半城市化地区以非农化程度高、工业发展和土地开发极为分散、不稳定的外来人口为主体、“都市里的村庄”现象严重、各自为政的农村型管理体制等为主要特征。这类地区的小城镇还将经历“自下而上”逐步逐级的集聚发展。
6.郊区化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来，郊区化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从中国郊区化的门槛值到郊区化形成的动力机制以及郊区化的调控等成为主要研究内容。郊区化是城市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阶段，它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先后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研究者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郊区化的成果和方法基础，结合中国的特点开展了对北京、广州、上海、沈阳、杭州、大连等特大城市郊区化的研究。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特大城市近年来中心市区出现人口增长减慢，甚至减少，人口密度下降的趋势，说明这些城市已出现郊区化现象。中国郊区化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表现为被动式郊区化、居住郊区化和圈层扩展式郊区化，中心繁荣区与郊区化并存，社会阶层分异不明显。距中心市区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扩展过程有很大影响。一些学者还介绍了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对其在中国城市化研究中的借鉴作用做了初步分析。
7.城市群研究
从城市群、城市带到都市连绵区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城市化空间研究对发达城市地区研究在纵向上不断深入过程。城市群作为一种地域组织源于一个城镇化区域里相邻城市的相互作用，即城市群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城市发展到较高阶段普遍的产物。198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相继出现城市密集区。结合国外经验和中国经济发达区域城镇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城市地理学者相继开展了对城市密集区的研究。最早进行城市群专门研究的是李世超，他从介绍戈特曼的城市带理论入手，探讨了长江中下游城市带的形成条件、历史动力、现状特点和未来发展构想。李世超对城市带特征和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姚士谋、许学强等分别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的特征、发展趋势等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对中部地区城市群的研究也逐渐开展。研究认为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稳定性相对较差。
8.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
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对此的研究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进行的。2000年，胡序威、周一星、顾朝林等完成了《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周一星对中国的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进行了定义并制定了便于研究的统一标准；顾朝林等在建设部《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时就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政策进行了探讨。随着研究深度的加大，有的学者认为都市区是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其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社区的组合，都市连绵区是许多都市区连绵而成的城市密集地带，如珠江三角洲由6个都市区组成、长江三角洲由13个都市区组成。近期有关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主要进行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形成和发展规律、分布特点、形式、动态过程和空间结构特征等的研究。宁越敏、阎小培、李王鸣等从都市区的界定入手，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市区的特征，探讨了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形成机制；何春阳、陈晋和史培军等模拟和预测大都市区城市发展演变过程；黄勇和朱磊、陈睿和吕斌等对科学的大都市区规划进行探索；谢志清、杜银和曾燕等的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空间扩展具明显增温效应，大都市带是中国城市化的方向，都市区已经成为当代区域发展的基本细胞和城市化的主流组织模式。
9.城镇体系研究
城镇体系理论研究。顾朝林首先将城镇体系地域组织结构归纳为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四个方面；宋家泰等、顾朝林、吴缚龙、王力、金其铭等、陈皓峰等、丁烈云就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杨吾扬对城市体系科学定义，对城市体系的级别—数目—规模对应模式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后来相关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城镇体系的界定、理论框架的构建，各种不同层次(省域、市域、县域等)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划分标准、发展趋势等。虞蔚等还从分析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信息流的联系强度等出发来研究区域城镇之间的联系。一些学者还对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形成机制，信息产业对城市体系影响进行了研究。同时，引入分形与分维理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研究。
区域城镇体系实证研究。过去近20年中，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流域、经济区域的城镇体系研究。最初，中科院的一些地理研究机构和部分大学地理系先后承担了辽中南、京津唐、湘东和长春地区的城镇体系研究。较早进行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城市地理学者有南京大学宋家泰、顾朝林，北京大学周一星、杨吾扬，中山大学许学强等。顾朝林的《中国城镇体系》一书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起源、产生、发展，中国城镇体系的自组织结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结构，并就中国城镇体系发展条件，城镇化水平及城镇人口增长，国家地域开发等对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前景特征作了科学的轮廓展望。此后，又有学者相继开展了沿海地区城镇体系的特点、城镇体系结构与布局研究；长江流域城镇体系及沿江区域城镇体系研究；黄河三角洲城镇体系布局基础研究；河南、甘肃、湖南、广西、四川等中西部省市城镇体系的布局基础、等级规模和发展趋势研究。区域城镇体系研究重点从沿海、沿江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深入。
城镇体系规划实践。在1980年代，南京大学地理系宋家泰、顾朝林等汲取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城镇体系规划“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城市规划部门广泛接受并应用。城市地理学者开始承担编制了全国许多省市各个层次的城镇体系规划。南京大学相继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建设部举办城镇体系规划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城镇体系规划人才。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及时总结经验颁布《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办法》，规范省域、市域、县域及其它特定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程序，明确了相关的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标准，并在《城市规划法》中被确定下来。近年来，面对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实际，地理学者又开始尝试探讨新的城镇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一般分析，进一步加强对城镇体系动态演变、合理模式、结构调整和科学预测的研究。欧阳南江等在珠江三角洲开展的城市群规划中突出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丁元等在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中密切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关系，从而探讨更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规划。
六 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
1978年以来，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域逐步开展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并逐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19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力。此时，开展对乡村地区城市化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大量研究论文不断见诸相关文献。
研究者认为，乡村城市化不可忽视，对其过程、道路、模式、机制、制度、问题和对策、政策取向、城乡一体化、未来研究方向等进行了探讨。
尽管在表述上存在着多核分散型空间模式和集中型城市化道路的差别，但学者们基本同意在二元结构作用下，农村城市化应走小城镇主导型的道路。而小城镇发展有工业主导型、交通兴镇型、市场带动型、旅游开发型、强村膨胀型等多种模式，专业镇是小城镇发展的特色之路。农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源自作用于农民的内外推力，根本动力和重要支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动力机制包括农村劳动力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乡镇工业与市场的发展、大中城市的扩散、政府决策与行政管理的促进作用等，并由此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类型。在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下，随时间推移，各种模式的特征和机制也发生变化，近期更有学者提出中国乡村城市化动力系统假设。
由于经济发展模式和土地管理制度等原因，乡村城市化存在着耕地锐减、环境恶化、小城镇效益低下等严重后果，失地农民在城市化中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其利益受损，所以要“慎提乡村城市化”，而兼并、乡级专业化管理改革、调控、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创新则势在必行。故要走内涵式、集约化城市化之路，村庄规划和新城镇型居民点规划、县级城市总体规划将在此发挥重要作用。
也有学者提出城乡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一体化包括城乡政治、经济、生态、人口、文化、空间融合等内容，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是其动力机制，城乡统一市场的建立是其核心。城乡一体化要“以人为本”，城市规划是其保证。在实践上，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市带县”、“县改市”、小城镇建设等体制改革探索，通过试点比较和归纳总结，提出了诸如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模式、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北京“工农协作、城乡结合”模式、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城乡一体化模式。期间，有学者对上海、东北城乡一体化进行了研究。
关于“城乡一体化”的争论也一直存在。钟荣魁认为城乡一体化只不过是想造就一种城乡低层次平衡发展的局面，是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地方保护主义发展模式；魏清泉认为城乡融合是城市化的特殊模式；甄峰提出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和“平均化”，它是中国城镇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袁奇峰、易晓峰和王雪等认为中国当前仍然是依靠传统工业带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过早提出城乡一体化不一定有益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七 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
城市化研究一直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点，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在逐渐认识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性的同时，努力寻求与国际城市化研究前沿的接轨，这也成为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主流方向。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为城市化理论的探讨，如现代西方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对城市化的研究成果的引入，例如对曼纽尔·卡斯特城市化思想的引进，“政治、权力、房地产利益、社区动员和社会冲突是理解城市化动力的关键要素”，以及对西方城市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新进展的介绍和评价等。顾朝林从初期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析入手，进行了城市化的国际研究，包括工业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化过程，概括了第三世界城市化理论研究的6个框架，即经典与传统方法、自上而下的发展范式、历史主义方法、激进主义政治经济学——依附方法论、自下而上的发展范式及后现代主义方法，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城市化的过程，并试图通过这些分析建立一个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国际交流平台，最后提出中国的城市化不同于其他国家。但这还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创建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另一方面表现为“外为中用”的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探索。国内学者对世界城市化的特点、问题，水平对比、逆城市化、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分析。同时还对具体国家，如美国城市化的过程、趋势、特征，日本城市形态、发展过程、趋势，加拿大城市化，法国的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新加坡城市化，韩国非均衡城市化模式，缅甸仰光城市化道路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日本的世界城市东京的持续增长(大都市圈三产加速集聚、临海副中心建设、修建筑波快线、横滨新型港口城市建设)、区域性城市停滞、地方城市的衰退等新动向，美国的中等城市发展、新型的大城市地区逐渐多中心化乃至无中心化和城市系统集群化，法国的城乡一体化等对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均有借鉴价值。国内学者提出城市化应有适宜比重，重视城市规划、交通、通讯建设，建设信息化城市、多中心大都市地区，并对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城市化道路提出建议，认为中国城市化要借鉴国外城市化的主要教训，避免欧洲、日本、美国、拉美、非洲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
八 全球化对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国内学者对全球化与城市化的研究是逐步深入的，在早期，仅有少数学者认识到即使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格局对中国城市化依然有重要影响；把外资作为一个重要的外在变量或动力，研究其对国内某一区域(主要集中在对珠江三角洲的研究)城市化的动力作用和引发后果。随着全球化理论和国际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国际接轨，国内学者逐渐把中国“重新”纳入世界城市发展的框架中，从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特别是产品、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自由流动出发，对中国城市化进行讨论。
全球化正在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空间结构由“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向融合多核心网络模式发展、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市巨型工程是全球化影响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一般过程的缩影，且日益成为一种新的人文现象和景观。全球化时代，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正在形成，参与全球化进程国际性城市建设至关重要。中国应以枢纽城市为主体，重构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国家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建设与全球化相配套的国家城市体系支撑系统，进行国家城市体系重建，应对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必须实行新的城市发展观念及战略性思路。因而，国内研究者应从现有的全球化与空间研究着手，对世界城市、都市化、城市—区域的形构、跨国空间的联结、都市空间结构的转换、区域不均衡和社会极化等未来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进行的研究主题提出初步的响应和可能的讨论
九 区域城市化研究
区域城市化研究在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从大的区域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各省市，中西部地区较少，东部地区又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有学者进行城市化的地区比较研究。
1.珠江三角洲
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动力机制、发展模式、空间结构演化、跨境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城市边缘聚落发展和半城市化、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从研究焦点上看，很明显地表现为由对“外生”变量、自下而上、农村工业化、隐性城市化等的关注向双轨城市化、大都市区等的关注转变。
制造业由香港向广东的转移并未表现向大城市中心空间集聚的倾向，资本的流入和制造设备的引进，加速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步伐，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文化、行为和生活方式。深圳借助于香港资本流入等因素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香港跨境向深圳、珠江三角洲经济腹地扩散，促进了其产业升级和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地位的巩固。香港城市形态表现为“商业中心职能的加强和商业中心区的扩大，原工业区的重构，以及整个城市社会地理的再分化等方面”。外部因素的挑战、政府间缺乏沟通和协调、经济合作层次低、基础设施衔接不协调等是港深两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而1980-1990年代，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有扩散的倾向，又选择性地集中在新发展的经济特区，其后出现了国家主导的城市化在主要的城市中心集中的新趋势，“双轨城市化”的复杂现实，对现有基于城市或小城镇的城市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外向型经济带动，镇域“簇群经济”作用、外省劳动力贡献、行政力量推动和大中城市的规模化扩张等促使城市化加速，城镇建筑覆盖核心增长与交通指向扩展非常显著。东莞的半城市化，以及中心镇城市化对珠三角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逐渐增强，由松散布局——渐进扩散式的“点—轴”模式向“点—轴—集聚区”模式的转变也印证了这一点。
2.长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研究比较早。近期对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扩张、城市合作、巨型城市区、城市化发展趋势和发展战略；江苏城市化特征、发展趋势、区域差异和发展模式、动力机制、环境效应；浙江城市化动力机制和转型、道路等。
苏南模式弊端日益明显，需要进行体制、管理模式、组织模式等的创新。增强工业化的空间集聚效应迫在眉睫。工业化主导、外向型经济带动、都市圈经济作用、民营经济贡献、行政力量推动等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主导因素。相关政策指引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始终是用地扩展的主导影响因子。也即“关于亚洲大城市带的一般结论，必须建立在对地方性经济变革认识的基础之上”。
1979-2005年，长三角城市用地增长呈明显的加快趋势，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和稳定性特征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城市生长表现出“一核二带”、“二核三带”、“四核四带”和“五核五带”的空间轨迹，城市空间演化的最大特征和基本发展趋势就是城乡一体化。长三角城市化将推动特大城市的发展、完善大城市的中心功能、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加强重点中心镇的建设，形成多中心网络状的巨型城市区域。
省际边界区域的“水平城市化模式”具有边缘性、断裂性和竞合性等特征，在边界“切变”效应的作用下，竞争性往往大于合作性，甚至会引起恶性竞争。长三角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合作是否有效取决于合作的机制、过程、性质和领域，以及伙伴的选择、伙伴关系形成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3.东部其他地区
对东部其他地区城市化研究的内容包括：对山东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农村城市化框架和内动力、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半城市化研究；北京城市化发展趋势及郊区应采取的对策；东北的辽中城镇群的改善发展模式、东北城市化与产业变动关系、东北城市组群整合关系及其调控机制和海岸带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影响等。
4.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城市化研究包括安徽、山西、湖北、江西等省。总体而言，由于区内大都市区发育基本上仍处于初期阶段，如太原大都市区，“经济外向度、民众投资、消费能力尚不够强”，所以对中部地区城市化的讨论基本上仍然集中于城市化特征、水平、影响因素分析等传统领域。
5.西部地区
改革开放后，中国西部城市化较少被学术界关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有关西部大开发中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城市化发展战略、城市化模式、发展问题等的讨论日渐丰富，对具体省市的城市化过程、特征研究也逐渐增多。制度因素在西部城市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交通在城市及城市带发展上非常重要，开发区建设也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演变的机制之一。
十 结论
30年来，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研究领域涵盖了上述九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研究为中国的城市化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当然，中国城市化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国内学术界主流研究方向往往滞后于复杂、生动的城市化现实，滞后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甚至滞后于制度、政策的颁布。其次，城市化研究成果基本上仍然集中在归纳总结方面，推理演绎方面相对欠缺，为政府咨询、规划等服务的应用型研究居于主流，而理论型研究深入不够。第三，以研究的国际接轨作为努力方向，国内学术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交流活动，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基本上仍然是以介绍国外城市化学术思想为主。第四，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者、研究活动与各级政府关系密切，这对研究的视角、切入点、立场等有所影响，“非主流”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很少见诸于权威、主流学术期刊。
致谢：《中国城市化研究主要成果综述》得到《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国际城市规划(国外城市规划)》、《规划师》、《城市问题》、《城市发展研究》、《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编辑部和王文彤、王雅娟、孙志涛、刘芳、辛章平、杨春志、何书金、佟连军、高松凡、魏晓、李九全等同志鼎力相助，特致谢意。本研究是一次系统集成，难免挂万漏一，敬请读者谅解，并提出修改意见。
《城市问题》注：作者在写作《中国城市化研究主要成果综述》的过程中，参考了30年来关于城市化研究的大量文献，文后所列参考文献计467条，参考文献条目总字数达26000余字。限于篇幅，《城市问题》在发表该文时，对该文文后所列参考文献只刊登前23条，之后的第24条至第467条参考文献做省略处理。如有读者需要“省略之参考文献”，可向《城市问题》编辑部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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