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学术主持人 ：王宁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政治 、文化与实践
何雪松，杨 超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临沂大学 法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 ]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三十年来，本土化一直是核心议题，这关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与建构路径。政治关联性、文化敏感性与实践反思性构成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三要素。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纷争实质是关于围绕社会工作本质的论争，在科学、政治与艺术三位一体的特质下，中国社会工作既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科学知识，更要从中国政治文化实践脉络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这恰恰是社会工作走向国际化的前提。
[关键词 ]社会工作本土化；政治关联性；文化敏感性；实践反思性
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三十年来，本土化一直是核心议题，最近又引发新一轮的讨论，这不仅因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关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方向与建构路径，更因为社会工作需要进入“基层”，进入“社会”，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理论和模型的争辩，因而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显示出学理的和现实的双重紧迫性。围绕社会工作本土化有诸多论题，包括本土化的内涵、路径、框架等。本文认为政治关联性、文化敏感性与实践反思性是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三要素，并讨论如何经由本土化而实现国际化。
一、社会工作的政治关联性
作为一种服务于人的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与本土的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政治体系在社会生态中占有重要位置，基于中西方政治脉络的差异以及社会工作的政治属性，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社会工作的早期发展传统强调政府参与社会救济。1601年英国首先实施了《济贫法》，规定了政府对于贫民救济的责任，初步建立了救济的行政制度和工作方法。之后，1788年德国汉堡市针对贫民救济问题实施“汉堡制”，1852年爱尔伯福改良了汉堡制，形成爱尔伯福制。1881年德国首相俾斯麦提出工伤事故保险法案。英国则从贝弗里奇报告中描绘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架构，到1945年英国“福利国家”的建成，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浪潮。专业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制度安排，也在西方福利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得以正式确立，从而获得了政治合法性的认可，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专业空间、管理架构得以建构，并为专业知识和专业方法的发展提供了空间。20世纪70—80年代，福利国家受到挑战，新自由主义兴起，英美对本国的福利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政府预算被缩减，政府外包服务成为新的趋势，新管理主义盛行，这对社会工作有着强烈的冲击。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工作发展是与政治高度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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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旅游管理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旅游业务上，忽视对景区生态环境的管理，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旅游业的创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利于旅游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还会加大环境治理的难度，后期需要投入的环境治理成本比较多，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旅游经济效益。另外，缺乏建设旅游基础设施的意识，相关的配套设施不是很齐全，比如污水排放设施、清洁设施等，人们在旅游中不能获取良好的服务体验。
在本土化方向上，基于文化的敏感性，兼收并蓄，融合不同文化的成果，进而更新改造、创建本土文化特征的知识体系是未来的路径。这一过程无疑是复杂、持久的，但其结果必然不同于西方。目前的讨论指出，在本土化的议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主义可以成为社会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注] 何雪松：《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当然，传统文化的吸收、改造与创造性转化将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过程。西方社会工作强调人有绝对的权利，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权利因亲疏而有分别；西方社会工作认为人是独特的个体，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依附于不同组织生存；西方社会工作主张人有改进的潜能，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进步是整体的成就[注] 周永新：《社会工作学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页。 。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定要立足传统文化，吸收西方先进内容，根据时代进行更新。目前初步的讨论涉及一些理论线索，并有了部分理论框架的建构。比如，在理论框架上，钟桂男对儒家社会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尝试构架儒家社会工作学[注] 钟桂男：《儒家社会工作学的教育与实践模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在具体的概念上，学界指出关系和嵌入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视角，西方强调个体自由原则，而中国重视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注] 唐咏：《关系和嵌入性之外：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的路径选择》，《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并初步构建社会工作关系视角本土化理论[注] 杨超，何雪松：《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学海》，2017年第4期。 。以上研究无疑开创了理论本土化的可能性。
文化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直接来源，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因此社会工作一直强调文化敏感性，就是说社会工作的实践要与当地的文化结合。
针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原生”理论、技巧方法和价值伦理在中国实际运用中并不完全适应的问题，实践场域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的鲜活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转换到知识创生的视角下来观视实践，那么实践就不仅仅是运用先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是“在行动中认知、在行动中反省、对行动作反省”[注] Schon，D．A．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Publishers,1983,p.20．，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认识和理解的过程。社会工作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在本土化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创生出中国化的知识，形成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一套知识网络，使专业知识生命化、生活化、生态化，这表现为社会工作者实践的反思性。
二、社会工作的文化敏感性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政府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意识形态束缚的宽松，1987年马甸会议召开、1988年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标志着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恢复重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和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行政性社会工作为代表的社会服务无法充分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发源于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成为可借鉴的重要制度安排。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到社会工作，这样社会工作就正式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由此，启动了社会工作自上而下的发展通道，社会工作非常明确地与社会建设关联在一起，发展社会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这无疑从宏观上确认了社会工作的政治意涵。2007年，深圳作为民政部发展社会工作的试点，探索建立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较为系统的制度框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随后全国不少省、市和县都以不同的方式推进社会工作的发展。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的重建一直以来都是与国家的建设目标和宏大叙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体制到社会治理，这个过程是“社会”不断得以确认和展开的过程，社会逐步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自主性的领域，社会工作是其中的制度性要件、构成性要素和专业性力量。因此，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
西方的社会工作，从源头上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思想、基督教思想以及人道主义。在其演变过程中，西方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不断被吸纳其中。由于中国社会尚在转型中，中国社会工作也尚未定型，因此多元文化的交织、碰撞、融合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独特的文化背景。尽管如此，总体上如果说西方的社会结构是个人—社会的模式，那么中国社会则呈现个人—家庭—社会的模式[注] 田毅鹏，刘杰：《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家庭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深远，并影响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中家庭社会工作的独特位置以及特殊的知识。
具体来说，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反思首先是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其致力于系统化的双向改变：作为结构的环境是透过社区或日常生活形塑个人/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个人能动性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社区氛围乃至自然社会环境[注] 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谈论较多的“三社联动”本土模式，强调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的协同作用；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共治模式中，社会工作者扮演的是积极的资源协调者和资源动员者的角色；然而“资源协调者”(而非资源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 才是社会工作者的应有职责[注] 徐延辉，兰林火：《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对灾害社会工作，国内研究尝试从微观、中观及宏观层面分别拓展西方灾害社会工作的理论视域与实务体系。在灾害社工的角色与功能方面，中国社会工作者基本涵盖了社会工作者在微观层面服务提供、中观层面资源整合以及宏观层面政策倡导等多维度的角色与功能发挥。在灾害社会工作的主要实践方法与模式方面，国内注重本土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在微观层面，研究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开展以及文化自觉，并且关注需求评估与回应模式的建立。在中宏观层面，研究多强调社区互助网络、支持系统的重建和对女性的赋权；倡导社区为本、能力建设的社会工作模式，尤其关注社区资本建设，进而推动社区意识提升、宏观社会政策改变。此外，学界提出中国式的整合服务模式，旨在建构以社区为起点、以关系重建为核心，多服务方法与知识传统整合的服务模式[注] 文军，吴越菲：《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已尝试使用社会记忆修复与重构的专业方法帮助灾后社区实现个体心理、人际关系、社区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增能，以此形成 “一体多面”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注] 文军，何威：《灾区重建过程中的社会记忆修复与重构——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增能服务为例》，《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2期。 。此外，就具体理论来说，西方的优势视角无法避免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盛行，而且忽视了人的生活总是面临某种问题这一事实，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则主张将优势视角与问题解决模式结合起来，拓展西方社会工作的观察视角[注] 童敏：《从问题视角到问题解决视角——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再审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社会工作者应该成为反思性的实践者，而不是理性的技术专家的角色，为此将“抵抗”引入优势视角可以弥补西方优势视角理论注重抗逆力而忽视底层抵抗的不足[注] 郭伟和，徐明心：《从抗逆力到抵抗：重建西方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优势视角》，《思想战线》，2013年第5期。 。这些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折射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特殊性，而对实践的反思恰是理论生长的渊薮。
尽管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但制度化建设停滞，这与当时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政治纷争相关。1949年后我国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到1952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收紧，包括社会工作专业在内的社会学专业被斥责为资产阶级产物，高校取消了社会工作专业。但在现实中仍有大量“本土性社会工作”[注] 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它们是政府和人民团体、单位组织进行的面向民众的各类服务活动，与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福利服务密切相关[注] 王思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片论》，《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密切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执政基础是行政性社会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与西方社会工作不同。
三、社会工作的实践反思性
政治关联性和文化敏感性最后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实践场域是诸要素最终的交汇处，而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反思就成为本土化的重要理由。实践场域既意味着地方性问题及其知识运用领域的优先序列，也意味着实践智慧、地域性知识的生产[注] 安秋玲：《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基于实践场域的进路与策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
气象学家分析称，欧洲、北美地区的暴风雪和倒春寒与北极海冰大面积融化有关，“北极海冰的融化使大面积的海洋面积暴露于大气，这导致北半球出现极端炎热和寒冷的天气。”
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相比，中国社会工作总体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社会工作制度还在不断完善之中。2017年我国民政部指出，十年来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规模总量达到76万人，其中持证社工近30万人[注] 信息来源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11/08/content_5129689.htm，2018年12月10日访问。 。从全国人口比例来看，中国每万人有2.1名社会工作者，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地区的比例。从社会工作职业声誉来看，英美的社会工作者享有良好的职业声望，民众基本上形成了向专业社会工作者求助的性情倾向，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收入总体处于社会中等之上水平，职业吸引力较强。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薪酬较低，职业吸引力不足。西方社会工作所需要的资源体系较为完善，美国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民间资源的筹集可以支撑机构的运营，而英国社会工作者则有税收支持。在中国社会工作资金来源上，主要通过政府购买岗位或者项目的形式获得，社会工作机构独立造血能力较差。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注重社区为本的实践，而发达国家则以临床社会工作见长[注] [澳]Jim Lfe：《人类权利与社会工作》，郑广怀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这一论述适合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与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创新密切相关。英美社会工作实践有强烈的微观化倾向，比如美国社会工作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儿童、家庭和学校社会工作、精神健康和药物戒除社会工作、医疗卫生社会工作等领域。相较而言，社区社会工作则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优先领域。在嵌入式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持自主性成为中国社区实践场域思考的重要问题。实际上，专业社工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过程中会出现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的现象[注] 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此外，灾害社会工作因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得到了认可，逐渐成为我国一个备受关注的实践领域。
这显示，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并表现出政治关联性。殷妙仲指出，本土化也是一个政治性过程[注] 殷妙仲：《专业、科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十年的三个迷思》，《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知识与技巧进入中国，其发展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思辨或者推测验证的过程，而是与本国的政治脉络进行对接的过程，只有与中国的政党、政府和社会利益相契合才能得到政治的支持，并落实为政策。社会工作与政治的关联性深刻形塑着中国社会工作的形态。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三点：其一，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但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又似乎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差异很大。中国的社会组织是政府培育起来的，这明显有别于英美的发展路径。“培育”意味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工作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其二，中国社会工作服务目标更多地被限定为软性社会控制，维持社会稳定是其现实的政治目标。这就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工作之所以首先发生在司法社会工作领域，也与这一逻辑相呼应。最后，本土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长久并存、持续互动将塑造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形态，转型与融合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三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应然”和“实然”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需要从理论、知识、技巧等层面予以回应，这恐怕已超出现有教课书的知识库存。
在问题MPM中，式(1)、式(5)和式(6)为P-M模型的非线性扩散方程问题；式(2)、式(3)和式(4)为达西渗流问题.
学界使用不同概念或者命题概括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特点。比如费孝通“差序格局”的经典概念，梁漱溟提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在于“伦理本位”[注]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1页。 ，杨国枢社会取向论涵盖家族取向、他人取向、权威取向、关系取向等[注] 杨国枢，余安邦：《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91页。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儒家崇尚的有机(整体的和联系的)主义被认为是理解中国范式的基础，而儒家文化下关系主义本质的讨论分为三类：关系主义是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强调关系双方的互惠原则以及回报机制的重要性；主张关系主义本质特征是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注] 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上述观点显示了中西方社会工作文化结构的内在差异，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需要考虑这样的文化差异及其对实践的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学界对于社会工作文化属性进行了较多的讨论，强调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文化意义。因此构建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是一致的，强调文化自觉是建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践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推动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要坚持中层理论取向与后实证主义立场[注] 何雪松：《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社会建设》，2014年第2期。 。
四、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国际化意涵
由此，我们看中国的社会工作从政治、文化和实践三个层面就限定了本土化的可能方向。其中，文化敏感性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政治关联性、实践反思性同样值得强调，不过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的政治关联性源自其独特的发展脉络，是在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的框架内展开，“社会”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逐渐生成。丰富的社会工作实践也迫切需要贴近本土的知识架构，因为中国的社会工作是面对一个不断变化和建构之中的包含政社关系的调整在内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这些都不同于基于英美相对成熟的社会工作体系对知识生产的要求，因此本土化是必须的。
与社会学相比，社会工作更是强调其价值取向，更需要与当地的政治和文化对接，本土化的需求更为强烈。因此它更需要实证主义下的本土关怀[注] 梁玉成：《走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的误区》，《新视野》，2018年第4期。 以及在科学哲学原则下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建构[注] 翟学伟：《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这样才可以弥合科学实证主义立场的片面与不足。与社会学相比，社会工作还是一个具有实践属性的专业。实践是即时性的、综合性的，在中国社会工作独特的政治脉络、文化结构与多元因素结合下，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内部的“化学反应”必然更为复杂，而基于实践反思性生产的理论也更具本土化特质。就社会工作本质来说，一直存在社会工作是科学还是艺术抑或政治的论争[注] 何雪松：《社会工作的理论追求及发展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我们认为社会工作是三者的统一体。正因为中国的社会工作所处的政治脉络、文化结构与实践场域不同，所服务的对象、工作目标以及价值取向不同，所形成的社会工作整体形态也必然不同。除了科学性之外，我们更要强调社会工作的政治性、艺术性。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工作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的学科、专业和职业，在适应中国的实践过程中是无法绕过本土化这个环节的。
主张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国际意涵。这种本土化并非简单的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也并非局部的知识修补，而意味着新的知识生产、新的国际贡献。中国社会独特的政治、文化与实践特性，由此产生的经验和创生的知识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国际知识类型。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了一套新的知识，也为发展中国家建构和发展本国社会工作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经验。由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相似性，这套知识体系可能更有借鉴价值。无疑，本土化作为一个过程仍在进行中，但就目前的判断来说，中国社会工作在社区社会工作、灾害社会工作方面可以作出更大的知识贡献。西方主流的社会工作知识在内部专业化诉求与外部的意识形态、管理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综合作用下逐渐“去社会变革化”，焦点转向个体治疗[注] 李伟：《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社会》，2018年第4期。 。当代西方社会工作正在反思如何重新找回社会，而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正与此契合。中国社会工作立足丰富生动的实践，具备创造新的理论知识的可能性。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本土化并不排斥国际化，二者并非对立的关系，本土化恰恰是中国社会工作走向国际化的前提。将地方性问题、地方经验的提炼上升为国际共享的知识是必要的。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正处在建构本土特色，同时也在超越本土特色上升为国际经验的阶段[注] 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对于地方化的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提炼以及知识转化，具有全球扩散的意义。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有助于中国经验的国际传播，进而促进创生于中国的国际经验在其他地方再度本土化，推进他域社会工作的发展。无疑，这是全球社会工作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
当w(j,k)→λ时，当w(j,k)→-λ时，即该阈值函数在任何点处连续，避免了去噪处理后信号产生伪吉布斯现象.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19)01-0024-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行动本土化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6ZDA08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儒家关系思想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融合研究”(项目编号：18CSJJ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超，临沂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萧 景 jdxbsheh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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