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哈马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马斯论文,中东论文,浅谈论文,进程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马斯”即“伊斯兰抵抗运动”，是巴勒斯坦人民反以斗争的产物。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后，它仍坚持其强硬的反以斗争立场，并制造了一系列暴力袭击事件，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哈马斯”反对中东和谈，反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它认为，巴勒斯坦的主权属于真主安拉，是不可以谈判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伊斯兰的教产——“瓦克夫”，都不可放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圣战”，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协议都是无效的，这片土地只能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控制，这是1400年以来的既成事实。因此，它一开始就将“致力于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作为其斗争纲领，并写进了《哈马斯宪章》。“哈马斯”反对巴以和解，称与以色列谈判是投降和背叛，是“向魔鬼屈服”，它宣布，任何与以色列当局合作的巴勒斯坦人都是叛教者，都要按真主的律法处以极刑，甚至扬言要刺杀阿拉法特，因为他是“出卖阿拉伯利益的罪魁”。1992年10月，它联合“人阵”等10个派别发表声明，要求巴解退出中东和谈。1993年7月，它再次呼吁巴方退出巴以双边和谈，要求重新审查巴解的和平战略。
“哈马斯”认为，阿以间的协议都只有利于以色列，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正在被出卖，所以必须予以制止。1993年9月4日，“哈马斯”宣布拒绝巴自治方案，此后又多次发表声明抨击巴以间的协议。它还在报刊上披露了巴以协议以外的几个特密附件，附件中的“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国，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存权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一致同意指导他们的共同宣传，反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和恐怖分子，反对敌视中东和平进程的分子”等条款，是一向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为精神支柱的阿拉伯国家和民众难以认同的内容。此举意在为阻止中东和平进程争取民心。巴以达成“加沙和杰里科自治协议”后，“哈马斯”进一步采取针对以色列和巴解的暴力活动，以达到破坏协议的目的。它声称，只要以色列不从加沙、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撤军，该地区便无和平可言，它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也将继续下去，“直至巴勒斯坦领土获得解放”。1994年1月3日，“哈马斯”等10个反和组织领导人在大马士革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力量联盟，呼吁继续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进行起义斗争。这一年，“哈马斯”加紧反以反和活动，一年内制造的袭击、爆炸事件超过前3年的总和。1996年2、3月间，它在被占领土和以色列国内连续制造了多起袭击、爆炸事件，意图通过制造紧张局势和流血冲突来逼迫和谈中止。
“哈马斯”力量的发展壮大及其对巴以和谈所持的态度和进行的活动，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哈马斯”势力的壮大及其强硬的反以立场，是促使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坐到谈判桌上进行和谈、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因素。中东和谈之始，以色列拒绝同巴解进行接触和谈判。但是，被占领土“哈马斯”的活动日益频繁，力量不断壮大，有取代巴解之势。以色列政府感到若不痛下决心同巴解直接谈判，将坐失良机，以后难以找到温和谈判对手，而被占领土亦将永无宁日，一旦巴勒斯坦人陷入无政府状态，以色列在外交上的选择机会会更少。因此，1993年1月以色列取消了与巴解接触的禁令，与巴解坐到了谈判桌上，并在谈判中适当做出让步。相对“哈马斯”在被占领土上力量的增强，阿拉法特的处境更加困难。由于巴以和谈迟迟不见成果，引起一些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和厌倦，“法塔赫”在巴解的领导地区、巴解执委会对被占领土的控制都面临严峻考验。阿拉法特认识到，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和解或许是他的最后机会，此举如果成功，即可保住其作为巴勒斯坦人最高代表的位置。因此，他冒险调整政策，力排众议，与以色列进行了直接谈判。在谈判中，以色列之所以同意巴方在加沙和杰里科先行自治，是考虑到加沙是“哈马斯”的根据地，此举可使以色列抛掉这个久已成为其心腹之患的包袱，同时，让巴解温和派阿拉法特去治理这一地区，可制约“哈马斯”力量的发展，从而实现其“以巴制巴”的策略。
“哈马斯”的反以反和行动为以色列所利用，成为其在谈判桌上向阿方施压的砝码和拖延谈判及实施协议的借口。拉宾说：“所有同巴解组织达成的协议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巴解组织必须同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作斗争。如果阿拉法特不能履行他的职责，以色列为何要履行这些协议呢？”他还说：“以色列在履行自己对巴勒斯坦人所作出的承诺方面没有政治障碍，现在的障碍来自恐怖行径。”佩雷斯也说，以叙和谈的停顿，责任在叙利亚，因为它支持“哈马斯”等恐怖分子。在巴以谈判中，以色列坚持把巴以谈判进展与停止“哈马斯”的恐怖活动挂钩，或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或节外生枝，致使双方在扩大巴自治范围、以色列撤军时间等问题上迟迟达不成协议，巴以谈判因此断断续续，一再拖过预定的最后期限。以色列还在谈判中大打“安全牌”，以安全为由提出或坚持削弱和违害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方案，企图最大限度地维持占领现状。以色列内阁通过把签署扩大巴自治协议同释放在押的巴勒斯坦人挂钩的决议，作为向巴方施压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哈马斯”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后，以色列借此推迟了原定1996年3月28日从希伯伦部分地区撤兵的行动和以军的重新布置工作。由于以色列代表在安全安排上提出了令叙利亚“无法接受的”条件，致使叙以第3轮谈判宣告失败。
“哈马斯”的反以反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东和平的氛围，延缓了中东和平进程。1992年12月，以色列为了报复“哈马斯”的恐怖活动，从被占领土驱逐了415名巴勒斯坦人，致使阿以第8轮和谈不欢而散，此事件亦成为新一轮和谈的障碍，使中东和谈中断了3个月，此后经几番调解、周折，中东和平进程才又开始启动。1994年10月“哈马斯”绑架并杀害了一名以军士兵，11月拉宾宣布中断巴以双方就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进行选举而举行的谈判。1995年7月24日，“哈马斯”制造了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正在死海附近加紧进行的巴以关于扩大巴自治范围的秘密会议因此中断，原定25日达成第二阶段自治协议成为泡影。1996年2、3月间，“哈马斯”制造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影响到了以叙间步履艰难的谈判，3月4日，以色列代表团宣布无限期中止与叙利亚代表团在美国举行的和谈，回国参加哀悼活动，巴以间就如何具体实施和平协议达成协议也受到拖延。中东和平面临夭折的危险。
“哈马斯”的反以反和行动使以色列工党政府的和平政策遭到了国内多方面的诘难。利库德集团、全国宗教党等反和谈的右翼在野党借此对拉宾政府发难，在议会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指责政府失去了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在和谈中态度软弱、让步太多，要求政府对巴勒斯坦人采取强硬措施。军队中的强硬势力重新抬头，他们表示，如果犹太定居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以色列就不应再兑现撤出约旦河西岸的允诺。国内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有人公开主张修改巴以协议，认为和平进程“太快”了，应放慢速度甚至暂停。总统魏茨曼也要求拉宾政府“暂时中断和平进程，好好重新考虑考虑”。原来工党和平政策的“铁杆”支持者也感到困惑和彷徨。
国内局势的这一变化对工党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它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国内和被占区犹太居民的安全，使人民真正享受到和平的果实，否则民众对和谈和工党政府的支持率会大大下降，甚至会使反和谈的利库德集团再度执政。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工党政府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赢得大选，在阿以谈判和巴自治协议的实施过程中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和措施，封锁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大规模逮捕巴勒斯坦人，延缓实施协议条款，向巴自治政权施加压力，在叙以谈判中要求叙方有令以色列“满意的”安全安排及采取措施反对“恐怖主义活动”，大规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但是，这些措施不利于巩固已经获得的和平成果，还有可能导致巴自治政权垮台和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哈马斯”的反以反和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产生了影响，使之出现了不利于中东和平进程的变化。5月29日举行的以色列全国大选，可是说是对以“土地换和平”的中东和平进程的一次全民公决。选举结果，右翼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战胜了现任总理、工党领袖佩雷斯，当选为新总理。出现这个结果，是“哈马斯”的活动在以色列选民心目中投下的阴影的一个反映。工党的一名内阁部长承认，“恐怖分子在今年2月分和3月分发动的袭击起到了某种作用，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一种影响”。在“哈马斯”的袭击事件面前紧张不安的犹太人对佩雷斯的和平预言表现冷漠，相反他们从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路线中获得了安慰。在选民心目中，围绕选举的首要问题是安全而不是和平，因此他们选举内塔尼亚胡上台，希望能借此松口气，把安全搞好。
内塔尼亚胡上台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不利影响。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安全，反对分割耶路撒冷，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反对以“土地换和平’。他曾表示，如果他当选，他不会把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也不会在巴勒斯坦下一阶段自治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尽管内塔尼亚胡当选后许诺要继续致力于中东和平进程，并做出了些温和姿态，但是，阿拉伯国家对他仍普遍持怀疑态度，对利库德集团的强硬和他本人的对外政策主张有很深的疑虑。这种对以色列新政府及内塔尼亚胡本人的根深蒂固的猜疑，不是一时可以消除的，而这种情绪不利于推动中东和平的进展。内塔尼亚胡执政以来，在继续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上采取了谨慎、强硬、缓行的政策，作出了一系列不利于中东和平的举动，从而导致阿以和谈陷入僵局，已经缓和下来的阿以关系有再趋紧张的势头，中东和平进程已明显减慢。
“哈马斯”的反和行动打击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对巴以和解的信心，加剧了巴、以两个民族的仇恨心理和敌对情绪，给中东和平进程增加了阻力。巴以和解是要结束巴以长期的战争状态，让人民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可是，“哈马斯”的反和行动却使它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由于“哈马斯”的暴力行动和以色列采取的报复镇压措施，巴、以人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和平宁静的生活，人们没有安全感，而安全感正是人民支持推进和平进程的前提。在恐怖事件面前，以色列国内许多人对以色列为和平进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提出了疑问。由此引发的和谈进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使人们对和谈的信心逐渐减弱，这给那些对和平充满希望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巴以两个民族的仇恨心理和对抗情绪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此雪上加霜，不利于实现巴以双方的彻底和解和整个中东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