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际关系的现状与展望_国际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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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06-01-08]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6)05-0042-10

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的社会与政治变迁成了俄罗斯国内与西方研究的热门话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俄罗斯社会科学的深刻变化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俄罗斯社会科学的变迁进行深刻反思。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国际关系学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反思。新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是国际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问题，在西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与昔日研究苏联外交思想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语。国外学术界对俄罗斯国际政治研究的兴趣已今非昔比，西方学者对俄罗斯的国际行为以及对外政策思想缺乏兴趣，因为俄罗斯已经不再是西方的威胁。西方学术界没有意识到，不再是威胁的俄罗斯仍和过去的苏联一样，是有趣的分析对象。

总的来说，俄罗斯国际政治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在俄国内也没有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和意识形态立场背后缺乏主流趋势。因此有人说，目前还不存在国际关系研究的俄罗斯学派。但无论如何，需要对苏联解体后的10多年进行认真的“盘点”，以挖掘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增长点”。

本文的第二个任务与作为世界性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关。长期以来，这一知识领域一直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亲西方的学科发展的。它经常表现出西方特别是美国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认识偏见。这使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总是被视为为西方霸权辩护的意识形态和“药方”。是需要走出这种误区的时候了。对俄罗斯国际政治研究的客观分析可能会使我们自己和西方同行第一次严肃地对待年轻的俄罗斯国际关系学。

一历史遗产与身份认同

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西化、孤立主义和多元化。西化和孤立主义是严重对立的两种趋势，多元化的含义则更加宽泛，它主要反映的是俄罗斯民族从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后的知识探索。

与美国的“民主和平论”、英国的“国际社会论”以及中国的“大同思想”不同，俄罗斯暂时还没有有关国际研究的“大思想”。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现在很像不同药方的实验场，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欧亚主义者与西方派、民主主义者与强国派、民族主义者与公民认同的支持者)纷纷登场。

苏联解体后，“苏式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垄断地位结束了，国际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期。不同观点的争论取代了过去的统一立场，西化与孤立主义展开了公开辩论。西化反映出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对西方理论思潮的依附，而孤立主义则对西方国际关系思潮一味排斥。西化使俄罗斯学者熟悉了西方所发生的事情，但同时导致了对俄罗斯的学术传统估价不足。孤立主义虽然坚持了俄罗斯传统的长处，但却否定了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的必要性。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尚未形成民族认同有关。民族认同形成缓慢的原因可以用伊尔文格·霍夫曼“烙印与特征”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其核心概念是“社会承认危机”。如果用霍夫曼的理论来解释俄罗斯的现实，可以认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几乎整个20世纪国家失去了来自“参照物”、也就是西方的“货真价实的社会承认”造成的。① 西方至今仍没有准备将俄罗斯视为“自己人”，而当代俄罗斯社会好像也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亲西方”的或者是以西方为价值取向的。② 因此，俄罗斯学术界的许多争论都是围绕与寻求“大思想”有关的讨论展开的。

传统上，欧洲国家至少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就在俄罗斯有关认同问题的争论中发挥着“参照物”的作用。正是在欧洲宗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彼得大帝将爱国主义作为国家新的意识形态。③ 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思想将欧洲划分为“进步”和“保守”(反革命)两个阵营，俄罗斯面临新的选择。俄罗斯的一些统治者(特别是亚历山大二世)根据欧洲的启蒙思想、宪政主义和资本主义重新思考俄罗斯的身份认同，而另外一些统治者(如尼古拉一世)则力图维护国家的保守主义基础。

十月革命同样反映了“两种欧洲”之间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反映出的欧洲认同危机以及俄国领导人无力应对急剧激化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版本在俄罗斯的传播和俄罗斯与欧洲的脱离。夺取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这时做出了成立苏联的关键性决定，它们不仅选择了非欧洲的认同，而且还是反欧洲的认同。

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成了新的“大思想”，它使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认同合法化并提供了看待外部世界的新工具。这不仅是指意识形态：首先，本体论、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出了挑战。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历史主义方法力图证明世界发展与全球剥削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搞清楚它们的发生机理与社会根源。最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整体性和全面性见长，它既将世界视为统一的整体，同时又将其视为分散的。不同于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人、国家以及国际体系3个分析层次，马克思将为人类解放而做的斗争视为改变世界的惟一手段。这些特点成为苏联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主义传统的重要工具。

在将新的俄罗斯认同合法化的同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认为革命后的俄罗斯还是欧洲国家。在具备一系列进步和解放性成分的同时，它也成了保持内部政治地位和压制异己思想的意识形态工具。后来，不被外部世界承认的境遇促使苏联“防御性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进攻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地位与创新思想相抵触，它对国际关系研究设置了严格的界线，对国际进程进行了程式化的解释。学者们必须按照最简单的实证主义方法进行写作，压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义上的批判潜力。大部分国际关系研究成了苏共代表大会的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注释。

这种做法自然刺激了孤立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极大地限制了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对话，甚至对苏联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态度也不友好(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共产主义者葛兰西的思想等)。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被加以排斥，对外交流只限于一些享有特权的学者。

严格说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总是一样的。1924年列宁刚刚逝世，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不同派别——激进派和温和派马上就为谁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列宁理论遗产的“忠实”解释者而展开了竞争。争论被斯大林“压制”住了，到他1953年去世之后又重新升温。④

二理论流派

对新俄罗斯认同的寻求在后斯大林时代已经开始了。在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讲话之后，苏联与西方思潮的交流不断加强。⑤ 反斯大林化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20世纪60年代的很大一批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苏共二十大之子”，支持苏联与西方接近。⑥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出现了一批认真研究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机构。⑦

苏联国家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危机和不断深入的改革加速了知识的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官方的苏式马克思主义逐渐演变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思想又开始与以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所代表的非正统左翼意识形态竞争。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趣也在增长。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继承了“全球思考”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且对诸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军备竞赛等全球性问题具有“先天”的兴趣。

除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范围内发展起来的新思想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思潮，其中大多数都接受了西方学说的影响，这些学说在俄罗斯的社会科学界被广泛地运用和传播。在新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中也出现了自己的自由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后结构现实主义者。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学派，⑧ 而俄罗斯现实主义学派又非常复杂。博加图洛夫和沙克列伊娜将其划分为6个不同的流派，尽管有一些流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大部分都是新出现的。⑨ 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学派是从苏联时期就发展起来的系统-历史学派。正是这一学派首先在俄罗斯进行了严谨的国际问题研究，一部分是在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在伊纳泽姆采夫院士(Н.Н.Иноземцев)和戈德曼教授(В.И.Гантман)的领导下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团队；另外一块阵地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术领袖是赫鲁斯塔列夫(М.А.Хрусталев)和兹洛宾(А.А.Злобин)。相对较新、不太保守、用西方现实主义不太常用的概念来理解当代世界体系的流派是俄罗斯的结构现实主义。⑩ 此外，现实主义还影响到俄罗斯的其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如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也很兴盛，它可以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流派，既包括国际干涉论与有限主权论的信徒，也包括国际社会论的支持者。这些流派的政治色彩也很宽泛且各不相同，从右翼力量的支持者到新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一而足。比如，普世主义学派集中了信奉康德通过扩展民主以实现“永久和平”的信徒，其代表人物麦尔维利(А.Ю.Мельвиль)和特列宁(Д.В.Тренин)等认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根本趋势是民主化；(11) 库瓦尔金(В.М.Кулакин)和达维多夫(Ю.П.Давыдов)信奉“民主和平论”；(12) 尼基金(А.И.Никитин)和费多罗夫(Ю.Е.Федоров)则宣传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道主义干涉”和“有限主权”论。(13) 在特列宁、亚辛(Е.Г.Ясин)和雷若夫(Ю.А.Рыжов)等人看来，美国在当代世界的绝对领导地位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保障，它给予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以历史性的机会，只要俄罗斯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发展条件。(14)

同样，“全球化派”也在把全球化视为当代世界发展中的核心进程的基础上看待国际关系。全球化被视为形成统一人类社会的进程。列别捷娃(М.М.Лебедева)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在世界政治进程中的活动遇到了来自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全球经济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强有力的挑战。尽管国家仍然是独立的结构主体，但其主权越来越明显地被全球进程的作用所冲蚀。(15)

沙赫那扎罗夫(Г.С.Шахназаров)、阿达米申(А.Л.Адамишин)以及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赫鲁斯塔列夫(М.А.Хрусталев)和萨尔明(А.М.Салмин)等主张建立世界政府的学者都可以被视为“乌托邦主义者”。(16)

自由主义者在不同意当时的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所主张的“多极化”现实主义构想方面是一致的。(17) 他们认为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构想没有考虑到世界政治的新现象(包括美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超强优势，世界政治中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国际关系重心由冲突向合作的转变以及主权原则的逐渐弱化)并有可能导致对抗，因此提出了替代方案。(18)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还包括一部分“理性主义者”。如果按照布尔的概念来解释的话，那么这一派别的主要特点就是主张国际关系的法律调节，加强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调节作用。(19)

最后，正如阿列克谢耶娃(Т.А.Алексеева)所说，“尽管有些缓慢，但俄罗斯终于开始回应西方的‘后结构主义转变’：俄罗斯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对后结构主义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20)

除产生了新的理论学派之外，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还开辟了一系列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地缘政治学、安全与对外政策研究、(21) 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22) 民主化与全球化、(23)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研究等。(24) 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谈判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25) 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也摆脱了原来那种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研究的状况。苏联时期，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只有苏联科学院的几个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及国际社会主义体系研究所等)和苏共的专门机构(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等)，而高校当中几乎只有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与教学。今天，俄罗斯有上百所高校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与教学，成立了专门性的学会——俄罗斯国际研究学会，举办了大量的国际问题研讨会，出版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研究著作。国际关系已经成为科研与教学的重要学科并且高度专业化了。

能否将俄罗斯整个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多元化说成是积极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结论可能都只是初步的。这不只是由于当代俄罗斯社会科学的景象与苏联时期的教条主义和孤立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很明显，只有通过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和在全民族的层次上自由讨论存在的问题，俄罗斯才能达成新的自我认同。同时，孤立主义会对社会知识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26) 曾担心，不考虑国际关系主要趋势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终究会动摇自己的基础，为自己的长远发展制造障碍。如果说这种担心在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都有一定依据的话，那么它对正处在发展阶段并寻求俄罗斯民族自我认同的俄罗斯国际关系学来说就更为适用。

三西化与孤立主义

当代俄罗斯自我认同的危机是通过后苏联时期国家发展的两种相互竞争和相互排斥的趋势——西化和孤立主义表现出来的。

可以将俄罗斯学者积极地掌握西方理论学说与方法定义为“西化”，它是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多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俄罗斯的知识与文化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以来，西方对俄罗斯来说一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俄罗斯知识界仍在积极地利用各种西方的理论。比如，博加图洛夫早期的著作中运用了布尔的国际社会理论，(27) 伊利茵描述了俄罗斯学术界对福山“现代化理论”以及威廉姆森和科勒德克的“华盛顿共识”的回应，(28) 索洛维约夫解释了传统欧洲地缘政治理论和西方后结构主义政治地理学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的影响。(29)

但是，需要将西化与多元化加以区别。俄罗斯学术界对西方知识的积极掌握同时也潜藏着对西方研究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依赖，因此，西化可能削弱甚至淹没俄罗斯认识发展的内部动力。俄罗斯学者清楚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博加图洛夫强调，苏联解体后的十几年中，俄罗斯的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国际关系学界)都是按照“模仿”的模式和教条发展的。(30) 换句话说，在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消失之后，许多俄罗斯学者积极地研究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目的是更容易获得西方基金会的财政资助。博加图洛夫还认为，“模仿”所带来的，一方面是俄罗斯研究者学识的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自身发展的内容与方向研究不足，他们不会用“进口”的途径与方法对俄罗斯的社会进程加以解释。结果，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又有陷入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新的教条的危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发展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基础。“10年已经是一段不短的时间。‘模仿’固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它毕竟已经过时。如果不改变俄罗斯知识界的现状，将不可避免地使知识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威信扫地。是到了转向研究现实矛盾并创立自己的理论的时候了，这种理论不会再把自身的特色视为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偏差和病态。”(31)

当然，西方的知识并不都是一样的，当西方知识界的代表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并准备考虑到其他文化的特点时，它对于跨文化交流来说完全可以成为开放的知识体系。然而，某些西方理论却缺乏这种包容性。比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将西方的价值观与制度视为惟一有生命力的，其他文明的价值观与制度必然归附于西方文明。而非西方文化提出的一个最典型的反问就是，“如果历史都已终结，我们又处于何处？”西方理论的民族中心主义程度越高，它在其他文化背景中所受到的质疑甚至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式的回应就越大。(32)

这又促使我们转向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中的另外一种趋势——孤立主义。孤立主义是对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中西化倾向的一种反动。带有浓厚认知假设和狭隘视野的西方知识可能引起反对甚至敌视，但拒绝向别人学习的孤立主义也确实在俄罗斯的“自满与自卑”中有着自身的根源。苏联时期，官方马克思主义声称反映了“最先进阶级”的意志并掌握着惟一真理。遗憾的是，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也没有完全摆脱孤立主义。孤立主义对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危险性非常明显，它会迟滞对俄罗斯认同的探寻并相应地延迟理论的发展，可能使苏式的宣传与教条重回俄罗斯学术界，扼杀任何有创新性的思想。

孤立主义将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视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成为新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威胁。比如，当前俄罗斯的传统地缘政治学源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地缘政治理论，完全脱离现代的理论发展。由于某种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些学者将复杂的全球化现象解释为西方针对其他文明的阴谋。由于俄罗斯认同问题还没有解决，因而孤立主义比苏式马克思主义留存更久。过去的苏联模式不复存在了，而俄罗斯的社会模式还处于建立的过程当中。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新的推动。如果俄罗斯学者能够避免极端的西化和孤立主义，那么他们就会取得良好的成果，因为俄罗斯本身拥有自己优秀的知识传统。同时，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取决于俄罗斯学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和非西方的同行展开积极的对话，这种对话将极大地拓宽我们的知识视野。

四面临的问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在资源有限、时间不长的条件下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俄罗斯学者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学说与研究成果。社会知识的多元化极大地拓宽了知识视野并使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各种流派异彩纷呈。(33)

但同时，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主要面临3个问题：第一，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仍然是理论性的学科，缺乏对于考虑到俄罗斯社会文化特点和适应当前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性问题的研究。第二，由于缺乏经验主义的分析，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归纳不足。第三，与俄罗斯科学和教育界仍然存在的财政危机有关。为了生存，俄罗斯学者除本职工作外，不得不多处兼职，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如何能进行严谨的科研工作？

在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还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或“障碍机制”：(1)经验主义的研究不足；(2)几乎完全缺乏中层理论；(3)缺乏宏理论的高度抽象。第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仍主要是纯理论的学科，严重缺乏实用性的研究。这首先指的是比较研究，因为如果没有广泛的国际比较，就不可能有学术知识的积累。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仍然主要立足于西方经验主义科学的大量知识基础之上。(34) 在俄罗斯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现阶段，迫切需要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在考虑俄罗斯社会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对现实问题的各个方面做出自己的分析。否则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还会继续扩大，记者们将会抢在国际问题专家前面思考国家的现实问题。

缺乏中层理论的问题与经验主义研究不足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中层理论的总结是经验主义分析的结果，经验主义分析的不足必然导致中层理论的“泡沫化”。中层理论是重要的理论工具，只有在它的基础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厦才能日益牢固。严格地说，没有中层理论，就不会有社会科学。更抽象的宏理论研究也需要立足于中层理论之上，从而形成更宽泛的总结并成为“理论的理论”。比如，“民主和平论”今天已经成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比较性的经验主义研究是形成中层理论的重要基础，而中层理论又是理论知识持续积累的基础。

对俄罗斯国际关系宏理论构建来说，还有另外一种危险的趋势，即当前的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过于抽象，脱离生活太远。这与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方法面前的手忙脚乱有关，更多的是认识上的问题。当代的宏理论学家经常是过于抽象，因为他们对俄罗斯社会科学的认知边界还没有清晰的理解。俄罗斯国际关系宏理论的构建需要立足于既有的理论学说的基础上，但这种学说要么是没有，要么是在脱离俄罗斯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的经验。

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薄弱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关系理论教学才刚刚开始。在西方，宏理论研究是教学过程的重要内容。诸如《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35) 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36) 这些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就是在大学教学的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俄罗斯，理论研究大多数还只是研究机构的成果，与教学活动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种局限性和精英化有可能导致国际关系学者思维僵化，形成只有极少数专家和作者自己才能明白的抽象理论。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种危险趋势是出版的大多数社会科学著作集中在教材上面，而这种著作大多数只适用于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真正严谨而深入的基础性理论著作还出版得不多。

总之，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大厦暂时还未建成，它的主要组成部分——经验主义研究、中层理论和通用理论研究暂时还不协调、不配套。这一问题有很深的根源，包括对哲学空谈的偏好等。另外，政治形势所产生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学科本身发展滞后也与其过于年轻有关，许多分析性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是不可拖延的，需要尽快加以解决以有利于学科本身未来的良性发展。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科学的全面危机。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建立和持续发展所面临困难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核心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衰落以及缺乏新的主导思想。多元化没有带来核心思想传统的建立，而没有它就难以想像社会科学的认知边界。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仍受民族认同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自然的，它将持续到俄罗斯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价值和国际取向的时候，在此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从多元化阶段转到结构形成与持续发展的阶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势不可挽回、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必须走向“泡沫化”。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的总体发展，也会积极地参与到这种发展当中。社会科学的被动可能比缺乏政治领导以及物质匮乏更危险。国际关系工作者也直接面临这种问题，因为他们的任务是不断寻求国家适应变化着的国际条件的形式。可以想像，对这种形式的探寻一方面不可能没有对全球化进程的实质与深度的理解，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自身的智力潜力，对全球化的回应要符合民族传统与政治文化。这是因为：首先，如果没有对自身能力的了解，就不可能掌握国外的知识与趋势。其次，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已经有很多经过对200多年来俄罗斯思想认真分析而认识到的发展趋势的结果。

五全球化的影响

俄罗斯的当代转型是在世界进程加速的条件下进行的，其技术根源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的“中心”。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与跨国公司的经济政策，很难想像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投资、创新和商业的突破。然而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商业扩张，都不会填补政治真空。如果没有能够为私人资本家提供产权和投资自由保障的国家，经济全球化是不可能的。比如，上一轮全球化进程是在17世纪荷兰以及19世纪英国的帝国政治优势下进行的，而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也是在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37)

同样明显的是，不仅全球化运动是政治性的，其工具也是政治性的。国家、地区和社会运动都正在并继续寻找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将保持自己的特色与文化价值。我们从经济、地缘政治、文化和认知4个重要层面来简要分析适应全球化的复杂性。

无论福山和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者如何鼓吹，(38) 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并不能带来世界上经济行为的均质化。相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经济分界线和新形式的贫穷与依赖。(39) 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在于其自由贸易的取向，这一点与冷战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分裂的世界存在本质区别。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利益也像原来那样取决于历史遗产与已经形成的价值观的性质。新的经济政策服务于巩固地区价值，而不是取代这种价值。

地缘政治的全球化也完全不能带来更多的均质化，更别说取消地区政治利益了。军备竞赛仍然存在，尽管其地区分布发生了变化。九一一事件展示了暴力手段的“个人化”和世界恐怖主义的增强。苏联作为一个帝国的消逝使欧亚地区出现了新的安全真空并引发一系列新的冲突，成为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并刺激了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地缘政治思想的复苏。而辛辣的讽刺在于，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带来的并不是如单极主义的卫道士所说的和平与安全，(40) 而是世界各个角落冲突的增长。

全球化也带来了对社会文化的全面审视。在世界各个地区，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方案由于无法取得其他文化的理解而越来越被视为无力建立公正和稳定的国际体系。在一些学者看来，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方案不仅不会促进为建立新的、更加有效和更加公正的国际体系所必须的对话，反而会导致世界政治主体之间孤立主义和不信任的增强。(41)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文化自决问题的兴趣的回归并非偶然，(42) 它对形成全球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可以说，文化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协作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中心。

最后，全球化又以新的形式提出了社会认知的问题。今天，即使是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会相信国际关系学者获得知识的普遍性。尽管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逐渐地跨国化和全球化，但许多人认为，国际关系学仍然是为西方全球霸权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民族中心主义作为认知理论的组成部分，日益被国际关系学者认真研究，研究者们又重新意识到，任何知识都有自己的文化边界。尽管缓慢，但这种认识正在逐渐强化：全球社会知识的增长是非同寻常的复杂进程，不可能取代世界上的文化差异。

六未来前景

如果不是对上述全球化的困难与矛盾视而不见，那么就会明白，没有目标明确的努力，俄罗斯就不会成为世界上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在享用全球化成果的同时，如何避免它的冲击与挑战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者如果不想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袖手旁观的话，不仅需要掌握世界上优秀的国际政治思想，还要动员俄罗斯自身的智力潜能。使全球化发生逆转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使全球化对人类更加有利，使其更符合广泛社会阶层与人民的利益，使全球化的发展具有更广阔的经济、政治、文化与思想目标。俄罗斯社会思想应在这种发展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要在对上述全球化的困境做出民族回应的过程中立足。“白银时代”发展起来并享有盛誉的古典政治经济进程分析传统、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以及宗教哲学思想应得以保持和传承，这些思想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应对其赋予新的意义，使其服务于全人类的福祉。

在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时候，不必拒绝阶级分析法与社会形态分析的方法，正是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在苏俄和帝俄形成了独特的学派。不应将社会阶级分析法与意识形态对抗混为一谈，它完全可以成为深入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苏联时期进行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在社会阶级分析法基础上形成的中层理论的成果非常丰硕，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传统与当代发展、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民族资本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理论；国家与买办资产阶级在跨国资本的影响下相互结合的理论等。(43) 这些理论没有丧失其启发价值，仍是经验主义知识的重要分析工具。如果再加上列宁、布哈林等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那么肯定会对全球化进程进行重新思考。

但这还仅是一个开始。很明显，社会阶级分析的理论家们不得不花费很多努力来理解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复杂性，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国家对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依附的程度和性质以及能否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保持国家主权。如果不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答案，经济改革就不会成功。但非常清楚，社会阶级分析今天仍可以用来解释俄罗斯的发展。根据这一理论，苏联是被外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力量和西方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冲垮的。这种力量要消灭苏联的中产阶级，并催生以原料出口为重点的俄罗斯买办资产阶级。在叶利钦时期，这一阶级与国家的结合完全可以解释为年轻而具有侵略性的大资本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圈地”运动。

总之，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世界秩序的产生绝对没有像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信奉者所宣扬的那样，导致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束。所幸的是，俄罗斯最近的全球化问题研究表明，社会阶级分析仍然是俄罗斯学者研究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工具。(44)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传统。这一传统绝对不是用来与西方和其他国家对抗的，它完全可以促进我们对全球化进程政治层面的理解。19世纪俄罗斯地理探险家、20世纪上半叶欧亚主义哲学以及许多当代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的思想绝不是像俄共和“欧亚党”所强调的俄罗斯的政治孤立，(45) 它是对在极端危险的欧亚大陆建立地缘政治稳定性的深刻认识。欧亚主义者并没有主张与西方隔离，他们明确表示其世界观绝不主张“我们应与欧洲为敌，而且在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点”。(46) 他们强调，必须将欧亚大陆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空间来看待并实现它的稳定。在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和外部干涉面前，他们将成立苏联视为实现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稳定的一种形式。

今天，恢复苏联既不可能也不明智，但俄罗斯仍然应对世界和地区的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与俄罗斯的一些西方派的论断相反，全球化不仅不会消灭地缘政治，而且会使国家和地区在新的条件下开发空间。处于欧亚主义者关注焦点的“独立”、“空间发展”、巩固边界与强国等概念和理论仍能在全球化条件下得以延续。俄罗斯当代政治学家已经表现出对这种延续性的理解。加吉耶夫就试图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重新界定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原则，他在传统的领土空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经济空间、文化-文明空间和信息空间”的概念，(47) 并将建立由所有大国参加的集体安全体系作为维护地区稳定的手段。

俄罗斯的文化-历史形态理论也在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没有对自身文化-文明特点的认识，俄罗斯就不可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传统包括列昂季也夫(К.Леонтьев)的思想，斯拉夫主义者达尼列夫斯基(Н.Данилевский)的思想，特鲁别茨基(Н.Трубецкий)、古米廖夫(Л.Гумилев)等欧亚主义者的思想以及语言分析家巴赫金(М.Бахтин)的思想，同时也必须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全球化不会消灭国际社会的多元文化。全球化的发端以及全球化思想本身就是某种文化价值的延续，而在这种文化之外，全球化又会被理解为其他的东西。(48) 迄今为止，社会文化认知仍然是非常现实的。

最后，如果没有对认识论界线的思考，对全球化的理解将是不完整的。认识论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中出现并加以讨论，但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应从现在开始就对这一问题进行“挖掘”。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应重新思考认识论问题。俄罗斯目前具备这样的智力资本吗？俄罗斯国际关系学是否应该将西方实证主义照搬过来作为自己的认识论基础？西方的实证主义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国际关系学正是在它的基础上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应向西方同行学习所有的长处，在进行经验主义研究时，要学习西方实证主义的实用主义方法；在发展中层理论方面，要向西方实证主义一样立足于严格的事实基础之上，而不是“凭空想像”。需要指出的是，康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在俄罗斯总是有自己的追随者。其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包含实证主义思想的成分。

在向西方实证主义学习的同时，俄罗斯必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并发扬自身的传统。在认识过程的宏理论方面，俄罗斯也有着独特的、创新性的传统，早在19世纪，索洛维约夫等俄国宗教哲学家就开始克服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了。“路标派”也早就提出了将唯理论与宗教相结合的问题，当时的一些“路标派”作家对知识界缺乏社会责任的知识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这个传统应当延续下去。全球化时代的知识仍应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尽管所有人都相信科学的普世性和通用性。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者应继续寻求理性知识与信仰的结合点，同时也要寻求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社会知识的社会文化界线。没有对这种界线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社会知识的扩展。

七结语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初步站稳了脚跟。但如果我们严肃地提出实现与全球社会一体化的问题，那么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如果不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身份问题，这种一体化就不会成功。俄罗斯的知识潜力是巨大的，完全可以克服目前的认同危机并促进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长远发展。由于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参与全球社会科学一体化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和一帆风顺的。这种文化差异源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形势，它不可能不影响到某种文化对世界的理解和世界对某种文化的认识。全球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西方是老师，其他人是学生”的单向度进程。世界的统一完整并不会取代多元文化，文化的多元性可以使各种文化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相互学习和补充。因此，乔治·米德在20世纪上半叶说的话仍具有现实意义：“要想回答我们是不是属于更广阔的社会的问题，就必须知道，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在更广阔的社会中引起了回应，而这种反应是否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影响。”(49)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了在多元文化条件下发展全球知识的几个规范。西方同行必须意识到，知识在文化层面上并不是通行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对知识产生不同的理解。能够巩固相互信任与相互尊重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与国际研究的发展，只有在承认文明与文化的多元化和各自特点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于俄罗斯和其他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来说，这意味着必须超越文化民族主义的视野。俄罗斯有着丰厚的知识资本，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地缘政治思想、文化历史形态理论与宗教哲学认知传统，它应继续得以继承和充实，并在开放精神的原则下进行重新思考。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主义与西方帝国式的民族中心主义同样危险。在新的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关系学者应制定文化适应战略，而不是寄希望于孤立主义。他们的使命在于，要经常向具有帝国情绪的西方阐明，我们希望参与国际社会一体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接受任何条件。正如艾德瓦尔特·赛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与帝国中心进行对话，“参与对帝国的批评，对它加以改造，并迫使它承认被歪曲、被篡改和被遗忘的历史”。(5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冯玉军编译)

注释：

①E.Goffman,Stigm:Notes on the Mαnα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63,p.i.

②一些资料令人信服地表明，俄罗斯人对俄罗斯社会与西方的文化差别有清醒的认知。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r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 32，2001，http://www.wсiоm.ru/vсiоm/пеw/рrеss/рrеss12111532.htm。

③V.Tolz,Russiα:Inventing the Ntion,London:Arnold,2001,p.27.

④详见Г.Шахnазаров，СМ.：Вагриус，2000，С.277-282。

⑤参见R.H.Donaldson,J.L.Nogee,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rmonk:М.E.Sharpe,1998,p.69。

⑥关于这一时期的分析，可参见Г.А.Арбатов，М.，1991；R.D.English,Russi nd the Ide of the West:Gorbchev,Intellectuls,nd the End of the Cold Wαr,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Ch.2-3。

⑦R.М.А.Crawford,S.L.Jarvis Darry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 in R.М.А.Crawford,D.Jarvis,eds.,Towαrd Diversity in Internαtionαl Thought,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⑧Т.А.Шаклеина，“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дебаты о мировом порядке 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2004.

⑨А.Д.Богатуров，“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тенд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3，2003.

⑩М.А.Чешков，М.：МОНФ，1999；А.Г.Володин，Г.К.Широков，М.：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2002；А.Д.Богатуров，А.В.Виноградов，“Анклавно-конгломератный тип развития.Опыт транссистемной теории，”М.：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2002，С.109-130.

(11)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俄罗斯“转型学”的奠基人麦尔维利(А.Ю.Мельвиль)的著作。

(12)Ю.П.Давыдов，“Демократия，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войны и мира，”1991-2002：Хрестоматия：В 4 т.Т.2.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РОССПЭН，2002，С.57-69；В.М.Кулагuн，“Гипотеза”демоктатического мира“в контекст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 ми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1，2000，С.23-37.

(13)В.Л.Шейнис，“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4，2003；А.И.Никитин，М.：МОНФ，2000.

(14)Д.В.Тренин，“Третий возраст：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Рrо et Сontr，Т.5，№ 2，2000，С.7-19.

(15)参见М.М.Лебедева，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3。

(16)可参见А.Л.Адамишин，“На пути к миров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1，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2002，С.12-19；М.А.Хрусталев，“Эволюция сист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е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этапа，”М.，1999，С.48-51；А.М.Салмин，“Дезинтеграция би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ового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4，1993，С.9-10。

(17)Е.М.Примаков，“На горизонте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 10，1996.

(18)参见В.М.Сергеев，“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центры силы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М.，2001，С.224-230；Н.В.Загладин，“Новый мировой беспорядок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1，2000。

(19)参见Ю.П.Давыдов，М.：Наука，2002；В.Г.Барановский，“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ак механизмы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М.：МГИМО，1999，С.220-259。

(20)Т.А.Алексеева，“Л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 3，2003.

(21)有关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评述可参见А.П.Цыгаюсов，“Что для нас Евразия？”№ 8，2003。有关安全问题的代表性文章发表在：Сост.Т.А.Шаклеина，М.：РОССПЭН，Т.2，2002。

(22)В.А.Тишков，М.：Наука，1997；Под общ.ред.А.Зверева，Б.Коппитерс，Д.Тренина，М.：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1997；Ю.В.Арутюнян，Л.М.Дробuжева，А.А.Сусоколов，М.：Наука，1998.

(23)可参见杂志Pro et Contr，Vol.4，№ 4，1999 以及Под общ.ред.М.Горбачева.М.：Альпина Пресс，2002。

(24)А.И.Неклесса，“Ordo Quadro-четвертый порядок：пришествие пост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ира，”№ 6，2000；Б.Г.Капустин，“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 как пост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5，2001.

(25)Под ред.М.В.Ильина и В.Л.Иноземцева，М.：Экономика，2001；М.М.Лебедева，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1997.

(26)К.J.Holsti,The Dividing Discipline:Hegemony nd Diversity in Interntionl Theory,Boston:Allen and Unwin,1985.

(27)А.Д.Богатуров，“Синдром поглощен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Pro et Contr，Т.4，№ 4，1999.

(28)" Policies of Globalization and Equity in Post-Soviet Russia," in Mikhail Ilyin,Globliztion nd Equity,Fourth Annual Glob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Cairo,January 19-21,2003.

(29)Э.Г.Соловъев，“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ак профессия и как науч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перспективы эволю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МГУ.Сер.18.№ 2，2003.

(30)А.Д.Богатур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парадигмы освоения，”Pro et Contr，Т.5，№ 1，2000.

(31)А.Д.Богатур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парадигмы освоения，”Pro et Contr，Т.5，№ 1，2000.

(32)A.P.Tsygankov,Whose World Order? Russi' s Perception of Western Ides fter the Cold Wr,Notre Dame:University Prеss of Notre Dame,2003.

(33)有关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发展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П.Цыганков，П.А.Цыганков，М.：ПЕР СЭ，2005；Сост.Т.Шаклеина，М.：РОССПЭН，Т.3，2002。

(34)А.Д.Богатуров，“Десять лет парадигмы освоения，”Pro et Contr，Vol.6，№ 4，2001，p.82.

(35)R.O.Keohane,ed.,Neorelism nd Its Critics,N.Y.:Columbia University Prеss,1986.

(36)D.Baldwin,ed.,Neorelism nd Neoliberlism:A Contemporry Debte,N.Y.:Columbia University Prеss,1993.

(37)P.J.Taylor,The Wy the Modern World Works:World Hegemony to World Impαsse,Chichester and N.Y.:John Wiley and Sons,1996.

(38)F.Fukuyama," End of History? " Ntionl Interest,Vol.16,Summer 1989; T.L.Friedman,The Lexus nd the Olive Tree:Understnding Globliztion,N.Y.:Free Prеss,1999.

(39)C.Murphy," Presidential Address," Interntionl Studies Qurterly,No.4,2001.

(40)S.C.Brooks,W.C.Wohlforl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irs,July/August 2002.

(41)H.R.Alker,T.Aтiп,T.Biersteker,T.Inoguchi," How Should We Theorize Contemporary Macro-Encounters:In Terms of Superstates,World Orders,or Civilizations? " Pper presented t the Third Pn-Europen Interntionl Reltions Conference,SG1R-ISA,Vieппa,Austria,Septeшьer 16-19,1998.

(42)Y.Lapid,F.Kratochwil,eds.,The Return of Culture nd Identity to IR Theory,Bouldеr:Lynne Riеnnеr,1996; P.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tionl Security,N.Y.:Columbia University Prеss,1996.

(43)Под рсд.В.Шейниса и В.Эльянова，М.：Наука，1983；Под ред.Л.Рейснера и Н.Симопия，М.：Наука，1984；И.Пантин，Л.Плимак，В.Хорос，М.：Мысль，1986；Г.Широков，М.：Наука，1987.